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彤彤

摘要:肇庆，作为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岭南名郡，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如端砚文化、宋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等）与独特的山水格局（“山湖城江”一体）构成了其独特的城市基因。进入新时代，肇庆面临着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历史性机遇与挑战。本文旨在系统梳理肇庆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价值，深入分析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在城市化、产业升级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张力。论文认为，肇庆的成功转型关键在于实施“保护与创新并重”的战略，将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现代发展的核心资本。研究围绕“空间重塑”、“产业赋能”、“生态筑基”和“文化铸魂”四大核心策略展开，通过案例分析（如宋城墙活态保护、端砚文化产业升级、肇庆新区绿色规划等），系统总结了“肇庆实践”的经验。最终，论文提出了一条以文化为魂、以生态为底、以创新为驱动的“肇庆路径”，其核心在于追求一种“活态的”、有机的、融合的发展模式，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同类历史文化名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与实践镜鉴。

关键词：肇庆；历史文化名城；现代发展；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粤港澳大湾区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全球化与城市化浪潮席卷之下，历史文化名城如何平衡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中国正处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城市发展模式也由外延扩张转向内涵提升。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精神标识，其保护与发展不仅关乎城市特色，更关乎文化自信的建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为新时代名城工作指明了方向。肇庆，古称端州，是岭南文化和广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汇的重要节点。这里有2200多年的建城史，保存有完整的宋代城墙、闻名遐迩的端砚、风景如画的星湖，以及包公、利玛窦等历史名人留下的深刻印记。1982年，肇庆被列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价值与地位毋庸置疑。然而，与许多中国城市一样，肇庆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严峻挑战：古城风貌如何在旧城改造中有效留存？传统手工业如何在数字经济中焕发生机？城市文化身份如何在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的实施，为肇庆带来了承接产业转移、拓展发展腹地、提升区域地位的历史性机遇。作为大湾区连接大西南的枢纽城市，肇庆亟需找到一条既能守护千年文脉，又能激发城市活力，实现绿色崛起的独特路径。因此，本研究的意义在于，系统性地剖析肇庆这一极具代表性的案例，总结其经验与教训，探索一条将历史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可行路径。这不仅对肇庆自身在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也为中国乃至全球的历史文化名城在现代化转型中如何“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参考与实践样本。

1.2 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研究已颇为丰富。国外研究较早形成了以《威尼斯宪章》、《华盛顿宪章》等为代表的保护理念，强调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与“世代传承”，并逐渐从对单体文物的保护，转向对历史街区、城镇整体风貌以及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强调了城市多样性和混合功能对活力的重要性，这对古城更新具有启示意义。国内研究紧随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经历了从“保守式保护”到“有机更新”再到“活化利用”的理念演变。吴良镛先生提出的“有机更新”理论，主张按照城市内在的发展规律，顺应城市肌理，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探求城市的更新，对肇庆古城保护极具指导价值。近年来，学者们普遍关注“文旅融合”、“城市双修”（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城市记忆”等主题在名城保护中的应用。例如，阮仪三教授团队在平遥、丽江等古城的保护实践中，强调了规划的先导作用。具体到肇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其某一特定方面，如端砚文化的传承、宋城墙的历史考据、星湖的旅游开发等。然而，缺乏一个系统性的、宏观的视角，将肇庆的历史文化价值作为一个整体，并将其置于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全面审视其与现代发展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进行一种整体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交叉学科研究。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本研究遵循“价值认知—问题剖析—路径探索—理论升华”的逻辑脉络。

1.价值认知：首先全面梳理与评估肇庆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价值体系。

2.问题剖析：其次，深入分析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些价值传承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与困境。

3.路径探索：再次，重点研究肇庆已经或正在实施的应对策略与创新实践，并评估其成效。

4.理论升华：最后，总结“肇庆模式”的内涵，并展望其未来方向与普适性启示。研究方法上，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搜集整理地方志、学术论文、政府规划文件、统计年鉴等。实地调查法：对肇庆宋城墙、端砚文化村、肇庆新区、星湖景区等进行现场勘察与影像记录。案例分析法：对典型项目（如骑楼街改造、新区建设）进行深入剖析。比较分析法：将肇庆与佛山、潮州等同类名城进行横向比较，汲取经验。

1.4 论文结构与创新点论文除绪论与结论外，主体部分由四大核心章节构成。创新点主要体现在：

1.视角新：将肇庆的“历史”与“现代”置于“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动态背景下进行互动研究。

2.体系新：构建了“价值-挑战-路径-启示”的完整分析框架，并提出“空间、产业、生态、文化”四位一体的融合策略。

3.观点新：提出肇庆的现代化不是对历史的“告别”，而是一场基于历史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其目标是成为一座“有记忆的未来之城”。

第二章 肇庆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体系与核心特质

要探讨其现代发展，必先深刻理解其历史价值。肇庆的价值并非单一遗迹的堆砌，而是一个多层次、系统性的有机整体。

2.1 历史层累：从广信首府到两广门户的千年文脉肇庆的历史，是一部岭南开发的编年史，层层积淀，底蕴深厚。岭南古郡：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高要县，东汉时期，交州刺史部驻地曾置于广信（今封开一带），使该区域成为岭南早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端州岁月：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置端州，自此“端州”之名与肇庆紧密相连，并因端砚而名扬天下。这一时期，肇庆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得以确立。肇庆纪元：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宋徽宗因曾封端王，故将端州升格为肇庆府，并亲赐御书“肇庆府”，意为“开始带来吉庆”。这一命名，赋予了城市吉祥的政治寓意和文化内涵。两广枢要：明清两代，肇庆的战略地位达到顶峰。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至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长达182年的时间里，肇庆一直是两广总督府的驻地，统辖广东、广西军政事务，成为名副其实的“两广门户”。这种从边疆到中心、从地方到区域的层累历史，为肇庆留下了从汉代古墓葬、唐代梅庵、宋代城墙到明清官衙、骑楼街的完整序列，构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2.2 空间格局：“山湖城江”独特的城市山水哲学肇庆最引以为傲的，是其“山、湖、城、江”和谐共生的独特城市空间意象。北岭山：作为城市北部的天然屏障和生态绿肺，奠定了城市的骨架和背景。星湖（含七星岩）：被誉为“岭南第一奇观”，是城市中心的“明珠”，以其喀斯特地貌和湖光山色，为城市注入了灵秀之气。古城：以宋城墙为核心，街巷肌理清晰，是城市的历史心脏。西江：中国南方的大动脉，从城市南缘奔流而过，赋予了肇庆航运之利和开放之气。这四大元素并非简单并列，而是通过视觉通廊、空间渗透等方式相互关联。例如，登临宋城墙，可南望西江浩荡，北眺星湖秀美、北岭逶迤。这种“城在景中，景在城中”的格局，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营城智慧的典范体现，是肇庆建设“公园城市”的独一无二的资本。

2.3 文化符号：端砚文化、宋城印记与中西交流的见证端砚文化：作为中国“文房四宝”之首端砚的产地，肇庆承载了中国士大夫文化与文人精神的精髓。端砚超越了工艺品的范畴，成为科举文化、书法艺术、文人雅趣的象征。其开采、雕刻、鉴赏、收藏的整个流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文化体系，是肇庆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文化IP。宋城印记：全长2800米的肇庆宋城墙，是全国罕见的主体基本完整的宋代砖城墙。它不仅是冷冰冰的军事防御工事，更见证了城市的兴衰变迁，是肇庆人乡愁的物化载体，是城市历史身份的“铁证”。中西交流第一站：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选择肇庆作为进入中国大陆的第一站。他建立“仙花寺”，绘制《山海舆地全图》，将西方天文、地理、数学知识引入中国，同时也向西方介绍中国。肇庆由此成为中西文明对话的“首站”，这种“开风气之先”的开放与包容精神，是肇庆城市品格中极为宝贵的一部分。

2.4 精神内核：岭南文化、包公精神与开放包容的城市品格在上述物质载体背后，是肇庆独特的精神内核。务实开放的岭南文化：作为广府文化区的重要城市，肇庆继承了岭南文化务实、创新、开放、兼容的特质。清官文化的典范——包公精神：北宋名臣包拯曾知端州三年。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留下了“不持一砚归”的千古佳话。包公文化已成为肇庆重要的廉政文化资源和城市道德名片。利玛窦带来的开放基因：与利玛窦相关的历史，塑造了肇庆乐于接受外来新事物的开放心态。这些精神特质共同构成了肇庆“崇文、厚德、务实、创新”的城市品格，是其在现代社会中凝聚人心、砥砺前行的深层动力。

第三章 挑战与张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名城之困

辉煌的历史步入现代，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认清这些困境，是寻求出路的前提。

3.1 保护与开发的现实矛盾：古城肌理的消解与历史空间的挤压

这是肇庆面临的最直接、最尖锐的矛盾。历史城区的“孤岛化”与“碎片化”：尽管宋城墙得以保存，但城墙内的历史城区（如骑楼街区）在过去的旧城改造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传统街巷肌理被拓宽的马路和现代高楼割裂，历史建筑被淹没在无序的现代建筑中，形成了“保护点”与“建设面”的对立，古城整体风貌的完整性受到严重威胁。历史空间的“功能空心化”：古城内人口外流、设施老化，导致传统社区活力下降。许多历史建筑虽得以保留，但其原有的社会功能和生活气息丧失，沦为“静态的博物馆”，缺乏持续的生命力。建设性破坏：在追求土地经济效益的驱动下，一些具有历史价值但未被定为文保单位的街区和建筑，可能在城市开发中被拆除，造成不可逆的损失。

3.2 产业转型的阵痛：传统手工业的式微与新兴产业的培育

端砚产业的挑战：机器雕刻对传统手工技艺造成冲击；高端收藏市场与大众消费市场脱节；年轻一代从事砚雕的意愿下降，传承面临断层；品牌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如何从“工艺品”走向“文化创意产品”是核心难题。旅游产业的“门票经济”依赖：肇庆旅游长期依赖星湖等核心景区，存在“过境游多、过夜游少”、“观光游多、体验游少”的问题。旅游产业链短，对地方经济的综合带动效应未能充分发挥。历史文化资源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不足，游客对肇庆的认知往往停留在“山水”层面，而对深厚的“文化”体验不深。新兴产业基础薄弱：相较于大湾区核心城市，肇庆在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产业基础和人才储备相对薄弱，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期。

3.3 区域竞争下的身份焦虑：在大湾区城市群中的定位与特色塑造

在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中，广州、深圳是核心引擎，佛山、东莞是制造强市，珠海、中山等各有特色。肇庆作为大湾区面积最大、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靠后的城市，容易产生“身份焦虑”。同质化竞争风险：在招商引资、旅游推介等方面，若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历史文化与生态优势，极易陷入与周边城市同质化的竞争中，从而丧失独特性。文化IP影响力不足：尽管端砚、宋城墙等IP价值极高，但其在大湾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其实质价值并不完全匹配。城市整体形象不够鲜明、突出。

3.4 生态压力：快速发展对“山湖城江”生态基底的影响

肇庆发展的最大本钱是生态与文化。然而，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也给其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水环境保护压力：西江作为饮用水源，其水质保护至关重要。城市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等对星湖和西江水体构成潜在威胁。城市蔓延对生态格局的侵蚀：城市空间的扩张，可能会侵蚀北岭山麓、占用滨水地带，破坏原有的“山湖城江”视觉通廊和生态连续性，动摇城市赖以成名的空间根基。第四章 融合与创新：名城保护与现代发展的“肇庆实践”面对挑战，肇庆并未止步，而是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探索性的实践，其核心思路是从“对抗”走向“融合”。

4.1 空间重塑：从“双核”驱动到“多心”协同的城市规划策略

肇庆采取了“保护老城、建设新城”的“双核”战略，并在此基础上优化全域空间布局。

4.1.1 肇庆古城的“微更新”与活力

复兴理念转变：从“大拆大建”转向“微改造、微更新”。注重“绣花”功夫，强调修补、织补城市肌理。实践案例——骑楼街整治：对正西路、城中路等骑楼街区进行外立面修缮、结构加固，恢复其历史风貌。同时，引入文创商店、特色餐饮、民宿等新业态，并非简单地将居民迁出，而是鼓励原住民参与，让历史街区在保留“烟火气”的同时，焕发新的商业活力。这体现了吴良镛“有机更新”理论的实践。宋城墙的活态利用：除了作为旅游景点，宋城墙更被打造为市民的公共休闲空间。举办“肇庆马拉松”（城墙跑段）、非遗展示、夜间亮化工程等，让古老的城墙融入现代市民生活，成为一座“活着的遗产”。4.1.2 肇庆新区的现代化探索

战略疏解：在鼎湖区高标准规划建设肇庆新区，旨在承接老城疏解的人口和功能，为古城“减负”，为保护腾出空间。   绿色发展定调：新区规划伊始就确立了“绿色崛起”的理念，构建“蓝绿交织”的生态网络，推广绿色建筑和海绵城市技术。这本身就是对肇庆“山水城市”哲学的现代诠释和拓展。新区重点发展高端制造、科技创新、现代物流等产业，与老城的文化、旅游功能形成互补。

4.2 产业赋能：文旅深度融合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4.2.1 端砚文化的产业化与品牌化升级

建设平台：打造中国端砚文化村，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展览、体验于一体，形成产业集群效应。拓展产业链：推动端砚从“收藏品”向“文创礼品”、“文房用品”、“旅游纪念品”转型。开发端砚元素的文创衍生品，如文具、服饰、数字艺术品等。 活化传承：将端砚雕刻纳入非遗传承体系和职业教育，举办端砚文化节、雕刻大赛，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宣传端砚文化和技艺，吸引年轻受众。

4.2.2 “旅游+”战略：全域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肇庆样本

文旅融合：打造“宋文化”主题旅游线路，开发“沿着利玛窦足迹”研学旅行产品，推出包公文化园等廉政教育基地，将历史文化资源系统地转化为旅游产品。体旅融合：依托星湖、西江等优质生态资源，大力发展徒步、骑行、路亚、赛龙舟等体育旅游项目。农旅融合：结合乡村振兴，发展高要、德庆等地的乡村旅游，展示农耕文化、品尝特色美食，打造“肇庆家宴”品牌。

4.2.3 数字技术赋能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    

利用VR/AR技术复原古城历史场景，开发“云游肇庆”数字博物馆，让游客通过手机App就能与宋城墙、梅庵等进行互动，打破时空限制，提升游览体验。

4.3 生态筑基：守护“绿水青山”以兑现“金山银山”

4.3.1 星湖风景名胜区的生态治理与品质提升    

实施星湖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净化水体，丰富生物多样性。推进景区提质升级，完善慢行系统，打造“星湖夜游”等新业态，使其从单一的观光景区转变为市民休闲和生态体验的综合空间。

4.3.2 西江“黄金水道”的生态保护与绿色航运

 严格落实西江流域生态保护，严控沿岸工业污染。同时，发展内河绿色航运，优化港口功能，使西江在承担运输功能的同时，确保“一江清水向南流”。

4.4 文化铸魂：城市精神的当代传承与传播

4.4.1 包公文化、利玛窦遗迹与当代城市精神构建    

深入挖掘包公文化中的廉政元素，将其与当代党风廉政建设相结合，使历史资源服务于现实社会治理。利玛窦遗迹则成为肇庆对外文化交流、展示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

4.4.2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与市民文化认同感提升    

建设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文化设施，举办“星湖雅集”、“广场文化艺术节”等群众性文化活动，提升市民的文化获得感、自豪感和对城市的认同感，这是文化遗产保护最深厚的社会基础。第五章 理论升华与路径展望：“肇庆模式”的启示基于以上实践，我们可以总结出具有一定普适性的“肇庆模式”内涵，并展望其未来。

5.1 历史文化名城现代发展的核心原则

“肇庆实践”的成功之处在于遵循了以下核心原则：保护优先，应保尽保：坚持真实性、完整性原则，保护不仅是保护单体建筑，更是保护整体格局、街巷肌理和无形文化遗产。有机更新，渐进改善：摒弃运动式开发，尊重城市内在秩序，采用“微创手术”式的更新方法，实现社会、经济、文化的协同发展。融合发展，功能叠加：打破保护与发展的二元对立思维，寻求历史文化、生态环境与现代产业、城市功能的创造性融合，实现“1+1>2”的效应。以人为本，活化传承：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要让文化遗产融入当代生活，惠及市民，使其在使用中获得新的生命。

5.2 面向未来的肇庆：建设成为“彰显岭南特色与时代活力的现代化城市”

未来的肇庆，应定位于：大湾区文旅会展胜地和康养休闲后花园：充分发挥其文化与生态的双重优势。湾区西翼先进制造业新高地：在保护生态底线的前提下，承接高端产业转移。岭南文化传承创新的样板城市：成为展示广府文化、宋文化、端砚文化的重要窗口。“山湖城江”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样板。具体路径包括：深化“双核”共鸣，进一步促进古城与新区功能互补；打造超级文化IP，举全市之力将“端砚”、“宋城”打造成世界级文化符号；拥抱数字文明，建设“智慧名城”和“数字文博”高地；强化区域协同，积极融入“广州-佛山-肇庆”经济圈，实现联动发展。

5.3 对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借鉴意义

“肇庆模式”表明，历史文化名城并非发展的包袱，而是转型的资本和飞跃的支点。其启示在于：

1.特色是核心竞争力：在区域一体化中，名城绝不能盲目跟风，必须深度挖掘并坚守自身独一无二的文化与生态特色。

2.保护本身就是发展：良好的历史环境和生态环境是吸引高端人才、资本和产业的核心软实力。

3.创新是融合的催化剂：需要运用新理念、新技术、新业态，为古老的文化注入时代的活力。

4.规划引领与长效治理：必须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并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治理机制。

第六章 结论

肇庆的探索之路证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现代发展并非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一道需要高超智慧去解答的辩证课题。其成功的钥匙，在于从“二元对立”走向“多元融合”。通过“空间重塑”，实现了历史场景与现代功能的共生；通过“产业赋能”，实现了文化资源与经济价值的共赢；通过“生态筑基”，实现了绿色环境与城市发展的共荣；通过“文化铸魂”，实现了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共鸣。肇庆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场基于自身文化基因和生态底色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它追求的不是成为一个褪去历史色彩的“国际标准化城市”，而是要成长为一座“有记忆的未来之城”——在这里，宋城墙的砖石与新区大厦的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端砚的墨香与数字代码的气息相互交融，星湖的波光与都市的霓虹共同闪烁。这条“肇庆路径”，对于正处于激烈变革中的中国众多历史文化名城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唯有守住民族的根与魂，才能在世界城市之林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不可替代的光明未来。

指导老师：刘志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