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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第四章）
在将军们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文/王有信
（第五章）
九、严守纪律
党委秘书每天工作在主要首长身边，作为最直接的工作人员，所有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都会参与；几乎知道那段时间里基地所有重大机密事项；了解党委对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知道对团以上干部特别是对师、团主要领导干部的评价和使用方案等。这些，在同龄战友中似乎有点“风光”和羡慕的感觉。有的人还以为，在主要首长身边，可以方便帮助“传个话”、“透个信”等。这是一种错觉。
其实，党委秘书的工作有严格的纪律约束。这些纪律约束，让你随时都能感受到纪律的冷酷和威严；感受到事事、时时党组织和周围的人都在看着你，监督着你。这些都要靠个人自觉遵守，靠对党组织的忠诚，靠用严格的党性和觉悟来约束保证。对此，我有较清醒地认识和深切的体会，并自觉做到“两个严守”。这也许是我之所以能获得几任党委首长信任，并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这么久的原因之一。
严守保密纪律。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了极为严格的保密纪律和守则。越是接触和知道秘密多的人，保密意识越要强。“嘴要严”，这是作为一名党委秘书首要的必要条件。要绝对做到不该看的绝对不看，不该问的绝对不问，不该说的绝对不说。尤其对一些敏感的人和事，党委和首长在讨论较机密的事情时，不让你回避，在保守秘密上越要做到慎之又慎，绝对做到“守口如瓶”。1978年，基地干部处一名领导被海军首长点名调去北京工作，拟选拨任海军干部部副部长。但工作时间不长，突然被退回，对此海军和舰队首长都有具体交待。他回来后，常委会上不仅没有安排他再回到原干部部门的岗位，而且被平调到一个工程处任职。此事在机关引起不少猜测，有一名机关领导曾有意无意向我探问原由，我均有礼貌地做了回避，不泄漏信息。党委对干部的使用意图也必须严格保密。当时政治部有一名比较优秀的副处长，提升时没有安排在机关，而是到松木岛修船厂去任职，给人的印象似乎这个干部被“边缘化”了。其实党委是有意识对这个干部进行培养和考验。虽然我与他平时关系较好，但党组织对他的使用意图，也属机密，我没徇私情给他做任何“讨好”式泄露（这名干部后来成为东海舰队政委和中央委员）。
严守工作纪律。工作中，凡涉及党委的事，不论大小、急缓，严格请示汇报，绝不自作聪明，自作主张，越权办事。这是一条最基本的工作纪律，也是一条红线。平时，经常听到和看到首长对有的单位和有的干部不请示汇报的严厉批评，对请示汇报有十分严格的要求。这些耳濡目染，谨记在心。因此，即便后来工作时间长了，情况和套路熟悉了，首长信任了，也不敢有任何放松和逾越。每次常委开会，事先按要求，认真细致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会议开始后，认真做好记录。会议中，非党委领导点名询问，绝不插话。对平时听到的议论和反映，发现的一些问题，在决定是否需要向党委领导汇报前，总要认真过滤和审慎思考；确需汇报时，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绝不掺杂个人杂念。旅顺水警区护卫艇七大队是我入伍时的老单位，1978年查整改运动期间，四中队政委赵善元因多吃多占被查，中队司务长金良水被“办班”交待问题。一个星期天，一名老乡突然找到我家，希望我给说点情。我当即指出他这一行为的错误，并希望“办班”对象实事求是讲清问题。两天后，组织处长徐国祥在和我的一次工作交谈中不点名讲了这件事，最后说，我们这名机关干部还是很有原则性，首长们很满意。通过这件事，我更坚信：人在做，天在看。懂规矩守纪律这根弦什么时候都不能松。
十、说公道话 做正派人
作为一名直接为党委和首长服务的工作人员，公道正派，这是最基本的人品要求。在遵守纪律的前提下，适当的时机实是求是地提些建议，说些公道话，协助党委首长正确决策，也是党委秘书应有的素养。这些年里，在关键的节点上，我为两名干部说了公道话，使这两名干部的人生轨迹不因此而受到影响。而且在这几十年里我从未向任何人尤其是本人提及。
司令部管理处协理员操建国同志是50年代入伍的一个副团职干部，住在老旅顺紧挨首长楼的机关家属楼，为人比较随和。那个年代由于供应紧缺，市场上根本买不到鸡蛋。部队干部和城市里的许多老百姓一样，在房前屋后或楼道里，或垒个鸡窝或钉个笼子，养几只母鸡好下蛋。每天清晨，几乎都能听到家家剁罗卜或白菜叶做鸡食的声音。1979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基地党委在一所南楼召开常委会，研究干部提升和转业名单。在司令部党委的上报的方案中，拟将操建国同志提升为正团，安排到直属单位任职。但许多常委对操建国不熟悉，对不上号。其中有一名熟悉他的常委介绍说：就是每天早上剁鸡食最早的那一个。于是常委们不仅不同意对他提升使用，反而确定让其转业。会议中途休息时，常委们都到小花园里去转转透透空气，我找到刘友法政委，低声和他说：刚才研究的干部中，司令部党委报操建国提升使用，会上不仅不同意，却让他转业。这个弯子好象转得急了点，而且理由勉强了点，是否可缓一下。听了我建议，刘政委眉毛一扬，看着我笑着说：是草率了点，等会复会时我提一下。复会后，刘政委首先说：刚才研究对管理处操建国的转业问题，是不是今天不定，请司令部党委考虑后再议。常委们一致表示同意。于是，操建国同志留了下来。后来，提升为旅顺干休所政委，工作到退休。
1982年8月，刘友法政委被任命为海军政治部主任。去北京报到前，他到青岛，去见了北海舰队、青岛基地、北海舰队航空兵和烟台基地领导。他周六回到旅顺，周日早上参加完他在基地工作的最后一个作战交接班会后，回到办公室，给我家打来电话，要我立即到他办公室。到他办公室后，他站在那里，神情十分严肃，气愤地和我说：这次在烟台基地，有人向我反映，基地干部处长李俊琏说我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期间（“文革”期间刘友法同志任中央统战部负责人，1977年回到海军）是犯了错误的。这简直是造谣。对我这段期间的工作，中央组织部是有明确结论的。这种胡说八道，是政治品质问题。这样的干部还能做干部工作吗？以后还能用吗！他边说边踱步，越说越激动。刘友法政委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新四军的干部，他为耿直，性格刚烈。在任旅顺基地政委的4年间，他对我很信任，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待他情绪平静下来后，我用平和的语气谈了我的看法：首先，李俊琏到底有没有说，或是怎么说的，我不了解。但按常理分析，如果你这次离开基地政委的位置，是平调走或是退下来，个别思想意识不好的人，传播一些不负责的负面消息也许有这个可能。而你这次到北京任职，是提升，又是海政首长，一般人这个时候想巴结都巴结不过来呢。尤其是做干部工作的，这点比谁都明白。因此，我对反映的这个问题，持怀疑态度。听完我的话，刘政委思索了一会，情绪平静了许多。最后他微笑地说：小王，你分析得有道理。接下的几天里，他带着我到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政治学院和大连市委、市政府领导做辞别，再也没有提及此事。刘友法同志到北京工作后，先任海军政治部主任，后又担任海军纪委书记，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李俊琏同志后来到潜艇12支队任副政委，成为我的直接领导（当时我在潜艇12支队任组织科长），我也从未向他泄露过这件事（此后李俊琏同志一路顺利升迁，任过核潜艇基地政委、青岛基地政委、北海舰队政委和海军副政委）。（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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