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连成
1966年秋日，每逢周一的清晨，我们都要从衙门屯步行赶往十余里的双山镇的双辽三中的路上。
双辽农场的风裹着甜润的凉意漫来，混着庄稼收割后的干爽气息，像刚晒过太阳的新麦，拂过通往双山镇的林荫道。我、陶元良、宋国才这仨“铁三角”，背着洗得发白的书包，踩着满地碎金似的阳光，又踏上了这条路——它弯弯绕绕，一头拴着炊烟袅袅的农场，一头连着双山镇双辽三中的红砖墙，更串起了我们没心没肺的少年时光。
阳光像个调皮的画家，顺着杨树叶的缝隙往下漏，在土路上洇出斑驳的光斑。我们的影子被拉得老长，时而叠成一团“三人粽”，时而又被风推着各自撒欢。我总爱故意踩着陶元良的影子蹦跶，嘴里念念有词：“踩住你啦！让你跑，看你还怎么偷偷藏糖吃——上次你把水果糖藏鞋里，差点被你妈当脏东西扔了！”宋国才向来稳重，却也会趁我们打闹时，突然伸手扯一把陶元良的书包带，看着他踉跄着差点撞进树怀里，嘴角憋得像含了颗没化的糖，偷偷上扬。
小路两侧的田野铺展开来，刚翻过的黑土地冒着湿润的气息，混着田埂边野菊花的淡香，吸一口都觉得五脏六腑被熨帖得舒舒服服。远处的电线杆一排排立在田埂上，像极了音乐老师教过的五线谱，风一吹，柳树枝条轻轻摇晃，沙沙声里竟真藏着旋律，奏的是我们说不出口的少年心事——可能是昨天数学测验卡壳的难题，可能是隔壁班女生扎着的麻花辫，也可能是连自己都摸不清的、关于“以后”的模糊念头。那时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未来会飘向何方，只觉得踩着脚下松软的泥土，听着伙伴们的笑声，这条路就走得格外踏实，连书包里的课本都好像轻了几分，仿佛知识都顺着风悄悄钻进了脑子里。
每逢周六，在学校住宿一周的我们三个都要结伴从学校返回衙门屯。偶尔担任班级干部的宋国才放学后要参加班委会，路上就只剩我和陶元良。这家伙简直是个“行走的笑话机”，肚子里藏着数不清的俏皮话，总能在最安静的时刻抛出一个包袱。“你知道吗？那天我家的老母鸡下了个双黄蛋，我妈说要给我补脑子，结果我吃的时候差点噎着——原来聪明真的‘费蛋’！”他挤眉弄眼的样子，配上故意夸张的噎食表情，腮帮子鼓得像含了颗核桃，总能让我笑得直不起腰，路边的野草仿佛都跟着点头偷笑，连树上的麻雀都叽叽喳喳地凑着热闹。
书包在肩上晃悠，我们的脚步轻快得像被风赶着，泥土的腥气混着柳树新芽的清香，灌满了鼻腔。陶元良突然停下脚步，踢了踢路边的小石子，认真得像在研究什么重大课题：“你说，我们以后会去哪？会不会还能一起走这条路？”我愣了愣，看着他被阳光晒得通红的脸颊，摇摇头：“不知道，但我想多读书，去看看课本里写的大城市，听说那里的楼比哈拉巴山还高！”他眼睛一亮，使劲点头，拳头攥得紧紧的：“我也是！等我读够了书，就回来给农场修机器，让庄稼长得比电线杆还高，穗子大得能当枕头睡！”
我们没再多说，只是并肩往前走，鞋底碾过落叶的沙沙声，成了最好的背景音。那句话像一颗饱满的种子，落在彼此心里，带着泥土的温度和阳光的暖意。走累了我们，我们就在树荫下席地而坐，或读一段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小说，或漫无边际的侃大山。其实那时的我们，不懂什么叫志向远大，只知道身边有合拍的伙伴，脚下有走不完的林荫道，风里有藏不尽的欢喜。那些沉默的时刻，那些没头没脑的玩笑，那些关于未来的碎碎念，都像林荫道上的光斑，虽细碎却明亮，拼出了我们最珍贵的少年模样——纯粹、热烈，且满是希望。
如今再想起那条路，想起陶元良的笑话，想起宋国才憋笑的模样，依旧会忍不住嘴角上扬。原来最动人的时光，是林荫道上的三粒少年星，踩着阳光，聊着废话，把青春走成了一首永远值得回首的诗章。
中学毕业毕业后，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耕耘，事业有成。陶元良在辽源商业学校毕业后，成了双山粮库的知名粮食化验员；宋国才守着家成了双辽农场的种粮能手；而我成为四平市委机关的处级公务员。虽然我们很少见面，但我们三个小伙伴的心却永远相连。
五十年后的2016年的夏末，当我们相约再次回到这片魂牵梦萦的土地时，哈拉巴山下的风依旧温柔。三位两鬓染霜的老友再聚首，坐在饭店的餐桌上推杯换盏，仿佛又听见了当年的笑声，穿过岁月的林荫道，依旧清亮动人。说不完的少年糗事，聊不尽的离别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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