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儿童时光，蔓延在上世纪40年代下半截50年代头。听父亲说，古时叫三江越虎城的（辽东）海城一个小村庄。

三间东厢房，当中是灶房，左右空一间、住一间。住的屋里靠窗铺一条火炕，炕尾放一张柜子。炕对面靠墙站着一只比我姥姥岁数还长、漆都皲裂了的黑色大柜。此外就是空荡荡的地了，同外面一样的地。

火炕可是我冬天的挚爱。有时我在炕上蹦蹦跳跳，母亲赶忙制止：把炕蹦塌了！冷得打哆嗦时，母亲抱来一捆高梁秸秆塞进灶里，火呼啦啦钻进烟道，炕就一阵热似一阵。我在炕上贪婪地享受着这温暖，晚间睡在上面被窝里热乎乎的。与此同时，也温暖了灶台上大铁锅里盛着的水，它在热烈的拥戴中沸腾起来了，喝呀，洗呀的都够了。

火炕是前辈科学的发明。在电气革命尚未在乡间爆发的日子里，它的功绩是可歌可颂的。

天上的月亮躲起来的晚间，夜犹如一块偌大的幕布，恶狠狠地往村庄的头上一扣，严严实实，不透一点亮。远处时而传来几段狗吠声，那是村庄的生机。

这时，母亲把小洋油（煤油）灯放在炕沿上，擦了一根洋火把它点亮，浑黄的火苗立刻蹿了起来，忽闪忽闪地眨着眼睛，看着母亲忙活手中的针线，我也不惧怕满屋子的黑暗了。

墙是土坯砌的。那些活跃在墙缝里的小精灵，小名叫蛐蛐，大名蟋蟀。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联想到纺织工业的特点，为它们起了一个很专业很文化的名字一一促织。它们兴高采烈地把静谧的黑夜浸染的墙缝当作演出的舞台，倾情歌唱，乐此不疲。这些来自异国邻邦的歌唱家，这音乐如同生命的赞歌，此起彼伏，节奏洗练明快，像一股激流冲散了桎梏长夜的寂寥。听它们的歌声，亦是我的乐此不疲一一粉丝！

忽一日，众几闲坐无聊。有位驼背伯伯扯开嗓门问我：“小康子，树上有10只家雀（麻雀），枪打掉1只，还剩几只？我不假思索地回答：“9只。”一阵哈哈。他接着又问：“一张桌子4个角，斧子砍掉1个（角），还剩几个（角）？”我随口甩出“3个”。又引得一阵大笑。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考我算术，而是选拔傻子！

我的妹妹比我小两岁，听母亲说她“起疳”（疳积），身上肿。母亲抱着她，我跟在她们后面，走十来里地到区上请医生看。途中，妹妹看见湛蓝的天空中有一只大雁在翱翔，她情不自禁地“呀呀”，母亲紧缩的心似乎也放松了许多。可是回到家后没几天就死了。母亲找来柴草把她卷起来，捧在手上，踩着小凳，颤抖着把裹在这捆草里的妹妹递过土坯院墙，外面由一个人接着。妹妹就这样永远地到另外一个世界了。至于那人把妹妹扔到哪里，我就全然不知了。

我看见土墙上的狗尾草在风中摇曳着，飘来摆去，好像欲说什么又说不出来。许多年后'，母亲不止一次地喃喃自语：“看见大雁在天上飞，她“呀呀”……这是母亲的伤口。

我也猛然记起，在妹妹死的前几天，我同她在院子的地上玩泥巴时，我推了她一下。每每想到这，心中无限的愧疚！

又是许多年后，我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查找“疳积”这一词条，

解释是“小儿胃肠病”，我想，大概类似于感冒发烧吧。

1950年，南方捎来了温暖的风，北国之春已来临，春光乍泄，暖意渐浓，柳枝绽出嫩芽。我穿上母亲缝的长袍背起书包上学堂了。听邻人说，一里多远的二道岗子有个裁缝用机器生产衣服，这可是一大新闻，我想什么时候也能穿上那位缝纫用缝纫机“嗒嗒嗒”的声音制造的服装该有多好。

学堂是瓦房，砖墙，玻璃窗户，屋舍俨然，乃昔日地主之庭院也。屋里满亮堂，虽够不上恢宏，却也尽显耀眼的风光，何况看惯了我家的窗是木格子上糊高梁纸。这薄薄的高梁纸虽说是纸，但很结实，能抵抗风霜雨雪的袭击而岿然屹立。只是不透明，像一堵不透风的墙，靠中间安的一小块玻璃’窥视外面的动静。

斑上有一位女同学个子很高，我注视她的时候须仰起45度，不'是长得过猛，而是二十好几了。

今天风挺大，一下课我就急忙跑到操场上朝我家房顶上望。我家是草房，茅屋，房顶上铺的是芦苇什么草，一遇春风劲吹，常常把茅草掀掉一块块。碰上这种情况，母亲就只好央人上去扯绳子用砖压住。后来上初中时听杜甫老先生说他家的茅屋也有这么一档子秋天。

《国语》（《语文》）课本第一册第一课：“人，一個人，两隻手。”接着：“人有左手和右手。工人做工，農民種地。”……”個、隻、農、種……”笔划多，一写就写错了。到了夜晚，我时常借着洋油灯的光亮，在石板（稿纸大小可以写字的板）上用石笔写这些字。

学堂里最有意思的是做许多游戏。丢手绢、找朋友（找呀找，找到一个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呀……）、跳绳等等。课外就更热闹了。藏猫猫、老鹰捉小鸡、打陀螺、滚铁圈，下五道：在地上随便用什么横画竖画五条线就是一个棋盘，再捡个树枝掰成一小撮一小撮或拾石子、土疙瘩各五个作棋子，就进行一场智慧的战斗了。冬天，在木板下面钉两根铁丝，坐在上面拄两个小棍，像摇桨似地在结了冰的水塘上滑。

这些活泼轻巧、趣味浓厚的玩法不是那个年代的废弃物，而是那个年代生产的丰富生动的文创产品，每一种游戏都喷发着心灵的纯真，沐浴着友谊的阳光。

童年属于快乐！

老师带领我们“远足”（游玩，都是走，不是很远），大家高兴得不得了，一学期一次吧。母亲一早为我煮几个鸡蛋揣在怀里中午吃。有时碰上波浪鼓摇得“咣啷咣啷”响、卖火勺（烙饼）的小贩，就买几个火勺。一个五百元（东北币，相当于后来的人民币5分）。

我们来到几里地外的大自然中：

小河的水清悠悠，

轻轻地唱，

慢慢地走，

带着远方问候。

七九河开，

八九雁来，

转眼耕牛遍地走。

从春忙到秋，

只盼谷丰收。高梁、玉米绿油油，

盖满大地的胸口。

粒粒辛苦，

筐筐篓篓，

镰刀、锄头……

哎！好好念书，

明天也许少些忧愁。

最令我兴奋的是，在鞍山鞍钢工作的父亲礼拜六晚披星戴月赶回家中。他是先乘火车到区（镇）上，再走十几里路到家的。只见他手中总少不了一样东西：电棒（手电筒），一来用它照亮，二来对付不时出没的狼，当然不是把它当棒子打狼。狼怕火光。他说有好几次狼的绿眼睛直闪直闪的，手电筒对着它一照，它就蔫了下来。父亲肩上挎着一个包袱（用一大块布把东西包起来，系起两个对角，挎在肩膀上出行），我这不急待地打开它，！因为里面有我想看到的世界。果真搜出好几本“小人书”和小册子，便在洋油灯微弱的亮光中如饥似渴地咀嚼起来：《百家姓》、《司马光》、《年羹尧》、《一车高梁米换一车美国兵》……鸭绿一江之隔，彼岸战火纷飞，百万战士浴血奋战，我辽东边陲防空警报接二连三拉响。我的眼睛站在这些文字和图画的脊背上，眺望古老王朝远行的背影和江南优美的故事传说；抵达风烟滚滚的三千里江山，追寻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战士跳出战壕……在我母亲的亲属中至少有3个穿上军装扛起枪跨过这条唇齿相依的大江。他们还好，后来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前后都陆续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抚慰了每每望着天边盼儿子归来的母亲。用英勇顽强、用泪水、用鲜血、用生命换来的和平的阳光又温暖村庄了！）

1952年马兰花开时节，一天黄昏时分，一匹枣红马拉的胶皮轱辘大车泊在我家门口一一我们即将离开这片故土了，到鞍山去。草房、学堂、村庄、乡邻以及昨天和今天都将折叠成一缕缕记忆，贮存在我脑海中。

一口柜子就是全部的家当。除赶车的伯伯，我和姥姥、父亲、母亲、弟弟和妹妹一共7人蜷缩在露天的约4平方米的车面上。这匹马十分敬业，非常忠厚，在稀疏的星光下，一刻不停地跑个通宵。寂静中，马蹄声声响亮在这条东北的大动脉一一沈（阳）大（连）公路上。）

当它率领我们冲入钢都鞍山时，恰7时气笛鸣响（每天早晨7时鸣气笛，是鞍山延续许久的习惯）。只见铁西北面半边天都被鞍钢的滚滚浓烟笼罩着。我看见电线杆子上挂着的大喇叭，我听见电线杆子上挂着的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

响应高岗主席的号召，为节约八百万吨粮食而奋斗！

之后我每天都听见街上的大喇叭一次又一次地这样播放。可见前方的供给多么迫切、紧张！

入夜，父亲轻轻地拧了一下灯头上的旋钮，灯泡立刻亮起来，爱迪生的发明太神奇了，整个屋子从黑夜立刻就变成白昼了。父亲说灯丝是钨。尽管以后遇见许多城市，邂逅许多辉煌壮丽的灯光，赞叹之余且都淡然了。唯有那小洋油灯转身变成这明亮灯光的瞬间始终铭刻于心。父亲还说，电压110伏（以后改为220伏），如果一不小心碰到了不至于有太大的危险，但你决不能不注意。）

越过奔腾的年代，无边风月已悄然逝去。纵使车水马龙，霓虹闪烁，然而，忘不了的还是故乡，故乡那盏小小的洋油灯光和它燃亮的往事旧影依然在我心中徘徊，它那浑黄的光亮里有我最初的生命，有我前辈的汗水和血泪。那不是一盏灯啊，而是一个民族昨天艰难跋涉的足迹，从贫穷落后挣扎着奋勇直前走向繁荣富强的里程碑呀！

徐宝康，男，1943年5月生，汉族，辽宁海城人，现居武汉市长江新区。1961年毕业于鞍山冶金专科学校，分配到武汉钢铁公司工作，1997年提前退休。无党派人士。2009年开始在湖北省博物馆做志愿者（其间，由于疫情和迁居县城中断4年）。今年1月开始继续在展厅为观众义务讲解。喜欢阅读，爱好诗歌，热爱美好事物。

来源  ｜作者

编审  ｜黄现

编辑  ｜长久

出品  ｜海内外文学艺术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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