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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胡军封锁陕甘宁边区与伊盟流血事件
（地摊偶得何文鼎遗稿，闲暇之余整理如下，共同分享。）
何文鼎 遗稿 罗名君 整理
胡宗南在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总方针下，加紧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严密的四面封锁，进而引发了残酷的“伊盟流血事件”。
1941年，我担任胡宗南的新二十六师师长，当时在绥远西山嘴退水渠的西岸同日伪军对峙，后奉令调到五原县新公中地区待命。同年3月初，又接到傅作义处转来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命令，让我师全体官兵开赴伊克昭盟桃力民地区，接替八十一军马鸿宾部的防务，新二十六师由此从抗日前线转向了反共前线。
3月10日，新二十六师从五原新公中防地出发，经临河向南，抵达黄河北岸时，恰逢河水解冻，巨大冰块随狂涛恶浪汹涌奔流，船只无法渡河。部队在临河岸边露营五天，每日派人探查水情，直到河冰完全消融才陆续登船渡河。在战备行军中，部队穿行于人烟稀少的沙漠和起伏的沙丘地带，白日顶着烈日风沙，夜间就地宿营警戒，最终顺利到达伊克昭盟地区的核心——桃力民。
在临河时，我曾专程前往陕坝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当时傅作义任副长官），详细打听桃力民地区的驻军配置和八路军活动情况。副长官部参谋长鲁应鏖详细告知：“桃力民驻有八十一军骑兵一团及粮秣管理人员，新三师白海风部的一个团，还有绥远省桃力民办事处，绥远省保安团团长岳兆仁也率部驻在该地”；随后特意叮嘱：“桃力民一带另有八路军约一个骑兵营，还有不少联络、宣传人员活动，你部接防后务必特别注意，遇事慎重行事，不可贸然处置”。
我到达桃力民的第一天，便召集当地军政要员会面，接见了新三师第七团团长陈应权、保安团团长岳兆仁、八十一军政工处长李晓锺、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绳景信以及桃力民办事处处长等人，唯独未见八路军相关人员。据当地官员通报，八路军骑兵营已由联络参谋杨一木率领向南转移，但并未远走，仍在桃力民以南约百余里的乌审旗边境红柳地区开展游击活动；桃力民乌素卡汉还驻有八路军男女青年宣传人员十余人，依旧在周边村镇进行抗日宣传和群众工作。
我师的核心任务是封锁陕甘宁边区，因此必须将桃力民地区的八路军全部驱逐到陕北。到任第三天，我在桃力民召开专题会议，李晓锺、绳景信、新三师第七团范指导员和新二十六师政工处长张志远等人出席。会上我明确下令：“桃力民地区是我军既定防守区域，绝不允许八路军人员在此留存活动，一旦发现其踪迹，立即以武力驱离，无需迟疑”。三天后，前沿哨所报告，桃力民木虎哨所的少数八路军已主动撤退；又过半月，乌审旗北面红柳地区的八路军骑兵也相继转移。虽八路军人员撤出，但他们在桃力民以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深入群众，开展了大量宣传和组织工作，播下了革命火种，为后来该地区的解放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国民党反动派与历代反动统治者一样，对少数民族奉行残酷压迫剥削的大汉族主义政策，这也是伊盟流血事件的深层根源。早在1938年3月，驻扎榆林的二十二军便向伊盟扎萨、郡王、乌审和杭锦等旗，各强迫索要水草丰美的土地三四百亩，专门派陈副官带兵数十人驻守经营。他们将强占的土地转租给神木、府谷、榆林等县农民，每年每亩收取糜谷二三斗，这种掠夺性经营持续了五年之久，严重破坏了伊盟以畜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模式。在此之前，二十二军就常因抢种乌审旗蒙民田地、强行收买蒙民马匹、低价强购皮毛等事与蒙民发生冲突。一次，二十二军竟派一个营的兵力攻打乌审旗，不料蒙民早有准备，在红柳丛中设下埋伏，此战二十二军死伤官兵百余人，残部狼狈逃回榆林。即便战败，二十二军仍通过谈判强迫乌审旗赔偿了所谓“损失”，直到1942年，各旗蒙民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才将被强占的土地全部索回。
新三师虽属蒙古部队，但作为反动派的工具，驻赤老兔沟及桃力民一带时，也对当地蒙民实施掠夺：抢种农民好几百亩良田，为盖营房大肆砍伐蒙民的成材树木，还以所谓“官价”强行征购军马。更有甚者，他们与乌审旗的落后势力勾结，出兵攻打同情共产党的西官府（蒙旗官职名，又名西协理），直接引发当地蒙民的强烈反对。
新二十六师对蒙民的骚扰破坏更为残暴。1941年4月，我师一到桃力民，六七千人的粮食及军马草料供应便成了大难题——绥远省政府桃力民办事处仅存少量糜谷，不足部队十天之用，所需粮秣必须从五百华里外的石嘴山和临河等地调运。因部队缺乏运输工具，便向杭锦旗、鄂托克旗、乌审旗等各强征骆驼二十头。骆驼本习惯夜间行走，我们却强迫蒙民赶驼白天赶路，且不许按里程休息、放牧，导致骆驼因劳累、饥渴不断死亡，赶驼蒙民不堪忍受纷纷逃跑，此后再难征调到骆驼。师部又向各旗索要牛车二十辆运粮，押运士兵嫌牛车行进缓慢，强迫蒙民鞭打牲畜快跑，不少牛车因颠簸散架、耕牛累死，赶车蒙民也尽数逃散。
与此同时，官兵沿途肆意劫掠破坏：代庆召、啥达土庙等宗教场所被洗劫一空，门窗、树木被烧毁，墙倒屋塌，庙里的喇嘛被迫逃亡，原本香火鼎盛、住有五六十名喇嘛的召庙，最终沦为黄羊野兔聚居之地；沿途蒙汉居民更是惨遭横祸，许多人被无故杀害，尸体遍野、白骨成堆，惨不忍睹。这种无差别的掠夺与屠杀，深深激化了民族矛盾，蒙民不仅痛恨国民党军队，更对汉族民众产生了强烈隔阂。
粮食运输中断后，部队无粮可吃，只能分散驻扎，我将两个团调往临河以南的黄河北岸，占用杭锦旗蒙民百余亩水草田地，除盖兵营外，还开垦种植了部分蔬菜。留守桃力民的师部直属连队和一个团，粮食草料仍无着落。师部计划成立运输队、牛车队，试图以低价收购蒙民的牛和骆驼，但给出的价钱不及当时市价的一半，蒙民均不愿出售。即便强行抢购了七八头牛，也无济于事，于是又抢占了杭锦旗二百余亩好地，效仿二十二军的做法转租给外地农民耕种，每年每亩收租二斗糜谷。1942年收了一次租后，因土地贫瘠收成不佳，农民不愿续租，加之旗政府一再催讨，才不得不将土地归还杭锦旗蒙民。此外，乌审旗北部靠近桃力民的一个小盐池，被新二十六师七十六团霸占晒盐两年，后因产量微薄无利可图才放弃。
1942年夏天，新二十六师奉命成立骑兵搜索排，上司按每匹马四十五元法币的标准拨款。师部接到通知后，再次强迫各旗各出军马二十匹，仍按低价收购，因官价与市价相差一半，蒙民无人愿卖。在部队的武力胁迫下，杭锦旗勉强送来五六匹马，乌审旗送来八匹，远远未能满足需求。
国民党中央和绥远省政府派到伊盟的官员，离任时都会收受各旗政府名曰“赠送”的马匹，实则是公开的剥削；宁夏、榆林、神木等地的奸商也与官府勾结，通过欺骗手段低价收购蒙民的牛、羊、马匹、皮毛等牧区产品。长期以来的压迫、掠夺与欺骗，不断加深蒙汉两族人民之间的隔阂，成为伊盟流血事件的直接导火索。
1940年，陈长捷出任伪伊盟守备军总司令。陈原在山西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山西新军革命时，阎锡山曾派他追击新军，后因阎、陈矛盾激化，陈被赶出山西，转而投奔胡宗南。胡宗南深知其反共立场坚决，对他极为器重，暗中请示蒋介石后，任命其为伊盟守备军总司令，以加强反共力量，同时将新二十六师和二十四师马志超部（原驻守宁夏中卫县，“伊盟流血事件”发生时已脱离陈部）划归其指挥。1940年春，陈长捷率领总部抵达临河县，当年秋末移驻桃力民，1943年再移驻东胜县。
赴任前，陈长捷曾向蒋、胡提出“屯垦封锁边区”的计划，得到二人的支持与欣赏。他路过临河时，还专程前往陕坝与傅作义商谈，傅也表示同意。到桃力民后，陈长捷便积极推进这一计划：一方面派总部秘书长王子俊、高参田德年、魏应诏频繁前往扎萨旗蒙政委员会活动，希望推动计划通过；亲自召集盟政委员会委员白音苍、经天禄及政训处长王天籁到东胜当面游说；还令国民党中央党部常驻伊盟专员绳景信在扎萨旗会内外暗中运作，务求春播前通过该计划。另一方面，他派总部参谋副官分赴各旗进行现场调查测量，绘成地图备案，计划向伊盟七个旗各索要水草丰盛的上好洼地四五百亩，准备4月份种谷前转租给农民。
所谓蒙政委员会，本是国民党一手组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失守，蒙古德王投降日寇，国民党中央为防止影响波及蒙古西部各旗，下令成立该委员会，成员以蒙古西部各旗王爷及少数蒙古籍知名人士为主，委员长为沙王，副委员长为郡王旗的图王，每年举行一次政委会议。名义上宣称“蒙古地方事务由蒙古人自主管理”，实则大权掌控在蒙政委员会指导长官朱绶光手中——朱身为阎锡山的参谋长，由伪中央委派兼管蒙政委员会，实为骑在蒙古人民头上的太上皇。
蒙政委员会下设保安司令部，司令由沙王兼任，各旗司令也均由王爷担任，但参谋长一职必须由国民党中央委派，且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中央军校毕业生，二是在蒙政训练班受过训。这些参谋长表面上为各旗王爷训练保安队员，实则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二厅的情报人员，常年向南京汇报各旗军政动态。
陈长捷移居东胜后，频繁召集各旗政府负责官员到东胜商谈屯垦计划，各旗官员畏其权势，无不遵命赴约。唯独扎萨旗的西官府，虽多次被召集却有数次未到，加之陈长捷听闻其同情陕北共产党，遂心生怨恨，决意除之。一次，陈长捷派总部副官处长前往扎萨旗，设计将西官府诱骗到东胜，未及见面便下令将其枪毙。扎萨旗蒙民得知西官府被杀的消息后，怒不可遏，当即动手杀死了蒙政委员会委员白音苍等三十余名亲陈的蒙、汉官员，民族矛盾彻底爆发。
为加强对伊盟七个旗的控制（进而实现封锁边区、积极反共的目标），陈长捷着力完善地区通讯设备，在各旗修建通讯站棚房。官兵修建时，肆意抢夺蒙民的木料、草料、炊具等物资，沿路住户被洗劫一空，民不聊生，蒙民对国民党官兵恨之入骨，这成为西官府被杀后，引发伊盟流血事件的又一关键原因。
1943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扎萨旗保安队连长老赖（蒙古人）率领士兵，率先袭击了蒙政委员会宿舍，将支持陈长捷屯垦计划的蒙族委员白音苍及其他官员七八人乱枪打死。枪声一响，街上的汉族小商贩有四五人被杀，商店里的汉人惨遭屠戮，货物被抢劫一空、店铺被烧毁。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绳景信听见枪声，趁黑夜仓皇逃出宿舍，独自摸黑逃往东胜向陈长捷报告。蒙政委员会保安司令部副官处长（热河省人，姓名记不清）因住在独院，被老赖的士兵包围后顽强抵抗，直到次日早饭后弹尽粮绝被杀，其妻子儿女也未能幸免。
消息迅速传遍伊盟各旗，多地蒙民纷纷响应，不少汉族民众惨遭杀害。乌审旗王爷奇玉山邀请来的四名新二十六师军事教官和一名号兵，除教官寇生勇受蒙民庇护逃生外，其余全部被当作“靶子”枪毙；新二十六师的便衣队中，马保贵等七人也惨遭杀害。未被杀的汉人被迫聚集起来自卫，与蒙民形成对峙局面；驻防桃力民的新二十六师也立即进入戒备状态，严防蒙古兵突袭。
一年前，胡宗南曾派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冀庚亮，以兰州西北训练团名义在扎萨旗附近开办伊盟青年训练班，学员多为蒙古族青年，实则灌输反共思想。西官府被杀后，蒙古学员纷纷跑回各旗，伪中央及绥远省各机关派来的受训学员也相继撤离，冀庚亮吓得孤身逃到新二十六师驻地寻求保护。
陈长捷接到绳景信的报告后暴跳如雷，咬牙切齿地下令出兵镇压扎萨旗蒙民。他一方面电令新二十六师做好战斗准备，另一方面向陕坝的傅作义发电请示汇报。两三天后，陈长捷派遣两个团的兵力，由一名黄姓副总司令指挥，派参谋处科长王振奎带领骑兵七师第二十团为先头部队，新二十六师七十七团随后跟进，向扎萨旗进军。当晚，部队包围扎萨旗王府，向守卫的蒙古兵猛烈开火，第二十团动用防御炮、迫击炮对准王府轰击，沙王被迫率领部众向西南部乌审旗逃窜。官兵当晚进入扎萨旗王府并占领街市，在第二十团团长贺迫究的纵容下，王府及周边地区被抢劫一空，随后部队向西南追击沙王部众。行军约三十余里至台葛庙附近的红柳区时，与蒙古兵遭遇，双方展开激战。此战持续两天，第二十团未能取胜，直到七十七团赶来增援，才合力击退蒙古兵。此次战斗中，骑兵第二十团伤亡三十余人，七十七团伤亡二十余人，其中第二营营长袁振杰受伤，无线电通讯员舒柏培阵亡。战后，部队将伤员及劫掠的财物全部送往东胜，沙王率领蒙古兵逐步向安边堡撤退；老赖率领的蒙古兵退至八十里外的红柳沙滩地带后，利用地形开展游击，伺机夺回王府地区。
驻榆林地区的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及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目睹蒙汉矛盾已酿成流血冲突，深知事态扩大不利于抗日，决定出面调停。二人分别派副官处长各带两三名随从，前往寻找沙王的下落。行至乌审旗地界时，与乌审旗哨兵发生误会，二十二军副官处长王公弼当场被打死，其余随行人员被俘。后经解释说明，出示邓宝珊、高双成给沙王的信件及礼物，表明调停来意，被俘人员才得以放回榆林。
陈长捷态度顽固，全然不顾事态后果，除出兵袭击沙王府外，又命令第七师师长朱巨林率师部及该师十九团、二十一团进驻桃力民接防，命令我率领新二十六师七十六团、七十八团和骑七师的二十一团，即日出发向扎萨旗进攻。因前头部队已取得进展，我决定将部队转向乌审旗王府集中待命。1943年4月16日，我率领部队离开桃力民，经大棵包行进至九十华里外的乌审旗边界宿营一夜。次日继续进军，七十六团在前、七十八团在后，左右各派骑兵一连担任侧卫，一路搜索前进。行至离乌审召约二十里地时，与蒙古先头部队遭遇，双方展开激战。约半小时后，蒙古兵因兵力悬殊难以抵抗，向右侧逃窜，此次战斗我部七十六团、七十八团共有十五六名士兵伤亡。日落前，部队进入乌审召并宿营。
乌审召是乌审旗的主召，全旗各召庙的喇嘛均由主召活佛管理。召内大殿建筑雄伟壮观，陈设极为华丽，地面铺着蓝色栽绒地毯，柱子全用绒布缠裹，召庙周围有房屋一两百间，院内还有十多个蒙古包。因战乱，召内喇嘛早已逃散，部队入驻后，将殿内陈设及各类财物抢劫一空。
次日早晨，部队由乌审召向东南方向前进，途中未遇蒙古兵阻拦，行军速度较快，约八十多里后抵达离榆林百余里的抗盖庙宿营。行军途中，我们捕获了一名受伤的蒙古兵，并未加害于他，反而给了他一百元路费放其回去，并托他给乌审旗东协理、代理王爷奇玉山带去一封信。信中说明，希望他不必惧怕我部，若能亲自来见，可当面商议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与奇玉山曾有结拜盟兄弟之谊，往来密切，即便此时交战，想必他会相信我不会加害于他。
当晚，我还分别给驻榆林的邓宝珊、高双成写信，通报此次军事行动，并请求他们拨借部分军粮接济。邓、高二人当即同意，他们均认为蒙汉矛盾不可用战争方式解决，只能通过和谈化解。接到我的信件后，邓宝珊立即派少校副官王邦俊携带文件、书信，率三十头骡马为我部运来一批军粮。
军粮运抵台葛庙时，陈长捷仍命令我们按原作战计划向扎萨旗进攻，我部只好遵命出发。因乌审召的蒙古兵已丧失抵抗力，部队大胆向扎萨旗推进：从七十六、七十八团中抽出十五个步兵连排成一列横队，各连左右间隔三四百米，两翼各配骑兵两个连的行军面宽达三十余里，迫击炮连紧随其后，团部及机关枪连随师部一同推进。行军八十余里后未遇蒙古兵，时至下午三点，部队抵达一片大草坪，我下令就地集合、准备晚饭并宿营。夜间指派二十一团团长胡逢泰负责警戒，特意叮嘱他留意东边红柳丛中可能潜藏的伏兵，并务必设法与七十七团取得联络。次日天亮，部队按计划返回台葛庙宿营，傍晚时分，七十七团团长岳耀棠率领两个营的步兵赶来汇合。
第三天，三路部队集中兵力向乌审旗王府发起进攻。我部动用远程迫击炮轰击王府后方的蒙古兵战马，受惊的马匹四散奔逃。蒙古兵作战离不开马匹，见坐骑逃脱，便纷纷撤出战壕，无心恋战，各自寻找马匹骑乘溃逃。我部追击八十余里后才停下，选择平地露营休整，夜间依旧保持警戒。第四天，部队继续推进，午前顺利抵达乌审旗王府，此时府内已空无一人。我当即下令，命骑兵二十一团驻守王府北边的城堡，师部及三个步兵团驻扎在王府内外，所有驻军即刻修筑简易防御工事，防范蒙古兵反扑；同时放出消息，邀请代理王爷奇玉山返回王府，当面商议解决矛盾的办法。事实上，奇玉山并未远逃，仅向西南方向撤退三十多里，在一片红柳滩中屯驻。听闻我邀他面谈的消息后，他独自前来王府见我，见面后放声大哭，恳请我协助化解当前危机。
我们在乌审旗王府驻扎未满十天，胡宗南突然发来急电，令新二十六师七十八团抽调部分兵力，开赴正南方八十华里外的桃尔庙，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接到命令后，我立即派遣一名营长率领两个连的步兵进驻该庙，新二十六师的矛头再次从蒙汉对峙转向反共前线。
伊盟流血事件发生后，绥远省政府及傅作义均高度重视。绥远省政府派遣蒙政处处长，傅作义则委派其蒙古事务处的陈云岚，分别暗中游说各旗王爷；胡宗南也从西安派来军校学生连锺三，携带电台经宁夏绕道伊盟寻找沙王，试图拉拢利诱，阻止其向中共靠拢。驻榆林的邓宝珊与高双成也同步劝说沙王前往榆林暂住，以便居中调停。
1943年5月底左右，蒋介石从重庆派遣军事委员会副官处处长姚琮，先到西安面见胡宗南，再转道宁夏会见马鸿逵，协调相关事宜。姚琮途经桃力民时，与傅作义一同乘坐三辆大卡车前往扎萨旗王府，与沙王进行会谈。此次会谈持续了四五天，最终达成协议：一是对挑起事端、下令枪杀西官府的国民党伊盟守备军总司令陈长捷，给予撤职查办处分；二是对率先起兵的扎萨旗保安连长老赖喇嘛判处死刑，就地执行；三是国民党中央政府拨款一千万元，傅作义从辖区经费中拨付五百万元，用于重建被战火毁坏的沙王府；四是对扎萨旗在事件中遇害的委员、官绅等人员，给予相应抚恤；五是恢复蒙政委员会及各旗的正常工作，允许蒙汉官民恢复正常往来。会谈结束后，姚琮乘车前往宁夏，随后转道返回重庆向蒋介石复命。
姚琮途经桃力民时曾对我提及，他特意给沙王带去了价值二百多万元法币的礼物，核心目的是收买沙王，防止其倒向共产党；据悉傅作义也向沙王赠送了大量物资，用意与姚琮一致。
此次流血事件中，乌审旗王府与乌审召的损毁极为严重。蒋介石与胡宗南均发电报要求追查相关人员责任：骑兵七师第二十团团长贺迫究因在占领沙王府期间纵容部下大肆抢劫破坏、作恶多端，最终畏罪潜逃；新二十六师七十八团团长赵珍也因在事件中的相关行为，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
原稿写于1963.1.18日 修改于2025.11.10
附：
何文鼎简介
何文鼎（1903年9月13日-1968年5月20日），别字靖周，别号继周，陕西周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本县西乡高等小学、陕军陆军混成旅军士养成所肄业，中央训练团将官班、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二期毕业，早年曾任陕军第一师骑兵团见习官，1924年春由于右任保荐报考黄埔军校，5月到广州入第一期第三队学习。他参加过平定商团叛乱和东征，毕业后返回北方，先后在阎锡山部、何应钦部、胡宗南部任职，从连长逐步晋升至少将副师长，期间参与对中共苏区第五次“围剿”，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任西安警备司令，1938年组织陕西抗日义勇军并任司令，在晋南芮城、灵宝一线抵御日军，1939年6月授陆军少将，后任新编第二十六师师长驻防宁夏固原，1943年升任第八战区第六十七军军长，1945年12月因坚守包头获青天白日勋章。1947年3月，其整编第十七师作为进攻延安的主力之一，他还兼任延安警备司令，1949年12月25日与兵团司令裴昌会率部在四川德阳通电起义。1950年10月因侵占延安相关事由被送北京战犯营监禁，1961年12月特赦释放，1964年分配到西安市剪刀厂工作，1968年5月20日在西安逝世（一说煤气中毒身亡），1985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确认其为起义人员，撤销1961年特赦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