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别说上海原市区即浦西老市区的人了，连原郊县、现在变成区的原住民，还有新上海人，盛行旅游的一种——农家乐，甚至不惜花钱去外省市享受农家乐趣。社会进步，丰衣足食，人们便讲究养生保健，直至“返祖”，不惜“忆苦”，吃杂粮，吃野菜，甚至吃以前的猪食——山芋藤，周游古镇，参观老式民居，犹不满足，向往过山林农村生活；真让他们当农民，又不干了，于是盛行享受农家乐趣。

同学、同事、朋友凡邀请我同游古镇，参观老式民居，作农家乐游，我大多数婉拒了，因为我来自原嘉定县的水乡小镇黄渡的中医家庭，少儿时代就享受农家乐了，何况大姐和二姐都嫁给贫农。

建国初，中医父亲在黄渡镇北面的“虹桥头”村的一个大院子里租房。

这个村子不大，一条南北流向、大约四丈宽的河穿村而过，流到黄渡镇北市梢，变窄，穿过半个镇，汇入老吴淞江。河上，一座状若虹霓、宽一丈的石桥将村子两岸的三幢大院子（我现在猜测，和镇上的蒋家房子、黄家房子一样，是工商地主的宅院）、几幢亦农亦工亦商的人家的民宅并联起来，村子因此得名“虹桥头”。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村其实是我家后来搬去的黄渡镇北街的延续，不过一座架在宽二丈的垂直支流上、比虹桥窄的平平的石桥——施家桥，把南北街道一分为二，北边的村子叫虹桥头，南边的北街又叫“施家桥”村罢了。江南的乡镇往往亦镇亦村，由我的家乡可窥豹一斑。虹桥西边的几条路，听大人说，是通向纯粹的农村横河村的，至于西岸沿河的路通向何方，我不知道，因为我太小，这两个方向的路，从不敢走远。

我四岁才会说话，因此记忆模糊，记得清的乐趣没几个。

我家住的大院外是块颇大的空场，夏收和秋收时作打谷场。靠近院墙有块一人多长、一人宽、光滑、平坦的大青石，不知为什么，夏天的太阳晒热一切，一般石头滚烫，就是晒不热这块大青石。夏天，赤日炎炎，无论大人，抑或孩子，都爱往上一躺，那个凉快不要太爽噢！我记忆中，现代的空调没大青石凉快。孩子未必谦让，大人看见我，马上让我躺上大青石，也许我沾了吃五谷的人离不开的医生——父亲的光吧？

河滩都有用大石条搭大石板在水上的“水桥”，供人淘米汰菜洗涮。水桥前的河水里多柳条鱼等小鱼和虾米——渔民多系苏北人，本地人很少；他们不屑捕捞这类小鱼和虾米，村人淘米汰菜洗涮时顺手用箩篮捕捞小鱼和虾米；比我大14岁、12岁的同父异母姐姐手笨，很少抓到。其实渔民收集了卖也好，农民捕捞了卖也罢，柳条鱼等小鱼油炸，或者以本镇酱厂出产、正宗的酱油红烧，相当鲜美，我爱吃。现在这道菜成了“农家乐”特色菜，我难得随众去“农家乐”，就冲这道菜和油豆腐嵌肉等本地农家菜而去。石板底下和石条上附满螺蛳，她俩常满载而归。红烧螺蛳鲜美，我大吃特吃。有一次，父母不留神，姐姐又溺爱我，我吃了太多的红烧螺蛳，积食了。父亲是老中医，竟治疗不了。他发动镇上的中西医会诊，他们竟束手无策。父亲无可奈何，抱我赴上海市区大医院治疗。父亲买了药，走过一条弄堂，竟然遭小偷或强盗抢，一把小刀割去我右手腕上的金木鱼。回家，晚上，我的积食症竟然痊愈。父亲相信母亲的话：“割走金木鱼，就割走了鬼怪。病说不定转给小偷了。”

我家住虹桥村，后来搬到北街，我都看见农民或用小小的抄网，或撒大网，或用轱辘布特大网捕鱼，我眼红，可是父母禁止我这个老来子、独生子下河，我从没尝过鱼米之乡的捕捞之乐，不过我可以看人钓鱼。说实在的，凡钓鱼，观者噤声，可是比钓鱼人紧张、专注，一旦钓上鱼，不管大小，我都可以放开喉咙欢呼，何况我如夏蝉，人小声大，那比钓鱼人高兴的劲头不要太好噢！谅诸君深有体会吧？

再后来，我家搬到黄渡镇上西港桥南的文化街6号，后门就是连通新老吴淞江的小河。我拿缝衣针做成鱼钩，拿竹枝作鱼漂，开后门垂钓，难得钓上条小鱼。唉，看人挑担不累呀！有小收获，是冬天。天寒地冻，小河结薄冰，我蹲在河滩上，敲个小冰洞，耐心等候，自有小鱼小虾冒头，两指一钳，手到擒住。有大收获，是上海市区的苏州河臭黑的水入侵郊区的时候。黄渡镇南的新吴淞江宽阔，流量大，还好些，穿镇而过的老吴淞江污染厉害了，于是水族大批死亡或垂死挣扎，漂上水面，人们出动捞起，大快朵颐。我捞到若干，父亲是医生，说：“毒！不可吃！” 母亲当然全扔了。我在西港桥脚抓到条一尺半长的鳗鲡，兴高采烈。本地人从来嫌鳗鲡一身泥土气，不吃，何况是黑臭水里的？母亲也扔了。

北风起，蟹脚痒，虹桥村河东岸打谷场南一户人家住大草屋，开杂货食品店，这时早在河里布下捕蟹网，在河滩搭起个延伸河面、大约4平米的草棚。晚上，漏网之蟹被汽油灯吸引，乱纷纷爬进草棚，束脚就擒。我常凑热闹，学大人的手法抓蟹，那感觉不要太好喔！凡我逮住的蟹当然归我所有，我得意地向家人炫耀，可是独自抓蟹，就难了！住北街那年夏天，我到镇东北角一个池塘玩，心血来潮抓蟹。我知道，蟹洞一半在水下，一半在水上，反正人小手小，我找到个蟹洞，不管好歹伸进手去。“哎唷哇！”我忍住食指剧痛，拔出只张钳舞爪的蟹来。我知道蟹如甲鱼沾水松口般沾水松螯，忍痛找到塘滩的一个小水坑，放下大蟹。这家伙上当了！它刚松开大钳，我立马张开手掌，拇指和四指分两边，抓住蟹盖，逮住了。代价不小，我的食指肿痛三天。

有种蟹，诸君大约没见过。北街与黄渡镇有段路没人家，打头的一家人户主叫丁毛头，是个黑皮肤的彪形大汉。妻子姚文娥是个一眼美人，带着我同班女同学姚勤民嫁给光棍，后来生一个颇像丁叔叔，却矮小的儿子和一个漂亮，皮肤乌黑、人称“黑姑娘”的女儿。他家再往北约30米，北街才像街。路西边是被砸了泥像的彭龙庙，庙门从不打开；东边是个小高地。高地长满茅草，大孩子带我们吃茅针即茅草嫩芽。茅针有点儿甜味，大人说，此物热性，多吃会屙不出大便，因此我们不多吃。高地的地标就是一个棚屋，屋内是茅坑，不分男女，女人如厕，关门便是。有次我和小伙伴进门撒尿，发现有蟹。蟹个头不大，壳呈灰青带黄，好抓。凭经验观察，这是几年的老蟹。手中的蟹有股淡淡的屎尿臭。小伙伴叫我马上扔掉，说：“这是粪坑蟹，不能吃！”我立马扔地上。黄渡人从不吃蟛蜞，“太小，没滋味”，还嘲笑上海人：“吃蟛蜞？馋嘴透了！”何况粪坑蟹乎！前几年，报载：有人买卖坑蟹。我笑得掉假牙。

黄渡乡是蔬菜产区，蔬菜吃不完，卖不光，乡人对田头畦边的荠菜、马兰头等野菜不屑一顾。姐姐摘来荠菜包馄饨、大汤圆，味道真鲜；摘来马兰头，拌以香干末，浇上麻油，清香爽口。上小学了，镇上收购荠菜、马兰头，我便带上小镰刀、直柄“插刀”，到处收割荠菜、马兰头，装进缚在小腹前的布袋即本地人谓之的“棉花袋”，卖了凑学费、书籍费、杂费。收购站要的是清爽的野菜，我白天没去净泥、剪掉根，晚上点起煤油灯清理。母亲说：“隔天卖给收购站，就不新鲜了。再运到上海，更不新鲜了。上海人买去，太不不新鲜了，有什么‘吃头’呀！” 父亲解释，许多野菜，蔬菜加工厂做成干货，她更不理解了。她又心疼煤油费，不赞成晚上清理，父亲却支持，于是她和待嫁的二姐一道清理。我后来理解父亲了，他培养我从小自力更生。

上海市区对野菜巨大的需求导致近郊农民培植野菜。多年的土地、产业、房屋三集中压制了野菜的生存，导致大规模培植野菜。现在菜场、超市卖的野菜，又大又清爽，可是少了原先的野味，不鲜美。

至于枸杞头即枸杞的嫩叶直至嫩芽，当年本地人很少吃，因为不但耗油，而且味苦，非加糖不可。母亲难得允许我摘枸杞头，烧给我吃，解解馋。也由于收购站收购，我长途奔走，捋枸杞头。枸杞生命力强，我捋光枸杞头，不久枸杞头又长出来了；令人心醉的是，枸杞明年仍蓬蓬勃勃。我又听说，枸杞根的皮叫“地骨皮”，是味中药，药店收购，我便斩本除根，剥皮卖。哎呀呀，破坏环境，消灭绿色，少儿时代的我罪莫大焉！

说句不该说的话，读者诸君享受农家乐时，不妨试试，叫主人去田头田埂摘挖荠菜、马兰头，或者摘野生的枸杞头，当场清洗，烧给你们吃。

嘉定到处有桑树、香椿树，主人家都不小器，随便由人摘桑葚、椿芽，只是叫人小心上树，别摔下来。姐姐摘桑葚，我有时由她俩托着摘桑葚、椿芽。我吃桑葚，吃得满嘴红，像吃过血。新鲜椿芽暴醃了炒蛋吃，又鲜又香。后来我家搬进北街中段的两房居室，有换破烂的人或以废品换，或以钱买暴醃香椿头，母亲嗤之以鼻：“乡下有的是香椿头，他还做这个生意！”

有桑叶，黄渡乡却很少人养蚕，反而是少儿们养蚕玩儿。孩子向人要来去年藏的蚕籽版，焐热了，小蚕出壳，放进小笾。蚕虫日复一日吃洗净、晾干的桑叶，渐渐长大，发出吃更多的桑叶的“沙沙”声，长得白白胖胖，爬上山——用稻草杆、麦管扎的X形的玩意儿，吐丝成茧，不久咬破茧屋，变成蚕蛾飞出来。这过程太有趣了！懂事的孩子待蚕蛾交配，在硬纸板上产籽；不懂事的孩子任由蚕蛾飞，不管不理它们飞往何处，结果如何。

至于鸡鸭鹅，我少儿时代，确实是散养的。养鸡鸭鹅人家都有或大或小的棚、埘，清晨放出鸡鸭鹅，让它们自行觅食，傍晚给它们吃粮食、虫作点心或补充，而它们只要不出意外，会自己回家。鹅很少集体行动，当然吃草，可是要不止一次喂粮食、虫；又太凶，会追逐啄小孩，加上肉太粗，味欠佳，蛋下得少，又粗砺，养鹅人家少。匈牙利电影《牧鹅少年马季》中马季持杆牧鹅群的情景，嘉定县绝对没有，更没人念催人泪下、声音颤抖、充满激情的经典台词：“我爱他的鼻子！”鸭子最讲纪律，出棚、埘便自觉排队，摇摇摆摆，颇具绅士风度，令人注目。它们在陆地上觅食不久，便下河池塘泊觅食，吃得饱饱的，还贪恋河池塘泊，主人往往要去河池塘泊召唤它们回家。住虹桥头村，大院子里，我家不宜养家禽；搬到北街，我家住一幢房，可以养养家禽了。养不足10只的鸭子是我的任务。鸭子种类多，我养的是产蛋多的“雷门（音）”鸭。每天傍晚，我都要去河池塘泊，大声叫“阿（本地人的“鸭”发音为“阿”）哩哩！阿哩哩哩！阿哩哩哩！……”召唤它们回家。它们一只只上岸，自觉排队，摇摇摆摆，颇具绅士风度，跟着我回家。吃鸭蛋、鸭肉尚在其次，乐趣在豢养过程中呀！有养鸭专业户，驾小船牧几十直至上百只鸭子，场面壮观。鸡好养，可是一不注意，会跑到农田里糟蹋庄稼，还容易得鸡瘟，一棚鸡全报销。母亲带姐姐养鸡，难得发生鸡瘟，把死鸡埋入宅基地作肥料。不知道为什么，二姐出嫁后，在新家养鸡，十有四瘟，母亲说她“手势”不好。乡人一般不去市场卖病鸡，因为本地人一目了然——没神气，甚至“掼头掼脑”，拉白屎。极少人自吃患病或病死的家禽，我也不知道这种人家是否得病。家禽最好的蛋白质饲料，当推“皮虫”即树木害虫蛹。天气转冷，树上挂满另类果子——皮虫。孩子们在竹竿头上绑块可上下转的竹片或木片，拴根细绳，挺竿摘下皮虫。傍晚，孩子剪开皮囊，将皮囊连蛹扔在地上，家禽一拥而上，风卷残云般吃光蛹。

说句不该说的话，读者诸君享受农家乐时，不妨试试，叫主人当场从棚、埘里捉出家禽，杀了烧熟。一般人分不清散养还是规模饲养，我眼光相对准些。

现在怕禽流感暴发，禁卖活禽，只卖冻禽，令人不快、生疑。只说鸡吧。首先，冻鸡，即使标明散养，谁知是否圈养直至机械化饲养？速育的鸡不鲜美，缺乏营养。例如，给孕妇炖汤的，应当是烧不烂的、三年以上的散养老母鸡。其次，鸡内脏是道好菜，叫“炒时件”，这道美味没了！形容人小器，人们常说“小鸡肚肠”；中医说“吃啥（动物器官）补啥”，看来，禁卖活禽，只卖冻禽的好处是小心眼儿的人少了。

六畜之一是狗，狗是杂食动物，毕竟消耗粮食，黄渡乡村养狗护家的不多。看家护院的土狗一般不主动进攻大人，只是狂吠示威，提醒主人：“有陌生人来了！”可是对少儿，狗眼看人低，狗视眈眈之余，往往凶相毕露，甚至进攻。我穿街过巷，从不怕狗，俯身捡砖石，狗以为我要揍它，便退避三舍，或者逃避。傻帽儿畏惧，转身逃跑，反而引狗追赶，“啊呜”咬人。二姐订婚北边的庙前村马家，马家养条凶巴巴的黄狗。黄狗和我一来二去熟悉了，我上门，它踊跃欢迎，还伸热乎乎的舌头舔我脸，于是村里的狗都来和我亲热；我走了，黄狗依依不舍送行，甚至护送我到家，于是村里的狗都来送行，不说浩浩荡荡，至少阵容不小吧？诸君有过此种农家乐吗？可惜没有狼狗，我人小,也有几十斤骨肉，否则“谁能抱臂立狗，唯我陈小少爷”，不要太神气甚至威武喔！

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野生动物多。我和小伙伴穿过麦田，有时拣到乌龟；不知道为什么，乌龟是臭的，随手扔掉。有时遇见大蜥蜴，乡人叫做“四脚蛇”，蛇呀！我们转身就逃。有时惊起野鸡，野鸡飞不远，我们拼命追逐至它落下的地方，却一无所有，它却在另一个不远处起飞，于是我们大呼小叫追赶，终究逮不住。那时还有狗獾，当然只有猎人半夜猎获；那副嘴脸，我说不上像什么。有人晚上沿河走路，河里响起“噗噗噗”的声音，而且追逐人的脚步，胆小者落荒而逃，其实是水獭逐人；渔民往往追杀水獭，因为它比黑鱼厉害，会吃光鱼。这两种大哺乳动物的故事，我听着也惬意。

我家搬到北街不久的一个端午节，乡人竟划龙舟了——人毕竟少，不是赛龙舟，而是划一条龙舟。河里鼓声咚咚，两岸鼓乐喧天，人声鼎沸。我瞧热闹不一会儿，龙舟竟转90度，划进施家桥下的小河。大人议论：小河才宽二丈，春天水再深，不过一人深，怎么划呀？可是龙舟照样一直驶去。划手们真有两把刷子！

不久的一个景象使我联想起这个端午节的人群。

黄渡乡人都知道，青蛙是保护庄稼的益虫，孩子从不捕捞蝌蚪，大人从不捉青蛙，只有乞丐偶然煮一锅青蛙，乡民戟指。

小河南岸，我二姐帮带其孩子的军官居住的大宅院对面即东边是块虹桥村那样的空场。那天下了一场颇大的春雨，我正巧在大宅院门口，目睹奇迹：场上，大雨里，蓦地冒出无数小东西，欢蹦乱跳，与大雨激起的小水柱相映成趣。我冒雨冲到对面才看清，小东西是黄豆大的青蛙；再仔细看，皮呈灰色，不像青蛙。我笑煞：放大它们，不就是端午节两岸兴高采烈、欢蹦乱跳的人们吗？雨太大，我才不管小家伙们向何处去哩，马上回到屋檐下。

后来大人说，那不是青蛙，是“革丢”，可是不要伤害它们。我至今不晓得，“革丢”究竟是什么，但是大人“不要伤害它们”的话留给我深刻的印象。

孩子嘛，不管上学与否，无非吃玩二字。

论吃，上海郊区一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虽然不可与原上海市区比，但是瓜果和生熟零食有的是。桃子是本地出产的，例如建国初期，黄渡镇东北角有座罗汉寺，寺外有个大桃园，属罗汉寺所有，本地人可以先尝后买熟透的桃子。我有次溜进去，摘下个大水蜜桃便吃。我出生，父亲在坐诊的“大和堂”药店门口放二箩筐红蛋，路人都可拿一只，和尚们当然认识我，不但不责怪我，还送几只大水蜜桃给我。那样的大水蜜桃，甜得我下巴全是粘乎乎的蜜汁。梅子也是本地出产的，梅子熟了，农民会送来我家。吃不完的梅子，母亲加糖做成梅酱，夏天吊下井里当冷饮吃。那个酸呀，我差点儿掉下巴。黄金瓜、江阴瓜、白兰瓜、西瓜都是本地出产的，我敞开肚皮吃。说起西瓜，北街的家里，床底下全是农民送的西瓜，以致我一个春天的某日，我钻床下找西瓜。西瓜当然全无，可是几支竹笋顶破地面，向我示威。没有阳光，竹笋相对嫩，因此被兴高采烈的我轻而易举地拗下来了。斜对面的陆姓大户后园是个竹园，我至今不理解，这竹鞭何以在地下长50米多，越过街道，钻进床底？

说起陆姓大户，婶婶务农，可是貌美肤白。她的和我一样大的儿子炳章是我好朋友，比我小几岁的女儿炳琦，人称“白姑娘”，相当漂亮。婶婶煮熟毛豆加竹笋，晒干，就是鲜美的笋干豆；她煮熟胡萝卜，晒干，就是胡萝卜干，又鲜又甜；她煮熟发芽蚕豆，晒干，让爆米花的泰兴人一爆，又香又鲜又脆。这三种零食，兄妹俩没吃，婶婶先送给她喜欢的我。

豌豆是外来品种，产量低，农民很少种。前面提到的丁毛头夫妇，在院子门外隔条路的河岸上种了豌豆。青豌豆味道不错，我第一次就是喜欢我的夫妇俩邀我吃到的。我忽发奇想：青豌豆能否像青大豆即毛豆那样晒成干呢？夫妇俩也第一次种植，无言以对，也没了下文。

我仗着父亲的身份，有时无法无天。比如钻进蚕豆地，生吃青蚕豆；钻进麦田，生吃灌浆的麦粒。诸君没吃过吧？味道不错，有股清香。农民不计较，只说：“弟弟少吃点，别吃坏肚子。”

黄渡乡是水乡，夏天，孩子们不敢上荷花塘造次，便光顾没有主人的池塘。有的池塘自然生长莲等水生植物。我们欣赏莲花美后，实行品赏了。我们带着竿头上绑根树枝、竹管的长竹竿，伸竹竿钩莲蓬头，剥出莲子吃，清香甜蜜。还有鸡头米，大约是芡，长在水下，我们钩上来，剥出比莲子小、如黄豆的果实吃，也清香甜蜜。

爸爸要养活妈妈、两个姐姐和我，妈妈自然节俭持家。早上白粥白吃，只有我可淘酱油；妈妈还教育我，“白吃白壮（结实），慢慢叫（地成人了）开爿店当（舖）”。我小学毕业，大姐悄悄披露了当时的故事：爸爸从不过问家事，不知怎么听到妈妈反反复复说这句话，苦笑着说，学习日本战国时代被吃肉的军队打败的、只吃米、只吃素、不开荤的军队，宝贝儿子养得好吗？于是，我酱油里有银元大的豆腐了。哎呀，豆腐又白又嫩，颤巍巍，温笃笃，不要太好吃哦！

不久，我有意见了。我看到渔民拿整板豆腐喂鸬鹚，不平则鸣：“姆妈，奶末头儿子还比不上水老鸦（鸬鹚俗称）吗？”妈妈是文盲，挺会说话：“它们吃豆腐，抓的是大鱼。你吃饱了什么也不做，像个小地主，吃豆腐蛮好了！姐姐全吃白粥哩。”我逮不到鱼，对恩赐的豆腐自然视为天下最美的下粥菜——要知道，硬省下钱来买的呀！

搬家到北街，所租的房子有块三分左右的宅基地。

俩姐闲着也是浪费，妈妈带着开发小小的宅基地，种植蔬菜瓜果，基本达到自给自足，新鲜，绿色。可笑的是妈妈把皮蛋埋入宅基地，我起初以为皮蛋也是种出来的，如同马铃薯、山芋、芋艿，把鸭蛋埋入地里就是。

我慢腾腾地长个，下粥菜升级换代。先是白煮蛋，后是皮蛋，一只蛋可吃三个早上；皮蛋，和姐姐欣赏过千姿百态的松花才下筷。施舍姐姐一小点，那个滋味才叫美哩！

我们又到施家桥的河北边开垦乱葬岗子，我如《愚公移山》里的孩子“跳往助之”。丰收真是喜悦啊！收获黄豆，换回豆制品——我爱吃豆制品，由此而来；收获谷物，可养鸡鸭，天天全家有蛋吃。这庄稼是我亲自种和收的呀，这家禽是我亲手喂大的哩，豆制品和白煮蛋、松花蛋的滋味太美了！

过去，黄渡乡最不值钱的就是萝卜，无论长萝卜、白萝卜，还是圆萝卜、青萝卜、红萝卜，乡人都说刮肠胃油水，越吃越饿，只有胡萝卜好些，因此，我随便在农田里拔萝卜吃，农民不管不顾，何况我是“陈先生”的宝贝儿子。

我家搬到镇上，我上小学。一年，我勤工俭学，心血来潮，拿父亲以前给病人坐的长椅子对拼作兔子棚，养起兔子来了。兔子有两种，一种是安哥拉长毛兔，剪毛卖，最后杀了吃；一种是青紫蓝兔，只卖毛皮，最后剥皮杀了吃。春夏秋季，我四出割青草喂兔子，可是冬季哪来新鲜草呀？我干脆去农田拔萝卜，包括农民相对珍惜的胡萝卜。农民远远看见，当然吆呼，走近看见是我，干脆自己拔些送给我，还嘱咐：“弟弟，我叫某某某。代我向你爹爹问候。”

兔子养起来了，我一喜一悲。

喜的是我不分雌雄养兔子，兔子自行繁殖了。一天，贴邻郑铁匠家人来说：“弟弟快来我家看看。你家的兔子不但打洞到我家，而且生了窝小兔子，小兔子都钻出洞来了！”两家都是泥地，洞口相当隐蔽，郑家要不是翻腾找东西，真发现不了洞口。两家人笑得前仰后合。

悲的是兔子最后的归宿是人腹。杀兔子不比杀鸡那样割喉，而是活活摔死再下刀。毕竟是自己一手养大、讨人喜欢、活泼可爱的生灵呀，我几乎下不了手。话说回来，兔肉鲜美堪比鸡肉。

论玩，只说几桩。

春夏秋季，我都滚铁环。玩到后来，嫌到镇口太近，便往北农村方向滚。尤其夏天，我赤膊赤脚，顶着烈日玩出十里地，来回二十里，人竟没晒黑，脚力倒练出来了。

夏秋季，施家桥下的小河水浅了，仅齐我腰，于是我带领小伙伴搬石头到河里，相隔一步，排作一列，然后一个个踩石头过河。注意，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踩着石头过河。石头大小、形状各异，总有人一不留神便掉水里，引起哄然大笑。

冬季，我和小伙伴除了扇起棉袍寒风，刮翻到油坊蘸油而变得沉重的香烟牌子，抽得菱角（木制陀螺）铁钉朝天，还玩老鹰捉小鸡、官兵捉强盗、“轧老娘”游戏，直玩到大汗淋漓。“轧老娘”是本地话，我得解释。这个游戏，前提是那时的房子是现在很少见到的老式木架构瓦房，木质柱子；限于男孩儿参加。先由一个抽签或者抓阄失败的可怜虫侧身靠在墙上，最好靠在柱子上，然后大家排一字纵队挤压他，或者他背靠在墙上，最好靠在柱子上，然后大家从两边挤压他，挤得他讨饶为止。上海人说话，“挤”叫作“轧”，因此叫“轧老娘”。为什么不轧老爹？现在想来，和中国人爱骂娘有关吧？试想，小孩子力气小，又穿棉袄或棉袍，能有多大力道？大家吆五喝六：“轧煞老娘有饭吃！”“轧煞老娘有饭吃！”“轧煞老娘有饭吃！”“轧呀！用力轧！”“轧呀！用力轧！”“轧呀！用力轧！”不是部队里官兵排队那样整齐，用力方向不可能一致，左左右右，侧靠在墙的被挤者承受的压力不会太大；背靠在墙者，他左右的人自然而然运力抵抗两边挤压的人，中间背靠在墙者承受的力自然小了，因此即使墙壁和柱子摇动，大家气喘吁吁，浑身冒汗，也难叫可怜虫讨饶，往往还没结束，肚子咕咕叫了，大家一哄而散，回家找吃的了。

现在的农家乐的饮食和热闹哪比得上那时真正的农家乐——婚宴？

嫁娶是农民和亲戚、村民及朋友、同事难得聚拢的好机会和大喜事，由亲友自然而然形成的团队实实足足操持、大吃大喝、“无大无小”闹腾三天三夜。喜家和村民出清客堂直至院子，全村人提供桌凳、炊具、餐具等，召之即来，来之动手，买汰烧，服务……所谓“厨师”一般是自家人，报酬只是烟酒鱼肉等，很少送红包；有时雇半专业的厨师，就要花费些“额外”的钱。摆开长凳八仙桌，招待四面八方客，图的是热闹，求的是开心，即便是陌生人走过，也被喜家拉上桌面，胡吃海喝。从没听说过“司仪”及仪式，但是自始至终，全村人喜气洋洋，喜笑颜开，亲情浓浓，友情浓浓，似乎家家都结婚。改革开放前和初期，农民节衣缩食，参加婚礼者往往不吃早饭甚至隔天绝食，因此，婚宴开始，喜家先上蓝边大碗，盛六只以上、用一两糯米粉掺粳米粉做的、穷则枣馅、富则鸡肉馅的汤团，或者大碗馄饨，给宾客的胃“打底”，免得宾客喝上几盅白酒就趴下。自始至终，大人们大碗喝烈酒，大盘吃肥肉，吆五喝六，大呼小叫，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迎亲爆竹、鞭炮放过后，大人、小孩心血来潮，冷不防放爆竹和从鞭炮上拆下的小小爆竹，硝烟和香烟的烟雾弥漫……不时有人发酒疯，洋相百出，还有人拼酒致趴下、呕吐，甚至被人当场抬走，笑死人也！我有一道点心必吃——豆沙甜甜蜜蜜的八宝饭；两只菜必吃——暴醃的白鱼直至青鱼块煮的清汤，即“串糟”，冰糖红烧羊肉。

婚礼正式开始前，孩子们三三两两疯玩，往往集体反复唱：“新娘子、新郎倌，红绿裤子白屁股”，成为大人晚上闹新房的前奏或者过门。红绿裤子，人人目睹。白屁股呢？除了新娘子、新郎倌，谁能看见？难怪有人要闹新房直至窥视，不过，我见过新娘子的大腿。郊区风俗，嫁娶多在农闲日举办，那次婚礼却在春末夏初举办，带我去的母亲嘀咕，总而言之，有些蹊跷。新娘子、新郎倌是一个村的，接新娘就是形式，过场而已，不讲究也罢了，令人惊叹的是，新娘子公然独自在门前场上坐把太师椅，等候男方来接。农村姑娘多数终年劳动，身强力壮，身材匀称，不知胸罩为何物，天热至多戴肚兜，因此胸部丰满，有种天然的人体美。这位新娘子比我二姐小些，过了豆蔻年华，大约18岁，正是最宜结婚的年龄。令人注目的是，天不太热，面容姣好的她竟然穿旗袍，全身绷紧，充分显示曲线美，尤其欲撑裂前襟、挺拔的双乳。上世纪50年代，农民穿旗袍，本来惊世骇俗，她又不介意仪容，大约等久了，觉得累，一条雪白、浑圆的大腿跷起来。我向来瘦弱，人像芦柴棒，腿像麻杆，我看见了，心生羡慕：唉，我过十年长大，有小姐姐这样的大腿就好了！看来，我得多吃，今天先吃撑肚子。

父亲治愈的农民多了，他再而三推辞，我仍有五个认他为“继父”的“过房阿姐”即干姐姐。寒暑假，母亲常带我去干姐家“做客”。印象是一致的：她们无论穷富，都停下活计，竭尽全力招待，令人满意，也令渐渐长大的我不安：不该如此吵扰她们。

倒是父亲的同道家的农家乐，我记忆犹新。

父亲的同道中医陈中达不在人世了，友谊长存，寒暑假，我经常去他方泰乡西杨家村的家住几天。

我从镇上出发，走过公路，走上鹰房乡砖瓦厂旁的土路，穿过火车站那边的铁道，绕绕几个弯，就到他家了，大约4里路。

途中两个奇观我不能忘却。一是农村都要随时疏浚河道，有专业的罱泥船，而河泥存放专门的小池。那年夏天，一个一丝不挂的壮汉在泥池里以身体上上下下搅拌，令我怀疑当年红军过草地，不少官兵在泥沼里灭顶的真实性。二是那时生产大队也买不起抽水机，都由人工即用木板水车从河里提水到田里。那天，四个壮汉轮流踏水车，都不着寸缕。两个踏水车的男人踏着踏着，那活儿从黑毛丛中挺举了，又大又粗，大约全裸久了，本能发作了。休息的男人指点他俩，又环顾，嬉笑着叫：“要不要叫阿嫂来熄火？”“有没有现成的？有也好。”

我也环顾，100米方圆，哪有什么女人？我后来讨教大人。我问：为什么全裸？大人答：大太阳下强劳动，衣裤会被汗水浸烂，农民哪来这么多布做裤头？当然裤头也不穿。我问：他们吃饭和点心，怎么办？大人答：女人都自觉回避，妻子则按时送饭菜点心。我再问：妻子来，他们也全裸？大人笑答：当然事先穿短裤。我问：什么叫“熄火”？还要老婆来？大人嗤之以鼻：你不懂，别问，也别问别人。直至发育前，我难释疑团：那活儿和黑毛丛是怎么回事？住虹桥村和施家桥村时，我和小伙伴常往河里撒尿，比谁撒得远，那光溜溜的活儿不过小拇指大小，他们用那活儿常往河里撒尿，有多远呀！结棍（上海话：厉害）！

    陈家说是上中农，其实至少是富农，住一排三开间院子——有

颇大的天井。一旁附的小院子住张姓人家。陈先生儿子和媳妇论年

龄可以做我父母，可是论辈分我称他们哥嫂。不知为什么，他妻子

爱别人称她“新嫂嫂”，于是我称她“新嫂嫂”。   

大哥终年在外地工作，家里是他妻子和大女儿玉妹、二女儿水英、独子金道、小女儿秋英。

新嫂嫂告诉我，张姓人家的院子本来是陈家的，建国后让给贫农张家了。两家人关系融洽。张家儿子比玉妹大几岁，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总来信说他爱上玉妹。我见过他，一个高大、挺帅的大学生，和比我大、漂亮的大侄女玉妹挺般配，不知为什么不成夫妻，玉妹后来远嫁南翔。

当地人有句话：“穷方泰，富黄渡。”方泰乡地势比黄渡低，是水稻和棉花生产区，当然穷。东西杨家村这一带是典型的水乡泽国。

院子后是一条四丈来宽的河，流到这儿，忽然变阔、变缓，形成河中池塘，因此鱼虾鳖蟹多。比我小点的侄子金道就带我去后门水桥，用鱼叉捕鱼。水清见底，他一叉一个准，我始终没收获。他告诉我，水里的东西和空气中的东西位置有差异，必须注意。天哪，用鱼叉捕鱼竟是门学问呀！

玉妹、水英、金道带我去陈家的小池采菱。我们一前一后坐进两只大腰圆木盆，边用手轻划，边采菱。菱有两角、四角、馄饨菱之分。两角菱就是秋末冬天街上卖的大熟菱，现在不吃，藏好，到时候发酵，才可以煮。四角、馄饨菱现在就可以生吃；四角菱可以煮熟吃；馄饨菱只能生吃，因为太嫩，一煮变一泡浆。可惜那时我不知乐府唐诗，否则我可以充分以语言表达那股快活劲了。

陈家富裕，招待我的荤菜颇有特色。鱼是刚用网捕捞或者用鱼叉抓的；鸡鸭是散养的，当场杀，立刻烧；蛋是刚下的，还有我难得享受的鹅蛋。有种鸡肉，诸君肯定没吃过。陈家有猎枪，大哥回家，持枪外出，必有收获，而且凡野鸡，自家不烧，送到方泰镇的百年老店“加工”。那家野鸡店，那锅老鸡汤超过百年，煮出的野鸡肉，怕是天上有、人间少吧？当然没这么巧，我去陈家，正好大哥打来野鸡，可是新嫂嫂特地去镇上买来只特色野鸡。那滋味我没齿不忘。新嫂嫂还拿我记忆中真实的雪水腊肉招待我。我家住虹桥村和施家桥村时，下雪了，母亲用雪水醃腊肉，泥封小甏，几个月后，那清蒸的肉块入口，眉毛也会掉！不知何故，搬家镇上后，母亲再没用雪水醃腊肉。现在卖的腊肉其实是檐下风干的肉。

陈家竟然养蜂，那原味的蜂蜜，诸君都没吃过吧？陈家自给自足，不卖，自家享受，可是缺少科学知识——原味的蜂蜜必须按专门办法加工才能吃。最小的秋英吃太多原味的蜂蜜，几年后得哮喘病。

真正的当年新米饭、青糯玉米棒、甜芦粟、甜瓜，我几乎吃厌，

只有西瓜，我可以一日三餐。

那西瓜不是一般的西瓜，是留种的西瓜，又大又甜蜜，于是我带去牛车棚。老黄牛被蒙住眼睛慢腾腾转圈，我躺在转盘上望草棚顶，看云飞云走，听鸟儿啁啾，观察水车一木斗一木斗戽上河水来。饿了，吃半只西瓜；倦了，在咿呀声中入睡；尿急了，起身便撒。有时看见戽上的河水里有活鱼，一跃而起，扑到稻田口抓……

令人捧腹的是，田埂上多的是牛蹄印，一天雨后，我发现，积水的牛蹄印里不但有小鱼小虾，还有条如我小手指大的虫。我拿草棍逗它，它张口就咬。什么虫呀，这样凶？我逗它到自己厌烦才作罢。现在想来，应当是蜻蜓幼虫。

扯远了，这桃花源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

归根结蒂，这种农家乐，那时的农民多数叫苦，不可能享受到，只有我这样的乡镇居民甚至于医生子弟才享受得到。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当年的许多人阴阳阻隔了，我三次死里逃生，总算能纪念他们。

车祸后一个月写起  2019-12-7结束

 顽童和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