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西蒋村有条“忠实路”
张兴源
这念头，怕是在心里盘桓了许久，许久了。中国的文人，似乎骨子里都有这么一种“朝圣”的情结。司马迁的老家在韩城的龙门，我未曾去过，只在《太史公自序》里读过那“耕牧河山之阳”的少年气象，心想，那该是怎样一片雄浑的水土，才能养育出那般囊括天地的史笔？蒲松龄的“聊斋”，在淄博的淄川，我也只是神往，想象着那几间老屋下，夜雨秋灯时，狐鬼是如何带着人间的温情，从纸墨间袅袅走出。曹雪芹北京西山的旧居，我倒真去过一趟，可惜那时节，正为着一纸毕业论文焦头烂额，满心是世俗的功名与尘虑，在那荒疏的院落前，竟未能静心体味一番“满纸荒唐言”背后的辛酸，如今想来，仍是憾事。至于绍兴的鲁迅故里，北京东城区老舍先生的丹柿小院，这些地方，都像一枚枚文化的印章，深深地钤在我精神的版图上。
然而，最令我魂牵梦绕的，却是这白鹿原下的西蒋村，是陈忠实先生的故居。这向往，不同于对古圣先贤的遥敬，倒更像是对一位刚刚别离的、可敬可亲的师长的探访，带着体温，带着余响。这一天，终于在2023年的7月14日，这个最平常的日子，到来了。
村子是静的。作为灞桥黄土台原延展而去的白鹿原，坦荡荡地铺展开来，像一头巨兽沉睡的脊梁，而这西蒋村，就偎在它的西北角上，安详得像一个摇篮。几条泥土石子铺就的小路，清瘦地、纵横着在村中蜿蜒，路两旁，竟是些绿竹，不是北方常见的杨、柳、榆、槐那般粗豪，而是南国女儿似的，纤细而茂密地丛生着，风过来，也只听得见一阵簌簌的、私语般的声响，将暑气与喧嚣都滤得远远的，剩下是满眼的幽静。我的心，也跟着这幽静，一点点沉了下来。
故居的门，是紧闭着的。两扇被油漆成朱红色的黯旧的铁门，将我热切的视线生生截断。我只能仰起头，透过那高高的、用本地常见的青石与红砖垒起的围墙，向里张望。院子里，也是密密的竹子的梢头，在夏日的微风里，轻轻地摇曳着，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我于是便想，先生在世时，该是怎样在这竹影婆娑的小院里踱步？是在构思《白鹿原》里白嘉轩那挺得直直的腰杆，还是在琢磨田小娥那一声幽怨的叹息？那沙沙的竹叶声，是否曾陪伴过他无数个为一句对话、一个细节而绞尽脑汁的夜晚？这紧闭的门扉之后，封存着的，不只是一个物理的空间，更是一段当代中国文学的传奇，一个“民族秘史”的诞生地。我仿佛能看见，一个敦厚而结实的身影，就坐在那窗下，指间夹着雪茄，眉头紧锁，或豁然开朗，将半生的心血与思索，都灌注到那一页页稿纸之上。
小院的外墙边，立着一块指示牌，橘底白字，清清楚楚地写着“陈忠实故居”五个字。隔壁，又是一块牌子，是“西蒋村简介”。而最让我心头一热的，是村口处的那一块：横着写的是村名“西蒋村”，下面却竖写着一行字——“忠实路”。
我的脚步，不由得在这“忠实路”的牌子下停住了。这只是一条极寻常的乡间小路，质
朴，甚至有些粗粝，与关中平原上成百上千个村庄里的道路并无二致。然而，这名字，却是村民们最朴素、也最隆重的加冕了。他们没有用那些华美的辞藻，只用了先生的名字，用了那最能代表他品格的两个字——“忠实”。这路，因他而有了名字；这名字，也因他而有了沉甸甸的重量。这是一种发自肺腑的认可，是一种比任何官方褒奖都更贴近人心的怀念。路是沉默的，但它通向四面八方，就像先生的作品，从这小小的村落出发，最终走进了无数人的心里。
站在这条“忠实路”上，我与先生有限的几次交往，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其中最重要的一次，便是2005年，我的三卷本选集即将出版之前。那时节，我心里是惶恐的，也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竟鼓起勇气，给陈忠实先生写了一封信，恳请他能为我即将正式出版的书写一篇序言。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是何等的糊涂，又是何等的天真啊！先生其时已是名满天下，一部《白鹿原》如泰山北斗，每日里有多少事务需要处理，有多少文稿需要披阅？我这样一个没多少名气的后生，竟给先生提出这般“过分”的要求。
不久，先生的回信竟真的来了。信上的字迹，是那种我所熟悉的、带着关中人的朴拙与力量的字。他没有应允写序，只是温和而坦诚地说，“写序可能时间不够用，是不是给你题个字？” 我捧着那封信，心里是说不清的滋味，有被婉拒的些微失落，但更多的，却是被先生这份真诚与宽厚所打动的温暖。他没有用任何虚与委蛇的客套来敷衍我，而是给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饱含善意的方案。这，便是陈忠实了。
后来，我的三卷本选集终于出版了。我带着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兴冲冲地跑到省作协，想当面送给先生，再说一声感谢。不巧，先生不在。作协的朋友将先生的手机号码给了我。我拨通电话，那头传来先生那浑厚而略带沙哑的、极富特点的关中口音。我自报了家门，说明了来意，又特意补充道，在我的散文卷里，收录了一篇评论他《白鹿原》的文章，大约有一万字，希望先生有空时能翻一翻，批评指正。
先生静静地听着，然后，在电话那头轻轻地说了一句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可惜那本书已经出了，要不然是可以收进去的。”
先生所说的“那本书”，我后来才辗转得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永远的<白鹿原>》。那一刻，我握着电话，竟一时语塞。心中涌起的，不是遗憾，而是一种被认可的、巨大的激动。我那篇浅陋的文字，竟能得到先生如此认真的对待，他甚至觉得有收入专集的资格。这份对一个普通写作者的尊重与提携，比任何奖赏都更令我动容。
说起那篇评论，便不能不提我阅读《白鹿原》的经历了。那真是一段酣畅淋漓、终生难忘的精神盛宴。起初，是李野默先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讲。那时，我几乎是掐着指头算日子，一到播出的时间，便守在那个小小的收音机旁，屏息凝神。李野默先生那深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将白鹿原上的风雷雨雪、爱恨情仇，一字一句地送到我的耳边，送到我的心里。那是一种声音的“铸造”，将文字化为了有生命的实体。
这还不够。当《当代》杂志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全文刊载《白鹿原》后，我更是第一时间找来，如饥似渴地通读了一遍。那密密麻麻的铅字，仿佛有着灼人的温度，烫着我的手，烫着我的心。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黑娃、田小娥……这些名字，不再是小说里虚构的人物，他们成了我精神世界里活生生的邻居，他们的命运，紧紧地牵动着我的每一根儿神经。
到了1993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单行本问世。那年8月底，我正好要去北京的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路过西安时，便迫不及待地买了一本。到了北京，安顿下来后的第一件事，竟不是去领略彼时的京华烟云，而是不顾旅途的劳顿，在鲁院那简朴的宿舍里，就着一盏孤灯，将《白鹿原》再一次，从头到尾，细细地重读了一遍。那种感受，与初读时又自不同。少了几分情节的牵引，多了几分对文字、结构、思想的品味。我仿佛能看见，陈忠实先生是如何像一位老农一般，一镢头一镢头地，在白鹿原那片深厚的黄土地上，开掘着民族的灵魂。那语言的力道，那结构的宏大，那历史的纵深感，都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
差不多十年后，这种震撼依然在我胸中激荡，不吐不快。于是，我便写下了那篇后来获得较大声誉的《重读<白鹿原>感怀》。那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对一座文学高峰最虔诚的仰望，也是我作为一个读者，被一部伟大作品彻底征服后的心灵回响。不曾想，这篇文字，竟会通过那样的方式，被先生所知，并得到他那样一句珍贵的评价。
正因有着这样温暖的记忆，2016年4月29日，当先生去世的噩耗传来时，我才感到一种彻骨的、近乎失怙的悲痛。那感觉，不像是失去了一位遥远的文学偶像，倒真像是痛失了一位至亲的师长。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难以从这种情绪中振作起来。心里总想着，该写点什么，为先生，也为自己这段受惠于他的文学因缘。然而，笔提起来，又放下。一种莫名的顾虑缠绕着我——在这样的时刻，写这样的文字，会不会被人看作是借名人的光环，来为自己“壮威”、贴金呢？这念头，竟让我迟迟不敢动笔。
今天，当我终于站在这西蒋村的“忠实路”上，当我沐浴在这由竹影、土墙和乡亲们朴素的怀念所共同营造的氛围中时，所有的顾虑，竟像被这原上的清风吹散了一般，霎时间烟消云散了。
陈忠实先生，他是一个极其真实的人。他的人，就像他的文，厚重，踏实，不弄玄虚，不耍花枪。他的人，也像他家门前的这条路，名字就叫“忠实”。这路，没有柏油马路的平滑光亮，它就是泥土与石子原本的样子，下雨时会泥泞，天晴时会起尘，但它结实，平稳，你走在上面，心里是踏实的，你知道它承得住你的重量，引着你走向你要去的地方。
这虽然只是一条乡间小路，但它所承载的，却是一个作家用毕生的心血与真诚所赢得的人格丰碑。这条路，从西蒋村出发，早已越过了白鹿原，越过了西安，越过了陕西。它通向北京，通向每一个有华人读书的地方；它通向罗马，通向世界文学的殿堂，成为一条坚实的、全世界都知晓和认可的康庄大道。这大道，不是用黄金铺就，而是用一部叫《白鹿原》的巨著，和一个叫“陈忠实”的、无比真实而高贵的灵魂铺就的。
夕阳的余晖，将西蒋村染成了一片温暖的金色。我最后望了一眼那紧闭的双扇铁门，那高墙内的竹梢，还有那块写着“忠实路”的牌子，然后转过身，沿着来时的路，缓缓走去。
我没有带走什么，也没有留下什么。但我心里知道，有些东西，从此不同了。这条名为“忠实”的路，已经不在西蒋村，它已经铺在了我的心里，铺在了一切敬仰他、热爱他作品的读者的心里。他们——我们，会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
2023年7月21日于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