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速写与文化的和鸣：
— —论郑升家近期诗作的公共性
安徽/王瑞东
郑升家的这组诗，犹如一份以传统诗歌形式书写的 “文化时事日志”。它敏锐地捕捉公共文化生活与国内外政经事件，并以一种高度通俗化、节奏化的语言进行诗意转译，形成了以下鲜明特征：
1. 题材的公共性与即时性
诗人将笔触聚焦于最具公共能见度的文化事件：从《中国诗词大会》《典籍里的中国》《大唐诗人传》等央视文化节目，到贾平凹新书出版，再到韩国总统弹劾案。这种选材策略，使诗歌与当代大众的集体文化经验同步共振，发挥了诗歌作为公共文化生活“共鸣板”的作用。读者能在其中看到自己刚刚看过的节目、讨论过的新闻，产生强烈的时代在场感。
2. 形式的“新歌行体”与叙事性
诗人采用了类似古代“歌行体”的变体——一种流畅、晓畅、押韵宽松的现代分行叙事。其长处在于节奏明快、易于记诵、观点清晰。例如，“盛宴三月又开场/名家点评再分享” （《看2024央视特别节目〈中国诗词大会〉》），“发动戒严引党争/弹劾审理故拖延” （《闻韩国总统弹劾案通过》）。这种形式削弱了内向的意象凝缩，强化了外向的叙事与议论功能，服务于“记录”与“抒发”的核心目的。
3. 价值传递的明确性
诗作的价值立场鲜明且统一：赞美中华文化（“华夏江山多壮观/诗词锦绣可欣赏”）、崇尚家国情怀与和平（“和平生活来不易/切忌狂妄称霸权”）、批判强权政治与奴颜外交（“抗中亲美现奴颜”）、歌颂劳动致富与乡村振兴（“思维转换后/前景更喜人”）。这使得诗歌成为主流价值观积极、直接的诗歌化表述，具有明确的社会教育和情感凝聚功能。
4. 作为对照的《承欢》
组诗中《承欢》一诗稍显特殊，它从公共评论转向了对社会内部权力结构与心理机制的微妙观察（“地位的高下/形成了尊卑”）。尽管在艺术完成度上仍偏向直白说理，但其试图揭示“承欢”行为背后奖赏机制与人性反应的意图，为这组诗增添了一抹向内审视的色调。
局限与定位：
必须指出，若以追求“意象的陌生化”“情感的复杂张力”与“语言的尖端淬炼”为尺度的纯诗艺术标准衡量，这组诗在艺术个性、思想独创性与美学密度上确有不足。它更接近于 “新闻诗”或“文化时评诗”的传统，其力量在于反应的速度、题材的公共性与价值观的清晰度，而非语言的历险与精神的深渊探险。
郑升家的这组诗，代表了一种在当代依然活跃且拥有广大受众的诗歌创作路径：诗歌作为社会文化生活的积极参与者与快速记录者。它不致力于建造孤悬于时间之上的艺术晶体，而是选择成为时代声浪中一道清晰、响亮、富有责任感的声音。对于读者而言，它是亲切的文化伴侣；对于时代而言，它是一份真挚而及时的诗意备忘。这种创作，与追求极致艺术性的“精品”道路并行不悖，共同构成了当代诗歌丰富而多元的生态。
（2025/12/03于马鞍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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