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潘耀栋遗物捐献

淄博三转一响博物馆

石广东

       日前，潘红光夫妇将父亲生前使用多年的一本《新华字典》、一台上海产40CM电风扇、一个木板凳、一个陶罐共四件珍贵物品捐献给淄博三转一响博物馆。

       其中那本1953年版《新华字典》，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由新华辞书社编写；按照民国时期创立的注音字母顺序排列字头（从1959年版的《新华字典》开始，把1958年正式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贯穿于全书，突出了汉语拼音给汉字注音的方式）。

       最珍贵的是有老英雄潘耀栋的亲笔签名。

       潘红光先生的父亲潘耀栋，曾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先后担任红军独立旅班长、排长，新四军连长，志愿军营长，海军驻长山要塞副团长、淄博市交通局副局长等职务。

       潘耀栋，1918年出生于浙江景宁秋炉乡秋炉村。1935年，年仅17岁的潘耀栋报名参军，从此投身革命洪流。他所在的部队属南方留守红军，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坚持游击作战，昼伏夜行，风餐露宿。潘耀栋从一名普通战士起步，凭借勇敢机智，逐步成长为红军独立旅的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

       潘红光向张维杰馆长说：“我们是后来学历史、看电视，才知道当年红军有多苦”。他深情地回忆：“老父亲可从没提过这些”。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只说：“比起牺牲的战友，我已经是幸运的了”。

       潘红光介绍：解放战争时期，父亲随部队转战华东，先后参加莱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潘红光在回忆着父亲的亲历口述：“我的命是捡回来的，战斗中七八次重伤。最严重的一次，子弹从右胸打进，后背穿出，躺了一个多月才醒过来。”

       潘耀栋大儿媳高玲说：在老人晚年照顾他时，发现父亲身上遍布十几处伤疤。“胸口、肚子、腿上都有。”她轻声说，“老人常指着伤疤告诉我们：‘这个是日本人留下的，这个是国民党打的，这个是美国人炸的。’”

       1951年，潘耀栋赴朝作战，任志愿军某营营长，曾缴获一床羊毛军毯。这床保存完好的美军毛毯，如今静静躺在淄博市档案馆的柜中，成为那段冰火岁月的无声见证。

       1958年，潘耀栋转业至地方，任淄博市交通局副局长，1983年离休。尽管战功赫赫，他却从不居功自傲。家人回忆，他从不主动提及荣誉，也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待遇要求。“他常对我们说：‘我的无数战友牺牲在战场上，我作为幸存者，没有理由不好好工作，没有理由讲待遇。’”潘红光动情地说。

       离休后，每逢清明节、建军节，老人总会默默擦拭军功章，凝视远方，眼中常泛起泪光。高玲说：“他知道的太多，记得太多，可说出来的太少；他把一切都藏在心里”。

       1999年3月8日，《淄博日报》在【社会周刊】头版头条发表共和国功臣录：《为信念而战》——访老红军、市交通委离休干部潘耀栋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特稿。

       2013年，潘耀栋在淄博离世，享年95岁。潘红光将父亲遗存的24件实物捐赠给淄博市档案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件红军时期的文件袋——泛黄的粗帆布已磨得发白，边缘多处用细密的针脚缝补。这不仅是一件实物，更是一位无言战士，承载着血与火的记忆，静默诉说着那段九死一生的征程；还有那件50年代的军礼服、闪亮的肩章、缴获的美军毛毯……每一件都承载着一段历史，诉说着一个“幸存者”的忠诚与敬畏。 “父亲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也是奉献的一生。”潘红光说，“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不是军功章，而是那句永远回响在我们心中的话——‘我是幸存者，必须好好活着，为牺牲的人活出意义。’”

       2025年11月，潘红光夫妇将老父亲遗存的《新华字典》、电风扇、木板凳，陶罐一起捐献到淄博三转一响博物馆馆长张维杰手中。

       同时，潘红光与夫人高玲，又把他两人使用过、珍藏多年的摩托罗拉数字、汉显寻呼机、摩托罗拉第一代翻盖手机、按键手机、触屏手机等代表他们家庭通讯工具发展记忆的共10件藏品捐赠给淄博三转一响博物馆，对张维杰馆长表达了最大的信任与支持！

       张维杰馆长非常感谢，表示：三转一响博物馆要建立红色文化展览专柜，一定好好珍藏。把老英雄的革命精神通过他的遗存故事传承给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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