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永乐大典》史料窥见姜夔的汉川岁月：一段被渡口串联的文学人生

文/吴 雷

姜夔（1155—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南宋饶州鄱阳（今属江西）人。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全才，他不仅是格律派词人的代表，更精通音律、书法，乃至诗词理论，其作品清空峭拔，意境幽远，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这样一位文化巨匠的早年岁月，却与江汉平原上一个看似平凡的县邑——汉川，结下了不解之缘。

漂泊江汉的少年时光

姜夔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姜噩曾任湖北汉阳知县。约在姜夔垂髫之年，他便随父赴任，旅居汉阳。不幸的是，父亲在任三年后病逝，家道陡然中落。少年姜夔失去了依靠，只得投奔当时已出嫁、居住在汉川县山阳村（今属湖北汉川襄南境内）的姐姐。从此，他在汉水之滨的这片土地，度过了从少年到青年的关键成长期，直至二十多岁才开始漫游江湖，结交名士，研学游历。

这段寄居生活，虽清贫困苦，却深深浸润了姜夔的性情与创作。江汉平原的浩渺烟波、乡野村居的质朴生活、人情冷暖的切身感知，无不悄然塑造着这位未来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其创作的《昔游诗》组诗，正是对这段早年羁旅于汉川的追忆。

诗词中的地理信息与《昔游诗·其六》解析

在《昔游诗·其六》中，姜夔以凝练而极具画面感的笔触，勾勒出一幅严冬羁旅图：

天寒白马渡，落日山阳村。

是时无霜雪，万壑砚奔奔。

外旃吹已爱，内纩冰不温。

吹马马欲倒，吹笠任飞翻。

不见行路人，但见草木蕃。

忽看野烧起，大焰烧乾坤。

声如震雷震，势若江湖吞。

虎豹走散乱，麋鹿不足言，

夜投野店宿，无壁亦无门。

此行值三厄，幸得躯命存。

明发见老姊，斗酒为招魂。

此组诗的前奏中，姜夔特注明“白马渡”位于“汉川县境”。诗中所描绘的，正是他从某处返回山阳村姐姐家途中的艰险经历：天寒地冻，狂风怒号，荒野中忽遇燎原大火，惊心动魄，最终夜宿破败野店，九死一生后终于见到姐姐，方以酒安魂。此诗情感真挚，场景震撼人心，不仅记录了个人遭遇，也折射出南宋时期江汉地区的自然风貌与行旅之艰。

然而，一个疑问随之产生：诗中的关键地理坐标——“白马渡”，在历代官方志书舆图中却难觅其踪。而在今日汉川市马口镇，仅存“白马村”之名，悠悠汉水畔，昔日舟楫往来的渡口痕迹，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与地理变迁之中。难道这仅是诗人笔下的一个文学意象？抑或是岁月尘封了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

史海钩沉：《永乐大典》与《宋会要辑稿》的印证

历史的谜题，往往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留下蛛丝马迹。清代著名地理学家、文献学家徐松（1781—1848），原籍浙江上虞，在编纂《全唐文》期间，展现出了卓越的文献辑佚能力。他从明代卷帙浩繁的类书《永乐大典》中，悉心爬梳，辑录出《宋会要辑稿》五百卷，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宋代原始档案。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船战船附》中，收录了这样一道南宋诏令：

“嘉定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诏令封桩下库于见桩湖广会子内，取拨二万九千九百七十贯，付鄂州都统制司，专充打造济渡船只使用，务要如法并工造办，不得（苟）简灭裂。先是沿江制置司言：乞下鄂州都统制行司（及）汉阳军等处，斟酌汉川县平塘、阳台、阳子港、南河、白马、网头六渡大小合用渡船数目，预行措置打造，渡载军马等用。”

这段公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发布于南宋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此时距姜夔逝世（1221年）仅一年之久。文中明确指出，汉川县境内有六个官方重要渡口，需拨款建造或修缮渡船，以保障军事与民用交通，其中赫然列有“白马渡”之名。

《永乐大典》的权威性与证据链的形成

明代《永乐大典》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等主持编纂，始于永乐元年（1403），成于永乐五年（1407），动用了三千多名学者，辑录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类典籍七八千种，全书共22937卷，约3.7亿字，内容包罗万象，堪称“寰宇一统之宝库”。其编纂原则是“直录原文，不改一字”，因此它所收录的宋代史料，具有极高的原始性和可靠性。

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会要辑稿》，正是宋代官修《会要》的文献遗存，其记载的行政公文，是当时国家水利运作的直接记录，可信度极高。这条关于“汉川县六渡”的记载，与姜夔诗词中的自注“白马渡（汉川县境）”，形成了跨越文学与史学的精准互证。

这条证据链的闭环在于——

1.  时间衔接紧密：姜夔生活于1155—1221年，其诗中提及白马渡；1222年的官方文献即记载该渡口，二者属于同一历史时期。

2.  空间定位精准：两者均明确指向汉川县。

3.  性质相互补充：姜夔所著诗词是个人生命经历的文学性记录，充满情感与细节；且《宋会要》的记载是冷峻的官方地理与军事档案，确凿无疑。文学的个人叙事与历史的宏大记录在此交汇，共同锚定了一个地理实体的存在。

历史意义与文化回响

这一重大发现，其意义远不止于考证一个古渡口的位置。

首先，它夯实了姜夔早年生活经历的地理根基。以往对姜夔汉川岁月的研究，多依赖其诗词内证，虽情感真切，但外部实物证据稍显薄弱。笔者通过一个星期的时间，查阅文献史料，终于搜寻到《宋会要》中“白马渡”的记载，真有“狂沙吹尽始得金”的感觉，如同从历史的深海中打捞出一块沉船残骸，确凿地证明了姜大才子笔下场景的真实性，使其漂泊汉川的岁月从文学的朦胧背景，变得更为清晰可触。

其次，它为汉川地方历史文化的纵深挖掘提供了关键坐标。“白马渡”作为南宋时期汉川县六大官方渡口之一，其存在本身，就是汉川在宋代作为水陆要冲、交通节点的明证。它连接着军事补给、人员往来、商贸活动，是区域历史网络中的一个活跃点。围绕这个点，可以进一步探究宋代汉川的交通布局、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图景。

最后，它展现了多学科视野下文献“跨界”互证的魅力。文化研究需要历史的土壤，历史研究亦需文学的细节滋润。姜夔的诗词与《永乐大典》辑出的史料，分属文学与历史文献，却在“白马渡”这个地名上相遇，碰撞出令人信服的火花。这提示着我们，对于古代人物与地域的研究，必要时若能打破学科壁垒阻隔，进行文献的交叉比对与综合解读，往往能收获意想不到的发现。

汉水汤汤，岁月苍苍。当年白马渡头的寒风、野烧与惊魂，凝结成了姜夔笔下不朽的诗行；而官方档案中冷静的一笔记载，则在数百年后，为诗人在汉川的足迹提供了坚实的注脚。从《永乐大典》的浩瀚字海中浮现的“白马渡”三字，不仅连接了姜夔的文学世界与汉川的地理现实，更仿佛一座时间的桥梁，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位文化天才成长环境的片段，触摸到南宋时期江汉地区历史肌理的一角。这或许正是文献研究与历史探寻的永恒魅力：在故纸堆中，打捞失落的记忆，让沉默的地名再次开口，讲述那些关于人、地与时代的悠远故事。汉川的土地，因曾养育过姜夔这样的文才而更显厚重；品读姜夔的词章，也因扎根于汉川这般具体而微的土壤而愈发鲜活。一段被渡口串联的文才旅居游学人生，就此在史料的辉映下，变得更加完整而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