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郑子田散文《母亲的回忆》有感

王晓瑜

2025年11月9日晚，作家郑子田在微信里留言说：“王老师，明年我准备出本书，今发给您几篇小文，请您阅读后写篇文章，谈谈你的看法，我放到新书里。”

一直到11月27日，他又留言催促：“您写点了吗？”

“还没来得及写，不是明年出书吗？”

“速度加快了，二稿已阅。多少说一点，书里有你的影子就好！”

“嗨，速度真快，看来，您那些闪烁着光芒的文字，迫不及待要'登堂入室'了。”

于是，我立即浏览他发来的几篇文章，其中散文《母亲的回忆》引起了我的共鸣。我几乎一气读完这位母亲的故事，仿佛看到一位倔强的女性站在历史的夹缝中，用她粗糙、坚韧的双手为九个孩子撑起一片天。

文中“粮不够，叶来凑”——这短短六个字背后，是一个中国母亲用生命与苦难对抗的史诗。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千千万万中国母亲的缩影，她们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以惊人的生存智慧与坚韧精神，为子女开辟出生路，为家庭构筑起抵御困难的堡垒。

 作者郑子田的母亲18岁嫁入夫家，生养九个子女，这数字本身就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挑战。在生产力低下的年代，“吃饭问题”成为全家人每天必须面对的头号难题。“青黄不接”四个字背后，是母亲带领孩子们上山采摘柳叶、青杨叶、羊角叶充饥的辛酸画面。作者回忆因食用过多有毒的刺槐叶而全身浮肿、险些丧命的经历，读来令人心悸，陷入沉思。这种“以叶代粮”的生存境况，不是文学夸张，而是真实发生在那个年代的求生之道。母亲的角色在这里已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养育者，她成为家庭生存系统的总设计师，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调动一切可能的可利用资源，维系着这个庞大家庭的运转。

这让我想起二姐讲述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母亲罗庆美救助路人的故事。

那时饥荒肆虐，许多人缺吃少穿，饿得皮包骨头，逃荒者络绎不绝。凡上门乞讨者，母亲总会慷慨施舍。要饭的人常说：“大妹子大气，必有后福。”

一次，一位过路人踉跄至我家门口，有气无力地对我母亲说：“大妹子，我饿得走不动了，您行行好，给我一点吃的吧。唉，我一天半没吃饭了，眼冒金星，恐怕我走不到家了，救救我，您给我一口饭吃吧。”心地善良的母亲立刻把刚刚做好的青菜汤舀了一碗递给过路人，过路人接过汤，狼吞虎咽地喝了起来。我母亲连忙说：“这位兄弟，你慢点儿喝，慢点儿喝，别呛着。”

过路人喝完菜汤，扑通一声跪下来说：“大妹子，您是大善之人，感激你的恩德，我一路上，向几户人家要点吃的，都说自己也没有吃的了，我一直饿着肚子赶路，幸亏您心眼好，救了俺。”

过路人离开时，实在没有什么食物送给他。我母亲就从腌菜缸里捞出四块咸菜疙瘩，让过路人带着食用。过路人感激地流着泪说：“妹子，你的好，我一辈子记得，我遇到您，是俺有福气啊。”

过路人临走时，母亲罗庆美对他说：“这位大哥，你实在饿极了，就再吃点咸菜，但吃了咸菜，遇到人家，就要点水喝，走到山间，就喝点山水。我本来是帮你，如果你吃了咸菜，不及时喝水，齁着就不好了。"

后来，过路人又专门来到我家，感谢我母亲对他的救命之恩。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里有哺乳期婴儿的，一个季度有30斤地瓜干补助。

一次，我母亲去费县地方镇领回二哥哺乳期的30斤地瓜干“供应粮”。天气很热，没一点儿风丝儿，母亲热得满脸是汗，汗水湿透了衣衫。归途遇见一位饿倒在路边的六旬老人。母亲眼见前边领粮人，都视而不见，匆匆躲开，一个劲儿地往前冲。唯有我母亲听到饥饿人说：“好人啊，行行好吧，给我几片地瓜干吃，我饿得挪不动步了。”我母亲立刻放下担子，匆忙捧了两捧地瓜干送给他。男子坐在地上，眼泪汪汪，立刻给我母亲磕头作揖，嘴里不停地说着感激之类的话。母亲即刻说：“这位大哥，你千万别这样，你赶快吃点地瓜干，压压饿，回家吧。”

后来，我母亲去费县地方街赶集。在集市中，突然一位老人跪在了母亲面前说：“大妹子，您还认得我吗？我认得您呢，是您送给我的两捧地瓜干救了俺的命，您是俺的救命恩人呀，要不是您，俺就饿死在路旁了。”这老人一跪，把母亲跪了个愣怔。母亲做好事，从来不记在心上，好大一会儿，母亲才想起来。我母亲说：“大哥，要是当时我饿得走不动，你也会救我的，大哥你赶快起来。”

继续说作者郑子田的母亲，其形象在文革的运动中更显高大。丈夫遭受不公正待遇，子女因家庭成分失去招工、参军、升学的机会，社会的冷眼与排斥持续十年之久。在这样的逆境中，母亲“是非分明，爱憎分明”，不仅坚持为丈夫恢复名誉而奔走，更以惊人的韧性保护着子女的尊严。这让我联想到《活着》中的家珍，同样是在政治运动的波涛中坚守家庭的女性形象。母亲在极端环境下的选择，体现了中国女性特有的坚韧与智慧——当外部世界变得荒诞而残酷时，她们成为家庭内部稳定的情感中心与精神支柱。

在农业学大寨的浪潮中，作者郑子田母亲被群众称为“铁姑娘”，这一称号蕴含的不仅是体力上的强壮，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不屈。修建大寨田、建设扬水站、垫海绵田，这些集体劳动场景中的母亲形象，与个人记忆中的母亲形象相互叠加，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女性肖像：在公与私两个领域都竭尽全力，既承担着繁重的集体劳动，又维系着庞大家庭的日常运转。母亲在作者书包上绣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既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呼应，也巧妙地融入了母亲对儿子的希翼——这五个字不仅是政治口号，更是一位不识字的母亲能够传递给儿子的最高人生哲学。故而在作者郑子田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家国情怀，无不印证着母亲早期对他的谆谆教诲。母亲对他的教诲和岳飞之母刺字"精忠报国"异曲同工。

这让我想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俗语。

俗语“妇女能顶半边天”，说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女性地位真正得到承认，她们不仅可以与男性分庭抗礼，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也都有着非常不俗的表现。

而这句俗语的倡导者，就是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能够让伟人都欣赏的"半边天"，自然也得到了全天下男性的认可。

“妇女能顶半边天，离了妇女没吃穿”，其实都是在反复强调女性的地位。相信大家只要抬头看一眼蔚蓝的天空，就会知道半边天的能量到底有多大。

在一个家庭之中，需要妇女抚养教育孩子，打理家务，烧水做饭洗衣，忙前忙后等。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这是一个家庭得以正常运作、走上和谐生活氛围之道不可缺少的。不得不承认，妇女在家庭日常事务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当我读到作家郑子田在文中写出他的母亲被群众称为“铁姑娘”时，令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我的母亲罗庆美，小时候，父母打鬼子闹革命，她在家里照看弟妹，练就了独当一面、上进好强、善良慈悲的性格。她朴素、刚毅、热情、善良的女性气质影响一方风向。后来，我母亲罗庆美作为村妇女主任，自能带领村里妇女巾帼突击队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并一早一晚操持家务。

我母是我父的得力助手。在治山治水造田治村等农林牧副渔发展中，不甘示弱，出了力，流了汗，发挥了妇女巾帼突击队的带头作用。她所经历的梦想、奋斗、挫折、光荣和希望都烙印在我村发展的历史记忆里。

昔日“妇女巾帼突击队”回忆当年的劳动场面，一定少不了这样的情景：我母亲带领大家高唱一首首革命歌曲。如“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千头万绪涌上了我心头。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

我小时候经常听母亲唱“天上布满星”这首婉转悲切的歌曲，幼小的心灵常常被打动，但不知其意，长大了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并据此常想起著名作家夏衍写的《包身工》。还好，悲愤逆流成河的过去一去不复返了。人人平等的社会，人人扬眉吐气。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高山挡不住太阳，困难吓不倒英雄汉。”这些都是妇女们挂在口头上的激励语。披星戴月整修土地，开沟挖渠，打炮点捻。春天播种，夏天锄地，秋季收割，冬季整地，样样能做。根据我父提出石头缝里也能栽树的建议，我母罗庆美带领妇女挖石、挑土、担水、栽苗。回到家，她们放下劳动工具，拾起炊具为全家老少做饭、洗刷衣物。什么农活、家务都落不下。

我母亲曾经说：“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铁娘子'岁月的记忆是比着干，玩命干！冲天的干劲用不完。”在男子出夫，村劳力减少的情况下，包括我母罗庆美在内的全村妇女积极投身建设家园的艰苦劳动中。

“只有靠劳动才能解放自己。”母亲罗庆美对农业学大寨那段农业生产历史充满感情。她们干着劳动强度和男人一样的重体力活，并在精神上获得“自由”。

话说追溯作者郑子田母亲的早年经历，我们发现她曾是支前模范，在"吐丝口战役"中为解放军送粮送药、救助伤员，抗日战争时期做军鞋送往前线。这些片段让我们看到，母亲的形象不仅是家庭中的支柱，也是国家危难时刻的参与者。她那一手好绣活，最初可能就是在为前线战士制作军鞋时练就的。遗憾的是，那张解放战争时期的奖状最终遗失，成为作者心中永久的遗憾。这种遗憾恰恰揭示了民间记忆与官方历史的缝隙——有多少普通人的英勇事迹，就这样消散在时光的长河中，只留下后代模糊的追忆与不尽的怅惘。

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外公不怕流血牺牲、参加抗日战争的众多故事已经失传，扼腕叹息。想起了我母亲在军工厂做工的故事。裁剪做样，飞针走线，抢抓时间，做军服、军帽、军袜、军鞋等，在同行姊妹中做得最快最好，深得领导同事赞美，后因异常想家，尽管领导同事极力挽留，我母亲还是回到了家乡，继而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浩荡队伍之中……

时间的洪流滚滚滚向前，改革开放后的家庭境遇改善，郑子田的母亲终于看到了生活的曙光。子女们各自有了体面的出路：机关公务员、教师、个体经营者……孙辈们更是上了大学。这一部分是故事中最令人欣慰的篇章——母亲的坚韧终于结出了果实。但令人唏嘘的是，1997年，作者郑子田76岁的母亲终究没能等到更好的日子便离世。作者写到“愿母亲含笑九泉”，但字里行间透露的是无法释怀的思念与遗憾。这种情感矛盾恰恰反映了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心理困境——当我们终于有能力回报父母时，他们往往已经不在，留下的是永远无法填补的情感缺憾。就如同我在2025年农历10月7日为纪念我的母亲离世5周年时写的一首诗：

 痴念

遥瞻山色冬日沉，青山无处觅娘亲。

泪渍经年痕尚在，目随雁飞迹难寻。

昔时柴灶空萦梦，长愧人子未尽心。

愿是蓬莱三亩雨，润伊阡陌作瑶琴。

                         ……

人世间，"子欲养而亲不待"呀，可怜天下“儿女心”。

作者郑子田母亲的故事让我重新思考"平凡"与"伟大"的辩证关系。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一生的坚持完成了最了不起的事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养育了九个子女，并让他们各自找到人生的位置。她的伟大不在于创造了什么，而在于承受了什么；不在于改变了什么，而在于守护了什么。这种守护不是被动的忍耐，而是主动的创造——在物质匮乏中创造温饱，在政治动荡中创造稳定，在命运重压下创造希望。

当我读到作者每逢忌日回老家为母亲坟上添一把土的情节时，不禁想起自己逝去的父母。这种仪式看似简单，却承载着多少中国人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我们不善于直白地说“爱”，却会用行动表达思念；我们不常谈论生死离别，却通过扫墓、祭奠等仪式与逝者保持联结，祝愿他们在天国里无病无灾、无事无非、没有困顿、幸福平安。作者郑子田的文字就像是为母亲坟上添的那一把土，既是对逝者的纪念，也是对生者的慰藉。

这位母亲的一生恰如一部浓缩的中国当代史：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文革，从集体化生产到改革开放。作者母亲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用自己的方式应对每一次社会剧变，保护家人度过每一个难关。在这个过程中，她既被历史塑造，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着历史——通过养育九个子女，影响下一代，间接参与了社会的变革与进步。

读完这篇饱含深情的回忆，我不禁自问：我们这一代人能否继承母亲辈的精神遗产？在物质丰富的今天，我们是否还记得“粮不够，叶来凑”的艰难？在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是否还珍视母亲那种为家庭无私奉献的价值观？为孩子的书包绣上“为人民服务”的寄托？盼望孩子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许，对逝去母亲最好的纪念，不是沉湎于悲伤，而是将她那种在苦难中依然保持尊严、在困境中依然创造希望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作者郑子田母亲已经离开十年，但在作者心中，她还在为当儿女的缝缝补补，做好吃的饭，还在为子女操心、受累。这种心理上的存续，正是亲情最神奇的力量——爱能超越生死，在记忆中延续生命。当作者想象母亲如果健在“会也应该活到86岁”时，那种不甘与眷恋令人动容。这种情感矛盾正是人类面对死亡时的普遍困境——理性上知道生命有尽头，情感上却难以接受亲人的离去。

母亲虽然离世，但她留下的精神遗产却永远鲜活。她教会我们在逆境中保持尊严，在困境中寻求出路，在绝望中守护希望。她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深度；不在于获得了什么，而在于付出了什么。普通农村妇女用自己的一生证明：爱的力量可以超越时代的局限，母性的光辉能够照亮最黑暗的岁月。

合上这篇回忆，我仿佛看到坚强的母亲站在时光的彼岸，依然用慈爱的目光注视着子孙们的成长。她不再需要采摘树叶充饥，不再需要为政治运动担惊受怕，但她那种面对苦难的勇气、对待生活的智慧、关爱家人的无私，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与传承。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也许我们最需要的，正是回归这种最朴素却最强大的母性力量。

  世间的文章无穷尽。写到此处，我在想，当作家郑子田看完此文后，他又会在微信给我写出何种留言呢？

     (2025年11月30日）

 王晓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省散文学会会员，济南市诚信建设促进会副会长，黄河文化传承发展促进会副会长，济南市莱芜区散文学会副会长，莱芜区诗词楹联协会顾问，莱芜区家庭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讲师，凤城高级中学凤鸣文学社顾问。山东省散文学会优秀会员，济南市诚信建设促进会宣传工作先进个人，都市头条2023度十大散文家，莱芜区表现突出文化志愿者，出版散文集《杏坛拾穗》、长篇报告文学《拓荒者的足迹》《人与海》《尚金花》等，曾在《时代文学》《黄河文艺》《齐鲁晚报》《职工天地》《工人日报》《齐鲁文学》等报刊发表作品。报告文学《山城起舞金凤来》《拓荒者的足迹》分别荣获山东省、莱芜市“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文学征文奖等奖项，长篇报告文学《人与海》入选2022年度青岛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同时入选山东省委宣传部“齐鲁文艺高峰计划”重点项目，入选2024年自然资源优秀图书项目，散文《香山牡丹》被中国作家网选为推荐阅读文章，散文《我的父亲》获首届吴伯箫散文奖，另有多篇文章或被编入不同文集，或被评为多种奖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