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果书记刘金榜

一、 寒门喜得又一郎  茅屋草舍度饥荒

   1932年的秋霜，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庄稼早早被冻死，造成粮食大量减产，对这些老百姓来说更是雪上加霜，面临的是饥饿。承德市隆化县七家乡西地大队的黄旗道南沟，住着三户刘姓人家，祖辈在这里住了很多年，土坯茅草房摇摇欲坠，像三颗被冻僵的豆荚，嵌在光秃秃的山坳里。8月3日这天，刘明宽的媳妇刘张氏在四面透风，房上漏雨的炕头上咬着牙生下第二个男孩，接生婆用粗布擦去孩子身上的血污，窗外的风正卷着枯叶撞在窗棂上，发出“呜呜”的声响，这便是“铁蛋”，一个生来就与饥饿为伴的名字。那时的南沟，山是秃的，地是薄的，三户人家的烟囱很少能痛快地冒烟。刘明宽是个硬汉子，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下地，回来时肩头落满霜，手里却常常空着。一家七、  八口挤在两间土坯房里，炕上铺着破草席，冬天能看见屋顶的星星，夏天漏雨时就得挪到墙角站着。家里的铁锅经常是凉的，只有逢年过节，才能闻到点稀粥的米香，那粥稀得能照见人影，里面飘着几粒小米，更多的是野菜。

    刘明宽为这孩子“铁蛋”起名叫“金榜”，寓意为长大能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为老刘家撑起一片天地，成为有名望之人。 五岁那年冬天，雪下了三天三夜，把南沟封得严严实实。刘明宽去山里找迷路的羊，直到天黑也没回来。母亲把刘金明、刘桂珍和更小的刘金喜、刘凤珍搂在怀里，灶膛里的火早就灭了，一家人冻得挤成一团，饿得直哭，小手在刘金榜怀里乱抓：“哥，我饿……要吃的……”妹妹也跟着哭，声音细弱。刘金榜摸着弟弟枯瘦的胳膊，骨头硌得他手心发疼，可他翻遍了家里的破柜子，只找到半块红薯干，那是母亲藏着给父亲留的。

   他把红薯干塞进弟弟嘴里，弟弟立刻含住，冻得发紫的小脸才有了点活气。妹妹睁着大眼睛看着他，睫毛上挂着泪珠。刘金榜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着，疼得厉害。他悄悄溜下炕，踩着没膝的积雪往山上跑，雪灌进破鞋里，冻得脚像猫咬似的。他记得夏天挖野菜的地方，或许能找到点被雪埋住的干野菜根。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他摔了好几跤，膝盖渗出血，在雪地上印出一个个红点子。可扒开积雪，只有冻硬的土块和枯草根。

回到家时，他冻得说不出话，手里攥着几根枯草。母亲抱着他掉眼泪，泪水落在他脖子里，冰得他一哆嗦。那天半夜里，父亲终于回来了，手里拎着一只冻僵的野兔，是在雪窝里捡到的。母亲把野兔炖在锅里，肉香飘满了土坯房，弟弟妹妹盯着锅沿，眼睛亮得像星星。刘金榜分到一小块肉，他嚼了嚼，却没尝出啥滋味，只觉得喉咙发紧他想起山上那些被冻住的野菜根。六岁时，刘金榜成了家里的“寻粮官”。天刚蒙蒙亮，他就挎着个破篮子出门，跟着哥哥往山里钻。春天挖荠菜、苦菜，捋榆钱；夏天采山杏；秋天捡落在地上的山楂、野果；冬天就找树皮。榆树皮最嫩，扒下来晒干，母亲磨成粉掺在糠里做窝窝头，涩得拉嗓子，却能填肚子。有一回，他看见一棵老桦树，树皮糙得像砂纸，可弟弟妹妹还等着吃的，他硬是用石头砸、用手抠，把树皮弄半篮子。回到家，手心被磨出了血泡，母亲用针挑破，往上面撒点灶灰，他咬着牙不吭声。

最让他怕的是春天的“青黄不接”。地里的种子刚种下，去年的存粮早就吃光了。他和哥哥每天要走十几里山路，去更远的山沟里找能吃的东西。有次遇上暴雨，两人躲在砬棚下，篮子里只有几把刚挖的马齿苋。雨停后往回走，山路滑得厉害，哥哥为了护着篮子里的野菜，摔下了土坡，胳膊被划出长长的口子。刘金榜扶着哥哥往家挪，看着篮子里沾着泥的野菜，突然蹲在地上哭了，为啥想让弟弟妹妹吃上一口饱饭，这么难？

那些年的记忆，像刻在刘金榜骨头上的疤。他记得弟弟因为饿，把灶台上的生玉米面抓着吃，被母亲打了手心，却还是含着眼泪往嘴里塞；记得姐姐把自己的窝窝头让给妹妹，自己啃树皮；记得父亲在夜里偷偷叹气，烟袋锅的火星在黑暗里明明灭灭。可他更记得，自己挎着篮子从山里回来，弟弟妹妹跑过来拽他衣角的样子；记得母亲把野菜窝窝头蒸好，第一个递给最小的妹妹；一家人围着那口破锅，哪怕只有点稀粥，也能喝出点热乎气。

后来刘金榜常常想，那些年啃过的树皮、挖过的野菜，其实是老天爷给的念想，艰难的日子，只要肯上山找，总能找到点能填肚子的东西；再苦的生活，只要一家人凑在一起，就有熬过去的盼头。就像南沟的山，看着光秃秃的，春天一到，总会冒出点绿芽来。刘金榜七岁那年 ，那天他正在院里，就听见沟口传来“哐哐”的锣声，穿灰布衣裳的壮丁扛着枪往各家闯。爹马上攥住他的手腕往怀里塞，娘抱着奶奶织了一半的花布包袱，脚还没迈出屋门槛，壮丁的枪托就顶在了爹的后腰上。“搬到骆驼脖（过去西地街叫骆驼脖）去住，这里不能再住了，太阳落山前不到，烧了你们这两间破房子”。刘金榜的爹带着全家人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居住多少年的老家，回头看时，看到三户破旧的摇摇欲坠房屋。

骆驼脖是片刚圈起来的土城子，只有几十户人家挤在临时搭的草棚里。草棚漏风，夜里能看见星星。刘金榜一家住的草棚挨着牛圈，他睡不着，总想起自家土屋的土炕，炕头总是暖乎乎的，臭气难闻。他只能缩在娘怀里，听着隔壁小孩饿肚子的哭声，啃着窝头，窝头刺得嗓子疼，他不敢哭，一哭娘就抹眼泪。第一次偷跑是搬来的第三天。刘金榜趁他爹跟着壮丁去“修村围墙”，娘在草棚里补破衣裳，他瞅着没人注意，猫着腰往草棚后头钻。他记得爹说过一句话，往西边走进沟，看见一棵歪脖子柳树，再拐个弯就是黄旗道南沟。他没有鞋穿，只能光着脚踩在晒得发烫的土路上，石子硌得脚心疼，可一想到赶快偷跑回自己的老家疼就不算啥。走了一会儿，远 远看见歪脖子柳树了，拐过弯看到他家的破旧房子了，突然后领子被人揪住，硬生生提了起来。 原来是两个壮丁，脸上沾着土，手里的木棍敲打着手心“啪啪”响。“小兔崽子敢跑？”一个壮丁把他按在地上，另一个举起木棍就往他屁股上打。刘金榜疼得蜷成一团，眼泪在眼眶里转，却咬着牙没哭出声。

挨打没拦住他，过了十天，他又跑了。这次他学乖了，揣了个凉窝头，趁天刚亮壮丁换岗的时候往西溜。他绕着柳树走，踩着田埂上的草棵子，脚被草叶划出血口子也没停。眼看就要看见自家那扇裂了缝的木门，突然听见身后有狗叫声，原来是壮丁养的狼狗，追了过来，他吓得往玉米地里钻，玉米叶刮得脸生疼，可狼狗还是追上来了，爪子挠在他的小腿上，火辣辣的。这次壮丁没打他屁股，把他按在地上，用枪托怼他的后背，一下、两下，他感觉五脏六腑都在晃，嘴里冒出血腥气。“再跑，打断你的腿！”壮丁揪着他的头发，把他的脸往地上蹭，石子硌得他颧骨疼，他盯着地里的土，突然伸手抓了一把，攥得紧紧的。

童年的刘金榜多次偷着跑回老家，却一次次被抓回来，遭受毒打，使年幼的刘金榜饱尝屈辱，使他耿直的性格又增添了几分倔强。

他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知道自己不能为父亲分担忧愁、不能为家庭操心尽力。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对父亲最深的印象是他整天弯腰去几里外挑水的样子，弟弟、妹妹饥饿时，常常找我 要吃的，可是我无法让他们填饱肚子，至今都是愧疚。

他羡慕卖货郎挑着担子从外边赶过来，虽然没钱买稀罕的货物，但却能从货郎口中听到山外许多新鲜事。躁动的心从小就使刘金榜不能安于小山村里过着贫穷的生活。自己就有远大的理想，立下了雄心壮志。

二、茅沟河水受启发   寒门学子立志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有了自由，但是温饱问题仍未从根本上解决，父母年纪大了，全家生活的重担都压在了刘金榜的身上，他无时不在苦苦思索着如何能摆脱贫困的办法，首先解决全家能吃饱饭的大问题。

1 950年的初冬，刘金榜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褂子，手里拿着一把破斧头，爬上黄旗道南沟的大山顶准备去砍柴。

到山顶后 他本想找块平整的石头歇一歇，可当目光越过眼前的山坳，整个人突然僵住了。

蔚蓝的天空，大朵大朵的云朵像棉花糖似的悬着，阳光泼洒下来，给连绵的群山像镀上了一层金边似的。那些平日里看着高不可攀的山，此刻都成了脚下的浪涛，一层叠着一层，一山连着一山，连绵起伏，正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而在山与山中间，一条银亮的带子正蜿蜒起伏，那就是茅沟河。

刘金榜从未见过这样的茅沟河。在家门口看到，它只是一条小溪，从山间里流出，哗啦啦——哗啦啦——，能听见流水的声响，顺着山谷往下流，穿过村庄，又从村庄流向远方。有时浑黄的水绕着石头打转，偶尔还会因为天旱断流。

刘金榜站在这山顶上，看到从远处的河川里水奔涌而流，像一条巨龙，左冲右突，在川道里形成九曲十八弯。有的河道被巨石挡住，它就狠狠撞上去，溅起雪白的水花，再绕着石头拐个急弯，继续往前奔，勇往直前，流入江河湖海。

刘金榜的心里猛地一颤想起父亲刘明宽说过，河水最终是要流进大海的，海是什么样？他没见过，只在说书先生的故事里听过，说是比所有的山加起来还要大，水是蓝的，能装下太阳和月亮他蹲在山顶上，望着茅沟河消失的方向，手掌下意识地摩挲着斧头的木把儿。这些年的日子像放电影似的在眼前过：弟弟妹妹哭着要吃的，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缝补破衣，父亲弯腰弓背在地里刨食，还有自己挎着篮子在山里找野菜、啃树皮的日子……这山沟就像个看不见的笼子，把一家人困在里面，饿了只能去挖野菜、啃树皮，冷了只能蜷缩在冰冷的破炕头上，裹紧破被，啥时候是个头？

“我为啥就不能像这河水一样？”一个念头突然从心里冒出来，像茅沟河撞开巨石的水花，“死守着这山沟，总是饿着肚子，如果闯出去，哪怕摔跟头，也比在这儿熬着强！”

他站起身，对着群山张开双臂，仿佛要把那股河水的劲儿揽进怀里。阳光照在他脸上，把少年的轮廓勾勒得发亮，眼里的迷茫像被河水冲过的石头，露出了从未有过的光。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不知道离开山沟会遇上啥难处，可他认定了一件事：就像茅沟河里的水奔着大海去一样，得奔着“好日子”去，哪怕路再弯，坡再陡，只要不停步，总能找到那碗“甜水”喝。

用一个多小时砍了一捆柴，背在肩上，虽然很重，仿佛轻了许多。刘金榜顺着山梁慢慢往山下走，脚下的碎石子咯吱作响，像在为他助力。

刘金榜这次上山顶上看到的茅沟河，比读十年书还管用。茅沟河教会他不是山水有多美，而是懂得“水往低处流，人得往高处走”的道理，不是河道有多弯，而是再弯的路，也挡不住想勇往直前的他。就像那河水里的每一滴水，看似柔弱，可凑在一起往前奔，就能冲出山谷，奔向大海，人也一样，只要心里有一股子奔劲，再穷的山沟，也困不住想闯世界的脚步。

我为啥不能到外面闯一闯，幸福的源泉我一定会找到。

刘金榜从小因为家里穷，没上过学，没读过书，斗大的字不识半升，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村里每到冬天农闲时成立了识字班，在识字班里学习了几个冬天，刘金榜聪明好学，老师一教就会，过目不忘，虽然学习时间不长，但是他学会了很多知识，能认识很多字，有了经济脑瓜，为以后做生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走起江湖闯天涯  踏破铁鞋寻商机

60年代里西地里的人每当听到“宁过三江口，不从西地走”这句顺口溜像根刺，扎在每个西地人心里。外村人路过看着土坯房的破窗纸、人们穿着打补丁的衣裳，总会加快脚步，仿佛这穷气能沾上身。

有年冬天，刘金榜去邻村串亲戚，听见人家背后嘀咕：“西地来的孩子？看那裤子，补丁摞着补丁，怕是连条囫囵裤子都没有。”

这话没说错。那时候的西地村，真就穷到这份上，全村人没有像样的家当，人均摊不上一个枕头，夜里睡觉，大人孩子挤在土炕上，枕着砖头；却两个人合穿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在家的人就裹着破被蹲炕头；三条汉子盖一条被子更是常事。

劳动日值不足三角钱的日子，把人熬得没了脾气。春天盼下雨，夏天怕冰雹，秋天求天晴，可就算风调雨顺，打下的粮食除了交公粮，剩下的也只够掺着野菜填肚子。刘金榜看着弟弟因为饿，把灶台上的生玉米面往嘴里塞，看着老娘把自己的窝窝头分给孩子，自己啃树皮，他攥紧了拳头，暗暗想一定要走出去，到外面闯一闯，不经风雨怎能会见到彩虹。

他开始背着干粮往外走，北上旺业店、赤峰，南下唐山、兴隆等地贩运线麻、大牲畜等。

一年的隆冬，北风像刀子似的刮过骆驼脖的山梁。刘金榜裹紧了打补丁的棉袄，牵着两头半大的黄牛，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没膝的积雪里。他要赶在年前把牛送到赤峰的集市，换些钱回来交给生产队里，生产队给他记工分，分口粮。剩下的钱再给家里的弟弟妹妹扯块做新衣服的布。

刘金榜肩膀却磨出了厚厚的茧。每年开春，他揣着队里批的条子，南下，去唐山、遵化、兴隆一带收线麻，回来用线麻就能卖成钱。用扁担挑着线麻一步一步往回走，沉重的担子压得他直不起腰，只能弓着背一步步往回挪，脚底的破鞋磨穿了，就用麻绳缠几圈接着走。

村口的一位老人蹲在墙根下晒太阳，看着他挑回一挑子线麻，站起身对刘金榜说道：“金榜，又去跑买卖了，这钱挣得真不容易。”

刘金榜咧嘴笑了笑，露出两排白牙：“挣点是点，给队里交够700块，家里日子也能松快些，能解决家里老小吃饭穿衣问题。”

他心里有本账：一趟赤峰能赚二三十块钱，跑三趟唐山能攒够给队里交的钱，剩下的钱就能给娘抓副药，给姐姐、妹妹买根花头绳。可这里的辛苦，他从没跟任何人说过，在兴隆的山道上被劫过货，在遵化的雨夜里淋过透心凉，在赤峰的集市上为了几毛钱跟人争得面红耳赤，差一点没动手打了起来。

时间长了自己赚钱买了一头毛驴，走时可以骑着毛驴了，回来用毛驴驮东西，极大节省了在路上的时间，自己也轻松多了，效率更高了，赚钱也是越来越多了。一天他赶着一头毛驴从唐山往回走，遇上连雨天，山路滑得像抹了油一样。毛驴腿下一滑，背上的线麻滚下山沟的河套里，他跟着跳下去捞，腿被石头划了道深口子，血顺着裤管往下淌，混着泥水在地上拖出长长的红痕。那天夜里，他就靠在崖壁上，嚼着冻硬的窝头，听着山里的狼嚎，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得把线麻弄回去，这是家里的指望，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继续往回赶。

每次从外面回来，刘金榜家的土坯房里总会挤满人。乡亲们摸着他带回来的花布、糖果，眼里闪着光：“金榜，你真有能耐，啥时候咱也能像你这样，兜里有俩闲钱花？”

夜里躺在炕上，刘金榜总睡不着。窗外的风卷着落叶打在窗纸上，像乡亲们叹口气的声音。他摸着炕席上磨出的破洞，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自己跑买卖能赚钱，可乡亲们呢？老的老，小的小，谁能像自己一样风里来雨里去？

“啥时候能让大伙都过上好日子？”他常常瞪着房梁上的蜘蛛网发呆。经商这碗饭，不是谁都能吃的，得有胆量，得认路，得能经得起风风雨雨，能吃苦受累，更得有本钱。可西地的乡亲，大多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让他们离开土地去闯荡，比登天还难。

有天夜里，刘金榜第一次梦见了满山的红果树。树上挂满了红果，像无数个小灯笼，乡亲们笑着摘果子，筐子堆得比人还高。醒来时，他摸了摸心口，跳得厉害或许，摆脱贫困的路，不在远方的集市里，而在西地村的山梁上？

他依旧北上赤峰、南下唐山，但背包里除了线麻，多了本厚厚的笔记本，上面记着各地红果的价钱、销路，还有从果农那里讨来的种植窍门。

有一次来到兴隆果园里，他蹲在地上看果农剪枝，一看就是大半天，和技术员了解果树修剪技术，临走时还非要给人留下两块钱：“师傅，这技术比金子还贵。”

1968年的秋阳，把兴隆县的山坳染成了打翻的胭脂盒。刘金榜挑着半担线麻，正走在乡间的路上，忽然被一阵细碎的“咔嚓”声停住了脚步，沟岔里的果农正踩着梯子摘果子，红的、黄的果子缀满枝头，压得树丫弓着腰，像给山梁系上了彩绸。他挑着线麻的挑子站在原地，看呆了。

那些果树就长在石头缝里，有的根须甚至从岩缝里钻出来，紧紧扒住贫瘠的土。可枝头上的果子却饱满得很，红果像燃着的小火苗，苹果泛着蜜色的光，果农的筐子很快就堆成了小山，过秤时发出“当当”的脆响。

“老乡，这果子能卖多少钱？”刘金榜放下挑子，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颤。

摘果的老汉直起腰，用袖子抹了把汗：“这红果啊，运到唐山能换三斤白面，一棵树上的果，够全家吃半年！”他指着对面的山，接着说：“你看那沟里，以前秃山光岭，自从栽了果树，现在家家都有余粮，有钱花。”

刘金榜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漫山的果树在秋风里摇晃，像无数双招手的手。他突然想起西地村的山同样的石头，同样的坡，光秃秃的山梁只能长满柴草。乡亲们守着这样的山，一年到头啃玉米面饼子吃，弟弟妹妹饿极了还会去啃树皮，而这里的农民，靠果树就能把日子过好。

“凭啥？”一个念头像红果落地般砸在他心上，兴隆能长果树，西地就不能？他们能靠这发家，咱西地人凭啥就不能？

那天的线麻没卖好价钱，刘金榜满脑子都是兴隆的果树。往回走的路上，他绕进一片果园，蹲在果树下看了又看。树根周围的土被翻得松松的，树坑里还埋着烂菜叶、羊粪蛋，显然是精心侍弄过的。他伸手摸了摸树干，粗糙的树皮上沾着泥土，却透着一股倔强的劲儿，就像西地村的乡亲，看着不起眼，骨子里全是韧劲。

走进一户农家，他看见窗台上摆着搪瓷缸、收音机，墙上还贴着崭新的年画，这在西地村是想都不敢想的光景。他突然想起西地村的大、小椽子沟的阳坡光照足，适合种植红果树，以前咋就没往这想？   返程的路似乎短了许多。刘金榜挑着担子，脚步却比来时沉，心里装着事呢。

回到西地村时，已是很晚了，他没回家，径直往村后的山梁走。月光把山影拉得很长，光秃秃的坡地在夜里像沉睡的巨兽。对着漆黑的山梁高声大喊：“咱也栽树！也能过上好日子！”声音回荡在大山里，弹回来，有无数个声音在回荡。

那之后，他跑买卖的路线变了。去兴隆不再只为荨麻   而去了，总要往果园里钻，跟果农学剪枝、学施肥，把人家说的每句话都记在小本子上。有一次为了学给果树涂白灰防冻，他在果园里学到天黑，果农留他吃饭，他就帮人家挑水、喂猪，夜里睡在门房，就为第二天再看一遍操作。

西地村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人均一亩多地的薄地，上累弯了腰，下累断了腿，也是一个“穷”字。要想使西地村富裕起来，大家过上好日子，不再受穷，让西地人富起来，只能向荒山要钱，必须在西地山上栽果树才是唯一的出路。

四、三友初建红果园  安营扎寨在深山1964年刘金榜向第五生产小队提出要建果园，全小队社员都不同意，说：“咱这高寒地区，要能栽果树，老辈子早就栽好了，还用得着你想这个主意。”刘金榜不灰心，一次一次找队长阎祥说想法，提保证，最后以“搞成了归集体，失败不要集体一分钱”的苛刻条件才答应把小椽子沟划给建果园。

深秋夜晚，月亮高高地挂在天空，照得地上像白天一样明亮。月光把三个影子拉得很近，刘金榜蹲坐在村里石碾子上，手里捏着象棋棋子，对面的站长志和伊景明支着下巴，盯着棋盘，楚河汉界旁，“兵卒”正严阵以待。

“将军！”刘金榜将了战长志一军，粗糙的手指在碾盘上划出一道痕，“你这后防不够，跟咱村的山梁似的，不栽果树，早晚得被风吹得越来越穷。”

战长志高中毕业，白衬衫的袖口卷到胳膊肘，不服气地把棋子往前挪了挪：说道：“刘大哥，下棋归下棋，栽树归栽树，就栽果树那事，村里都在传你想夺权呢。”

“屁！”刘金榜把棋子一摔，“我要夺权干啥？能当饭吃？你俩是文化人，说说咱西地大队除了山，还有啥？兴隆那边的沟沟岔岔，比咱这还陡，人家栽果树，发了财，日子过得比谁都甜。咱凭啥守着荒山饿肚子？”

伊景明接着说：“刘二哥，不是不想干，隆化县比兴隆县冷，苹果树怕是熬不过冬。”他是村里的高中生，算起账来比谁都精，“红果耐寒，咱山里老山楂树都能活，要是大规模栽，把握确实大些。”

这话正说到刘金榜心坎里。他说：“我算过账，一棵红果树盛果期能结400多斤，一斤卖1元，一棵红果树就能卖400多元钱，咱村一千多口人，人均一百棵，全村人就会发红财了。现在一个工分才一毛二分钱，要是红果能成了，十年后，10分工涨到一块多钱，不是不可能！”伊景明抬起头，眼里闪着光说：“刘二哥，你真想干？”

“干不干，不能只在嘴上说”。刘金榜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说：“你俩要是相信我，咱仨就搭个伙，成立一个小组，先育苗，再规划，十年为期，让西地村的工分日值达到一块多钱！”

月光忽明忽暗，照在三个汉子脸上。战长志把衬衫扣子扣到最顶端，伊景明挺了挺腰板大声说：“干！”

那晚的棋没下完，三人围在碾盘上，用树枝画起了十年规划：哪里育苗圃，哪里栽果树，行距多少，株距多少，第一年栽多少，第五年扩种到哪里……三个影子缠成了一股绳。有时为了先栽阳坡还是先整梯田，争得面红耳赤，月亮快要下山了，就借着余光接着呛呛，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才发现露水已经打湿了每个人的裤脚。

刘金榜攥着拳头，往碾子上一砸说道：“我负责跑技术、找资金，战长志年轻力壮，管育苗栽树，伊景明脑子活，管记账规划。咱仨拧成一股劲，不信没有干不成的事！”

消息像长了翅膀，第二天一早就传遍了西地村。有人在背后撇嘴：“三个臭皮匠，还想翻天？”李老汉蹲在墙根下抽旱烟，吐着烟圈说：“高中生跟着中农瞎折腾，怕是要栽跟头。”

棋盘上的棋子是为了楚汉争霸，但三个汉子摆下的“棋子”，正在悄悄生根、发芽。他们知道，这盘关于红果的大棋，一旦落子，就不能回头，因为棋子的背后，是西地大队所有人的命运，是从贫穷到富裕的十年之约。

三人小组成立后，开进了距大队里有4里多路的小椽子沟，在那里安营扎寨，搭架子建窝棚，盘锅台、磊灶门、搭土炕。

有了山场就有了用武之地，小椽子沟十分荒凉，但是野山楂到处都是，是嫁接红果的好地方，可是他们三个人没有嫁接技术，听说白杨沟大队伊相林懂得嫁接技术，刘金榜就把他请来，好吃好喝招待，到山上现场传授技术，用了五天时间他们寸步不离，直到每个人都能熟练操作，临走时刘金榜从柜里拿出家里仅有的六元钱作为报酬，若不是伊景明多说了一句话，伊相林还以为钱是生产小队的，当明白是刘金榜自己拿钱请他的，十分感动，硬把钱塞了回去。一个伏天他们嫁接了400多棵，刘金榜把成活300多棵嫁接的红果苗视为掌上明珠，像爱护自己的眼珠子一样爱护着他们。

果树生虫子了，他们向生产小队要钱买农药，队长给他们泼了一瓢冷水，反问道：“你是吃粮食还是吃果树？”没办法三人凑钱买农药灭虫。到了冬天怕把幼苗冻坏，就将自己家准备擀毡子用的10斤羊毛拿来给果树防寒。

开春时，自留地里的红果苗抽出了新芽，三个汉子站在苗畦前，看着那些嫩绿的芽尖，突然觉得，村里的闲言碎语早就没那么重要了。战长志说：“按这长势，明年就能移栽，十年后，工分一块钱的目标，稳了！”伊景明随着也说道：“到时候，咱也办个果品加工厂，让红果变成罐头、果酱，赚更多的钱。” 刘金榜没说话，只是弯腰摸了摸一株幼苗的根部。那根须在土里扎得牢牢的，像三个汉子的心，紧紧系在了西地的山梁上。

当时队里不给他记工，生活那么困难，扩建果园没有钱买苗子，刘金榜把自己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口红木柜都没和妻子明桂芝商量就卖了，妻子知道后和他打了三天的架，要和他离婚，一气之下回了娘家。过了几天时间，刘金榜起早来到了承德县两家公社平台子大队接明桂芝回家。

用卖木柜的钱买山里红根，在自家的自留地上育苗，嫁接，红果苗长到一年后，全部移栽到小椽子沟果园里。

三年时间，自采山丁籽，海棠果籽，在自留地里共育了两千多棵果树苗，出苗后也全部都栽到果园里了。

五、横祸突来遭批斗  绝食抗议护果园

1964年的冬天，“四清”工作队进村，当时一切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这果园当然不能例外，工作队宣布：贫下中农进果园，正式通知刘金榜不准他再进。有理想，有觉悟、有事业心和责任心的刘金榜当然不能低头，他义正词严地对“四清”工作队声明； “果园是社会主义的， 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的义务， 我建的果园我就要去管！”“四清”工作队警告他：“你进果园要负责任！”刘金榜理直气壮地回答道：“群众富不了，我更要负责任！”当时在一旁的第五生产队副队长李晋文怕刘金榜得罪了“四清”工作队 “吃不了兜着走”，劝他别犟了。刘金榜真理在手，义无反顾地说：“是正事就得干下去，我就是死也死在小橡子沟里”。刘金榜一如既往，从山下挑水上山浇果树。 恰巧，此时苹果树苗有旱死的，红果树苗有被兔子嗑伤的，“四清”工作队一个队员硬说苹果树苗死是他用胡椒粒给药杀的，红果苗伤是他用镰刀给砍的。 然而，“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刘金榜心里很坦然， 他对果园照去不误。他的心紧紧被果园拴住了。

一天，生产队里开着会， 窗外大雪纷飞，大地银装素裹，见刘金榜起身不辞而别了，一天都没人见到他。后来人们发现果树下堆起一 座座雪堆，看见他的棉衣这才知道他这一天又是在果园度过的。刘金榜这般热爱果树事业，人们觉得他是真正能信得过的人。于是在1966年春公社党委书记于振忠的提议下，又正式把果园交给他负责管理。从此，刘金榜在果园的劳动也给计报酬了。刘金榜如鱼得水，为了侍弄好果园，连开的山坡地也不要了， 往果园挑水、挑粪，这些重活、脏活天天干，一人顶两人……

好景不长，“文革”的风暴袭来，当时的红卫兵造反派趾高气扬，左胳膊上戴着红袖章，袖章上印着三个十分耀眼的大黄字“红卫兵”，众多老干部一个个被打倒，他虽是农民，同当权派不沾边，却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又一次被红卫兵撵出果园。不仅如此，家被抄，低头弯腰挨批斗。然而，刘金榜不是软骨头，他不乞求造反派对他“宽宏大量”，相反，一句软话也不说，因为他深知自己创社会主义大业没有丝毫错误，有人看到他挨斗，背后就问：“你搞果园挨整，寒心不？”他说：“只有建设速度慢我寒心，挨斗不寒心。”这铿锵有力的回答，一个新型农民的凛然正气。尽管有禁令，在批斗之余，他仍义务地继续在果园做活计，造反派说他“不老实”，经常从果园回来后暴批一通。有人好心地劝他： “不要去了， 越去越挨批斗”。他微微一笑：“没关系，我就是做对人民有利益的事，批不倒我。”就是这样，红卫兵造反派也不说他一句好，相反，“群众专政”，时竟把他五花大绑，捆断了绳子，游街、批斗、戴高帽 ，高帽是硬纸板糊的，写着“走资本主义”足足有三尺多高，字迹潦草很刺眼，脖子上挂的木牌子，用铁丝拴着，勒进脖子的肉里，有时还挨打，被打得鲜血直流，但一声不叫。有时被关进牛棚里， 使他插翅难飞，不能去果园了，心如刀绞。他对果园的感情比对自己亲人的感情还深，怎么能离开果园呢？不行，要斗争，要反抗，他决定绝食。

绝食第一天， 汤水未进，夜里他在牛棚里，干草堆的潮气浸透衣裤，只能看到远处果园的轮廓，让他在黑暗中攥紧拳头。

绝食第二天的日头刚偏西，刘金榜扶着墙站起来，执意要去果园。“不行！”红卫兵造反派横过木棍阻拦。他突然提高声音，胸腔因虚弱而起伏：“不让我进果园，我就撞死在这里！”目光里的狠劲让造反派迟疑了，最终还是松了手，只是派了一大帮人远远跟着，怕他寻短见。

土路在脚下延伸，刘金榜一边走一边骂，声音沙哑却有力：“你们良心都让狗吃了，我为大伙办点实事，你们把我当眼中钉、肉中刺！”走进果园的那一刻，他的脚步慢了下来，枝叶间藏着的青虫正在啃噬嫩芽，那是他和老党员于景旺当年一棵棵栽下的果树，是全大队人的指望。

他抬手捏住虫子，指尖因饥饿而颤抖，嘴里却没停地骂道：“你们这些害虫，等我死了，到阴曹地府也要捉住你们，让你们害人害树！”这话明着骂虫，实则骂向身后的造反派。

于景旺悄悄跟上来，塞给他半个窝头，被他摆手推开。“果树是人民的，是集体的，”刘金榜盯着沐浴在夕阳里的果树枝条，语气郑重，“有太阳照照，害虫害不死它。等我死后，你一定要把果树管理好。”于景旺红着眼眶点头，这片果园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刻着他们当年挖坑、浇水、剪枝的身影。

绝食第三天清晨，刘金这个抗议的举动，轰动了整个七家公社，造反派觉得理亏，见势不妙，要把刘金榜放回，公社党委派人来了，看着消瘦的刘金榜，对红卫兵造反派说：“你们必须马上放他回家”。走进家门时，妻子明桂芝扑过来扶住他，泪水砸在他手背上：“你这么干，家里吃亏受穷我不怕，可是得有个公道啊！”亲友们也陆续赶来，劝他别再当“冤大头”，没名没利还遭罪。

刘金榜喝了口妻子端来的米汤，眼神却异常坚定。他斩钉截铁地说：“总有一天果树会说话的，事实会给我们一个公道的。太阳总会从东边出。”

1969年天旱无雨，快把果树旱死了，开花不能结果，人工挑水挑不过来，需要建扬水站，没有钱，他和老伴明桂芝商量要把家里的那头毛驴卖了，用卖的钱安装扬水泵，木柜当然是家中妇女最心爱的家具了，当然不会同意的，自然舍不得。刘金榜安慰老伴说：“以后果树都结果了，大家富裕了，咱家也有钱了，给你买立柜”。老伴含着眼泪把木柜卖了。 此事传出，造反派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什么刘金榜“假积极”。 群众毕竟眼睛是亮的，是多数人，一位主持正义的干部质问造反派：“你们真积极卖几头驴？”民心不可违。

这场斗争以刘金榜胜利而告终，七家公社明确刘金榜为小队果树技术员，还给他配上了两个社员，成立了果树专业队。刘金榜买了180斤山梨让大伙吃，大伙吃梨，他收籽儿，他把收回的1斤梨籽种在自己的自留地上，育出100多棵树苗，栽到后山上。这些树苗他们要集体一分钱，一分工。

六、积劳成疾疝气重  手术治疗在当下

1972年大早，眼看着果树叶蔫了，他心疼极了，领着专业队几个人挑起水桶就浇，汗水湿透了衣服，跟水浇似的。他们把决心写在纸上，贴在小窝棚墙上：“没有水管有血管，血管不断水自流，宁可身体多出汗，不让树叶发黄。”挑了20多天水，刘金榜小肠疝气的病越发严重啦，只能一只手托着肿胀得像皮球似的阴囊，另一只手把着扁担，坚持挑水。到了10月实在挺不下去了，不得不去医院做手术，本来是个小小的手术，可割开肚子一看，肠子已经和睾丸粘在一起了，只好将一个睾丸摘掉。因为上山挑水严重用力过大，增加手术难度，一做就是5个小时，导致他手术后四五个月直不开腰。刘金榜强忍着疼，弓着腰，带病上山给果树剪枝。

实践出真知，刘金榜在干中学习，不仅精通了果树管理技术，也总结了一套果园管理经验。这里野山楂漫山遍野都是，他以每刨500棵记一个工的办法，组织人们上山下地干活时随手将野山楂刨回来，1973年一年就刨了2万多棵。他又组织年岁大一点的妇女做完饭后去苗圃育苗，将刨来的野山楂栽上。有人看这些妇女挣工分不少，不大赞成刘金榜的这个做法。刘金榜给他们讲：“这叫充分利用人力，妇女挣分，各家都能添收入，这样的好事怎么不可做呢？”人们觉得刘金榜说得在理， 都主动让家中妇女去干这种活计了。

七、县委书记来视察  一锤定音扬水站

刘金榜在发现事业上的可贵精神和他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引起隆化县委书记刘荣胜的关注，1973年秋天，一辆吉普车驶进西地大队第五生产队，年纪四十几岁的县委书记刘荣胜下了车，经人介绍直奔刘金榜家，见面就问： “谁叫刘金榜？”“我就是。”刘金榜回答后， 刘荣胜迫不及待地让刘金榜领着他去看果园，熟悉的人都知道，刘荣胜从不单听下边干部汇报，在可能的条件下都要实地察看。人们说刘金榜果园搞得好，这正符合他的愿望， 他有隆化全县发展成红果县的宏伟设想，刘金榜的实践成果可以使人们相信实现他的设想的可能性。来到小橡子沟，那一坡坡长得茁壮的果树， 使他像淘金人发现金豆子似的， 航海家发现新大陆，乐得脸上开了花，刘金榜向县委书记汇报说：“发展红果的最大的难题就是缺水”。刘荣胜当场拍板，让水利局派人勘测，银行贷款，建扬水站，西地十三座扬水站，第一个就是那时建的。古诗云：“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刘荣胜和刘金榜虽没喝酒，但谈的是那样投机， 他从西地谈到全县。刘金榜说：“计划在西地栽上十万棵红果树”。刘荣胜说：“他设想在全县栽2000万到4000万棵，一年上马，二年成园，三年成树，四年见钱。”

刘荣胜请刘金榜到县里上班，以其经验指导全县红果生产。盛情难却”，而且把经验传给别人又是义不容辞。

刘金榜从1974年春节后即在县里办起红果技术培训班，后来又一个乡一个村地下去作技术指导，辛辛苦苦地忙乎了近一年，把自己的思想和在实践中所学到的东西都献出来了。

县里对刘金榜的重视，使基层干部和群众进一步理解了刘金榜的为人和他开创的事业的意义。

他向县里提出了回队的要求。有人对此深感不可思议，在那个年代，人们想从农村出来还出不来呢，当时所在的第五生产队每个劳动日才给三角钱，而他在县一天连下乡补助就是一元七角钱。有人跟他说： “你这是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事由”。可是刘金榜想到的是，乡亲们还没摆脱贫困，县里有人要给他转为正式工人，他反问道：“能给全队社员都转正吗？我回去跟大伙一起干，过几年准比正式职工挣得多，现在就是给个县长我也不当了”。有人埋怨他不识抬举，辜负了县委书记的一片好意，他说：“我该传的东西已经传差不多了，我回村搞个样板，果园对全县发展红果，也许更有益处”。他坚定的决心。感动了县里的领导，放他回西地，于是他又与他亲手建的果园朝夕相处了。

八、当选支书为全村 兴建果园富大家

看人要看品质、看能力、看实践。刘金榜样样数得着，这一年，大家选他当了副大队长，接着党支部研究了他在“文革”挨整时写的入党申请书，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衡量他多年的表现，接收他加入了党的组织，入党那天，刘金榜的心都要跳出来了，他兴奋，他激动，同时也深知一个共产党员所担负的使命。他觉得，他生在西地的群众之中，同西地群众一道战胜愚昧和贫困，是自己的首要责任，而搞好本地果园则是这场战斗中关键的一仗。因此，是党员和群众中的带头人。在刘金榜入党不久，党支部召开选举大会，除刘金榜自己没投自己票，大家都投票推选他任党支部书记。大家这么信任他，公社党委也找他谈话，刘金榜无法再推辞，从此挑起了西地大队党支部书记这副担子。他在想这同以前的我不一样了，有权了，这权可是党给的，也是群众给的，来自群众就要用之于群众，给群众谋利益

1975年农历正月初二，他带着支部委员们挨家挨户给乡亲拜年。说是拜年，实际上是体察民情。支委们都看到了西地群众的生活水平低到何等程度啊，全村一人合不上一个枕头，两人合不上一床被子，三人合不上一床褥子，有18户房屋面临倒塌，99%的户粮食不够吃，只有两户能接上新粮。

·春节虽是欢乐的日子，但刘金榜和支委们的心头却像压一块大石头。开会刘金榜对大家讲：“这就是西地的现实，我们当干部的任务就是带领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改变这种现状，权，就要用在这上边”！

刘金榜上任，虽说大家拥护，但有人因为过去觉悟不高而在“左”的路线下对他有过过火行动，又有点担心。然而，刘金榜的胸怀是宽阔的。这年农历正月初五，他在明亮的灯光下发表就职演说时，以古喻今，阐述安定团结的重要性，他说：“历史上各代朝廷，有父子相争的，有兄弟相斗的，结局都是丧家亡国。这些年来运动多，你整我，我整你，把人整生了，把地整薄了、把山整秃了、把河整宽了、大伙都整穷了，我刘金榜上台，不翻旧账，咱们齐心协力整山、整川、把山和川变成粮和钱，西地三类队的帽子不能再戴了，让大伙都过上富裕日子。”刘金确实没有食言，对过去整过他而现在已认错的人，只要有能力，他就 让挑合适的担子去干。

第一次支委会开在大队部里，油灯照着墙上“抓革命促生产”的旧标语，显得格外讽刺。刘金榜蹲在供桌上，敲着手里的烟袋锅：“这些年，咱净整人了，把人心整散了，把地整薄了，把山整秃了，把人整穷了！他猛地一拍桌子，供桌的尘土簌簌往下掉。我刘金榜掌权，就一条：不整人，只干事。咱要治山、治川、治水、治穷！”原来有一位生产队长曾给刘金榜出过不少难题，但刘金榜知道他有组织能力，就把西地的命根子果园交给他管理，任命他为专业队长。这位队长干得很出色。

刘金榜过去只是管一个小椽子沟果园，今天全村两万亩山场都要装在他的心里，怎么让这么大的山场资源发掘出来为群众过上好日子服务呢？他同支委牟广福和队干部逐山逐坡勘察、丈量，做出十年发展规划。根据当地的优势，确定林，粮综合发展，而以果、林为重点 。十年之内要栽果树两千亩，其中红果树十万棵，全村1000多口人平均每人100棵，这个规划来自实际，鼓舞人心，他们都说：“只要有棒子面吃，让咱们怎么干都行！”虽然大家热情这么高，但是规划实施起来也并不一帆风顺，发展果园需要建苗圃，而有些生产队总不见行动，他们说：“连地都收不过来，哪有工夫建苗圃？”

大队统一建果园， 一些生产队也不愿返工，特别是让山坡地停耕栽果树，更动一些人的心，有人问刘金榜“是吃粮食还是吃树？”刘金榜从中悟出一点道理，习惯势力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彻底改变的。于是，他把8个生产队队长召集在一起，讲述发展果树的前景。他指着小椽子沟果园说道：“这么大的一条沟，种挂画地，一年辛苦，只能收几挑豆子，没有一棵树的红果值钱，到底哪头合算？”他又跑遍全村，逐队阐明“不能丢西瓜拣芝麻”的道理。

那几天，他一夜只睡两三个小时觉。细致的思想工作加上五队的示范作用，使人们的思路迅速地改变着，随之而来的是“栽红果热”的兴起。

不仅要排除习惯势力的阻力，而且要顶住瞎指挥的压力，在刘金榜上任那年秋冬，自上而下，层层部署，集中劳力，进行农田建设大会战，无疑农田基本建设对增产粮食是必要的，但是，为搞农田建设而放弃果园建设，刘金榜是接受不了的。他将劳动力划分成两条战线，一条战线打井，另一条战线挖树垵，修果树条田，他说：“怎么干也是为大家富，兴用你的办法，也不能不兴用我的办法。”

没人留意过刘金榜的变化，有次大队长无意间问：“书记你咋瘦得裤腰都松了？”，他才摸了摸腰，想起1974年刚上任时称的147斤，再到后来是102斤，竟没察觉少了40多斤肉。

到了秋天，成了村里最热闹的时节。漫山的红果树挂了果，红彤彤的果子压弯了枝头，风一吹，满坡都是甜香。村统计员攥着账本跑到地头，声音都发颤：“书记，红果栽了12万株，平均每人110棵！造林1.1万亩，扬水站32处，咱……咱提前两年完成十年规划了！”

刘金榜站在最高的那道山梁上，望着连片的红果林和泛着绿意的荒山，指尖轻轻碰了碰身边的树干。风掠过树梢，带着果实的甜气扑在他脸上，先前熬出来的疲惫、扛过的难处，此刻都化成了一股热流虽然体重减了，可脚下的路实了，眼里的山绿了，他觉得全身的力气像刚冒芽的树苗，正顺着血脉往四肢涌，往后的日子，还得接着往山上“啃”。

鸡叫头遍时，西地村的土坯房还陷在墨色里，刘金榜已经踩着露水往杨树沟大队部走。五里山路，他天天走，闭着眼都能摸到那块被脚磨平的泥沙路。天边刚泛起鱼肚白，大队部那只锈迹斑斑的广播喇叭，就被他的大手按亮了。“各家各户，大家都马上起来烧火做饭啦-------”。他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却像块石头投进静水里，在小山村里荡开圈圈涟漪。西地大队的烟囱们仿佛听到了一道命令，陆陆续续吐出灰白的烟，在晨光里缠成一团，使山村里的天空弥漫起一缕缕青烟，慢慢地飘向远方。

刘金榜靠在广播室里仿佛听着远处传来的开门声、咳嗽声、从外边抱柴火的脚声。以前的大队部喇叭，多半用来喊批斗会、念文件，如今在他手里，成了叫醒日子的闹钟。

等村里的炊烟渐渐稀了，天还没亮透，喇叭里再次传出他的声音，比刚才的声音洪亮了些：“吃完饭马上出工下地干活了-------”。

这声音过后，像给西地全体村民上了发条，男人们扛着工具往山上走，女人们挎着篮子往苗圃去，脚步声、说笑声响遍大街。刘金榜站在大队部门口，看着黑压压的人群，也跟着往山上赶一同去劳动。

晚上收工时，天已经黑透了，星星都出来了。刘金榜拖着灌了铅的腿往回走，还得再喊最后一嗓子：“各家各户，检查好门窗，明儿照旧出工干活”。声音里带着疲惫，却透着一股犟劲，像山梁上那棵老山楂树一样，风再大也不弯腰。

时间长了，西地村的人养成了习惯。鸡叫头遍听不见喇叭响，就会心里发慌；天不亮没听到“出工”的吆喝，就觉得手脚没处放。有回刘金榜去县里开会，临走前托付大队长代喊。大队长对着喇叭喊了两声，声音太嫩，村里的老汉们听了直乐：“这哪是叫出工，跟念书似的。还是刘书记那嗓子，带着土腥味，听着踏实。”

刘金榜回来后，听说了这事，咧着嘴笑，露出两排白牙。第二天鸡叫头遍，喇叭里的声音又准时响起，比往常更亮堂：“我出门回来了，大家赶快起来烧火做饭。”

刘金榜是天天如此，到鸡叫就去大队部喊大家起来烧火做饭。

九、集中力量大会战   抗拒政策受检查1975年的秋光，泼洒在隆化县西道的街北边上，给这片土地带来多少丰收的希望，一场轰轰烈烈的“平整土地大会战”在这里展开。那是一个“大轰大嗡”的年代，形式主义的风刮过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上级的指令如同千钧重担，压在每个大队干部的肩头上，全公社要集中劳动力，在西道开展平整土地大会战，县里即将来人检查，哪个大队上的劳力少，哪个大队的干部就要公开作检讨。

千人会战的声势，在当时的七家公社开展开来。红旗插遍田埂，口号声震山谷，各大队的社员们被统一调度，统一安伙房，肩背行囊，手推小推车，11个大队的社员浩浩荡荡涌向西道。尘土顺着车轮滚滚而起，混杂着社员们疲惫的喘息，大会战热火朝天干了起来。

公社给西地大队下达的任务是上160个劳动力，且要自带运土小推车。可西地村小，社员就少，加之运土的地点远在数里之外，坡陡路窄，即便凑齐了人数，也不过是你等我、我等你，干干停停，纯属窝工。看着其他大队硬着头皮凑人数、摆场面，只为应付即将到来的检查，西地大队书记刘金榜，眉头紧锁，心中自有定夺。

    作为大队干部，刘金榜心里装的从来不是应付检查的虚名，而是西地社员的生计，是他心心念念的红果园。那些日子，他每天清晨就踩着晨露上山，看着刚起步的果园里，亟待开挖的果树垵、亟待培育的幼苗，再看看西道工地上窝工的人群，心里像被秤砣压着：“千人会战看似热闹，实则劳民伤财；应付检查换来的脸面，不如给乡亲们留一片能结果的果园。”

面对公社“少人就检讨”的强硬要求，面对身边大队干部“别顶着干，免得惹祸上身”的苦劝，刘金榜没有丝毫动摇。他挺直脊背，语气坚定如山上的青松一样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搞这个形式主义。宁肯我个人作检讨，也不能让社员们白出力、让果园建设拖后腿！”这份掷地有声的表态，打破了众人的沉默，也彰显着一个基层党员实事求是的风骨。

没有盲从上级的形式主义指令，刘金榜开始合理调配西地的劳动力，一场“暗度陈仓”的实干之战，在西地悄然展开。他没有将160个劳力全部推向西道的会战工地，而是因地制宜、按需分配：挑选70名身强力壮的社员，前往西道参与会战，既不完全违背公社要求，也避免了人力浪费；将其余90名劳力留在村里，一部分深耕农田建设，筑牢粮食生产的根基，另一部分则全力开挖果树垵，为红果园的扩建添砖加瓦。

彼时的西地，一边是西道会战工地上的人声鼎沸、虚张声势，一边是村里农田里的挥汗如雨、果园中的热火朝天。留在村里的社员们，没有口号加持，没有检查压力，只凭着一股实干的劲头，埋头苦干。挖果树垵的社员们，一锹一铲，深挖细翻，每一个树垵都挖得规整扎实，仿佛在孕育着西地未来的希望；搞农田建设的社员们，分工明确、协同发力，不偷懒、不敷衍，每一寸土地都被打理得井井有条。

刘金榜每天两头奔波，既要去西道工地查看会战情况，安抚社员情绪，又要回到村里，督查果树垵开挖和农田建设进度。他的身影，穿梭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与绿意初萌的果园之间，眼神里满是坚定与期盼——他知道，自己这样做，必然会得罪上级，必然要面临处分，但只要能为乡亲们办实事，只要能让红果园早日成型，他内心无愧。果然，不出所料。县里检查结束后，因西地大队未按要求凑齐160名劳力参加大会战，刘金榜被公社责令，通过广播喇叭向全公社作公开“检查”。

那一天，公社的广播声传遍了每一个村庄，刘金榜的声音平静而坦荡，没有刻意的讨好，没有卑微的辩解，只是如实说明情况，却始终没有承认自己“错了”。广播声落下，不少社员心里都清楚，刘金榜没有错，错的是那些只图虚名、大搞形式主义的人，是那些不顾乡村实际、盲目下达指令的人。

这场看似“违令”的安排，最终交出了最有力的实干答卷。前往西道参与会战的70名社员，凭借着合理的分工和踏实的干劲，竟然提前12天，就完成了原本要求160名劳力才能完成的农田建设任务，效率之高，让公社干部们哑口无言；留在村里的90名劳力，更是不负所托，开挖的果树垵数量，远超以往任何一年。那些当年亲手开挖、悉心栽种的果树，历经岁月的滋养，渐渐枝繁叶茂，长成了西地红果园的骨干树，年年硕果累累，滋养着一代又一代西地人，成为刘金榜实干初心最生动的见证。

多年后，再回望1975年那个秋天的那场“会战”与“坚守”，依旧让人动容。刘金榜的那场广播“检查”，从来不是耻辱，而是一个基层党员抗拒形式主义、坚守实事求是、心系群众冷暖的光荣印记。他用一身风骨，拒绝了虚声浮华；用一份坚守，种下了满园果香；用实际行动证明，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摆出来的场面、喊出来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为乡亲们谋福祉的实事，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初心与担当。山巅的红果园年年丰收，而刘金榜不逐虚声、实干笃行的精神，如同果园里的老果树，深深扎根在隆化的土地上，代代相传，熠熠生辉。

作者简介：何桂军，男，1957年出生在隆化县七家镇三十家子村，任17年民办教师后，1991年考取隆化县师范，毕业分配到七家中学任教，从教42年，于2017年退休。2003年自费参加承德日报社通讯员学习班后，成为《河北农民报》、《承德日报》通讯员，多年来在《河北日报》、《河北农民报》、《承德日报》、《承德晚报》、《隆化周报》、承德电视台、隆化电视台发表新闻稿件100余篇，专题报道10多篇，回忆录《我的母亲》发表在2023年8月28日《承德晚报》12版，摄影作品在隆化博物馆多次展出，2005年被《河北农民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2007年隆化县委评为“优秀通讯员”，2015年隆化县委评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现任隆化县老年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