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见过祖父，关于他的碎片，全是从家里的老物件里翻出来的——衣柜顶层的铁盒，相册夹在最底下，还有个锈了边的饼干铁罐，里面藏着零碎的旧物。那天我搬开铁盒，先是摸到相册粗糙的封皮，翻开第一页就看见那张泛着黄渍的黑白照：照片纸脆得像晒干的树叶，我得捏着边角才敢动，画面里的祖父很年轻，黑发梳得一丝不苟，穿一身深色翻领中山装，两边衣兜的轮廓在挺括布料上清晰可见，领口露出格子衬里的边。铁罐里还躺着一枚边缘磨花的“雅安解放六十八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二军老战士·后代纪活动”纪念章，虽没任何官方落款，但这枚章对应是2018年2月1日举办的“雅安解放68周年·原62军老战士及后代纪念活动”——这是原62军25名老战士和300余后代发组织的聚会——就是这几样东西，让我忍不住一遍遍地猜，祖父当年到底走过怎样的路。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二军警备三团（西康公安大队）老战士高玉富

照片里的祖父，胸前别着两枚圆圆的像章，我把照片凑到窗边、台灯下反复看，印纹早被岁月磨成一片模糊，连隐约的图案都辨不出，可我总忍不住猜，这或许一枚是他在晋绥军区打仗时得的，另一枚是南下护粮或天全剿匪时的纪念——不然他不会特意别在胸前，连拍照都不肯取下来。衣襟上还别着一大簇艳红的纸花，花瓣被捋得平展，衬得中山装愈发规整，他嘴唇抿得很直，眼神定定盯着镜头，带着点被拍照的拘谨，又藏着股经了风雨的板正。我对着照片猜了很久：这中山装针脚细密，不像寻常布料，该是他转业后攒了些钱才买的吧？那两枚看不清纹路的像章，会不会一枚是青化砭战役后发的，一枚是剿匪时得的？旧账本1963年那页有行歪歪扭扭的字：“评模，照相，花五毛”——原来这是他评上四川省劳动模范时拍的，可他一个粮站管理员，怎么能评上省劳模？

真正让我摸到头绪的，是父亲偶然说的一句话：“你爷爷1965年前后在粮站，工资是54块5。”我特地去图书馆翻了1960年代的薪资资料，普通粮站职工月薪多在30到45块，祖父的工资明显高出一截。后来在一本泛黄的《军转人员待遇政策汇编》里，我找到关键信息：军转人员的参军时间算“连续工龄”，工龄越长，工资等级越高，基层岗位薪资会跟着上调。

我对着日历一笔笔算：如果祖父是1949年警备三团组建时参军的新兵，到1965年军龄才16年，加上粮站工龄，总年限根本撑不起54.5元的薪资；但如果他是1946到1948年参军，到60年代工龄能到20年左右，再加上若在部队有后勤管理岗的经历，刚好能对上这个工资数——这个时间线，刚好能串起晋绥军区的战斗、南下的征途与雅安的剿匪岁月。

“雅安解放六十八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二军老战士·后代纪活动”纪念章

我翻遍了图书馆里关于晋绥军区的战史资料，1946到1948年，正是他们在西北战场打硬仗的时候：1946年6月晋北战役打响，部队要解放崞县、朔县等7座县城，后勤兵得跟着前线部队跑，在炮火声里清点粮弹，怕前线断了补给；1947年3月青化砭战役，晋绥军区第一纵队负责设伏，祖父如果在后勤队，得提前把粮车藏在山沟里，等战斗结束赶紧给战士们送口粮，山风大，粮袋得裹紧，不然米会被吹跑；4月羊马河战役更紧张，部队要快速穿插断敌退路，后勤队得跟紧队伍，不能掉队，遇到小股敌人袭扰，还得拿起枪掩护粮车——这些场景，我总忍不住往祖父身上套，他后来管粮站时，总说“粮食要跟着人走，不能等人找粮”，大概就是那时候记下的。

还有1948年的汾孝战役，资料里说当时天寒地冻，后勤兵要在雪地里扛着粮袋走，不少人的手都冻裂了。我想象祖父裹着单薄的棉衣，把粮袋往背上一搭，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队伍，雪灌进鞋里，脚冻得发麻也不敢停——他后来特别爱惜粮食，粮站里哪怕掉一粒米，也要捡起来吹干净放回粮囤，或许就是见过雪地里护粮的难。

1949年8月，晋绥军区的部队在山西临汾编成62军警备三团，祖父跟着大部队从山西出发，往雅安走。这一路走了三个多月，全是难走的路：过黄河时要坐木船，水急浪大，粮袋得用绳子牢牢捆在船板上，还得防着岸边残匪打冷枪；进了四川，要穿大巴山，山路窄得只能容一辆粮车过，路边就是悬崖，下雨时路面滑得很，粮车常陷在泥里。有篇老兵回忆录里写，当时后勤队最紧张，粮车走在队伍最后，是土匪的重点目标，得派人背着枪守在粮袋旁，夜里宿营还要轮流值岗，耳朵得竖得老高，听着山里的动静。

我总忍不住想象那些画面：或许某个秋雨绵绵的清晨，祖父守着的粮车陷进了泥坑，他得和战友一起，挽着裤腿踩进冰冷的泥水里，肩膀顶着车辕使劲推，另一只手还得攥着枪，眼睛盯着路边的树林——怕突然窜出土匪。粮袋被雨水打湿了边角，他会赶紧掏出随身的油布，小心翼翼地把湿了的地方裹起来，嘴里念叨着“不能浪费”；到了傍晚宿营，别人都在生火取暖，他得先清点粮袋数目，一袋袋摸过去，确认没少一袋、没破一个洞，才敢靠在树干上歇口气。这些事没人告诉我，但他后来管粮站时，总爱把仓库窗户钉两层木板，晚上还得去查两次门，连粮囤边的草木灰都要按“厚边薄中”的法子铺——这些习惯，肯定是在山路上守粮车时练出来的。

1949年底大部队终于抵达雅安后，警备三团后来还改编为西康公安大队，承担起地方剿匪与治安任务（这支队伍直到1955年西康省撤销后，才随行政区划调整并入四川相关部队）。前段时间遇到一位警备三团老兵的后人，他说当年部队驻雅后，曾多次赴天全剿匪——那里山高林密，土匪藏得深，后勤队不仅要给前线送粮，还得守住临时粮站，防止土匪偷袭抢粮。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祖父，他会不会也跟着去了天全？或许在天全的山林里，他曾背着粮袋跟着队伍翻山，脚下是湿滑的苔藓，身边是呼啸的山风，得时刻盯着周围的草丛，怕有土匪埋伏；又或许他守在山脚下的临时粮站，夜里听着远处的枪声，攥着枪坐在粮袋旁，一夜不敢合眼——这种“守粮又防匪”的经历，大概让他对“安全”格外看重，后来管粮站时，连仓库钥匙都要随身带，锁门要检查三遍。

部队还得帮沿途刚解放的村子清剿残余敌兵。资料里说，当时川陕边境有不少国民党残部躲在山里，时不时出来抢老百姓的东西，警备三团路过时会顺手清剿。祖父或许没冲在最前面，但作为后勤兵，他得跟着部队转移，在临时搭的棚子里守着粮袋，等前线的战友回来领粮。有次可能遇到小股土匪袭扰，枪声在山里响起来，他得赶紧把粮袋往棚子后面挪，然后端起枪守在门口，直到战友们把土匪赶跑——这种“守着后方”的日子，让他练出了沉稳的性子，后来管粮站时，再急的事他都能慢慢理清楚。

祖父转业到粮站后，把晋绥军区护粮的细致、南下路上的谨慎、天全剿匪时的警惕，全用在了民粮上：粮食入库，他要两个人一起过秤，怕少了一两；出库时，台账上得写清领粮人、用途，一笔都不能错；连粮袋上的破洞，他都要找块布仔细缝补好再用，说“粮食是救命的，不能糟践”——就这么熬，他评上了省劳模，才有了照片里别着红花的样子。

后来我在粮站的旧档案柜里，查到一份1966年的推荐表，是推荐祖父当司务长的，备注栏里有行铅笔字：“本人辞任，称‘恐难胜任’”。我猜不是他真的不行，是他习惯了部队后勤的“直接”：在晋绥军区管军粮，在南下路上守粮车，在天全山里护粮站，只要盯着“够不够吃、护不护得住”就好；可地方司务长要算考勤、采买、报销，那些绕弯的事，大概不如在战场上、山路上推着粮车、握着枪时，心里踏实。

祖父走得早，我没机会听他讲青化砭的山沟有多冷，没问过他过黄河时的浪有多急，也没听过他说天全剿匪时的山风有多烈。但现在看着这张从相册里翻出的照片、铁罐里的纪念章，想着父亲说的54块5的工资，就像在拼一幅缺了边角的画——每找到一段晋绥军区的战史，每看到一句南下老兵的回忆，每听见一段天全剿匪的故事，就离他当年走过的路、守过的粮车，近一点。

或许祖父从没觉得自己的故事多特别，可对我来说，能对着这些老物件，一点点猜透他没说出口的岁月，就像他还在晋绥军区的山沟里、南下的山路上、天全的密林间，稳稳地守着粮车，也守着那些没来得及跟我讲的、关于风与雨的故事。

来源：中国晨报︱作者：高文︱责任编辑：青简︱签审：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