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的锐利与诗性的退场

——论过河卒诗歌的现实关怀与艺术局限

安徽/王瑞东

        在当代汉语诗歌的多元谱系中，过河卒的创作呈现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他的诗行如同一份份社会病理诊断书，以近乎散文的笔触，直指时代的精神困境与结构性问题。在《无助的年代》与《内卷》两首代表作中，诗人摒弃了传统抒情诗的意象迂回与隐喻婉转，选择以概念为矛、以论断为盾，展开了一场与当下现实的正面交锋。这种写作姿态，既构成了其诗歌独特的力量之源，也暴露了诗性语言在直面公共议题时可能遭遇的转化困境。

        过河卒诗歌的首要特征在于其强烈的议题意识与诊断性笔调。《无助的年代》开篇即以“开放的思想/自由的行为/不受道德的约束”勾勒出一个价值失序的伦理图景，随后迅速指向其后果——“畸形的苦果”。这种从现象到归因的直线式书写，摒弃了诗歌惯有的暗示与留白，转而追求社会学论述般的清晰度。诗中“算计与谋私”、“诚信被破坏”、“激情退火”、“事业挫败”等词汇的密集铺排，形成了一幅系统性溃败的拼图。诗人不仅是现象的记录者，更是意义的裁决者，最终将出路寄托于“善良的观众/期待神来拯救”这一带有荒诞感的期盼上，从而在批判中渗入了一丝存在主义的苍凉。

        在《内卷》中，这种诊断性书写进一步具象化为对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剖析。“土豪们收割着穷人的韭菜”、“资源分配不平衡”、“市场供需不对等”等表述，几乎可以无缝嵌入社会分析报告。诗人精准地抓住了“内卷”这一时代关键词的核心特征——“源头没有活水/物质存量不断减少”，并将其本质定义为“利益的博弈”与“恶性循环”。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诗的结尾部分，诗人超越了单纯的情绪宣泄，提出了“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增加各项消费”的治理思路，这使得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公共政策建议的功能，凸显了诗人介入现实的积极意图。

       然而，正是这种强烈的介入意识与诊断偏好，导致了过河卒诗歌在艺术本体层面上的某种困境。当诗歌过度趋近于社会评论或时事分析时，其语言便面临“去诗化”的风险。两首诗普遍采用“现象描述-概念界定-价值判断”的线性结构，意象稀少，韵律松散，语言的惊喜与暧昧多让位于论断的明确与直接。例如“躺平沉默/是那些失意颓废者的选择”这样的诗句，其界定功能远大于其审美功能，它关闭了读者多元解读的空间，将复杂的生存状态简化为一个标签。

        从诗歌传统看，过河卒的写作接续了中国诗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关怀谱系，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朦胧诗”后某些侧重社会批判的诗歌流向。但他似乎走得更远，其诗歌的“散文化”与“概念化”程度更为显著。这种选择或许源于一种急迫感——面对剧烈转型的社会现实，诗人认为繁复的意象游戏与语言实验已显得奢侈，直接言说成为更负责任的姿态。这种写作伦理值得尊敬，它让诗歌保持了与大地痛感的直接连结。

        总体而言，过河卒的诗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作为社会诊断的诗歌”样本。他的价值不在于语言的精妙或意境的深邃，而在于那种不回避、不美化的直面勇气，以及将诗歌视为公共对话媒介的尝试。在诗坛充斥着私人絮语与技巧炫目的当下，这种粗粝而真挚的书写自有其分量。然而，如何在保持批判锋芒的同时，完成对现实经验更富艺术转化力的诗意提炼，如何让思想锋芒与语言诗性达成更高层次的统一，这或许是过河卒及同类写作未来需要面对的挑战。毕竟，诗歌的力量最终不仅在于它说出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言说——那种独特的、只有诗歌才能完成的言说方式，正是诗之为诗的根本所在。

（2025/12/05凌晨5：05于马鞍山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