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6月，我们一行38人接防驻守三十里营房医疗站。为深入贯彻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精神和“面向部队、面向基层、面向边防”的卫生工作方针，院、站领导决定将医疗力量继续前伸260多公里，在岔沟口设立医疗组。
7月底的一个下午，站长张希超把我叫到房间，说：“最近部队换防，前卡病员多，站上医生都派出去了，就剩我一个，还发着烧。刚接到通知，岔沟口有一名高原肺水肿病人需要接回站里治疗，想让你跑一趟。”药房仅我一人，站长嘱咐我给病房和门诊多发些药品，钥匙留给他备用。安排我立即出发，争取次日下午返回。
受领任务后，我按要求安排好工作，便与救护车驾驶员韩可意出发了，顺路捎上一名兄弟医院的护士。这个季节没有大雪封山，道路不算险阻，但我临床经验不足，又是独自执行任务，心中难免忐忑，一路思索可能遇到的问题与应对方法。
约半小时后，护士说疼痛未减，反更剧烈。韩可意建议加服一片，我又默许了。过了一会儿，她直喊眼花、口干、腹痛加剧。我意识到是药物副作用，且药不对症，便试探着问：“有没有妇科情况？”她点头。我让她改服去痛片，不久疼痛缓解。这是我们途中唯一的对话。
在这荒凉偏远、高寒缺氧的山沟里，我们意外地享用了一顿可口的蒜苗酸汤面。饭后倦意袭来，我一夜酣睡，在海拔五千多米处难得睡了个整觉。
早餐后，我急着去卫生队接病人，却得知病人已痊愈出院，无需接回。我先是意外，随即轻松——任务结束了。我通知韩可意发动车辆准备返回。一只脚刚踏上车，身后传来医疗组长薛金山的声音：“咱们这儿有病房有病人，大老远来了，不看看吗？”
这一幕虽突然，却不太意外。我早听说岔沟口医疗组在未等上级批复的情况下，于这片被学术权威视为“手术禁区”的高原，为一例急症患者做了手术，院科领导中有人主张给予纪律处分，只因两级班子意见分歧而未执行。短暂惊愕后，我恢复镇静，对李彦生说：“你先松手，我搬个凳子坐下，慢慢说，别急。”转身搬凳时，发现屋里只剩我二人，其他人都站在院里。
我坐下细看，李彦生气息微弱，每句话都似用尽力气，忙把他双手塞回被窝，轻声道：“你把基本要求告诉我就行，细节我问医护人员。”他喘息着说：“我是薛医生他们冒险从鬼门关拉回来的，他们救了我，却要受处分，我想不通！”我深感他虚弱不堪，每句话都是负担，果断制止他继续，握着他冰凉的手，一字一顿道：“我听明白了，你放心，绝不让你失望！”见他神情释然，我才略觉宽慰，道别离去。
走出病房，医疗组同志围上来，你一言我一语讲述抢救经过。李彦生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测绘大队分队长，在喀喇昆仑执行测绘任务时患病，队友用自制担架抬着他，翻越近百公里崎岖山路，历时两天送至岔沟口医疗组。接诊时他已休克，全身冰凉，腹肌紧绷，昏迷不醒，初判为急腹症并发广泛性腹膜炎，需紧急剖腹探查。但此地海拔高、含氧量低，被视为手术禁区；若下送医疗站，260多公里山路颠簸，病人必死无疑。
医疗组一边发电请示，一边准备手术。组内仅两名助理军医、三名护士和一名卫生员，技术经验难以支撑此类手术。巧合的是，医疗站派来送药品的吕新创前一日刚到——他刚从内地进修外科回院，因部队换防未及分配职务，便护送部队上山。现有人员技术不足，吕新创可补此缺，但其身份未获正式任命。若等上级复电，需经军区卫生处组织专家会诊，病人情况却不允许。
最终，医疗组做出艰难决定：冒“违法乱纪”之险，由薛金山组织，吕新创主刀，全力抢救。他们的理由简单而坚定：病人就是命令，见死不救是白衣战士的耻辱。
术中发现胃内容物充满腹腔，切口处直接溢出，清洗后见胃穿孔，立即修补。术后病人仍处休克状态，大家不分昼夜轮流守护，提供当时当地最好医护。经一周努力，李彦生终于脱险苏醒。正当大家松口气时，上级批评到来，指其无组织无纪律，要求准备接受处分。
弄清原委，我登车告别。返程车内一片寂静，我思绪翻腾，回想此行前后及内在联系，得出几点结论：一、我这趟出差被有意塑造成“上级派来解决问题的人”，而我浑然不知；二、领导煞费苦心派专车让我千里之行，说明对我政治觉悟和能力有极高期待；三、站长张希超是非分明、纪律性强，是位值得敬重的好领导；四、领导既未明言，我亦不必声张，唯有虚心体会意图，以实际行动达成目标；五、既答应李彦生，就绝不能辜负他的信任。
不知不觉，车回医疗站。我下车疾步走进站长房间，简短汇报，对李彦生之事只字未提。站长毫无惊诧，也未询问，平静递过钥匙说：“休息吧。”这态度进一步印证我的判断。
回站后毫无倦意，李彦生紧握双手的恳切、医疗组战友朴实却坚定的言语、张站长平静而充满期待的话语，在脑中反复回响。心绪难平，灵感忽至，急取纸笔，草拟通讯一篇，题《一片丹心为战友》，副题“记新疆军区某部喀喇昆仑岔沟口医疗组抢救测绘战士李彦生的先进事迹”。定稿誊抄，右上角注明：因执行边防任务，远离政治机关，先发稿。见稿需核实，请联系新疆叶城县一五二野战医院政治处，电话✘…✘。
当时三十里营房无邮局，稿子交站部，托人下山时带出发出。不知张站长是否注意到，发出后久久无讯，我只能忐忑等待。
虽长时间无消息，我并未气馁，相信这篇反映风雪边防线上军民团结的通讯，终会见诸媒体。
那次守防未满一年，我便被换下山，负责为新任医院政委撰写师党委扩大会发言稿，内容反映喀喇昆仑红色医疗站动态。按惯例，我占用政委办公室夜以继日撰稿，由院部秘书杨春亮誊抄并关照生活。杨秘书机要参谋出身，字迹工整，重语法，我们本是好友，几次合作，关系更密。我常顾不上吃早饭，他或打饭给我，或领我到家让嫂子做顿可口饭菜。
闻声，我把西红柿丢进水池，拔腿跑向院子，身后韩处长喊：“洗好了又不吃，干啥呢？”无暇回应，奔回院中细听广播，心情激动。后听说稿子播出后，各地广播电台和军内外报纸纷纷转播转载，军区卫生部首长直接干预，未给医疗组处分，反记集体三等功。我终于未辜负李彦生的嘱托、张站长和医疗组同志的期望，心下宽慰！
随即心头一紧——稿署“本台通信员”，未具姓名，当时惯常如此。稿发后，我却顿生忧虑：除院长外，不知还有哪些领导主张处分。那时院领导都是老八路，刚从老红军手中接班，权威不容冒犯。院里几次召我撰稿，我最怕领导猜出那篇通讯出自我手，始终守口如瓶。此后几年，我未受重用，也未遭刁难，平平而过。领导是否知情，成心中难解之谜。
1981年，我调至搭车护士袁桂英所在医院，她一度任我所在药械科下属供应室护士长。到新单位一周，我被指定负责全科工作，半年后“迫不及待”被任命为副主任，以副领正一段时间，很快转正。环境一变，我明显感到领导对我及科室工作高度重视。我亦不负所望，带领全科创新疆军区第一、兰州军区第一业绩，在全军第七届药学会上受国家卫生部表彰。此时，我心中谜团解开——八成是那篇通讯在原单位“漏了馅”。
对此我无怨无悔，并为自己24岁时，在特殊时空下，能虚心体会领导意图，站在正确一边默默奉献，感到庆幸与自豪。如今我已年近八旬，风烛残年，愿将这段心路公开，若对后来者有所启迪并获认同，我将深感欣慰！
作者简介
1964年入伍，1991年转业，先后在第152野战医院、第273医院任药师、药局副主任、药械科主任，上校军衔。曾在喀喇昆仑红色医疗站守防7年半，1979年随原广州军区157医院参加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转业后，在西安市红会医院临床药学科任副主任药师（主持工作）。撰写的《喀喇昆仑红色医疗站》、《一片丹心为战友》等多篇文章，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并分别在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发表。曾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一项，并受国家卫生部颁奖鼓励。所主持的工作因成绩突出，曾在兰州和新疆两级军区召开的现场会上推广经验。2015年，曾修订原新彊军区西安三干所八路军老战士孙自强回忆录并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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