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丰年间，治台名宦梁元桂以卓著政绩垂范青史，赢得朝野赞誉与台胞爱戴。观其履历，二品高官的仕途轨迹，恰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脉相呼应。在中国数千年的仕宦传统中，“学而优则仕”早已沉淀为文化基因，尤其近现代以降，“学人从政”更成为一道引人瞩目的官场景观。

       相关研究指出，学者跻身仕途的风潮自上世纪初渐兴：北洋时期，大批饱学之士投身政坛，开启“好人政府”的实践探索；至三四十年代全面抗战前后，“学者从政”蔚然成风，构成一段值得铭记的历史图景。追溯其源，《论语·子张篇》中子夏所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实为思想滥觞。然世人多只记后半句，且附会为“学业优异者当入仕为官”的字面之意，更因“官本位”传统浸淫，将前半句“仕而优则学”抛诸脑后，使这句箴言沦为读书人的功名信条。

      殊不知，历代正解早已阐明：“优”通“悠”，意为有余力。原句本是劝诫：从政者有余力当潜心向学，求学者有余力当投身济世——这是士大夫“学”与“仕”的辩证之道。梁元桂的人生轨迹，恰是对这份辩证的生动诠释。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他乡试中举；咸丰二年（1852年），恩科高中进士，被咸丰帝钦点户部主事，正式踏上仕途。

      在清代，进士作为科举最高功名，享有诸多特权：仕途起点远高于举人，一甲入翰林院为帝王近臣，二甲授六部主事或外放知县，三甲亦能任庶吉士而后迁转；升迁速度得天独厚，获地方主官倚重，跻身封疆大吏的概率远超其他出身；更有皇帝恩准的旗杆夹荣耀、全家免税的经济优待，以及执掌礼部、吏部或乡会试考官等核心职位的任职资格，成为当时社会精英的核心标识。

     鲁迅曾辛辣点评：“中国人的官瘾实在太深，汉重孝廉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 这般乱象，根源在于儒家“劳心者治人”思想的异化，以及“官中自有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的功利诱惑，催生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场沉疴。

      但梁元桂却挣脱了特权的桎梏，将“学而优则仕”的初心，熔铸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担当。他的特权，从未成为谋私的工具，反而化作践行“爱国爱民”宗旨的平台，彰显了传统士大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赤子情怀。在台澎兵备道兼提督学政任上的十年间，他以实绩书写了对家国的赤诚： 

      樟脑战争中，面对英军炮轰，他挺身而出、亲自督战，以铁血风骨捍卫国家主权，即便因清廷妥协而遭革职，亦成为台胞心中不朽的英雄；

      整饬学风时，他广办学堂、奖掖寒士，悉心栽培的陈望曾终中乡试解元，后出任广州知府政绩卓著，以育人为本浇灌文明之花；

      惠及民生方面，他亲理积压案件，顶着列强压力为百姓向英、法洋人索赔伸冤，以刚正不阿守护司法公正与民众权益；

       社会治理上，他擘画有方、拓荒兴邦，推动台湾地区的开发建设，以务实举措改善民生、稳固边疆。

歇马村功名立柱

      功在社稷，泽被苍生。梁元桂深得台胞爱戴，退休离任时，民众馈赠石桌石凳以表感念，成为两岸情谊的珍贵见证；他携台湾朴树苗归乡栽种，更象征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深厚羁绊，其家族传统与治台功绩，亦对故乡歇马村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梁元桂的故事昭示我们：“学而优则仕”的真谛，从来不止于功名仕途，更在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担当。唯有将个人仕途与家国命运紧紧相连，以民为念、以国为怀，方能让“学而优则仕”绽放出穿越时空的光彩，赢得历史与民心的双重敬重。

       冯创志，曾任恩平报社社长、总编辑，恩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恩平市贸易局长，恩平市外经贸局长，恩平市发改局长。退休后至今被聘为中央和省驻江门记者协会高级顾问;恩平市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恩平市冯如文化研究会创会第一副会长。2015年被中国创新管理研究院聘为客座教授;国内多家主流媒体专栏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