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蒙论》之九

文/许庆胜 亓玉英 高照仁

（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副主编曾镇南先生 ，左为著名评论家许庆胜先生。高照仁供图）

曾镇南先生在《王蒙论》59页里，这样说到了自己：“作为一个读者，我至今还清楚地保存着对初读这些作品（指王蒙新时期之后的小说——笔者注）时的心情的回忆。那时我刚刚从十年动乱中形成的那种僵硬的思维方式和呆滞的情感状态中苏醒过来，正在北京大学度着我的求学生涯上的二度青春。知识的饥渴使我全力翱游在书海之中，对社会上的情形不甚了然，但社会转折期中特有的大量信息、传闻如潮水涌入燕园，使大家每天几乎都处在兴奋和期待之中。脑子里似乎只是混沌、旋转着的一团云雾，云雾中裹着想多知道一些生活的冲动，多想放下书本去遨游社会，看看生活呵。我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产生了惶惑，而这小惶惑又牵动着感受社会转折期产生的大惶惑。”“正是在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中读到了王蒙的这些小说！像明矾投入了浊水，象薄明的天色中射进了一缕晨曦，象受到了电流的微击，我真觉得兴奋呀！我们几个喜爱当代文学的朋友激动地谈论着，我感到王蒙是那样准确地抓住了大家心中或多或少的惶惑，那样敏捷地抓住了社会上刚刚出现的新的变化，把我们眼前若明若暗的东西明晰化、具象化了。他一下子就搔到了痒处！”“我想，当时，还处于评论圈子之外的我个人的体验，也许更能反映一般读者对王蒙这些创新之作的真实感受吧？”（1）（引自《王蒙论》59——60页，曾镇南著，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这种急切感喟，其实正是中国当时一代热爱文学的青年人们的共同新奇感受和期待！

我们就是这样怀着如此的“新奇感受和期待”阅读王蒙先生的小说《春之声》等意识流小说的！王蒙的作品一直贯穿着理想主义的主题，理想主义精神特色在王蒙的作品里体现得最为鲜明突出，他在创作中对理想的反思和执着也在同代人中最具典型。曾经是“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王蒙，在屡经劫难之后，依然没有抛弃早年的理想主义精神，平反复出的遭际反而让他更加坚定对历史理想主义的认同。王蒙相信，不管实现理想的道路有多么曲折，但前途总是光明的。也正因为这样，王蒙在对他心中的理想主义精神讴歌的同时，也冷峻的指出了实现理想的艰难性与反复性。正如王蒙在小说《蝴蝶》中的主人公张思远，他一直渴望实现自己的理想生活，却不得不在文革的夹缝中小心翼翼的处理着各种问题，从省委高官到被打倒的反革命，再下放到农村改造，看上去张思远似乎离他的理想越来越远，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那样的努力却依然触碰不到他的理想，但是最后，文革结束，他不仅平了反，还升了职，重新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与尊敬，张思远远在天边的理想又再次回到指尖。小说中的张思远多少有些王蒙自己的影子，也影射了王蒙在实现理想主义精神的时候所经历的曲折与反复。 王蒙在讴歌理想主义精神的同时也对一切不符合理想状态的现象进行批判与揭露，但也从中流露出隐约的谅解与同情。这种“中庸”的态度早在他青年时代的作品中就有所表现，例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林震与刘世吾的关系，文革以后长期的灾难性生活阅历又坚固了他的这种“中庸”的人生观，所以他的作品既不偏激也不放弃自身的责任，处处显出圆融贯通。这样的思想倾向在《布礼》《蝴蝶》和《海的梦》中都有体现。在《布礼》中，小说主人公钟亦成身上就明显表现出那种对理想对信仰的执着和对青春激情的赞美。在王蒙笔下经历了坎坷困苦的逆境赤子，怀有的不是对政治信念的幻灭、悲观，而是对政治信念的更加执着与坚定。同样，《蝴蝶》的主人公张思远在文革时的惨痛遭遇也并未让他对党和政治失去信仰，平反后他更加坚定自己的政治追求，张思远是悲剧的制造者，也是悲剧的承受者，王蒙在文中虽然批判了像张思远这样的为官者盲从，批判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残害和对社会的摧残，但是也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社会现实不可改变的谅解和对受害知识青年的同情。尖酸刻薄的后面有作者的温情，冷嘲热讽的后面有作者的谅解，痛心疾首后面仍然有作者满怀热忱的期待。在《海的梦》的最后，当缪可言在夜晚的海滩上看到一对年轻恋人的身影时，当他把个体的生命融入历史整体中去思考时，才又在理性主义的逻辑里找到答案和精神归宿，劫难过后，最终还是又回到王蒙构建的理想主义精神中来。我们痴迷阅读王蒙新时期的系列小说深深感到，王蒙在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不仅有对理想主义精神的追求，还有对民族历史和未来的冷静思考，面对文革带来的劫难的反思，王蒙将个人的苦难与民族的苦难联系起来，从而使个人的苦难具备了超越个人的普遍的启蒙意义。恶梦醒来之后，王蒙自然而然地把历史——昨天和今天连接了起来，即便是在伊犁的流放生活（《在伊犁》），他也以自己特有的宽容与幽默方式寻找到了平衡点，以文学方式来反思性地叙述文革，其实在文革还未被宣布结束时就已开始。文革结束后，文学界掀起了一股反思文学的思潮，王蒙作为对民族历史和未来的反思者必然成为反思文学创作的主力军。 说《海的梦》弥漫着浓郁的反思和感伤情调，王蒙在给小说主人公取名时，似乎颇费心思，在缪可言身上，包含了作者对生命一去不复返的无奈感叹，历史谬误对生命的摧折就个体来说毕竟无法挽回的。小说通过缪可言一段情绪活动的描述，浓缩了一代人的惨痛经历和沧桑体验，同时，又是对他们这代人的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的反思。通过《海的梦》，王蒙自然而然的把个人的坎坷遭遇和国家民族的历史灾难联系在一起，也可以说，作者在自身的遭遇中看到了历史的曲折进程和未来发展，在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前提下，个人生命价值在这一结合中显示了超越性的意义。这也正体现了王蒙这一代人反思历史的特有方式，不是从个人的立场，而是以民众的代言人乃至于民族良知的身份发言，个人的所有情感体验和精神矛盾最终都在汇入群体和历史的过程中才能得以解决，才会获得意义。王蒙在对民族历史的反思中，也包含了对历史谬误的宽容大度，其实这种宽容是人类精神世界对社会和人自身的缺欠、过失、罪过的妥协、谅解,是对不合理现状的合理性承认。对王蒙来说是“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该哭的哭够了,该恨的恨过了,我懂得了存在就是合理的,懂得了要讲废厄泼赖、讲宽容”。也正因为这样，《布礼》中的钟亦成曾在平反后陈辞：“二十年的时光没有白费，二十年的学费没有白交，当我们再次向党的战士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时，我们已不是孩子了，我们深沉得多，老练得多了。我们懂得忧患、艰难，更懂得战胜忧患艰难的喜悦。”（2）（引自王蒙小说《布礼》）这也正是王蒙独特的反思方式，既批判揭露历史的谬误，也对谬误给予宽容大度的谅解。

更为关键的是王蒙80年代的小说创作特别新鲜的引入与扩张就是“意识流”写作手法的启蒙倡导，应该说，这是更灿烂的“天色中射进了一缕晨曦”。文革结束后，一部分作家开始反思文革给社会和文学者带来的灾难，在这一时期，王蒙塑造了不少文革受害知识青年启蒙者形象，借助这些受害知识青年启蒙者在文革时期的悲剧命运，透析历史悲剧原因。如《蝴蝶》里的张思远、《春之声》里的岳之峰、《布礼》中的钟亦成、《海的梦》中的缪可言等等，其实在同代人中，写知识青年悲剧命运的作家很多，但用“意识流”写作的却屈指可数，王蒙所用的“意识流”与普通的意识流又有所区别，有学者称之为“革命意识流”或是“理想主义的意识流”，这的确是王蒙在新时期小说创新的积极探索。 在王蒙最富代表性的几部意识流小说中，作为思考者的情绪主人公本人都是满怀革命理想、有着严肃使命感的人。《布礼》中的钟亦成、《蝴蝶》中的张思远是解放前的老革命、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春之声》中的岳之峰、《海的梦》中的缪可言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这些思绪主人公都或多或少带着王蒙自己的影子。由于意识流主观化、情绪化的东西占主导，作品并不重视情节的编排，他更关心的，是对于心理、情绪、意识，印象的分析和联想式的叙述。这形成了一种流动不居的叙述方式：语词上的变化和多样组合，不断展开的句式，对于夸张、机智、幽默才能的充分展示，等等。不过，当叙述者有时过分迷醉于在叙述中体现的智力优越感时，难免也会走到缺乏控制的滥情，但瑕不掩瑜，面对雾蒙蒙的天空能够“天色中射进了一缕晨曦”浇灌，新型艺术饥渴的我们是何等的激动万分啊！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曾说，每个作家都应该为这个世界提供一种语言方式。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每个称职的作家都应该选择自己独特的与世界对话的方式，说得更专业更深刻一点就是合格的作家你写的一切别人都不曾写过，才说明你为文学做出了贡献！也就是要自觉地去除雷同性，追求自己的特殊性，才能呈现出自己的迥异个性或创造性。一般地说，这是成熟的作家才有的艺术选择，而要有这种成熟选择，必须打入全部传统了解整个文学史，然后再打出传统，忘却与断绝全部旧传统，方能独辟新途，最后让浩如烟海的文学史记住，这是作家自己最后最好的荣耀和辉煌！，王蒙先生就是这样独树了艺术标杆选择了自己“一种自己的语言方式”，或者说他已经“为这个世界提供一种语言方式”了。

但是这种积极艺术探索遇到的阻力是明显的，为此，王蒙曾无奈地叙述：“与此同时，乔木（指胡乔木——笔者注）又不断地劝诫我（指王蒙——笔者注）：在文学探索的路上不要走得太远。”（3）（引自《四月泥泞》103页，《不成样子的怀念》，王蒙著，布老虎丛书·散文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1次印刷）“我（指王蒙——笔者注曾与周扬同志谈起乔木（指胡乔木——笔者注）的这一番意思。周立即表示了与胡针锋相对的意见。周主张大胆探索，‘百虑一致，殊途同归'。我感到了胡与周的相恶。”（4）（引自《四月泥泞》103页，《不成样子的怀念》，王蒙著，布老虎丛书·散文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1次印刷）“为了‘帮助'我（指王蒙——笔者注）不要在现代派的‘邪路'上越走越远，他（指胡乔木——笔者注）建议我去请教钱先生（指钱钟书——笔者注），并说要代为荐介。”（5）（引自《四月泥泞》105页，《不成样子的怀念》，王蒙著，布老虎丛书·散文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1次印刷）等等，但愿“天色中射进了一缕晨曦”能够继续灿烂一些，这是艺术的大幸，更是我们民族的荣光。

注释：

1. A:（1）引自《王蒙论》59——60页，曾镇南著，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2. B:（2）引自王蒙小说《布礼》。

3. C:（3）（4）（5）引自《四月泥泞》103页，《不成样子的怀念》，王蒙著，布老虎丛书·散文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1次印刷。

作者简介

许庆胜：山东省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委员，济南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顾问，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地级莱芜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铁凝小说艺术论》《石祥歌诗评传》《峭岩艺术多维度突破实证省察》《张庆和文学创作艺术》《石祥歌诗评传》《蔡氏四兄妹诗歌研究》《苗得雨诗文赏艺》《唐德亮评传》《王学忠诗歌欣赏与研究》《散文小说化的浪漫骑者——北方晓歌散文欣赏与研究》等，北京正出版《许庆胜序跋集》（大众文艺出版社），现正在进行《新国风诗人作品探微》（贺敬之先生题写了书名）、《赵德发研究》等学术著作的文本形成、前期写作。并在美国《远东时报》、《新大陆》、《亚省时报》、《常青藤》、俄罗斯《人文联盟》、越南《越南华文文学》、菲律宾《商报》、台湾《善性循环》、香港《当代文学》、《澳门晚报》《文艺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中国文化报》《山东文学》《时代文学》《大众日报》《联合日报》《百家评论》《黄河》《工农文学》《四川日报》等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及信息数千篇，总计300万字，美国《远东时报》发表他的评论文章时的编者按中称其为“大陆著名学者”。2018年2月6日——8日许庆胜去山东大厦出席山东省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现任山东省莱芜《江北诗词》编辑。

亓玉英：山东省写作学会会员，济南市吴伯箫研究会理事，莱芜区作协会员，新泰市作协会员。在《散文十二家》等刊物发表《扫眉才子笔玲珑》《从诗词里走出来的女子》《你什么时候想我》《印象苍龙峡》《闲话过年》《夫妻轶事》《人生自是有情痴》《思君》《母亲》《知了龟》《槐花》等作品，莱芜方下镇供销社退休职工，为已故丈夫刘延东整理出版300万字遗著长篇小说《追云逐梦》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轰动，在《济南日报》等媒体多有报道后，北京《作家报》连载《亓玉英的文化重要突出意义》更引起全国性强烈反响。

高照仁，笔名金狗，济南市作协会员，山东济南莱芜茶业口镇东腰关村人，小学高级教师。《校长的误区》《对语文教学的探讨》《对退位减法的探讨》等6篇论文，发表在国家级中文核心期刊；65万字抗日小说《女中豪杰》，在2024年4月由线装书局出版发行；歌词《家有“二百五”》、《逛大山》，获第五届“茅盾文学杯”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并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被清华大学收藏；散文《充满爱心的贤内助》，获“鲁迅文化杯全国第三届文学艺术大赛”金奖，并载入《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人物当代卷》；短篇小说《劫后重生石玉叶》，获“全国第四届郦道元文学大赛”一等奖，并载入书籍《走近郦道元》；评论《石祥歌诗，耀眼明珠》，载入许庆胜、许庆俊的《石祥歌诗评传》；评论《以物铸情状诗韵的辩证》，载入许庆胜、许庆俊的《王学忠诗歌赏析与研究》；《给爱妻的一封信》，获2012年“世纪金榜杯”全国书信大赛一等奖并由国家语文出版社出版发行。戏剧《石头缘》获2010年“文心雕龙杯”全国大赛二等奖。2025年获“第七届中国当代实力派优秀作家”。被“九州文墨”评为“2025年度匠心作家”。初稿现代小说《家耕》（已写48万字,预计100万字以上）、《天赐仙女》、戏剧《穷哥们富哥们》曾在多个网站发表。四百余篇（首）教育论文、文艺评论、歌词、散文、诗歌、新闻通讯等，发表在国家、省、市级报刊、广播电视及网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