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孤岛良心：沦陷区的沉默抵抗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公共租界
浓雾如一张巨大的尸布，裹住了黄浦江两岸。十一月的上海，空气中漂浮着焦糊、血腥和硝烟混合的气味。从苏州河对岸闸北方向传来的枪炮声已经持续了三个月，此刻终于稀疏下来，但那死寂比炮火更令人心悸。
刘仲卿站在汇中饭店五楼的窗前，手中的望远镜微微颤抖。透过镜片，他看见外白渡桥的钢架上已经挂起了旭日旗——血红的日丸在晨雾中像一只肿胀的眼睛，冷漠地注视着这座陷落的城市。桥头，日本士兵的刺刀在灰暗的天光下泛着寒光，检查着每一个试图进入公共租界的中国人。
“刘先生，您最好别站得太靠窗。”身后传来低沉的声音。
刘仲卿放下望远镜，转身。说话的是个穿藏青色长衫的中年人，戴圆框眼镜，面容儒雅，但眼神锐利如鹰。他叫徐先生，是地下抵抗组织的联络人。
“淞沪会战结束了。”刘仲卿的声音沙哑，“国军撤了，上海…除了租界，都沦陷了。”
“是沦陷，但不是结束。”徐先生走到窗边，和他并肩站着，“战争刚刚开始，刘先生。而我们这些留在沦陷区的人，战斗的方式不同罢了。”
刘仲卿看着窗外。九年前的今天，他站在黄浦江边，面对青帮的威胁和父亲的压力，做出了“留下来战斗”的决定。九年过去了，他不再是那个理想主义的年轻人，而是一个三十岁的商人、一个八岁男孩的父亲、一个失去妻子的鳏夫。
他想起沈婉清。她没能看到儿子长大——六年前，生第二个孩子时难产，大人孩子都没保住。那天深夜，他握着婉清冰凉的手，看着她苍白的脸，听着她最后的遗言：“仲卿，要带明德…活下去…活到…光明的那一天…”
光明。这六年，上海的光明一天比一天少。青帮的阴影还未散去，日本的铁蹄又踏了进来。而刘仲卿，这个曾经发誓“要走一条对得起良心的路”的人，现在不得不学会在黑暗中行走，在夹缝中求生。
“刘先生，您考虑得怎么样了？”徐先生问。
三天前，徐先生找到他，带来一个危险的建议：利用昌盛缫丝厂为掩护，在厂区地下修建一个秘密仓库，用于存放药品、电台零件和抵抗运动需要的物资。昌盛厂位于公共租界边缘，毗邻日占区，是绝佳的交通节点。
“徐先生，你知道我厂里有多少工人靠我吃饭吗？”刘仲卿没有直接回答，“一百三十七人，加上他们的家人，超过五百口。如果我答应了，一旦被日本人发现，这五百多人都可能没命。”
“我知道。”徐先生点头，“所以我给了您三天时间考虑。但我必须提醒您，前线缺医少药，很多伤员因为没有消炎药而死去。重庆政府需要情报，需要和上海的地下组织保持联系。您的工厂，可能是拯救数百条生命的通道。”
刘仲卿走到书桌前，拿起一张照片。那是沈婉清抱着两岁的刘明德在湖州老家的桑园里拍的，阳光透过桑叶洒在她脸上，她笑得那么温暖，那么明亮。那是1931年，明德刚会走路，婉清怀着第二个孩子。那时他们还相信，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
但现实是残酷的。婉清走了，父亲刘启泰在1932年淞沪抗战时，因为拒绝与日本商人合作，被青帮余孽暗杀在书房里。母亲悲伤过度，一年后也走了。刘家的产业，除了昌盛厂，都被日本人或汉奸“接管”了。
现在，昌盛厂是他唯一的财产，也是明德未来的保障。如果他答应徐先生，就等于把这一切都押上了赌桌。
“爸爸。”
一个稚嫩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刘仲卿抬头，看见八岁的刘明德站在那里，穿着整洁的学生装，手里拿着一本书。这孩子长得像婉清，眉眼清秀，但眼神里有种超越年龄的沉稳——那是过早失去母亲的孩子特有的眼神。
“明德，怎么没去上学？”
“学校停课了，老师说日本人在抓爱国教师。”明德走进来，看看徐先生，礼貌地点头，“徐伯伯好。”
“明德长高了。”徐先生微笑，但那笑容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悲伤——他自己的儿子，去年在南京读书，南京沦陷后音讯全无。
“爸爸，我在看这本书。”明德举起手里的书，是《岳飞传》，“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爸爸，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土地，我们要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
孩子的眼睛清澈见底，话语纯真却沉重如铁。刘仲卿感到喉咙发紧。他怎么跟儿子解释，在这个时代，“报国”可能意味着死亡、失去、无尽的痛苦？
“明德，先回房间看书，爸爸和徐伯伯谈事情。”
“好的。”明德又看了徐先生一眼，转身离开。走到门口时，他忽然回头，“爸爸，妈妈说过，做人要对得起良心。您教我的。”
门轻轻关上了。房间里陷入沉默。
徐先生打破沉默：“您的儿子，很像他的母亲。”
“是啊，太像了。”刘仲卿苦笑，“有时候我看着他的眼睛，就像看见婉清在看着我，问我：‘仲卿，你还在坚持吗？’”
“那您怎么回答？”
刘仲卿没有回答。他走到墙边，打开保险柜，取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那是沈婉清留下的批注本，记录着她对《女诫》的“离经叛道”的思考，对新时代的憧憬，对女性解放的渴望。最后一页，是她临终前写下的：
“仲卿，若我走了，不要教明德仇恨。教他爱，教他正义，教他如何在黑暗中依然相信光明。这是我们能给孩子的，最好的遗产。”
他抚摸着那些熟悉的字迹，仿佛还能感受到婉清指尖的温度。然后，他合上笔记本，转向徐先生。
“我答应你。”
徐先生的眼睛亮了：“刘先生…”
“但有几个条件。”刘仲卿打断他，“第一，仓库的修建必须绝对保密，只能由我最信任的工人参与。第二，物资的进出要严格计划，不能频繁。第三，一旦有危险迹象，立即停止一切活动，销毁证据。”
“我保证。”
“还有，”刘仲卿深吸一口气，“如果…如果我出了事，你要保证明德的安全。送他去重庆，或者香港，哪里安全去哪里。这是最重要的条件。”
徐先生郑重地点头：“我用生命保证。”
两人握手。那一刻，刘仲卿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九年前，他在黄浦江边决定“留下来战斗”；九年后，他在沦陷的上海，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只是这一次，他更清楚代价是什么——不仅是自己的生命，还有儿子的未来，工人的安全，婉清用生命换来的这个家。
但他没有选择。就像明德说的，要对得起良心；就像婉清留下的遗言，要在黑暗中相信光明。
三天后，昌盛厂的地下工程秘密开工。
参与修建的只有五个人：王铁柱，现在是工厂的副厂长；陈明，技术总监；还有三个老工人，都是在厂里干了十几年、家人在上海沦陷时被日本人杀害的。
深夜，等所有工人都下班后，他们才开始工作。地点选在成品仓库的最深处，那里堆放着过季的丝绸，平时很少有人来。王铁柱设计了巧妙的入口——一个移动的货架，推开后是向下的阶梯。
“刘厂长，您看。”陈明拿着图纸，“仓库长十二米，宽八米，高两米五，足够存放五吨物资。通风口我设计在排水管道旁边，很隐蔽。电源从厂区的主线路偷接，装了独立的电表和保险丝。”
刘仲卿看着这些忠诚的部下，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他们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都知道一旦被发现会是什么下场，但没有人退缩。
“老王，你家…都安排好了吗？”他问王铁柱。
王铁柱憨厚地笑了：“老婆孩子都送回苏北老家了。我孑然一身，不怕。”
“陈明，你呢？”
“我父母早逝，没结婚，没牵挂。”陈明推了推眼镜，“刘厂长，九年前您救了我，让我有机会做对得起良心的事。现在，是我回报的时候了。”
其他三个工人也纷纷表态：“刘厂长，我们的命是您给的。当年要不是您收留，我们早就饿死了。现在国家有难，我们没什么本事，但有力气，有胆子。”
刘仲卿的眼眶热了。他想起婉清说过的话：“良心是会传染的。”这些年，他坚持用良心经营工厂，公平对待工人，现在，这些工人用忠诚和勇气回报他。
“好，那我们开始吧。”他卷起袖子，“但记住，安全第一。每天晚上工作不超过四小时，早上五点前必须清理现场，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工程进行了半个月。
每天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五个人像地鼠一样在地下挖掘。泥土用麻袋装好，混在工厂的废料里，第二天随垃圾车运出去。钢筋、水泥、砖块，都是陈明通过关系一点一点弄来的，每次只运少量，不引人注意。
这期间，上海的局势继续恶化。日本人在租界外设立关卡，严格控制进出。粮食、药品、燃料开始配给，黑市价格飞涨。每天都有抓人的消息——抗日分子、国民党特工、共产党地下党，甚至只是说了几句“不当言论”的普通百姓。
刘仲卿的生活也变得复杂。作为“维持会”名单上的“合作商人”，他不得不参加日本人组织的各种活动，与日本军官、汉奸头目周旋。每次穿上那身为了应酬而做的西装，站在那些侵略者和卖国贼中间，他都感到一阵恶心。
但他必须演下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工厂，保护地下仓库，保护那个秘密的抵抗网络。
十一月二十八日，地下仓库基本完工。徐先生带来第一批物资——二十箱盘尼西林，十箱外科器械，五箱电池，还有一台拆卸的电台。
“这些是前线最急需的。”徐先生清点着物资，“下周会有一支医疗队冒险穿越防线，把这些送到苏北的新四军根据地。”
刘仲卿看着那些药品。盘尼西林，西方最新的抗生素，在上海黑市上价比黄金。这些药，能救多少伤员的命？
“运输路线安全吗？”
“有内线。”徐先生压低声音，“日本陆军和海军有矛盾，我们利用这个空隙。但时间窗口很短，只有三天。”
“明白了。”刘仲卿点头，“物资在这里绝对安全。需要运出时提前一天通知，我们做好准备。”
徐先生握住他的手：“刘先生，我代表…所有为这个国家流血的人，谢谢您。”
“不用谢我。”刘仲卿摇头，“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徐先生离开后，刘仲卿一个人坐在仓库里，看着那些堆积如山的物资。昏黄的灯光下，药箱上的英文标签格外刺眼：Penicillin，Made in USA。美国的药，要穿越日本的封锁线，送到中国抗日战士手中。这是一个多么讽刺又多么真实的画面——在这个被战争撕裂的世界里，人性的光辉和黑暗交织，忠诚和背叛并存，希望和绝望交替。
他想起九年前，他和婉清收集青帮罪证，试图改变上海。那时他们相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光明终将驱散黑暗。但现在，面对更强大的邪恶——国家的侵略，民族的灾难——个人的力量显得如此渺小。
但他还是要做。因为如果不做，就真的输了；如果不反抗，就真的成了奴隶。
十二月初，意外发生了。
日本宪兵队突然对公共租界边缘的工厂进行“治安检查”，昌盛厂也在名单上。得到消息时，是凌晨五点，检查队两小时后到达。
刘仲卿被电话惊醒，是租界警察局一个相熟的华捕偷偷报的信。他立即叫醒王铁柱和陈明，三人赶到工厂。
“怎么办？仓库里还有十五箱药品没运走！”陈明脸色苍白。
刘仲卿强迫自己冷静：“老王，带人把成品仓库的货架恢复原样，要快。陈明，你去检查通风口和电路，不能有任何破绽。我去应付日本人。”
“刘厂长，万一他们仔细检查…”
“没有万一。”刘仲卿的眼神坚定，“相信我，也相信我们这半个月的工作。快去！”
六点半，工厂刚开工不久，日本宪兵队的车队就到了。带队的是个少佐，叫田中，矮胖，戴圆眼镜，会说中文，但带着浓重的口音。陪他来的还有两个汉奸翻译，点头哈腰，一脸谄媚。
“刘桑，打扰了。”田中皮笑肉不笑，“最近抗日分子活动猖獗，皇军为了维护治安，要对所有工厂进行检查。请您配合。”
“当然配合，田中少佐请。”刘仲卿做出请的手势，“需要我派人陪同吗？”
“不用，我们自己看。”田中一挥手，十几个日本兵散开，开始搜查车间、办公室、仓库。
刘仲卿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看见一队士兵朝成品仓库走去。王铁柱站在仓库门口，恭敬地鞠躬，打开门。士兵们进去，用手电筒四处照射。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刘仲卿站在厂区空地上，表面上镇定自若，但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他计算着时间——如果士兵推开那个货架，发现入口，一切就完了。不仅是他，王铁柱、陈明、所有参与修建的工人，甚至徐先生的地下网络，都会暴露。
十分钟后，士兵们出来了，摇了摇头。田中的表情有些失望，但没说什么。
检查持续了一个小时。车间、食堂、宿舍、甚至厕所都被翻了一遍。日本兵很仔细，但显然没找到他们想要的——也许是武器，也许是电台，也许是抗日传单。
最后，田中走到刘仲卿面前：“刘桑，你的工厂很干净。”
“我一直奉公守法，支持皇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刘仲卿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胃里一阵翻搅。
“很好。”田中拍拍他的肩膀，“但我听说…你和重庆方面有联系？”
这个问题太突然，太直接。刘仲卿感到血液瞬间涌上头顶，但他强迫自己保持微笑：“田中少佐说笑了。我的生意都在上海，重庆那么远，我联系他们做什么？”
“是吗？”田中盯着他，眼神像毒蛇，“可我听说，刘桑的父亲，当年就是因为不肯和皇军合作，才被杀的。你没有怨恨吗？”
刘仲卿的手在袖子里握成了拳。他想起父亲躺在血泊中的样子，想起母亲哭干的眼泪。但他深吸一口气，平静地说：“那是家父个人的选择。我是商人，只关心生意。现在上海在皇军管理下，秩序井然，生意也好做了。我很满意。”
这番话显然取悦了田中。他大笑：“刘桑是个聪明人。好，今天就这样。以后常联系，皇军需要你这样开明的商人合作。”
送走日本兵，刘仲卿回到办公室，关上门，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他感到虚脱，感到恶心，感到一种深切的屈辱——刚才那些话，那些对侵略者的奉承，让他想吐。
“刘厂长，您没事吧？”陈明推门进来，看见他的样子，吓了一跳。
“我没事。”刘仲卿摆摆手，“仓库怎么样？”
“安全。日本兵推了货架，但没发现异常。老王设计得太巧妙了，货架后面有暗扣，不用特殊手法打不开。”
“那就好。”刘仲卿松了口气，“通知徐先生，尽快把剩下的物资运走。这里不安全了。”
“好，我马上去办。”
陈明离开后，刘仲卿走到窗前。工厂的院子里，工人们已经开始工作，织机的轰鸣声照常响起。在这个沦陷的城市里，这座工厂像一座孤岛，维持着表面的正常运转。但只有他知道，在这正常之下，涌动着多么危险的暗流。
他想起了明德。昨晚儿子问他：“爸爸，为什么我们要向日本人鞠躬？老师说，要有骨气。”
他该怎么回答？告诉儿子，有时候鞠躬是为了活下去，有时候妥协是为了更大的战斗？告诉儿子，真正的骨气不是表面的强硬，而是在内心坚守不灭的火焰？
八岁的孩子能理解吗？
下午，刘仲卿提前回家。
他需要看看儿子，需要从那清澈的眼神里汲取力量。但家里，等待他的是另一个坏消息。
管家老吴迎上来，脸色凝重：“先生，学校来电话，说明德少爷…和日本孩子打架了。”
“什么？”刘仲卿心一沉，“怎么回事？”
“说是日本孩子骂中国人是‘支那猪’，明德少爷就冲上去了…把对方鼻子打流血了。现在日本孩子的家长闹到学校，说要严惩。”
刘仲卿感到一阵眩晕。他快步走进客厅，看见明德站在那里，校服扯破了，脸上有瘀青，但背挺得笔直，眼神倔强。
“爸爸。”
“怎么回事？”刘仲卿努力控制住情绪。
“山本骂我们是猪，还推了小玲。”明德的声音很平静，“我让他道歉，他不肯，还打我。我就还手了。”
小玲是明德的同班同学，一个瘦弱的女孩子，父亲是中学教师，据说有“抗日倾向”，上个月被抓走了。
刘仲卿看着儿子，看着他那双酷似婉清的眼睛，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他该表扬儿子的勇气，还是批评他的冲动？在这个时代，勇气可能带来杀身之祸，而冲动可能毁了整个家庭。
“你知道这样做有多危险吗？”他最终说。
“知道。”明德点头，“但妈妈说过，有些事，即使危险也要做。做人要有骨气，要保护弱小。”
又是婉清。刘仲卿闭上眼睛。是的，婉清会这么说，会这么做。如果她还活着，一定会为儿子骄傲。但她也一定会担心，担心儿子因为这份骨气而受伤，而死去。
“爸爸，”明德走过来，拉住他的手，“我不怕。那个山本，他爸爸是日本军官，他欺负过好多同学。如果我不站出来，还会有更多人被他欺负。”
刘仲卿蹲下身，平视着儿子：“明德，爸爸为你骄傲。但是…在这个时代，光是勇敢不够，还要有智慧。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只有活着，才能做更多的事，保护更多的人。”
“那如果…如果保护自己，就要向坏人低头呢？”明德问，这个问题太尖锐，太成熟。
刘仲卿一时语塞。他怎么回答？他自己不就在向日本人低头吗？不就在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违心的事吗？
“有时候…”他艰难地说，“暂时的低头，不是为了屈服，是为了积蓄力量。就像…就像竹子，风大的时候它会弯腰，但风过了，它又直起来。因为它的根扎得深，它的心是直的。”
明德似懂非懂地看着他，然后点点头：“我明白了。爸爸，您也是竹子，对吗？”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刘仲卿心中某个锁了很久的盒子。他抱住儿子，泪水无声地滑落。是的，他是竹子，在狂风中弯曲，但内心从未折断。为了儿子，为了婉清的遗愿，为了那些信任他的人，他必须弯下腰，但绝不让根离地。
“是的，爸爸也是竹子。”他在儿子耳边轻声说，“而你，我的儿子，你要长得比爸爸更高，更直。但首先，你要学会在风暴中生存。”
当晚，刘仲卿不得不去日本领事馆“道歉”。
他带着礼物，带着谦卑的笑容，向那个日本军官鞠躬，说尽好话，赔了一大笔钱，才把事情平息下来。那个叫山本的军官，傲慢地接受了道歉，但警告说：“刘桑，管好你的儿子。下次再有这种事，就不是钱能解决的了。”
走出领事馆时，刘仲卿感到胃里翻江倒海。他在路边吐了，吐得撕心裂肺，吐出了所有的屈辱、愤怒和无力感。
深夜，他一个人来到黄浦江边。江水黑沉沉的，对岸浦东的灯光稀疏——日本人实行灯火管制，上海这座不夜城，如今在黑暗中喘息。江风凛冽，吹在脸上像刀割。
他想起了1927年的那个夜晚，他和婉清站在这里，决定“留下来战斗”。那时他们年轻，相信理想，相信未来。现在，十一年过去了，他三十岁，却觉得已经活了一辈子。
“婉清，”他对着江水轻声说，“如果你在，你会怎么做？你会让明德低头吗？你会让我继续这样…这样在日本人面前卑躬屈膝吗？”
江水沉默，只有呜咽的风声。
但他似乎听到了回答——不是声音，而是一种感觉，一种从心底升起的温暖和坚定。他仿佛看见婉清站在他身边，像多年前那样，握着他的手，微笑着说：“仲卿，做你认为对的事。但要记住，保护好明德，保护好那些信任你的人。有时候，活着比死更需要勇气。”
是的，活着比死更需要勇气。在这个沦陷的城市里，每天戴着面具生活，每天说着违心的话，每天在刀尖上行走，这需要何等的勇气？
但这就是他的选择。九年前的选择，今天依然有效。
他要活下去，要保护儿子，要维持工厂，要完成那个地下仓库的使命。他要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悄悄运送救命的药品，支持那些在前线战斗的人。
这是他的战斗方式——不是冲锋陷阵，不是慷慨激昂，而是沉默的、坚韧的、在黑暗中的抵抗。
就像竹子，弯而不折。
就像蚕，吐丝成茧，等待破茧的那一刻。
他转身离开江边，背挺直了。明天，他还要继续演戏，继续周旋，继续在夹缝中求生。但内心那团火，从未熄灭。
因为他是刘仲卿，是沈婉清的丈夫，是刘明德的父亲，是昌盛厂一百三十七个工人的依靠。
因为他答应过婉清，要带着明德“活到光明的那一天”。
而为了那一天，他愿意在黑暗中行走，愿意承受所有的屈辱和痛苦。
只要那一天的曙光，最终能够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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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分飞之路：仲卿赴重庆，婉清留上海
一九三八年三月，上海公共租界
春雨缠绵，淅淅沥沥地敲打着昌盛缫丝厂办公楼二层的玻璃窗。雨水顺着玻璃蜿蜒流下，像一道道透明的泪痕。刘仲卿站在窗前，手里握着一封电报，纸张在他指间微微颤抖。
电报是从重庆发来的，落款是国民政府经济部。内容简短而沉重：
“刘仲卿先生台鉴：
阁下于淞沪沦陷区坚守民族工业，暗中输送物资支持抗战，忠勇可嘉。现政府拟于西南重建纺织工业体系，急需专业人才。特此征召，望速赴渝共商大计。
事关国家工业命脉，切盼。
国民政府经济部 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五日”
这封电报已经在他手中握了整整两个小时。窗外的雨声渐渐大了，敲打在玻璃上，啪嗒啪嗒，像倒计时的钟摆。刘仲卿知道，他必须做出决定——去，还是不去？
去重庆，意味着离开上海，离开这座他生活了三十一年的城市，离开他经营了十一年的工厂，离开沈婉清安息的墓地。但那是抗战的后方，是国民政府所在，是重建民族工业的希望。那里有他施展抱负的空间，有报效国家的机会。
留下来，意味着继续在沦陷区的夹缝中求生，在日本人的监视下周旋，在地下仓库的秘密运作中提心吊胆。但这里有婉清的墓，有明德的成长记忆，有那些信任他的工人，有那个用生命换来的、仍在运转的良心工厂。
“爸爸。”
刘明德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十岁的男孩穿着深蓝色的学生装，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书包，站在门口。他的个子已经长到刘仲卿的肩膀，眉眼间婉清的影子越来越清晰，但嘴角的倔强像极了年轻时的刘仲卿。
“放学了？”刘仲卿转身，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平静。
“嗯。”明德走进来，放下书包，“今天日语课，新来的日本老师让我们背诵《教育敕语》，说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支那人是劣等民族。我没背。”
刘仲卿的心一紧：“老师说什么了？”
“他说我是‘思想不良’，罚我站了一节课。”明德的声音很平静，但眼睛里有压抑的火焰，“爸爸，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为什么要让日本人教我们？”
这个问题，刘仲卿无法回答。上海沦陷后，租界虽然名义上保持中立，但在日本压力下，教育系统已经被渗透。日语成为必修课，历史教科书被篡改，日本“大东亚共荣”的宣传无处不在。
“明德，”刘仲卿拉过儿子，在沙发上坐下，“爸爸可能要离开上海一段时间。”
明德猛地抬头：“去哪里？”
“重庆。国民政府在那里，需要懂纺织工业的人去帮忙。”
“那我呢？”
这个问题像一把刀，刺进刘仲卿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他看着儿子清澈的眼睛，看着那张酷似婉清的脸，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
带明德去重庆？路上要穿越日占区、国统区、游击区，危险重重。而且到了重庆，生活条件艰苦，空袭不断，一个十岁的孩子能适应吗？
留明德在上海？交给谁？管家老吴虽然忠诚，但年事已高。工厂里的王铁柱、陈明虽然可靠，但他们自己也有家庭要照顾，而且随时可能因为地下活动暴露而遭遇危险。
“爸爸在考虑。”刘仲卿最终说，“你先去做功课，晚饭时我们再谈。”
明德看了父亲一眼，那眼神里有超越年龄的理解和担忧。他没有再问，只是点点头，拿起书包走向书房。
门轻轻关上。刘仲卿重新拿起那封电报，走到墙边的地图前。地图上，从上海到重庆的路途被红笔标注出来——先乘船到香港，再从香港转道越南海防，经滇越铁路到昆明，最后从昆明坐汽车到重庆。全程超过三千公里，要穿越日军封锁线，要躲避空袭，要面对土匪、疾病和无数未知的危险。
这条路上，已经倒下了多少人？他想起上个月，徐先生带来的消息：一批从上海撤退的知识分子，在安徽境内遭遇日军扫荡，全车三十七人，只有五人幸存。
他能冒这个险吗？为了一个“报效国家”的虚名，赌上自己和儿子的生命？
“咚咚咚。”敲门声响起。
“进来。”
陈明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脸色凝重：“刘厂长，出事了。”
“什么事？”
“昨天夜里，虹口宪兵队突击检查了和我们有生意往来的‘大华商行’，搜出了违禁药品。”陈明压低声音，“商行老板被抓了，听说正在严刑拷打。如果他撑不住，供出我们的地下仓库…”
刘仲卿感到一阵寒意从脊椎升起。大华商行是地下物资转运网络的一环，老板姓李，是个爱国商人，半年来协助转运了十几批药品和电台零件。如果李老板招供，整个网络都会暴露，昌盛厂首当其冲。
“我们的仓库里现在有多少物资？”
“还有三箱盘尼西林，两箱奎宁，一箱外科器械，都是上周刚到的。”陈明的声音在颤抖，“徐先生原计划后天晚上运走，但现在…”
“立即销毁。”刘仲卿果断地说，“今晚就办。药品倒进下水道，器械拆散混在废铁里。不能留下任何证据。”
“可是那些药…能救多少人命啊！”
“如果不销毁，我们都会没命，以后就救不了任何人了。”刘仲卿看着陈明，“我知道这很痛苦，但这是必须做的。去办吧，注意安全。”
陈明咬了咬嘴唇，点点头，转身离开。
办公室里重新安静下来。雨声更大了，窗外的上海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雨幕中。刘仲卿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最下面的抽屉，取出一个紫檀木盒。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叠泛黄的信件，最上面是一本笔记本——沈婉清的批注本。
他翻开笔记本，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最后一页，是婉清临终前的笔迹：
“仲卿，若国家有难，当舍小家顾大家。明德已懂事了，会理解的。勿以我们为念，去做你该做的事。”
这段话，他读过无数遍，但每次读，都像第一次那样刺痛心脏。婉清写这段话时，已经是弥留之际，说话都困难，却用尽最后的力气写下这些字。她知道他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所以提前给了他答案。
“舍小家顾大家。”刘仲卿喃喃自语，手指抚过那些字迹，“婉清，你说得容易。可是我们的‘小家’，是你用生命换来的啊…”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刺破了房间的寂静。刘仲卿接起电话，听筒里传来徐先生焦急的声音：“刘先生，情况紧急。李老板的家人刚传来消息，他…他没挺住，招了。日本人已经知道地下仓库的存在，正在排查租界边缘的工厂。你们那里很危险，必须立即转移！”
“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上午。我刚刚得到消息，就立刻通知你。”徐先生的声音急促，“刘先生，你们必须马上离开上海。昌盛厂不能待了，家也不能回了。日本人随时可能去抓你。”
刘仲卿的心沉到了谷底。最坏的情况发生了。
“明德呢？”他问。
“一起带走。孩子留在上海太危险了，日本人会用孩子逼你就范。”徐先生说，“我已经安排好了撤离路线。今晚十点，在十六铺码头三号仓库，有人接应你们。先去香港，再从香港转道重庆。”
“可是我的工厂，我的工人…”
“顾不上了！”徐先生几乎是在吼，“刘先生，我知道你重情义，但现在不是讲情义的时候！活着，才能继续战斗！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电话挂断了。忙音嘟嘟地响着，像丧钟。刘仲卿握着听筒，站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
十一年的心血，一百三十七个工人的生计，婉清用生命守护的工厂，他和明德在上海唯一的家…这一切，都要放弃了吗？
“爸爸。”明德不知何时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那封电报，“我们要走了，是吗？”
刘仲卿看着儿子，看着那双清澈的眼睛里倒映出的自己——一个疲惫的、迷茫的、即将失去一切的男人。他点点头：“是，我们要走了。今晚就走。”
“去哪里？”
“重庆。”
明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妈妈呢？妈妈的墓怎么办？”
这个问题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刘仲卿的防线。他走到儿子面前，单膝跪地，把儿子紧紧抱在怀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对不起，明德。对不起…爸爸不能带妈妈一起走。我们只能…只能把妈妈留在这里。”
明德的身体僵硬了一下，然后也哭了，但他没有放声大哭，只是默默地流泪，肩膀一耸一耸。这个十岁的孩子，已经学会了压抑自己的悲伤，就像他学会了在日本人面前压抑自己的愤怒。
“妈妈会理解的。”明德最终说，声音带着哭腔，“妈妈说过，如果有一天国家需要，我们要舍小家顾大家。现在国家需要我们，对吗，爸爸？”
“对。”刘仲卿擦去儿子的眼泪，也擦去自己的，“国家需要我们。妈妈会理解的，她会为我们骄傲。”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像一场仓促的噩梦。
刘仲卿首先找到王铁柱和陈明，告诉他们实情。两个忠诚的部下听完，都沉默了。
“刘厂长，您走吧。”王铁柱先开口，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眼圈红了，“厂子交给我和陈明。日本人来了，我们就说您去外地谈生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们…我们尽量保住厂子，等您回来。”
“不行。”刘仲卿摇头，“日本人知道地下仓库的事，不会轻易放过你们。老王，陈明，你们也走。带上家人，离开上海。”
“我们不能走。”陈明说，“我们走了，厂里一百多个工人怎么办？他们拖家带口的，走不了。我们留下来，还能周旋，还能想办法保住大家的饭碗。”
“可是太危险了…”
“这年头，哪里不危险？”王铁柱苦笑，“刘厂长，您别为我们担心。您去重庆做大事，我们在上海守着家。等抗战胜利了，您回来，厂子还在，工人还在，咱们继续干。”
刘仲卿看着这两个跟随他十几年的老部下，心里涌起深深的感动和愧疚。他想起当年，他们一起建厂，一起对抗青帮，一起在沦陷后坚守。现在他要走了，却要把最危险的部分留给他们。
“老王，陈明，我…”
“别说了，刘厂长。”陈明打断他，“时间不多了，您快回去收拾东西。记住，只带最重要的，轻装简行。路上危险，东西多了是累赘。”
刘仲卿握住他们的手，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最后只说了三个字：“多保重。”
回到家，已经是下午四点。刘仲卿让明德去收拾自己的东西——只带一个书包，装几件换洗衣物，几本最重要的书，还有婉清的照片和那个批注本。他自己则走进书房，开始处理文件。
账本要销毁，往来信件要烧掉，一切可能牵连他人的证据都不能留。他打开保险柜，取出所有现金——大约五千大洋，分装成三份：一份自己带走，一份留给王铁柱维持工厂，一份换成美元缝在明德的内衣里，以防万一。
最后，他从抽屉底层取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一缕用红线系着的青丝——那是婉清的头发，是她去世后，他剪下来留作纪念的。还有一枚羊脂玉佩，是母亲在他离家时给他的，说能保平安。
他把青丝和玉佩贴身放好，仿佛这样就能带走婉清和母亲的一部分。
傍晚六点，管家老吴准备好了简单的晚饭。餐桌上，三个人沉默地吃着——刘仲卿，明德，老吴。这个在刘家服务了二十年的老管家，头发已经花白，背也驼了。
“老吴，”刘仲卿放下筷子，“我走后，你就回苏北老家吧。这些钱你拿着，够你养老了。”
老吴摇摇头：“先生，我不走。我守着这个家，等您和少爷回来。”
“太危险了。日本人可能会来搜查，可能会为难你。”
“我一把老骨头了，不怕。”老吴的眼睛湿润了，“先生，我从小看着您长大，看着您和少奶奶成亲，看着明德少爷出生。这个家，就是我的家。您放心走，我守着家，守着少奶奶的墓。等胜利了，您和少爷回来，家里一切都还在。”
刘仲卿的鼻子酸了。他握住老吴粗糙的手：“老吴，谢谢你。如果…如果情况真的不好，你就走，别硬撑。活着最重要。”
“我晓得的，先生。”
晚饭后，刘仲卿带着明德，最后一次去了婉清的墓地。
墓地在租界边缘的一个小公墓里，很简朴，一块青石碑，上面刻着“爱妻沈婉清之墓”，下面是生卒年月。周围种了几棵松树，是刘仲卿亲手栽的，如今已经长得有一人多高。
雨已经停了，但天色依然阴沉。墓前的石板上还有积水，倒映着灰暗的天空。刘仲卿清理了墓碑周围的落叶，摆上一束白菊花——这是婉清最喜欢的花。
“婉清，”他轻声说，“我要走了，去重庆。明德和我一起。对不起，要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明德站在父亲身边，小手紧紧握着父亲的手：“妈妈，我会听爸爸的话，好好读书，长大了打日本鬼子。您放心。”
刘仲卿把儿子搂在怀里，对着墓碑继续说：“婉清，你总是说，做人要对得起良心。这些年来，我尽力了。现在国家有难，我要去重庆，为抗战出力。你在天上，保佑我们一路平安，保佑抗战胜利。等胜利了，我和明德一定回来，带你去看新中国的样子。”
风吹过松树，沙沙作响，像低语，像回应。刘仲卿仿佛看见婉清站在那里，穿着那件藕荷色旗袍，微笑着，点头，说：“去吧，仲卿。我等你。”
晚上九点半，他们准备出发。
刘仲卿穿上深灰色的长衫，戴一顶旧礼帽，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普通商人。明德穿着深蓝色学生装，背着书包，书包里除了衣物和书，还有一把小刀——是王铁柱偷偷塞给他的，说“防身用”。
“爸爸，我们还会回来吗？”临出门时，明德问。
“会的。”刘仲卿坚定地说，“一定会回来的。到时候，上海解放了，日本人被打跑了，我们重建工厂，把妈妈的墓修得漂漂亮亮的。”
“那我们拉钩。”
父子俩伸出手，小指勾在一起：“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门外的夜色浓重，路灯昏黄。刘仲卿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家——客厅里婉清最爱的青花瓷瓶，书架上他们一起读过的书，墙上明德画的稚嫩图画。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浸透着十一年的回忆，十一年的悲欢。
“走吧。”他轻声说，牵着明德的手，走出家门。
管家老吴站在门口，深深鞠躬：“先生，少爷，一路平安。”
“老吴，保重。”
他们消失在夜色中。老吴站在门口，久久不动，直到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身影，才关上门，背靠着门板，老泪纵横。
十六铺码头，晚上十点。
码头上灯火稀疏，日本人的探照灯不时扫过江面。货轮、驳船、小舢板挤在泊位上，在黑暗中像一群沉睡的巨兽。三号仓库在码头最深处，已经废弃多时，墙皮剥落，铁门锈蚀。
刘仲卿牵着明德，小心翼翼地靠近仓库。四周寂静，只有江水拍打堤岸的声音，还有远处偶尔传来的汽笛声。
“刘先生吗？”一个低沉的声音从阴影中传来。
“是我。”
一个穿黑色短褂的男人走出来，大约三十多岁，脸上有刀疤，眼神警惕：“徐先生让我来接你们。船在五号码头，还有二十分钟开船。跟我来。”
他们跟着刀疤男人，沿着码头边缘的阴影快速移动。空气中弥漫着江水、鱼腥和煤烟的味道。偶尔有日本巡逻队走过，手电筒的光柱在货堆间扫射。三人立即蹲下，屏住呼吸，直到巡逻队走远。
快到五号码头时，意外发生了。
一队日本宪兵突然出现，拦住了去路。为首的军官用手电筒照着他们：“站住！什么人？这么晚在码头干什么？”
刘仲卿的心跳几乎停止。他强迫自己镇定，掏出一张伪造的通行证：“太君，我是做生意的，要赶今晚的船去宁波。”
军官接过通行证，仔细查看，又用手电筒照刘仲卿的脸，照明德的脸。明德低着头，小手紧紧抓着父亲的手，手心全是汗。
“这个孩子呢？”
“是我儿子，带他回乡探亲。”
军官盯着明德看了一会儿，突然用日语说：“你，抬起头来。”
明德没有动。刘仲卿轻轻碰了碰他，他才缓缓抬起头，但眼睛看着地面。
“看着我的眼睛！”军官改用生硬的中文。
明德慢慢抬起眼睛，眼神平静，但刘仲卿能感觉到儿子身体的僵硬。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刘仲卿的手悄悄摸向腰间——那里有一把手枪，是徐先生留给他的，只有三发子弹。
如果日本人认出明德，如果他们要抓人，他该怎么办？开枪？那等于自寻死路。束手就擒？那所有的牺牲都白费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远处突然传来爆炸声，接着是火光冲天。是七号码头方向！
“什么情况？”军官转头望去。
一个士兵跑过来报告：“少佐，七号码头仓库起火，疑似抗日分子破坏！”
军官骂了一声，把通行证扔还给刘仲卿：“快滚！”然后带着士兵朝七号码头跑去。
刘仲卿松了口气，拉起明德就走。刀疤男人低声说：“是徐先生安排的调虎离山。快，船要开了！”
他们终于登上了一艘破旧的货轮“闽江号”。船很小，吃水很深，显然装满了货物。甲板上堆着麻袋和木箱，空气中弥漫着桐油和咸鱼的味道。
刀疤男人带他们来到底舱的一个小房间：“这里挤一挤，还有几个人。记住，路上别出声，别出舱。船到香港要三天，这三天就在这里面待着。”
房间里已经有三个人了：一对中年夫妇，穿着朴素，神色惊慌；还有一个年轻女子，戴着眼镜，抱着一个手提箱，表情镇定。
刘仲卿和明德在角落里坐下。舱门关上，房间里只有一盏煤油灯，光线昏暗。发动机开始轰鸣，船身震动，缓缓离开码头。
透过舷窗的小孔，刘仲卿看见上海的外滩在夜色中渐渐远去。那些熟悉的高楼——海关大楼、汇丰银行、沙逊大厦——在黑暗中只剩下模糊的轮廓。这座他生活了三十一年的城市，这座承载了他所有悲欢记忆的城市，正在从他的视野中消失。
他想起了婉清，想起了她第一次来上海时说的那句话：“上海…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那时她才十七岁，穿着藕荷色旗袍，从火车上走下来，眼神里有好奇，有紧张，也有憧憬。
他想起了他们在圣约翰校园的约定，想起了他们在黄浦江边的誓言，想起了他们一起对抗青帮、一起坚守工厂、一起期待新生命的那些日日夜夜。
现在，他离开了。把婉清一个人留在上海的墓地里，把工厂和工人留在沦陷的危险中，把所有的回忆都留在这座即将被战争彻底撕裂的城市里。
“爸爸。”明德轻声叫他，“上海…以后还会是我们的家吗？”
刘仲卿把儿子搂在怀里，看着舷窗外越来越远的上海，轻声但坚定地说：“会的。等抗战胜利了，等我们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了，上海还是我们的家。我们会回来的，带着妈妈的期望，带着胜利的消息，回来重建我们的家。”
船驶入黄浦江主航道，加速向东。江风呼啸，浪涛拍打船舷。上海的最后一点灯光终于消失在夜色中，眼前只有漆黑的长江口和更漆黑的大海。
在底舱的煤油灯光下，刘仲卿打开婉清的批注本，翻到最后几页。那里，婉清抄录了一首秋瑾的诗：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他轻轻念着这些诗句，声音在狭窄的舱室里回荡。旁边的年轻女子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共鸣。
“先生也喜欢秋瑾？”她问。
“是我太太喜欢的。”刘仲卿说，“她常说，女子尚且如此，男子更当报国。”
年轻女子点点头，没有再说话，但眼神柔和了许多。
明德靠在父亲怀里，渐渐睡着了。刘仲卿看着儿子安静的睡脸，听着他均匀的呼吸声，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有离别的悲伤，有前路的迷茫，但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和决心。
他轻轻抚摸着婉清的头发，摸着那块羊脂玉佩，在心里默念：婉清，保佑我们。保佑明德平安长大，保佑抗战早日胜利，保佑我们能回到上海，回到你身边。
然后，他抬起头，透过舷窗的小孔，望向窗外无边无际的黑暗。在黑暗的尽头，是香港，是重庆，是抗战的后方，是重建国家的希望。
这条路很长，很难，很危险。
但他必须走下去。
为了婉清，为了明德，为了那些留在上海的工人和朋友们，为了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
他要走下去，直到胜利的那一天。
直到能回到上海的那一天。
直到能在婉清墓前说“我们回来了”的那一天。
船在夜色中破浪前行，驶向未知的南方。而刘仲卿知道，无论前路多么艰险，他都不会回头。
因为在他身后，是沦陷的上海，是婉清的墓地，是回不去的过去。
而在他前方，是抗战的烽火，是国家的未来，是必须走下去的路。
分飞之路，自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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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成智，甘肃会宁县刘寨人。中国作协会员，北京汉墨书画院高级院士。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投身文学创作，现任都市头条编辑。《丛书》杂志社副主编。认证作家。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大专预科班学习，并于作家进修班深造。七律《咏寒门志士·三首》荣获第五届“汉墨风雅兰亭杯”全国诗词文化大赛榜眼奖。同时有二十多篇诗词荣获专家评审金奖，其军人题材诗词《郭养峰素怀》荣获全国第一届“战歌嘹亮-军魂永驻文学奖”一等奖；代表作《盲途疾行》荣获全国第十五届“墨海云帆杯”文学奖一等奖。中篇小说《金兰走西》在全国二十四家文艺单位联合举办的“春笋杯”文学评奖中获得一等奖。“2024——2025年荣获《中国艺术家》杂志社年度优秀作者称号”荣誉证书！
早期诗词作品多见于“歆竹苑文学网”，代表作包括《青山不碍白云飞》《故园赋》《影畔》《磁场》《江山咏怀十首》《尘寰感怀十四韵》《浮生不词》《群居赋》《觉醒之光》《诚实之罪》《盲途疾行》《文明孤途赋》等。近年来，先后出版《胡成智文集》【诗词篇】【小说篇】三部曲及《胡成智文集【地理篇】》三部曲。其长篇小说创作涵盖《山狐泪》《独魂记》《麦田里的沉默》《尘缘债海录》《闭聪录》《三界因果录》《般若红尘录》《佛心石》《松树沟的教书人》《向阳而生》《静水深流》《尘缘未央》《风水宝鉴》《逆行者》《黄土深处的回响》《经纬沧桑》《青蝉志异》《荒冢野史》《青峦血》《乡土之上》《素心笺》《逆流而上》《残霜刃》《山医》《翠峦烟雨录》《血秧》《地脉藏龙》《北辰星墟录》《九星龙脉诀》《三合缘》《无相剑诀》《青峰狐缘》《云台山寺传奇》《青娥听法录》《九渊重光录》《明光剑影录》《与自己的休战书》《看开的快乐》《青山锋芒》《无处安放的青春》《归园蜜语》《听雨居》《山中人》《山与海的对话》《乡村的饭香》《稻草》《轻描淡写》《香魂蝶魄录》《云岭茶香》《山岚深处的约定》《青山依旧锁情深》《青山遮不住》《云雾深处的誓言》《山茶谣》《青山几万重》《溪山烟雨录》《黄土魂》《锈钉记》《荒山泪》《残影碑》《沧海横流》《山鬼》《千秋山河鉴》《无锋之怒》《天命箴言录》《破相思》《碧落红尘》《无待神帝》《明月孤刀》《灵台照影录》《荒原之恋》《雾隐相思佩》《孤灯断剑录》《龙脉诡谭》《云梦相思骨》《山河龙隐录》《乾坤返气录》《痣命天机》《千峰辞》《幽冥山缘录》《明月孤鸿》《龙渊剑影》《荒岭残灯录》《天衍道行》《灵渊觉行》《悟光神域》《天命裁缝铺》《剑匣里的心跳》《玉碎京华》《九转星穹诀》《心相山海》《星陨幽冥录》《九霄龙吟传》《天咒秘玄录》《璇玑血》《玉阙恩仇录》《一句顶半生》系列二十六部，以及《济公逍遥遊》系列三十部。长篇小说总创作量达三百余部，作品总数一万余篇，目前大部分仍在整理陆续发表中。
自八十年代后期，又长期致力于周易八卦的预测应用，并深入钻研地理风水的理论与实践。近三十年来，撰有《山地风水辨疏》《平洋要旨》《六十透地龙分金秘旨》等六部地理专著，均收录于《胡成智文集【地理篇】》。该文集属内部资料，未完全公开，部分地理著述正逐步于网络平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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