第四十四， 第四十五章 甬江潮平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十五，元宵，宁波的雪下得比上海更温柔，也更持久。

雪是从三天前开始落的，不急不缓，细密的雪粒像筛下来的盐，均匀地铺满了三江口码头的青石板路、瓦楞屋顶、还有那些停靠在岸边的乌篷船的篷顶。到了元宵这日，雪停了，但天空依然阴沉，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地压在头顶，仿佛伸手就能触及。甬江的水因为融雪而上涨，浑浊的江水裹挟着上游冲刷下来的浮冰和枯枝，缓慢而沉重地流向大海。

顾氏医馆的后院里，那几丛竹子被积雪压弯了腰，竹叶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晶，在微弱的天光下闪着清冷的光。叶开——现在该叫他叶知秋了，或者，在顾大夫这里，他只叫“阿秋”——此刻正坐在回廊下的一张藤椅上，身上裹着厚厚的棉袍，膝上盖着一条旧毛毯，手里捧着一个暖手炉，静静地看着院子里那片被雪覆盖的竹丛。

他来到宁波已经两个月了。从去年十一月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沈老大用一条小渔船将他从上海偷渡出来，在海上颠簸了三天两夜，最后在宁波三江口的一个小码头靠岸。顾大夫亲自来接他，将他安排在后院的厢房里，对外只说是一个远房侄子，来宁波养病的。

这两个月，他几乎足不出户。一方面是身体确实需要静养——那夜的逃亡加重了他的肺病，刚来时连续高烧了五天，咳出的痰里都是血块，顾大夫用了最猛的药才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徐国栋的人可能还在找他，宁波虽然相对安全，但也不能大意。

身体在一天天好转。左腹的刀疤已经愈合，只剩下一道淡粉色的印记；肺部的炎症也消了，虽然还会咳嗽，但不再咳血；只是人依然消瘦，脸色苍白，眼神却比在上海时更沉静了——那不是被磨平棱角的沉静，是一种沉淀后的、更加内敛的坚定。

“阿秋，吃药了。”

顾大夫的儿媳——大家都叫她顾婶——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药汤走过来。这是个三十出头的妇人，面容温婉，话不多，但心细，这两个月多亏她悉心照料。

叶开接过药碗，道了谢，然后屏住呼吸，一口气喝完。药很苦，苦得他眉头紧皱。顾婶递过一小碟冰糖，他拈起一块含在嘴里，甜味慢慢化开，冲淡了舌尖的苦涩。

“今天感觉怎么样？”顾大夫从诊室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份刚到的《申报》。

“好多了。”叶开说，“咳嗽少了很多，胸口也不闷了。”

顾大夫在他对面的藤椅上坐下，将报纸递给他：“看看今天的新闻。”

叶开接过报纸。头版头条是触目惊心的黑字：“日俄激战奉天，死伤逾万，东北百姓流离失所。”下面还有：“朝廷宣布‘预备立宪’，设立考察政治馆。”“上海工部局人事变动，麦克唐纳调离后，保守派全面掌权。”

他快速浏览着，手指在“上海”两个字上停留了片刻。上海……那个他战斗过、逃亡过的城市，现在怎么样了？工部局保守派全面掌权，意味着工人运动的环境会更加恶劣。徐国栋是不是更嚣张了？老铁头他们还好吗？识字小组还在坚持吗？

还有……林随缘。她在广州怎么样了？坤维女师应该已经开学了，她是不是正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听着先生讲课？她收到他那封信了吗？她会担心吗？

这些问题像一根根细小的刺，扎在心上，不深，但时时刻刻提醒着他：他离开了，但战斗还在继续；他安全了，但更多的人还在危险中。

“怎么，想回去了？”顾大夫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

叶开放下报纸，苦笑：“想，但现在还不能。身体还没完全好，而且……回去也是添乱。”

“你明白就好。”顾大夫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封信，“这是今天早上刚收到的，从广州来的。”

叶开的心跳猛地加快了。他接过信，信封上熟悉的字迹让他的手微微颤抖——是林随缘的字。他深吸一口气，拆开信。

信不长，但字迹工整清晰：

“知秋兄如晤：”

“广州已入春，木棉花开，满城红艳。学堂课业繁忙，然每日读书习字，收获颇丰。陈先生待我甚厚，同窗亦友善，勿念。”

“闻兄已安抵宁波，伤势渐愈，甚慰。顾大夫医术高明，必能助兄康复。然兄之性情，妾素知之：必不甘于静养，必思及沪上之事，浦东之人。故有一言相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兄且安心养病，待身体康健，再图将来。”

“妾在广州一切安好，所学日进。近日读严复先生新译《法意》，感慨良多。西方法制之精神，在于保障民权，限制君权。反观我邦，官权膨胀，民权不张，此国家积弱之根源也。妾以为，教育之要，不仅在识字算数，更在开启民智，培养公民。此念与兄昔日所言‘教人明理，而非仅教人识字’不谋而合，故录之与兄分享。”

“另，王翠已安排进纱厂做工，虽辛苦，但安稳。她让我转告：谢谢先生教诲，必不负所望。妾观其近日神情，已渐渐开朗，甚喜。”

“纸短情长，言不尽意。唯愿兄安心静养，早日康复。他日重逢，再叙别情。”

“妹 随缘 谨上”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十 于广州”

信读完了。叶开将信纸小心折好，放回信封，握在手心。信的内容很平静，很克制，没有过多的情绪流露，但他能读出字里行间的关心和牵挂。她说“勿念”，但恰恰是因为她说“勿念”，他才更知道她一直在“念”。

她说她在读严复的《法意》，在思考民权与君权，在探索教育的真谛。那个曾经在苏州深宅里读《女诫》的少女，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有独立思想、有深刻见解的新女性了。这让他欣慰，也让他……有一丝隐隐的失落——不是嫉妒，是一种“我可能跟不上她的脚步”的担忧。

“林姑娘是个不寻常的女子。”顾大夫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她在信里提到的那些想法，很多男人都想不到，不敢想。”

叶开点头：“她确实……不一样。”

“你也不一样。”顾大夫看着他，“你们两个，都是这个时代的异数。但异数往往是最有力量的，因为你们不肯随波逐流，不肯向现实低头。”

叶开沉默。异数？也许吧。但异数的代价，往往是孤独，是危险，是……分离。

“顾大夫，”他抬起头，“我的身体……大概还要多久才能完全恢复？”

顾大夫捻着胡须，沉吟片刻：“肺部的炎症已经消了，但底子还虚。至少还需要三个月，才能算是真正好了。而且即使好了，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劳心劳力，否则旧疾复发，会更难治。”

三个月。现在是正月，三个月后就是四月了。那时春天应该已经来了，万物复苏，江水回暖。而他，也该重新上路了。

但不是回上海——至少现在不能。顾大夫说得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需要更彻底地恢复，需要更周全的计划，需要……等待更好的时机。

“在这三个月里，”顾大夫继续说，“你除了养病，还可以做一件事：读书，思考，写作。”

“写作？”

“对。”顾大夫起身，走进诊室，不一会儿拿着一摞书和稿纸出来，“这是我这些年收集的一些书：有医书，有史书，有严复、梁启超的著作，还有一些从日本带回来的社会学书籍。你可以读，可以思考，也可以把你的想法写下来。关于教育，关于工人，关于这个国家的未来……把你这些年的经历和思考，整理成文字。将来，或许有用。”

叶开接过那些书。书很旧，有些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但每一本都被顾大夫仔细修补过，书页间还有密密麻麻的批注。

“顾大夫，您……”他有些不解。

“我是个大夫，治病救人是我的本分。”顾大夫的声音很平静，“但我儿子死后，我开始思考：救一个人的身体容易，救一个国家的病难。我救不了这个国家，但至少，可以帮助那些想救这个国家的人。你，就是其中一个。”

叶开握着那些书，感觉它们沉甸甸的，不只是书的重量，更是一种信任和期待。

“谢谢您。”他郑重地说。

“不用谢我。”顾大夫摆摆手，“要谢，就谢那些还在坚持的人，谢那些不肯熄灭的灯。”

说完，他转身回诊室了。院子里又只剩下叶开一个人，和那些书，那封信，还有满院的雪。

雪又开始下了。细碎的雪粒落在竹叶上，发出沙沙的轻响。远处，三江口的方向传来隐约的鞭炮声——今天是元宵，虽然国家多难，但百姓还是要过节的。

叶开翻开最上面的一本书，是梁启超的《新民说》。书页已经发黄，但字迹清晰。他翻到某一页，上面有一段话被红笔圈了出来：

“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民智未开，虽有良法美意，亦不能行。故今日第一急务，在开民智。”

开民智。这不正是他和林随缘一直在做的事吗？在闸北教女工识字，在浦东教码头工人认字，不只是教他们认几个字，算几笔账，更是要“开民智”，让他们明白自己为什么穷，为什么苦，怎么改变。

只是这条路，太难，太慢，太危险。

他继续往下读。梁启超在书中详细论述了“新民”的标准：有公德，有私德，有国家思想，有权利义务思想，有自由，有自治，有进步，有自尊，有合群，有毅力……

每一条，都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这个时代中国人的不足，也照出了努力的方向。

叶开看得入了神。这些思想，他以前零零散散地接触过，但从来没有这么系统、这么深入地思考过。顾大夫说得对，他需要读书，需要思考，需要把这些年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结合起来，形成更清晰、更有力的思想武器。

接下来的日子里，叶开的生活有了新的规律：上午读书，下午整理笔记，晚上写作。顾大夫专门给他准备了一间安静的书房，虽然简陋，但书籍和纸笔充足。

他开始系统地梳理自己的经历和思考：

关于工人教育，他写了《浦东工人识字教育实践与思考》，详细记录了在浦东办识字小组的经验、遇到的问题、解决的方法，以及未来的设想。

关于工人权益，他写了《从大丰纱厂案看中国劳工权益现状》，分析了徐国栋案的始末、工部局的应对、以及其中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

关于女子教育，他受林随缘的启发，写了《女子教育与国家未来》，论述了女子受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推进女子教育。

他还开始翻译一些从日本带回来的关于劳工运动、社会改良的文章，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评注。

写作的过程，也是思考和沉淀的过程。在文字中，那些混乱的经历渐渐清晰，那些模糊的想法渐渐成形。他开始明白，自己这些年的奋斗，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这个时代大潮中的一朵浪花。他需要看清潮水的方向，才能更好地驾驭浪花。

读书和写作之余，他也会帮顾大夫整理医案，晒晒药材。顾氏医馆的病人很多，大多是穷苦百姓，付不起诊费，顾大夫就免了，或者让他们用鸡蛋、蔬菜抵账。叶开看着那些被病痛折磨的穷人，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这个社会必须改变，否则，苦难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正月过去了，二月来了。宁波的春天来得比上海早，院子里的竹子开始冒出新芽，嫩绿的笋尖顶开积雪，倔强地伸向天空。叶开的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咳嗽基本停了，脸色有了些红润，虽然还是瘦，但精神好了很多。

二月中旬，他收到了林随缘的第二封信。这次信更长了，有七八页纸，详细描述了她在广州的学习和生活：

她在坤维女师选修了国文、历史、地理、算学，还有一门新开设的“社会学概论”。先生们都很开明，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讨论时政。她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每周讨论一本新书，从《天演论》到《民约论》，从《仁学》到《革命军》。

她在信里写道：“近日读邹容《革命军》，热血沸腾，夜不能寐。然冷静思之，革命易，建设难；破坏易，立新难。中国之病，不仅在朝廷腐败，更在民智未开，民德未立。故教育之事，实为根本。此念与兄昔日所言‘点灯’之喻，实为同理。”

她还提到，广州的工人运动比上海更活跃，罢工时有发生。她去参观过几次工人夜校，发现那里的教学更系统，内容更深入，不仅有识字算数，还有劳工权益、工会组织等课程。她深受启发，开始思考如何将广州的经验与上海、浦东的经验结合起来。

信的末尾，她写道：“兄在宁波，想必亦在读书思考。他日重逢，定当畅谈心得，共商未来。唯愿兄保重身体，勿过于劳神。春寒料峭，注意保暖。”

“随缘 再拜”

叶开读完信，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林随缘的成长速度超出了他的想象。她不仅在学习知识，更在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不仅在关心教育，更在关注整个社会的变革。她像一棵树，在更肥沃的土壤里，更充足的阳光下，迅速地生长、开花。

而他，在宁波的这两个月，也在成长，在沉淀。虽然身体在静养，但思想从未停止前进。

三月初，叶开完成了他的第一本小册子——《劳工启蒙与教育实践初探》。这是他将自己的实践经验和读书思考结合起来的结果，大约三万字，分五个章节：中国劳工现状分析、教育启蒙的必要性、实践案例分析、存在问题与对策、未来展望。

顾大夫看了初稿，很是赞赏：“阿秋，你这本书，虽然写得仓促，但很有价值。特别是那些实践案例，都是第一手资料，很珍贵。如果将来有机会出版，会对很多人有启发。”

“出版？”叶开苦笑，“现在这环境，这种书怎么可能出版？”

“现在不能，不代表将来不能。”顾大夫说，“先收好，将来总有机会。”

叶开将手稿用油布包好，锁进箱子里。他知道，这本书现在确实不能见光，但它代表了他这些年的思考和探索，是他精神世界的一个结晶。

三月底，春天真的来了。院子里的竹子已经完全返绿，新笋长成了嫩竹，在春风中摇曳。甬江的江水变清了，江面上船只往来如梭，码头上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忙。

叶开的身体基本康复了。顾大夫给他做了全面检查，最后宣布：“可以了。但要记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拼命。肺是娇脏，经不起折腾。”

“我记住了。”叶开郑重地点头。

他知道，是时候重新上路了。但不是回上海——至少现在不能。他需要去一个更远的地方，学习更多的东西，思考更深的问题，为将来的战斗做更充分的准备。

四月初，他收到了沈老大从上海托人带来的消息：上海局势依然紧张，徐国栋的气焰更嚣张了，工部局保守派全面掌权后，对工人运动的打压更严厉。但浦东的工作还在坚持——老铁头他们很顽强，识字小组虽然规模小了，但没有解散；工人互助会转入了更隐蔽的状态，但还在运作。

“老铁头让我转告你：大家都很想你，希望你保重身体，早点回来。”带信的人说。

叶开的心被触动了。那些朴素的工人，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没有放弃，依然在坚持。这让他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他必须变得更强大，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们。

四月中旬，叶开做出了决定：去日本。

这个想法，他已经酝酿了很久。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成为了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它的教育制度、劳工政策、社会改良经验，都值得学习。而且，日本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其中不少是思想进步的青年，他可以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思想，寻找新的道路。

顾大夫支持他的决定：“去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日本虽然也是列强，但它的经验，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只是……”他顿了顿，“日本现在和俄国打仗，局势也不稳定，你要小心。”

“我会的。”叶开说。

四月底，一切准备就绪。沈老大安排了一条去日本的商船，船期定在五月初五。叶开给林随缘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她自己要去日本了，大约去一两年，学习新知，思考未来。

“随缘吾妹：”

“见字如面。”

“吾将于五月初五启程赴日，此行约需一二年。日本虽为邻邦，然明治维新以来，教育、实业、社会诸方面皆有可学之处。吾欲亲往考察，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在宁波四月，读书思考，收获良多。身体已基本康复，勿念。顾大夫待我甚厚，恩情难忘。”

“闻你在广州学业精进，思想日深，甚慰。教育之事，实为国家根本。吾妹既有志于此，当持之以恒。他日学成归来，必能照亮更多人。”

“浦东之事，老铁头来信，言尚在坚持。此乃黑暗中一缕微光，虽弱，但不灭。吾深信：只要光在，希望就在。”

“此番东渡，前路未卜。然心中有光，脚下有路，无所畏惧。唯愿吾妹珍重，学有所成，平安喜乐。”

“待我归来，再续前缘。”

“兄 叶开 谨上”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廿八 于宁波”

信写好了。他将信和那本《劳工启蒙与教育实践初探》的手稿副本一起，托顾大夫转交给林随缘。然后，他开始做最后的准备。

五月初四，傍晚。叶开站在三江口的码头上，看着眼前这片他生活了四个月的土地。夕阳西下，将甬江的水染成一片金红。江面上，船只往来，帆影点点。远处，天童寺的钟声传来，悠长而苍凉。

明天，他就要离开这里，去一个更远、更陌生的国度。未来会怎样？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必须去。

因为有些路，必须有人走。

因为有些光，必须有人去追寻。

顾大夫、顾婶、还有医馆的几个伙计都来送他。顾大夫拍了拍他的肩：“小子，保重。记住，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你为什么出发。”

“我记住了。”叶开深深鞠躬，“顾大夫，谢谢您。这四个月，不仅是治好了我的身体，更是治好了我的心。”

“你的心从来就没病过。”顾大夫笑了，“去吧。学成归来，做更多的事。”

夜幕降临。叶开回到医馆，最后检查了一遍行李：几件换洗衣裳，几本重要的书和笔记，一点盘缠，还有……那枚墨玉残梅胸针。

他将胸针握在掌心，冰凉的感觉透过皮肤传来。他想起林随缘，想起她清澈的眼睛，想起她坚定的眼神，想起她说“你也是光”。

“随缘，”他轻声说，“等我回来。”

窗外，月明星稀。明天，将是新的一天。

而在千里之外的广州，林随缘此刻正坐在坤维女师的图书馆里，就着一盏明亮的电灯，读着叶开刚刚寄来的信和手稿。当看到“吾将于五月初五启程赴日”时，她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

日本。那个曾经侵略过中国、现在又和俄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的国家。但也是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是许多中国青年向往的留学之地。

她继续往下读。叶开的字迹沉稳有力，每一句话都透露出深思熟虑。特别是那本手稿，虽然只是匆匆浏览，但她能看出其中的心血和智慧。

她合上手稿，走到窗前。窗外，广州的夜晚温暖而湿润，木棉花已经谢了，但凤凰花正开得如火如荼。远处，珠江上的灯火倒映在水面上，像一条流动的星河。

“叶开，”她轻声说，“一路平安。学成归来。”

然后，她回到书桌前，摊开信纸，开始回信：

“知秋兄如晤：”

“来信及手稿均已收到，反复拜读，感慨良多。兄之思考，已从实践上升至理论，从个案拓展至全局，进步神速，妾深为钦佩。”

“闻兄将赴日留学，既感意外，又觉在情理之中。日本虽为敌国，然其维新经验确有可借鉴之处。兄此去，当能开阔眼界，深化思考，为将来回国做事打下更坚实基础。唯愿兄一路平安，学有所成。”

“妾在广州一切安好，近日正与同窗筹办‘女子教育促进会’，旨在推广女子教育，开启女智。虽刚刚起步，但同人热情高涨，未来可期。”

“兄之手稿，妾将妥为保管，并择其精华，用于教学实践。他日若有机会，或可设法刊印，以飨同道。”

“纸短情长，言不尽意。唯愿兄珍重，异国他乡，注意安全，保重身体。”

“待君归来，共话桑麻。”

“妹 随缘 谨上”

“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初三 于广州”

信写好了。她将信折好，装进信封。然后，从怀里取出那枚墨玉胸针，轻轻摩挲着。

这枚胸针，是叶开留给她的。他说“看到它，就像看到我”。而现在，他要去日本了，要离开得更远了。

但她不害怕。因为她知道，无论距离多远，他们的心是在一起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信念。

光，不会因为距离而减弱。

希望，不会因为分离而消失。

五月初五，端午。宁波三江口码头，叶开登上了去日本的商船。船缓缓离开码头，驶向茫茫大海。他站在甲板上，回头看着渐渐远去的海岸线，看着那片他生活了四个月的土地，看着这个多灾多难又充满希望的国家。

风吹起他的衣角，吹乱他的头发。但他站得很稳，眼神很坚定。

前方是大海，是未知，是挑战。

但他无所畏惧。

因为他心中有光，脚下有路。

因为有些人，即使身在异国，心也向着故土。

因为有些种子，即使飘洋过海，也会在合适的土壤里生根发芽。

光绪三十一年的春天，就这样，在离别和希望中，缓缓流逝。

而光，依然在黑暗中，倔强地亮着。

第四十六卷 第四十七章 横滨港的樱花

明治三十八年，西历1905年四月，横滨港的樱花开了。

不是一朵一朵地开，是一夜之间，像某种沉默的约定，千万树樱花同时绽放，将整座港口染成一片温柔的、近乎悲壮的粉白。海风吹过，花瓣如雪，纷纷扬扬地飘落，落在码头上那些刚刚下船的旅客肩头，落在搬运工汗湿的背上，落在那些写着“大日本帝国邮船株式会社”的货箱上，也落在叶开——现在该叫他中村秋了，这是他在日本的化名——微微仰起的脸上。

他站在“春日丸”的甲板上，手里提着一个半旧的藤箱，身上穿着日本学生常见的黑色立领制服，头发剪短了，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和那些来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没什么两样。只有仔细看，才能从他那双过于沉静的眼睛里，读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不是十九岁少年该有的眼神，里面藏着太多经历、太多思考、太多……沉重。

船在横滨港缓缓靠岸。码头上人声鼎沸：穿和服的日本妇人撑着油纸伞，小声交谈着；穿西装的商人行色匆匆，手里拿着怀表；穿学生装的青年们三五成群，脸上洋溢着对新生活的憧憬；还有那些搬运工，喊着粗野的号子，扛着沉重的货物，在人群中穿梭。

这就是日本。一个让叶开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熟悉的是那些汉字招牌、那些唐风建筑、那些从中国传过去的礼仪和习俗；陌生的是那种扑面而来的、锐利的现代化气息：电灯、电话、有轨电车、还有那些步伐快速、眼神里透着自信和野心的日本人。

“中村君，到了。”旁边一个日本学生拍了拍他的肩，用日语说。这是他在船上认识的同舱旅客，叫竹内健，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回东京复学。

“是啊，到了。”叶开用流利的日语回答。这四个月在船上的时间，他除了读书，就是苦练日语。现在虽然还有些生涩，但日常交流已经没问题。

两人随着人流下船。踏上横滨港的土地时，叶开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海腥味，有樱花的清香，有煤烟的味道，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混杂着希望和压力的气息。

“中村君接下来要去哪里？”竹内健问。

“先去东京，找一个朋友。”叶开说。他说的朋友是秦先生介绍的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早稻田大学读书，叫陈天华——就是后来写《警世钟》《猛回头》的那个陈天华。秦先生让他到日本后先找陈天华，说“他是同道，可以信任”。

“那正好，我也回东京，可以一起。”竹内健热情地说，“我帮你拿箱子吧。”

“不用了，谢谢。”叶开婉拒。他的箱子里除了几件衣服和几本书，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顾大夫给的一些介绍信，他自己的手稿，还有……林随缘的信。这些东西，不能假手他人。

两人上了从横滨到东京的火车。火车是蒸汽机车，哐当哐当地行驶在铁轨上，窗外的景色飞速后退：整齐的稻田、干净的村庄、冒着烟的工厂、还有那些穿着西式制服的小学生在操场上做体操。

竹内健看着窗外，自豪地说：“中村君，你看，我们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有铁路，有工厂，有学校，有宪法……这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该有的样子。”

叶开点点头，没有接话。他看着那些整洁的村庄、那些在田里劳作的农民、那些在工厂里做工的工人，心里想的却是：这些现代化的背后，是多少农民的破产，多少工人的血汗？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从中国勒索了两亿两白银，这些钱，有多少用在了这些建设上？

但他没有说出来。初来乍到，他需要观察，需要了解，需要……学习。

“竹内君，”他换了个话题，“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平时都学些什么？”

“很多啊。”竹内健来了兴致，“法律、经济、政治、哲学、还有自然科学。我学的是政治学，将来想进入外务省，为帝国效力。”

“为帝国效力？”叶开重复这个词。

“当然！”竹内健的眼睛亮了，“日本现在已经是亚洲第一强国了，但还不够。我们要赶超西洋，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是每个日本青年的责任！”

大东亚共荣圈。叶开在心里咀嚼着这个词。听起来很美好，但在中国，在朝鲜，在台湾，这个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侵略，意味着掠夺，意味着亡国灭种。

但他依然保持着礼貌的微笑：“竹内君的志向很远大。”

“中村君呢？”竹内健问，“你来日本，想学什么？”

“我想学教育。”叶开说，“特别是平民教育和劳工教育。日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我想学习经验，带回中国去。”

“中国？”竹内健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中村君是中国人？”

叶开心里一紧，但面上不动声色：“是的。但我母亲是日本人，所以我也有日本名字。”

这是他早就准备好的说辞。用中村秋这个日本名字，可以避免很多麻烦——尤其是在日俄战争正在进行、中日关系微妙的现在。

“原来如此。”竹内健点点头，没有深究，“中国……确实需要教育。我听说，中国很多人还不识字，思想也很落后。中村君有志于此，令人敬佩。”

这话听起来是恭维，但叶开听出了里面的优越感。那种“文明对野蛮”的优越感，那种“先进对落后”的优越感。这让他心里很不舒服，但他忍住了。

火车到了东京站。站台很大，人潮汹涌。竹内健帮叶开买了去早稻田的电车票，然后告别：“中村君，我就先回学校了。这是我的地址，有空来找我玩。”

“谢谢竹内君。”叶开接过名片，行礼告别。

他坐上电车，看着窗外东京的街景：宽阔的马路，整齐的楼房，繁忙的商业街，还有那些穿着和服和西装混杂的行人。一切都很现代化，很有秩序，但也……很冰冷。

这就是日本。一个用三十年时间，从封建锁国跃升为现代化强国的国家。它的经验，确实值得学习。但它的道路，适合中国吗？

电车在早稻田站停下。叶开提着藤箱下车，按照秦先生给的地址，找到了一栋两层楼的木质公寓。公寓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但收拾得很干净。他敲了敲门。

门开了。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出现在门口，穿着半旧的学生制服，头发有些乱，但眼神锐利，像两把刀子。

“请问，陈天华先生在吗？”叶开用中文问。

青年上下打量了他一番：“我就是。你是……”

“我是叶知秋，从上海来的。秦先生让我来找您。”

听到“秦先生”三个字，陈天华的眼神缓和了些。他侧身让开：“进来吧。”

房间不大，但堆满了书和报纸。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地图，上面用红笔画了很多圈和线。书桌上摊开着一本《民报》——孙中山在东京创办的革命刊物。

“坐。”陈天华指了指唯一的一把椅子，自己坐在床上，“秦先生在信里提过你，说你是同道。你在上海的事，我也听说了些。了不起。”

叶开坐下，将藤箱放在脚边：“陈先生过奖了。我那些都是小事，不值一提。”

“小事？”陈天华摇头，“教育工人，开启民智，这是天大的事。中国现在缺的就是这个。那些革命党人，整天喊着推翻满清，但推翻之后呢？如果民智未开，不过是换汤不换药。”

这话说得尖锐，但叶开深有同感。他在上海的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没有民众的觉醒，任何革命都是空中楼阁。

“陈先生说得对。”他说，“所以我来日本，就是想学习日本的教育经验，特别是平民教育和劳工教育。日本在这方面，确实走在中国前面。”

陈天华笑了，笑容里有苦涩：“日本的教育确实好，但你要知道，日本的教育是为帝国服务的。他们要培养的是忠君爱国的臣民，是能为帝国扩张效力的工具。这种教育，你想要学吗？”

叶开沉默了。这个问题，他在船上就思考过。日本的教育体系确实完善，从小学到大学，层层递进，普及率很高。但它的目的很明确：培养效忠天皇、为国家服务的“国民”。这种教育，和中国需要的“开启民智、培养公民”的教育，有着本质的不同。

“我想学的是方法，是技术。”他最终说，“至于目的和内容，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

陈天华点点头：“这倒是实话。日本的学校管理、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确实有可取之处。特别是他们的实业教育、职业教育，很值得学习。”他顿了顿，“你准备去哪里学习？”

“我想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叶开说，“听说那里是培养教师的地方，应该能学到最系统的教育理论和方法。”

“高等师范？”陈天华想了想，“那里管理很严，对留学生审查也很严格。你有介绍信吗？”

“有。”叶开从怀里掏出顾大夫写的介绍信，“是宁波一位老中医写的，他有个日本朋友在高等师范教书。”

陈天华接过信看了看，点头：“这位松本教授我听说过，是个开明的学者。有他的介绍，应该没问题。”他将信还给叶开，“你住的地方安排好了吗？”

“还没有。”

“那先住我这里吧。”陈天华说，“隔壁房间空着，你可以暂时住下。等学校手续办好了，再找住处。”

“这……太麻烦陈先生了。”

“不麻烦。”陈天华摆摆手，“都是中国人，互相帮助是应该的。而且……”他眼神变得深沉，“我最近在写一些东西，可能需要你的帮助。”

“写东西？”

“对。”陈天华走到书桌前，拿起一沓稿纸，“我在写一本小册子，叫《警世钟》。想用最通俗的语言，告诉中国人：国家要亡了，大家要醒醒了。但我的文字太激烈，可能不适合教育工人、农民。你是做过实际工作的，对普通人的想法更了解。我想请你看看，提提意见。”

叶开接过稿纸，快速浏览了几页。文字确实激烈，像一把把匕首，直指人心：

“哎呀！中国要亡了！快醒醒吧！”

“这朝廷，是洋人的朝廷；这官员，是洋人的走狗；这国家，是洋人的鱼肉……””

每一句都像惊雷，震得人耳膜发痛。叶开能想象，这样的文字如果在中国流传，会引起怎样的震动。但也可能……会引起镇压。

“陈先生，”他放下稿纸，“文字很震撼，很有力量。但……会不会太激烈了？普通人看了，可能会害怕，可能会退缩。”

“就是要让他们害怕！”陈天华激动地说，“不害怕，怎么会醒？不醒，怎么会反抗？”

“可是，”叶开斟酌着词句，“害怕之后，应该是希望，是出路。如果只有害怕，没有希望，人会绝望，会麻木。我在上海教工人时发现，他们最需要的不是被告诉‘你们有多苦’，而是被告诉‘你们可以怎么改变’。前者让人痛苦，后者给人力量。”

陈天华沉默了。他盯着叶开看了很久，然后叹了口气：“你说得对。我太着急了，总想一剂猛药治沉疴。但病人身体太虚，猛药可能会要命。”他坐回床上，“那依你看，该怎么写？”

叶开想了想，说：“可以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讲现状，讲危机，但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第二部分讲出路，讲希望，讲普通人能做什么。比如，工人可以组织工会，农民可以成立农会，学生可以办报办学……要让读者看到，改变不是遥不可及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

陈天华的眼睛亮了：“好！这个思路好！叶先生，你果然是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我们具体聊聊……”

两人一直聊到深夜。从《警世钟》的写作，聊到中国的现状，聊到日本的经验，聊到教育的意义，聊到革命的路径……越聊越投机，越聊越深入。

叶开发现，陈天华虽然激进，但思想深刻，对中国的病症看得透彻。而陈天华也发现，叶开虽然温和，但信念坚定，对教育和社会改良有独到的见解。两人互补，相得益彰。

那一夜，东京的樱花在窗外静静地开着，飘落。而在这间简陋的公寓里，两个中国青年，为了同一个国家的未来，热烈地讨论着，思考着，规划着。

夜很深了。陈天华打了个哈欠：“今天就到这里吧。你先休息，明天我带你去办入学手续。”

叶开道了谢，来到隔壁房间。房间很小，只有一张榻榻米，一个矮桌，一个衣柜。但很干净。他将藤箱放好，从里面取出林随缘的信，又读了一遍。

信是一个月前从广州寄到宁波，再由顾大夫转寄到日本的。林随缘在信里详细描述了她在广州的工作：女子教育促进会已经成立了，有三十多个会员，每周举办读书会，还办了一个小小的识字班，教附近的妇女识字。她说：“近日读日本福泽谕吉之《劝学篇》，深有感触。福泽言：‘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此言与兄昔日所教‘人人生而平等’之理相通。妾以为，教育之最高目的，在于使人认识到自己与他人平等之尊严与权利。”

她还提到了叶开的手稿：“兄之《劳工启蒙与教育实践初探》，妾已仔细研读，并择其精华，用于教学。同人读后，皆以为深刻实用。若有机会，当设法刊印流传。”

信的末尾，她写道：“闻兄已抵日本，想必正在适应新环境。异国他乡，多有不便，望兄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学习之余，亦请常来信，告知近况。”

“妹 随缘 谨上”

叶开将信贴在胸口，感觉那些文字像有温度，温暖着他因为长途跋涉而疲惫的身心。林随缘在广州做得很好，甚至比他想象的更好。她不仅在读书学习，还在实践，在组织，在影响更多的人。

这让他欣慰，也让他有了压力——他必须更加努力，才能不辜负她的期望，不辜负那些在上海、在浦东等待他的人。

他将信小心收好，躺在榻榻米上。窗外的月光透过纸窗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菱形的光斑。远处传来隐约的钟声，不知道是哪个寺庙的晚钟。

这就是日本。一个陌生而复杂的国度。他在这里，将开始新的学习，新的思考，新的探索。

前路漫漫，但他充满期待。

因为心中有光，脚下有路。

因为有些人，即使身在异国，心也向着故土。

因为有些种子，即使飘洋过海，也会在合适的土壤里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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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日子，叶开开始了在日本的求学生活。

在陈天华的帮助下，他顺利进入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成为特别听讲生——因为他的日语还不够好，不能直接成为正式生，但可以旁听大部分课程，参加学校的活动。

高等师范的课程很丰富：教育学原理、教育心理学、学校管理、课程设计、教学方法……每一门课都让他大开眼界。日本的师范教育确实系统而严谨，从理论到实践，环环相扣。他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知识。

但他不只是被动地接受。每听一堂课，每读一本书，他都会思考：这个理论适合中国吗？这个方法能在中国的土壤里生长吗？中国的工人、农民、妇女，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他开始做详细的笔记，将日本的经验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思考，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这些笔记，后来成了他第二本手稿《日本教育考察与中国教育改造》的基础。

除了在学校学习，叶开还利用课余时间，深入观察日本社会。他去过东京的贫民窟，看过那些在工厂里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的女工；他去过农村，看过那些在田里辛勤劳作却依然贫困的农民；他还去过一些劳工夜校和识字班，观察日本是如何对工人进行教育的。

他发现，日本的工人教育有两个特点：一是实用性强，主要教与工作相关的技能和知识；二是强调“忠君爱国”，将国家意识灌输给工人。前者值得学习，后者需要警惕。

他还结识了一些日本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通过松本教授的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叫安部矶雄的学者——这位学者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关注劳工问题，主张通过教育和立法改善工人处境。安部矶雄对叶开这个来自中国、关心劳工教育的青年很感兴趣，经常和他讨论问题。

“中村君，”有一次，安部矶雄问他，“你认为，教育和革命，哪个更重要？”

叶开思考了很久，然后说：“我认为，教育是革命的一部分，或者说，是革命的基础。没有教育的革命，是盲目的革命；没有革命的教育，是空洞的教育。真正的改变，需要教育和革命相辅相成。”

安部矶雄点头：“你说得对。但这条路很难，很慢。在日本，我们呼吁了这么多年，工人的处境改善依然有限。在中国，可能会更难。”

“难，但不是不可能。”叶开说，“我在上海教工人识字时，看到他们的眼睛从麻木变得有光。那种光，就是希望。只要有希望，再难的路，也能走下去。”

安部矶雄看着他年轻而坚定的脸，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样子。他拍了拍叶开的肩：“中村君，坚持下去。你做的，是很有意义的事。”

除了学习和观察，叶开还积极参与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活动。通过陈天华，他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青年：有后来成为革命家的黄兴、宋教仁，有后来成为教育家的蔡元培、蒋梦麟，还有后来成为作家的鲁迅、周作人……这些青年虽然背景不同，观点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忧国忧民，渴望改变。

他们经常在陈天华的公寓里聚会，讨论时局，交流思想。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候又因为某个共识而激动不已。叶开通常话不多，但每次发言都切中要害，渐渐地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叶先生，”有一次，黄兴对他说，“你在上海的经验很宝贵。我们这些人在国外高谈阔论，但对中国底层的情况了解太少。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中国的工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需要什么？”

叶开于是详细讲述了自己在上海和浦东的经历：工人们每天工作十二个时辰，工钱却被克扣；他们不识字，看不懂工钱单；他们想改变，但不知道从何入手；他们渴望知识，渴望尊严，渴望……被当人看。

“所以，”他总结道，“革命不能只靠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必须发动民众。而要发动民众，首先要教育民众，让他们明白自己为什么苦，怎么改变。这就是我为什么坚持要做教育的原因。”

这番话让在场的很多人深思。他们开始意识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发宣言，而是深入到民众中去，了解他们的痛苦，唤醒他们的意识，组织他们的力量。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叶开来日本已经三个月了。樱花谢了，绿叶成荫，夏天来了。

六月初，他收到了林随缘的第三封信。这次信里附了一张照片——是林随缘和女子教育促进会同仁的合影。照片上，林随缘穿着女学生的制服，站在中间，笑容温婉但眼神坚定。她身边围着十几个年轻女子，有学生，有教师，有工人，脸上都带着希望的光芒。

信里，林随缘详细介绍了促进会的工作进展：她们已经开办了三个识字班，学生有一百多人；她们还创办了一份小报《女声》，宣传女子教育，讨论妇女权益；她们甚至组织了一次小小的示威，要求广州的学堂招收更多女学生……

“近日读日本与谢野晶子之诗，深为感动。‘君死にたまふことなかれ’——‘你不要死去’。此句道出女子对战争之痛恨，对生命之珍视。妾以为，女子之觉醒，不仅在于争取自身权利，更在于以母性之力量，呼唤和平，守护生命。此念或与兄之教育理念相通：教育之最终目的，在于培养完整之人，而非战争之工具。”

她还提到，她开始学习日语了，因为“欲了解日本之教育，必先通其语言。且他日若有机会赴日考察，亦需语言之便。”

信的末尾，她写道：“闻兄在日学业顺利，甚慰。日本之经验，虽需批判吸收，然其教育体系之完善、社会动员之高效，确有可学之处。望兄继续深入考察，为将来回国做事积累更多资本。”

“另，近日闻上海消息：徐国栋虽复出，但声势已不如前；浦东识字小组仍在坚持，老铁头托人带话，说大家都很想你。此乃黑暗中之微光，虽弱，但确确实实地亮着。”

“珍重。”

“妹 随缘 谨上”

“明治三十八年五月廿八 于广州”

叶开反复看着那张照片，看着林随缘的笑容，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她在广州做得这么好，这么坚定，这么有成效。这让他更加确信，自己来日本是对的——他需要学习更多，思考更深，才能跟上她的脚步，才能在未来和她并肩作战。

他将照片小心地夹在笔记本里，然后开始写回信。信写得很长，详细描述了他在日本的学习和观察，他对日本教育的思考，他对未来的规划……

信写完后，他走到窗前。窗外，东京的夏夜闷热而潮湿，远处传来隐约的蝉鸣。他看着手中的信，忽然想起去年在上海，在浦东，在那些艰难而充实的日子里，他和林随缘一起备课、一起讨论、一起面对危险的日子。

那时候，他们离得很近，却又总觉得时间不够。现在，他们离得很远，却觉得心靠得更近了。

因为有些感情，不是距离可以阻隔的。

因为有些理想，不是时间可以磨灭的。

他将信装好，准备明天寄出。然后，他摊开笔记本，开始写今天的学习心得。

灯光下，他的侧影被投在墙上，安静而坚定。

窗外的东京，灯火辉煌，像一座不夜城。而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里，一个中国青年正在为他的国家、他的人民、他的理想，默默地学习着，思考着，准备着。

樱花虽然谢了，但树还在，根还在。

等到明年春天，它们会再次开放。

就像希望，虽然有时会被风雨摧折，但只要种子还在，就总会发芽，总会开花，总会……照亮黑暗。

明治三十八年的夏天，就这样，在学习和思考中，缓缓流淌。

而横滨港的樱花，虽然已经飘零，但它们留下的，是生命的记忆，是希望的象征。

等到明年，它们会再次盛开。

而有些人，也会再次相逢。

在更成熟的季节，在更光明的未来。

【作者简介】胡成智，甘肃会宁县刘寨人。中国作协会员，北京汉墨书画院高级院士。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投身文学创作，现任都市头条编辑。《丛书》杂志社副主编。认证作家。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大专预科班学习，并于作家进修班深造。七律《咏寒门志士·三首》荣获第五届“汉墨风雅兰亭杯”全国诗词文化大赛榜眼奖。同时有二十多篇诗词荣获专家评审金奖，其军人题材诗词《郭养峰素怀》荣获全国第一届“战歌嘹亮-军魂永驻文学奖”一等奖；代表作《盲途疾行》荣获全国第十五届“墨海云帆杯”文学奖一等奖。中篇小说《金兰走西》在全国二十四家文艺单位联合举办的“春笋杯”文学评奖中获得一等奖。“2024——2025年荣获《中国艺术家》杂志社年度优秀作者称号”荣誉证书！

早期诗词作品多见于“歆竹苑文学网”，代表作包括《青山不碍白云飞》《故园赋》《影畔》《磁场》《江山咏怀十首》《尘寰感怀十四韵》《浮生不词》《群居赋》《觉醒之光》《诚实之罪》《盲途疾行》《文明孤途赋》等。近年来，先后出版《胡成智文集》【诗词篇】【小说篇】三部曲及《胡成智文集【地理篇】》三部曲。其长篇小说创作涵盖《山狐泪》《独魂记》《麦田里的沉默》《尘缘债海录》《闭聪录》《三界因果录》《般若红尘录》《佛心石》《松树沟的教书人》《向阳而生》《静水深流》《尘缘未央》《风水宝鉴》《逆行者》《黄土深处的回响》《经纬沧桑》《青蝉志异》《荒冢野史》《青峦血》《乡土之上》《素心笺》《逆流而上》《残霜刃》《山医》《翠峦烟雨录》《血秧》《地脉藏龙》《北辰星墟录》《九星龙脉诀》《三合缘》《无相剑诀》《青峰狐缘》《云台山寺传奇》《青娥听法录》《九渊重光录》《明光剑影录》《与自己的休战书》《看开的快乐》《青山锋芒》《无处安放的青春》《归园蜜语》《听雨居》《山中人》《山与海的对话》《乡村的饭香》《稻草》《轻描淡写》《香魂蝶魄录》《云岭茶香》《山岚深处的约定》《青山依旧锁情深》《青山遮不住》《云雾深处的誓言》《山茶谣》《青山几万重》《溪山烟雨录》《黄土魂》《锈钉记》《荒山泪》《残影碑》《沧海横流》《山鬼》《千秋山河鉴》《无锋之怒》《天命箴言录》《破相思》《碧落红尘》《无待神帝》《明月孤刀》《灵台照影录》《荒原之恋》《雾隐相思佩》《孤灯断剑录》《龙脉诡谭》《云梦相思骨》《山河龙隐录》《乾坤返气录》《痣命天机》《千峰辞》《幽冥山缘录》《明月孤鸿》《龙渊剑影》《荒岭残灯录》《天衍道行》《灵渊觉行》《悟光神域》《天命裁缝铺》《剑匣里的心跳》《玉碎京华》《九转星穹诀》《心相山海》《星陨幽冥录》《九霄龙吟传》《天咒秘玄录》《璇玑血》《玉阙恩仇录》《一句顶半生》系列二十六部，以及《济公逍遥遊》系列三十部。长篇小说总创作量达三百余部，作品总数一万余篇，目前大部分仍在整理陆续发表中。

自八十年代后期，又长期致力于周易八卦的预测应用，并深入钻研地理风水的理论与实践。近三十年来，撰有《山地风水辨疏》《平洋要旨》《六十透地龙分金秘旨》等六部地理专著，均收录于《胡成智文集【地理篇】》。该文集属内部资料，未完全公开，部分地理著述正逐步于网络平台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