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海内三宝”传奇之三

毛公鼎何以去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任宗儒

     号称晚清“海内三宝”之首的毛公鼎，又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被金石学家誉为晚清“四大国宝”。现为“中国十大传世珍宝之一”。

    毛公通常指毛叔郑，本名姬郑，周宣王叔父，也是周宣王非常信赖和重用的股肱之臣。被封于毛国（今河南原阳县），其爵位为公爵，因此史书又称他为毛公。毛公是毛姓始祖。

     毛公鼎制作于西周宣王时期，约2800年前。周宣王即位之初，邀请叔父毛公协助治理国家。毛公接受任命，铸造此鼎，作为纪念，以传示子孙。

    毛公鼎是易手最多的一件文物，它一路走来，命运多舛，差点飘零海外。为什么毛公鼎最终去了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此事得从头说起。

    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取土时意外发现了毛公鼎。关于毛公鼎以后的经历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古董商听闻此事后，以300两白银购得此鼎。但在运回家时，被同村村民董治官以鼎出土于两家相交地界为由阻拦。古董商不仅未能运走毛公鼎，反而遭到董治官父子殴打。古董商不甘心，出了钱，又挨了打。于是就贿赂岐山县令，董治官遂被逮捕入狱，鼎被运至县衙后转交古董商，古董商悄悄运走，秘藏于西安。此后又辗转到了古董商苏亿年手中。

     另一种说法出自《陕西金石志》，其记载云：毛公鼎“由烂铜铺在乡间收买，运省备熔化，为苏亿年瞥见，以市钱六十千购得之，运亰出售，稀世之宝，乃得流传”。两种说法虽存在差异，但均提及古董商苏亿年获得毛公鼎，并将其运至北京准备出售。

     话说苏亿年苏兆年兄弟俩在北京琉璃厂经营古玩铺子永和斋，他俩深知毛公鼎的价值，得到此鼎后一直在寻觅合适的买家。当时，京城有一位著名的金石学家、收藏家叫陈介祺，此人对青铜器收藏兴趣浓厚且鉴赏能力颇高。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19岁时便“以诗文名都下”。道光二十年考中进士后，一直在翰林院任职。他虽身处官场，却对金石文字的收集与考证满怀热情。《清史稿》称赞“介祺绩学好古，所藏钟鼎、彝器、金石为近代之冠 ”。陈介祺和苏亿年兄弟是老雇主关系，他刚从苏氏兄弟手中购得天亡簋。陈介祺特别喜爱带有文字的青铜器，曾叮嘱苏亿年：“如有再出字多之器，千万不可失之。切属切属！千万千万！”因此，苏氏兄弟在得到字数极多的毛公鼎后，自然将陈介祺列为第一买家。

     陈介祺却差点和毛公鼎失之交臂。据陈介祺的后人陈继揆回忆：当时京城不乏能够出高价购买毛公鼎之人，而陈介祺刚购回天亡簋，资金并不充裕。此外，陈介祺父亲也不支持他购买毛公鼎。陈介祺父亲曾为道光皇帝的老师，官至三部尚书。多年谨慎为官的本能使他担忧其子重金购得宝鼎会招来横祸。然而，陈介祺对毛公鼎一见钟情，难以释怀。父亲去世后，陈介祺再次与苏氏兄弟联系，终于在清咸丰二年（1852），将毛公鼎收入囊中。陈介祺得到毛公鼎后，视若珍宝，将其深藏于密室。他凭借深厚的史学功底和金文辨识能力，精心拓印了毛公鼎铭文，并对其潜心研究，考释出铭文中的大部分文字，为后世学者研究毛公鼎铭文奠定了基础。此后，毛公鼎在陈介祺家中保存了近半个世纪。其间，陈介祺对其秘而不宣，鲜有人能目睹其真容。

    1902年，随着陈介祺病故，毛公鼎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他的后人将毛公鼎出售，这件稀世珍宝于1910年落入两江总督端方手中。端方是清末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对文物兴趣浓厚，他费尽心思获得了毛公鼎，视其为稀世之物。然而命运捉弄人，1911年11月27日，端方被朝廷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途中被革命军杀死。端方死后，因家道中落，端方之妾将毛公鼎典押给俄国人在天津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当时，英国记者辛浦森愿出5万美金向端家购买毛公鼎，端家嫌价格过低，不肯出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又辗转到了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后来担任国学馆馆长的大收藏家叶恭绰手中。叶恭绰视之珍若拱璧，将其存放在大陆银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为躲避战乱前往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上海的寓所。叶恭绰深知毛公鼎的价值，嘱咐其侄子叶公超有朝一日将宝鼎捐献给国家。然而，叶恭绰家中后来发生内讧，几房妻妾为分割财产纷争不断，姨太太潘氏暗中向日军宪兵透露了毛公鼎藏在上海的消息。由于叶恭绰当时是用假名购买毛公鼎的，日本人无法查明其下落。叶恭绰得知消息后，急忙电告上海的侄子叶公超，务必保护好国家文物。叶公超谨遵叔父教诲，面对日军的拷问，誓死不肯透露宝鼎下落，后被关进了日军监狱。叶恭绰为救侄子性命，制造了一只假鼎交给日军，叶公超才得以释放。

     1941年夏天，叶公超带着毛公鼎秘密逃往香港，投奔叔父。不久，香港亦被日军占领，叶家又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运回上海。后来，由于生活所迫，叶家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幸得巨贾陈永仁出资赎出，使得毛公鼎免于流落海外。

      1946年，陈永仁怀着对国家的热爱之心和对国宝的敬重之情，将毛公鼎捐献给了当时的国民政府。次年，毛公鼎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国立中央博物院”。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珍贵文物随之南迁台北，毛公鼎亦在南迁文物之中。

    1965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建成，毛公鼎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被放置在商周青铜器展厅最显著的位置上，向世人展示着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这便是毛公鼎最终流落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大致经过。

     毛公鼎，通高53、8厘米， 腹深27、2厘米，口径47厘米，重34、7千克。其造型端庄稳重，口大而腹圆，双立耳厚实且高大，颈部饰有两道凸弦纹，其间的重环纹简约古朴。腹部呈半球形，三蹄足坚实有力，整体彰显出雄浑大气之美感，体现出西周晚期青铜器的典型特征。

     最为珍贵的是毛公鼎内壁铸有铭文499字，是目前所见商周青铜器铭文中最长者，也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铭文分为七段，记载了周宣王对毛公的册命、赏赐、任命其管理政务等内容。为研究西周晚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礼仪、人事等提供了第一手极其珍贵的资料，对于了解西周的社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填补了许多历史研究空白。文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称赞其价值抵得上一部《尚书》。

   毛公鼎铭文的书法多为大篆，笔画流畅，结构严谨，是西周晚期金文书法的经典之作。其书法风格具有独特的魅力，笔画粗细均匀，起止笔圆润自然，结体端庄稳重，布局疏密得当。对研究古代书法艺术的演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后世的书法家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和借鉴范本。许多书法家都曾临摹毛公鼎铭文以汲取书法艺术养分。清末书法家李瑞清赞叹“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书生不读《尚书》也。”

    毛公鼎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作为西周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造型端庄，工艺精湛，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承载着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深厚底蕴，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实物见证。毛公鼎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物价值，是研究古代青铜器制作工艺、审美观念等方面的重要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