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奇书一一《李白与杜甫》
陈振民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最后一部学术专著。对这本书,文化界争议很大,好些人批评它是以階级观点“迎合毛泽东”的“扬李抑杜”之作。其实並不如此。
李杜之诗我都爱读,李的豪宕飘逸,杜的沉郁怆凉,都给了人很满足的美学享受。而郭老的《李白与杜 甫》我也爱不释手。可以说,郭对李白与杜甫的基本看法,是他从青年至老年的一贯看法,这有许多资料可以证实,并非郭在文革年代有意顺从毛泽东的旨意。只是他年轻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对李杜各自的认识更为深化了。他用階级分析法分析李杜思想作为,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求。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之后,階级学说就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学说之一,郭老作为共产党的学者,用階级分析法分析李杜完全应该。因为在階级社会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階级的烙印,李杜均不能例外。
比如李白,郭老说“李白是大财主的儿子…挥霍任性,游手好闲”;说 “李白的思想,受着他的階级的限制和唐代思潮的影响,基本上是儒、释、道三家的混合物”,“是属于‘封建士大夫階层的”;说李白是“帮闲献技”的“御用文士”,“是对统治者歌功颂德的”;说李白是“一面在讥剌别人趋炎附势,而却忘了自己在高度地趋炎附势”;说李白“始终眷恋着朝廷…这忠心耿耿的程度是不亚于‘每饭不忘君′的杜甫的”等等。而对杜甫,郭老肯定他是同情人民苦难的,但有些学者把杜说成“超越了自己階级”的“人民诗人”,郭老就认为是错误的。因为杜并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与人民同爱憎同言动。杜对人民仅是站在旁边的同情者,这当然也是好的,但也只限于如此。杜对人民的要求则是 “劝其死王命,慎勿奋远飞”。人民向统治者造反,杜甫就骂你不该,还替统治者出主意要严加防范。杜甫曾一度过的是“地主生活”,有着一定的“地主階级意识”…郭老书中对杜的所有分析都是为了说明这些。这正是有階级观点的郭老慧眼独具的地方,是他可贵的超群之处。且郭老明确声明: 杜甫在那个时代处那种地位有那种思想并不奇怪,无须苛责,他批评的是现代研究家不讲階级分析不讲实事求是地将杜甫拔高为“超越了自己階级”的“人民诗人”。不料却遭到一些有冬烘头脑的学者的反对。
应该说,郭老的所有学术论著无一不是创新之作,且常受一些人跳高高痛骂和反驳。像他关于中国经历了奴隶社会的观点,肯定孔子進步作用的观点,歌颂李自成起义的观点,替曹操翻案的观点,维护蔡文姬对《胡笳十八拍》的创作权的观点,都是挨过骂受过批的,但最终又都证明郭老观点的正确。不用说《李白与杜甫》也将是这么一个过程,只是这个过程比先前的要长些。因为几十年來在文艺评论中避谈階级分析而只坚持笼统的人性分析,这种弊端,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己经固化了,要克服它是要用一定的气力和时间的。
可喜的是学术界正逐渐有人在肯定《李白与杜甫》的价值。比如《光明日报》于2015年3月5日载文《当代文学应如何化用传统资源》(华南师大赵小华文)称:“郭沫若晚年所著的〈李白与杜甫〉虽四十年來争议不断,却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称此书有“卓越的考据功底和文学感受”,“书中不乏极富创建的观点和独具典范的写法”,“被论者誉为一代奇书”。还有的学者说: “郭沫以其卓越的考据功底和敏锐的诗人感受,生动还原出一代‘诗仙’、‘诗圣’的真实生活,书中诸多观点极富创见,随手援引资料更是妙趣横生”。又有的说: “ 郭沫若作为大史学家的政治洞察力,不是一般的文史研究者所能具备的。这大概与其一生从政、谙熟政治斗争有关。”等等。
当然,在对李杜思想立场的揭示上,郭老对杜甫更严苛些,这是缘于一些学者总是更多地标榜杜甫,故他在剔发杜甫的实际上也自然针对性地更用力些。总不能只允许一些学者谈杜甫的“超越自己階级”,不允许郭老力证杜甫未“超越自己階级”吧?
鉴于郭讲的反映杜甫思想立场的种种事实是推翻不了的,故我们不宜以其对杜的严苛而否定其学朮价值。对李杜诗艺的评论上郭也有自己的偏好,他更欣赏李白的自然洒脱,而不大喜欢杜甫的刻意雕琢。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艺术趣味上谁都有自己的倾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