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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大武汉之门
◎田天 (田贞见)

想必你早已看出来了,天池口的地理格局,竟和长江汉江两江交汇的武汉市一模一样!
是的,天池口,汉口,地名都带一个“口”字;一个是天池河注入清江之口,一个是汉江注入长江之口;都是两江交汇之地,只不过一个是默默无名小山村,一个是闻名遐迩大都市,有个大小之别罢了。
四十年以后,我在汉口居室里想起1979年夏天我在天池口收到武大通知书的往事。时值正午,那是八月中下旬一个火烧火燎的日子。在满天满地的蝉鸣声中,在一片热烘烘的阴凉里,我正蹲在我家老屋的宽大屋檐下,赤脚赤膊、弯腰曲背,只穿一条打满补疤的短裤衩,脑袋埋在两腿之间,手拿一个名叫“剐子”的小玩意儿,一边大汗淋漓“剐”洋芋,一边哄赶那些像芝麻一样落在腿上的“沙蚊子”。
我说的“剐洋芋”,你们叫“削土豆”。你们削三五个土豆,不过是做一盘“酸辣土豆丝”或“土豆烧牛肉”而已;我剐的洋芋,则是我们土家人的“当家主食”,一年里要吃几个月(另外几个月吃红苕、苞谷)——或蒸或煮,或烧或炕,有时也切片切块晒干之后再吃——那时我们家四代同堂,全体到齐时总共九口人,一日三餐都吃,天天都吃,你算算,这一天我要剐多少斤洋芋?
当时,恰逢我爷爷积劳成疾卧病在床,一个多月不能下地走动了——早晨谁去“揹水”?奶奶和母亲每天要起早贪黑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迟到早退要“扣工分”——谁去“刮洋芋”,准备一家人一日三餐的饭食?
自然就是我了。我在县城参加高考后就揹着铺盖卷打道回府,一边“等通知”,一边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生产队里暂时没通知我参加集体劳动,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全县统考“状元”,可能就要“吃商品粮”当个干部了,似乎得罪不起。我在高考前的全县统考中考了理科第一名,有一部喷上大红“奖品”二字的收音机为证,确实是县长亲自颁发的。
每天天一亮,我就揹起一只背篓形状的大木桶去揹水。揹水要到山下,那里有口水井,清清亮亮的山泉水,你拿一把葫芦瓢舀水起来,将木桶装满,再将水瓢反扣水桶面上,以此减少晃荡——不过,因山路实在陡峭,都是“杵鼻子”的上坡,我的个子又太矮,难以掌握平衡,每走一步都会晃荡一下,荡出的水立刻灌进脖子里——因此,每每到家时,满满一桶水便只剩下半桶或者小半桶了。一家人的吃喝用水都指望它了。虽然清江和天池河绕村而行,村子却高耸在陡峭的山崖上,祖祖辈辈就是这么吃水的。什么自来水,从来没听说过。有个外地嫁来的新媳妇学揹水,哪知道路上晃晃荡荡,满桶水变成半桶水,泼出的都在你背上、身上,可是到了家门口又摔一跤,连人带桶滚下山去……她上吊自杀了。我们不叫“自杀”,叫“寻短路”了。好在我生于斯长于斯,打小训练揹水,已是行家,尽管那时候你的个子还没水桶高……
这天,我从大清早忙到中午,先是沿着小路陡下陡上去揹水,再是“刮洋芋”,现在你看,面前的大木盆已经盛满我一上午的劳动成果,少说也有十几斤吧,一个个滚圆溜滑,泡在搪瓷盆的清水里,格外晶莹可爱……
就在这时,我被一声“送恭贺”的喊叫声惊醒,一抬头,看见一个男人爬上我家道场坎,他揹着竹背篓、背篓上耸起一个大邮包……嗨嗨,那不是邮递员吗?
于是我一跃而起,一步跳下家门口那一丈多高的五级石阶,像只猴子似的,几步飞窜到邮递员面前,恨不得抢夺他的大邮包!
“武汉大学?”
他笑而不答。
“那就是第二志愿华中师范学院?”
当年实行“估分填志愿”,大大小小五个志愿,所以并不知道哪所学校录取你,不知道它是大学、大专甚或中专——甚至可能就是我们县一中隔壁的县师范哪!
我迫不及待,他却含糊其辞卖个关子,也不放下背篓,而是穿过青石板铺成的道场,直接走进了我家堂屋;我奶奶笑脸相迎,帮他接下背篓,接着拿身上的围裙擦擦椅子让座,又奉上热茶和两匹尺把长的旱烟叶子。
我眼睁睁看着邮递员喝了几口茶,不是从邮包里而是从他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高声大气地恭维着:天池口这回真的出天子啦!
这是天池口的一个古老传说:这里原本叫“天子口”,据说历史上出过“土天子”(土司),但被朝廷视为大忌,于是就改称“天池口”了。因此我奶奶也不谦虚:天子我们不敢当,当个状元也就差不多了!
这时,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爷爷的卧室里有了动静……
我举着通知书冲进卧室,不禁大惊,只见爷爷挣扎着病体正在起床,要知道他一病不起辗转病榻已经一个多月了!每天疼痛难熬、呻吟不止,数次病危、奄奄一息……最后连医术高明的村医也束手无策了,说,不行了,准备后事吧!于是,家人便瞒着爷爷,把他的装殓寿衣洗净晒干、给他的柏木棺材重新刷漆、购买各种丧事用品,甚至把“跳山鼓”(又称撒叶儿嗬,土家族祭祀舞蹈)的“响匠班子”(民间乐队)也约请好了……
我说,爷爷,通知书来了!
他猛地睁开双眼:哪个学校?
我朗声大喊:武汉大学!赶紧打开这个印有毛体“武汉大学”封缄的牛皮纸信封,手和声音同时打哆嗦:是武汉大学,爷爷!
其实根本不用你打开,而是早就被人拆开了,信封和内囊都皱巴巴的,从镇上到村里,也不知被多少双好奇的粗手抚摸过、被多少双羡慕的眼睛传阅过、欣赏过。
爷爷戴上老花镜,先是默念通知书——“你已被录取到武汉大学生物系植物遗传学专业学习……学制四年……”,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好哇,这就是第一志愿录取了!他的表情复杂,一方面喜不自胜,同时也有点忧心忡忡。
我说,我怕爹在学校收不到通知耽误了,就填了天池口爷爷收。
爷爷说,我心里有数,学校里人多眼杂,有的人说不定“使畜卡”(暗中使坏)把通知书贪污了,那就“出拐”(出事)了!
在我们家,由于父亲常年工作在外,山高路远难以顾家,甚至难得回家一趟,因此爷爷成为家中唯一的“男劳力”,一直担当着“一家之主”的重任。
在这一个多月提心吊胆“等通知”的日子,堪称度日如年!对于我究竟能不能考取大学,特别是能不能录取“第一志愿”,爷爷和父亲看法不一,时有争论。我父亲那时在镇上中学当校长,他的学生也参加高考,但他知道几乎要“剃光头”——他麾下老师的最高学历顶多是师专,还能指望学生考上大学啊?他自己的学历只是高中肄业,谁能保证他的儿子考中“第一志愿”?高考之后,他几乎每天都到镇邮政所去查询,开始几次还笑眯眯的,开开玩笑掩饰自己的焦急,后来再不敢笑了。首先是怪罪邮路不畅,因为县城到镇上相距一百多公里,所有邮件都要搭乘长途班车翻山越岭,先要弯弯绕绕爬上火烧坪,还要蜿蜿蜒蜒攀登天柱山,是不是什么人工作失职,把那个装着录取通知书的宝贝邮包给弄丢了呢?要是滚到万丈悬崖那就“搞拐”(出事)了!接着就是责怪我胆大包天好高骛远,可能把“第一志愿”填高了;甚至打算安排我“复读”了——他的条件是如果县师范都不要我才能复读,因为复读费昂贵,他每月三十四块五角的微薄工资承担不起。
好在爷爷对我一直信心满满。他说,看到我带回家的那个奖品收音机他就心里有底了,听着收音机他就更踏实了,第一名也许考成第二、第三名,但绝对不可能考成落榜生。因此他始终有个信念,就是坚信我一定考上了,而且考了全县第一名!
他之所以不被病魔击倒,强撑着、坚持着,日里夜里还不敢轻易睡着了,是因为担心阎王爷趁机“拿魂”,总之要千方百计留住那一缕游丝般的生命,就为了看一眼孙子的入学通知书,哪怕是此生最后一眼……
他对我说,只要你的通知书来了,我看一眼再死不迟!他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精神不倒,你就不会死!重病卧床的日子里,他以一台写有“奖品”红字的收音机作伴——那是我获得全县统考第一名时,县政府颁发的奖品(当时算奢侈品)——可是又舍不得收听(节约电池),只有在痛苦难耐万不得已时,才让奶奶帮他打开,而且随便哪个台都一样……
不管你是否相信,一张武大通知书,确实在我爷爷身上创造了一个生命奇迹。通知书进门,爷爷竟然转眼之间起死回生了,可谓无药病除、不治而愈:不但当场爬起床来,摇摇晃晃走到堂屋里,还坐在一把椅子上迎来送往,谈笑风生;日落时分,他拿出早就准备的火纸鞭炮之类,带我到屋后竹园里给众多祖坟挨个烧纸祭奠,他完全是靠自己的微弱力量,一步一停、一步一喘地摸到祖宗面前的;而且要在几天之后,他要亲自送我去武汉市,去上武汉大学!
生命奥秘神奇莫测,我这个学过两年生物学的人,至今也没想个明白。
2
送恭贺
一张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轰动了整个山村,百十户人家仿佛一下子迎来了共同的节日。不必任何人发出通知,整个村子(生产大队)的几乎所有父老乡亲都到我家“送恭贺”来了。有的送来一只鸡、一条鱼、一块腊肉、一只猪蹄,有的送来一斤白糖、一包红糖、一斤挂面、5个鸡蛋……我奶奶自然热情笑纳来者不拒,然后好酒好饭盛情招待,临走再给客人以同等价值甚至远远超过的“打发”(礼物),比如几斤橘子、几个大柚子,比如把这家送的白糖,“打发”给另一家送来红糖的。
也有“送人”来的:一个家住高山的远方亲戚,把他辍学在家的15岁女儿送来了,穿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的,恳求我把她带到城里去找一个好工作,万一找不到工作,就给我未来的孩子当保姆吧。
也有“告状”的:某个亲戚曾经是国家干部,但是因为“贪污”10块钱人民币被粗暴开除了,他要求平反昭雪,要求恢复工作并补发二十年工资。他把数万字的申诉材料交给我,让我方便时转交省委书记或省长,最好是直接交给小平同志或者先念同志。
别看一张邹巴巴的入学通知书,但对于我家,对于这个藏匿在大山深处的土家山村,都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武汉?武汉大学?大家纷纷传看我的通知书,揣测武汉大学是位于武汉市的随便一所大学呢,还是某所大学的专称;揣测遗传学专业是干嘛的,是不是专门研究媳妇们生男生女的科学秘诀……
不过,在一片喜气洋洋的道贺声中,我也遇到了麻烦:根据通知书的要求,我到村里一个负责人家里“转户口”,他只瞟一眼通知书就一口拒绝了,厉声说,大队党支部不同意你去读大学!
为什么呢?因为你家出身不好!我说我家成分是中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什么不好?他说,你爷爷是国民党,有历史问题!我说,你为什么不说我父亲是共产党呢?不但是共产党员,而且是省劳模!而且从一个民办老师“转正”,提拔为小学校长、中学校长!再说,我爷爷当过几天国民党员不假,那是因为他在路上看见一个书生背不起自己的行李,就主动帮忙背,哪知道书生就是新上任的县长,当即给他赏了一个党员呢?我爷爷当过几天副保长,抗战时期要求他抓兵抓兵拉夫,他不愿抓别人,倒是自己主动要求当兵打日本鬼子,这些历史解放后早就调查清楚了,为什么现在拿这个说事?
然而,无论你怎样恳求、怎样辩驳,通知在手理直气壮,他就是不同意,坚决不在户口迁移表上盖上村里的大印。出师不利,我只得噙着眼泪灰溜溜地回家了。我父亲一听“转户口”受阻,便气不打一处来,连骂三声“愚昧”,拿过通知书就要自己去办。但被我爷爷阻止了。他说你去只能吵架,说不定要打起来,还是我去靠得住。他找出一斤白糖、一瓶包谷酒,想了想又加上一盒饼干、一斤茶叶,装在背篓里就匆匆出门了。前几天他还病得直不起腰,此刻却昂首挺胸,扬眉吐气。不到一个钟头,他就满面春风回来了,不但盖了章,主人还留他吃了一碗面,面里还埋着两个荷包蛋……
爷爷说,我们不怪人家,还要感谢人家帮忙,人家的孩子连镇上的高中都没读过,你却读了县一中,还要去武汉读大学,还要迁到大城市,哪能没意见?放在你身上,你也可能不愿盖那个章啊!
我说,爷爷,您说得对,放在我身上,我可能也需要您送我一瓶酒才给办。
爷爷笑了:人是你好我好,走到哪里都要记住!
3
武汉牌手表
天池口是个弹丸之地,在我收到这个来自武汉的入学通知书之前,全村没一个人读过大学,更没一个人去武汉读大学,也没一个人在“一桥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上照过相!
比如我父亲。他17岁开始当教师,算是当地见多识广的,可他也没到过武汉。更没能站在长江大桥上,斜背挎包照个相——这是他向往多年、也唠叨多年的一个梦想。他一辈子只坐过一次火车——某一年上级组织优秀教师到河南省林县参观“红旗渠”,却是从宜昌经襄樊直接入豫,省城武汉竟被绕开了。真是懊悔不已。
我爷爷?他也没去过武汉。抗战时期他在长江中上游当过几年“国军”,主要驻扎在陪都重庆,虽然作为文书,曾随部队到过宜昌一两次,但没到过武汉——他说,武汉早在1938年10月25日就沦陷了。
对于他们,对于天池口,无论武大与武汉,“武汉的大学”与武汉大学,其实都是一码事,都是一个远在天边的梦幻,是一个做梦也不会梦到的大地方!
现在我要去那个做梦也不会梦到的大地方!
第一天,你从天池口出发,首先蹚水过天池河,然后坐渡船过清江,再翻山越岭走到镇上,半天时间足够了;第二天坐长途班车,继续翻山越岭到县城,既要翻越海拔1700多米的火烧坪,又要攀登海拔1400多米的天柱山;第三天,先坐汽车到宜昌市的长江南岸,人和行李同时扔下车,然后坐轮渡到北岸,你揹上行李穿过整个城市就看见山坡上的火车站了;如果买票顺利,晚上十点多就能坐上火车,先去鄂北的襄樊,再走汉丹线,天一亮就抵达梦幻般的大武汉了。
这个路线图,是我父亲拿块木火炭画在我家墙上的。白墙黑字,一目了然。
现在,行李已经搬出来,奶奶和母亲忙乎一夜制作的各种“吃货”也摆满一桌子,我就要去武汉了,可是谁送我?
爷爷送我。
临行之前,爷爷看我还穿着父亲的旧衣服,手腕上也没有一块光闪闪的手表,他打量我一眼,又生气地瞪父亲一眼,背过脸去不再吭声。
高考前不久,父亲曾经半开玩笑地对我“悬赏”:如果我考取大学,他就买一件新衬衣给我。结果我考取了,他没有兑现。父亲也曾答应给我买一块手表,那是他听说我高考前四处找人借手表,满县城跑遍却没有一个人舍得借我时,气冲冲地拍着桌子发誓许诺的。
我不抱怨父亲。他每个月仅有三十四元五角工资,这点钱要养活全家老小,哪够?据说这回为了给我筹集六十元路费、书本费,还找他同事借了十元。
所以,当父亲撸下他的手表要给我时,我拒绝了,我说你一个校长,每天要按时打铃上课下课,没个手表哪成?
不过,当他脱掉身上那件他最体面的咔叽布上衣时,我要了,而且当场穿上,一直穿到武汉,穿到武大的阶梯型教室里,多天之后似乎还带着他的体温和汗味。
告别父母和奶奶,告别哭哭啼啼的三个弟弟,并一一请叫过所有为我送行的乡亲们之后,我和爷爷从天池口出发了。大病初愈的爷爷揹着背篓,揹着行李——包括一口装满各种“吃货”的沉甸甸的木箱和两床棉被窝,大约七、八十斤重,他一耸一耸走在前头;我则拎着一个黑皮包,也是鼓鼓囊囊的,亦步亦趋跟在他身后。
爷爷的这个形象——揹着背篓弯腰驼背永远负重永远前行——其实从我们出生不久就开始了,就映入心底、刻进记忆。
对背篓,家乡有支山歌曾这样唱道:父母把我揹成人,我把父母揹下土!
意思是说,你是在父母的背篓里长大的,你也应该感恩回报,直至父母告别这个世界。
可我们家有点特殊,这个歌词应该将父母改为祖父母。因为父亲长年工作在外地,山高路远难以顾家,一般每到周末才回家一次,加上一辈子兢兢业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甚至一个月也难得回家一趟;实际上,我们兄弟四个,主要是在爷爷奶奶的背篓里长大的。
我七岁发蒙,村小五年;初中两年,到一个离家五里路的小集镇寄读,常常是爷爷揹起满满一背篓“吃货”走在前面,我跟在他身后拎着书包;高中也是两年,也是寄读,但是分为两半——高一在公社中学就读,高二却到了全县“最高学府”县一中,一年之后,就走进了1979年高考考场。
1977年我在家乡一所“公社中学”读高一。中学实际上是两栋土墙瓦屋,孤零零地矗立在一座海拔千米以上的大山上,一到阴天就云遮雾绕,一到深秋就是冰天雪地,而且压根儿无火可烤,且不说手上脚跟长满冻疮,单是那个铺着高粱梗子(玉米秸)的大通铺——几十个人就那样横七竖八睡在地上“抱团取暖”——也让人不寒而栗,至今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名为读书,其实根本无书可读,每天天不亮就揹起背篓,不是揹土揹石头砌墙盖教室,就是到山下一个煤窑揹炭——煤窑与学校相距十多里,都是所谓“杵鼻子的”陡峭山路,而且规定你的每趟定量不少于五十斤;而那时候你的体重甚至还不满五十斤!
实际上,我们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一,都是在“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五七道路”上走过来的:种过“试验田”,办过“学农农场”,到三山五岭的生产队里帮贫下中农割麦子、挖红苕、栽种柑橘树……只是从来就没有真正落实过“以学为主”这四个字罢了。
到了高二,在国家恢复高考的背景下,县里也要恢复县一中,让每个乡镇推荐几个“表现好、成绩好的”,于是我便成为全县两个“高考预备班”的100名学生之一。到了县一中,才真正是“以学为主”,而且决不“兼学别样”了。
跟着爷爷的背篓亦步亦趋,我不禁想起高考前半年那个寒假。春节之后我要回到县一中去上学,也是爷爷送我,祖孙俩也是这样,他揹着背篓走在前头,我尾随在后亦步亦趋,也是沿着这条路一步一步、跋山涉水走到县城的。
当时恰逢大雪封山,汽车不通,又不能误了我的开学日期,爷爷便陪着我天不亮就从家里出发,他揹着我半个学期的酱菜炒面之类,走在前头探路,我拎着一捆复习资料,沿着他的脚印紧紧跟随,一路风雪,一路泥泞,我的脚都走肿了、几次走哭了,他却不叫一声苦,而是一路鼓励我、呵护我!整个行程大约八十公里,又是爬山又是过渡,我们不到二十个小时走到了;就是汽车,也要走个大半天哪!
不过,祖孙俩这回不必徒步走到县城了。到了镇上如果购票顺利,次日凌晨就有班车可坐。
我记得那天到了镇上,爷爷带我先去一个叔伯大叔家,请他帮忙“开后门”买车票——不认识司机你是买不到座位票的,只有“站票”打发你。哪知道大叔正好第二天要去县城开会,顺路可以带我,我爷爷不禁大喜过望,他立刻改变主意,说他不必送我去武汉了:一可以节省一笔路费花销,二可以早日给我买一块手表——“武汉牌”的。他说,我父亲工资不高,又家大口阔,没有能力给我买手表,但一个大学生说什么也需要一块手表,他要想方设法实现孙子的愿望,争取在我放寒假期间就可以戴上自己的手表。
“我算了一下,我不去武汉就可以节约三十元,一去一回就是六十元,那不就是半块手表了?”
听爷爷计算手表账,大叔很感动,但是也担心:您到哪里弄那么多钱啊?
爷爷说,到五峰县城卖梨子、卖橘子,卖的钱换点茶叶,积少成多……
而且说干就干,当晚他就回天池口了,次日他就下地摘橘子。三天后,他就揹着橘子上路了。这是爷爷说话算数、雷厉风行的老脾气。
当时的“武汉牌”手表120元一块,相当于一般干部近四个月工资总额,但爷爷就是凭着每天贩卖橘子,一个橘子一个橘子地给我买到了。每天天没亮,他就揹着一百多斤橘子从天池口出发,沿着通往五峰县城的天池河两岸,这会儿下河,那会儿爬坡,跋山涉水一百多里山路,来来回回上十次赤脚过河,终于赶在中午时分抵达天池河畔的五峰县城。上馆子那是绝对舍不得,就吃几个自带的冷洋芋冷红苕或者苞谷粑粑就对付了;然后就在街边蹲下,在严酷的太阳底下守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麻布袋子,点头哈腰兜售自产的蜜橘——除开被有关管理部门“揩油”(通常就是拿走几个橘子不给钱吧),一天总有5元多人民币的收入!5元!等到卖完橘子回家,常常都是披星戴月夜半三更了。
村人问,您吃了什么药病就好了?他笑呵呵地回答:我也不大明白,反正是老大的通知书一到,我就浑身轻松,浑身来劲,我看是“武汉大学”把我的病给治愈了!
半年之后,爷爷寄钱给我,我在武汉商场买了一块手表,“武汉牌”的;戴了五年,转赠二弟,这年他考取了大学;他戴了三年,再转赠三弟,三弟又转赠四弟。他们都相继考取大学。虽然在不同的大学校园,但兄弟四个都曾经戴过同一块手表——爷爷用一个一个橘子、一个一个梨子换来的“武汉牌”手表。四弟还写了一篇文章,题名《手表的故事》,发表在一本著名文学刊物上以志纪念。
2006年,到了我的孩子考上大学时,我爷爷已经不在了,手表也被时代淘汰了,可是我对儿子说,手表可以不要,但是手表的故事还是要讲给你听!而且你也要讲给你未来的孩子!
4
县一中
1979年考取武汉大学之前,我没到过武汉市,也没见过任何一个冠以“市”字地名的大小城市。最远只到过家乡县城,在县一中读过一年高二。
我不知道县城算不算城市。尤其是我们这样的山区小县城。即使勉强算得上,可县一中也不真在县城——我们的学校距县城三里路,所以又称“三里店中学”——校园其实是两山之间的一道山谷,以及它的两面山坡,山坡上几间漏雨透风的土坯瓦屋便是教室,山脚下一块“梯田”,砍掉苞谷林子便是操场;要去县城,你得沿着一条潜伏在荆棘草丛中的陡峭山路,气喘吁吁翻越一座大山。
这就是县一中。
就是我在这里起早贪黑苦读一年,最终考取武汉大学——“武大”的地方。
武大?是的,开学第一节课,我们就将武汉大学简称为“武大”了。只说武大、武大,从来不说什么武汉大学。这是昵称、美称,就像你总以小名称呼童年伙伴,总以省掉尊长亲友的姓氏表达亲近;其实也是一个心灵暗号,就像你向最亲爱的人撒娇!
县一中第一节课,上来一个满口汉腔的老师。上来就问,听说你们都是各个乡镇中学推荐选拔来的“尖子”呀,有没有想考武大的?如果有,把你的手举起来!
大家初来乍到,破衣烂衫的战战兢兢,关键是听不懂他把读书念成“斗嘘”、把数学叫作“瘦学”,也不懂武大是个什么学校,只有面面相觑,或者垂下眼帘,总之无人举手。
于是他只好自个把手举起来,举得高高的。他说:我算一个,我想考武大!
他说得一脸认真。
他告诉我们,他是武汉人,祖籍汉口,是个标准“武汉伢”,大学毕业时一腔热血,主动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从此就告别都市、扎根山区,带着一口他的家乡话,在我们的穷山恶水的家乡安家落户了。
他说,所有武汉孩子都有一个“武大梦”。还在读幼儿园时,就被父母和老师带往武大校园参观游览,回家还要写作文、记日记;你以为那些父母大人真是带你春游、看樱花呀?他严肃地说,不,那是在教育你从小树立远大志向,从小就有伟大理想——读书就要上武大,有本事你就考武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然后,他摇晃着脑袋,夸张地长叹道:高中毕业考武大,可是武大不要我,遗憾终生啊!接着,他在教室走道里缓缓踱步,拍拍这个肩膀、摸摸那个脑袋:同学们!今天我仍然想考武大,我的梦想没有破灭,本想明年七月和你们一起考,再考一次,可惜年龄大了,比不得你们青春年少,武大还是不得要我哟!
他告诉你,“武大”就是武汉大学。也许早在1928年,当它被正式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时,就开始使用“武大”这个简称了。其它学校也有自己的简称,比如,“华工”就是华中工学院、“华师”就是华中师范学院、“武师”就是武汉师范学院,还有武水、武测、武体、武音、华农、中南民院等等,大的小的应有尽有,高的低的一应俱全……
记得他还多次说,在我们武汉——在“武汉”之前,他一定要加上“我们”二字——可是什么大学都有,你们放心,绝对能满足咱们班五十个同学的升学愿望!你们最好每个人独霸一所,然后等我退休了回汉口老家养老,随便逛到哪所大学,都能讨一碗饭吃!
我们在县一中只读一年高二,只有短短两个学期,可是只要轮到他上课,“武大”就一定挂在嘴边。
比如,有一天教室漏雨,屋里屋外稀泥烂浆,同学们抱怨不迭,他却笑声朗朗,显得十分开心。
他说,今天你们坐在这里,嫌弃这个破烂教室,不能遮风挡雨,是的,条件是艰苦一点儿;可是昨天你们在哪里呀?在农村,在农村学校的教室,那里不是更加歪歪倒倒、破破烂烂吗?我常说,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在我眼里,你们这些磨难的山里娃,个个都是未来的雄才啊!吃点苦是有回报的。我希望明天,也就是明年这个时候,你们都给我坐在武大的阶梯教室里!听一流的教授上课!大家有信心吗?
没有谁回答。我们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到了高二才开始正经读书,谁敢大喊大叫我要考武大?对于我们,武大不过是被老师高高举起的一只画饼罢了,几乎没人当真。
但我是当真的。只是偷偷埋在心里,不敢大声说出来罢了。有时和同学们聊天谈论理想,我也只说我的理想是能像父亲一样,做个乡村教师就心满意足了。同学安慰我,不能自暴自弃,还是要奋斗一把,无论如何得到镇上教初中,甚至高中,山沟沟里的小学老师太苦了。
记得,第一次入学测试,我的各科综合成绩是全年级“倒数第一”——因为我没学过物理,五分;只学过一点化学,零分;就连一贯自以为是的语文,竟然也没考及格——在镇上中学我是校学生会学习委员,到了这里,就只能担任主管教室扫地的班级生活委员了;而且按照“班规”,你的成绩只能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上,饱受老师冷眼和女同学歧视,你在每堂课的主要任务,便是反复欣赏那些个女同学那么曲线那么优美的后背。
不过我在暗暗努力。我比别人起得早,我比任何同学都睡得晚。甚至脸也不洗,我几个星期不动一下漱口杯,它在窗台上积满厚厚的灰尘。三个月之后,我已偷偷自学了所有初中和高一的课程,并从最后一排前进到前五排;半年后期末考试,我终于坐到第二排,可以看清老师脸上的皱纹或者下巴上的短髭,当然有时也免不了溅来一点唾沫——那也是幸福的;第二学期开学,老师终于发现我除了会扫地之外,也能写点诗歌散文啥的,于是升任“团支书”,一些没入团的同学也得求我“开后门”了;高考之前一个月,县教育局举办全县毕业生统考,实际上就是一次模拟高考,我考了第一名,比第二名高出二三十分,县政府隆重召开颁奖大会,奖励我一台收音机。
可是,可是当我从县长手里领取奖品,高一脚低一脚回到座位上时,一个老师忽然凑过来,不冷不热地悄声对我说,收音机固然不错,只能说明你这家伙运气好哇!
当然,当然我知道,他们心目中的“状元”早就另有其人,早就在举全校之力“开小灶”精心培养;而我,要么是工作人员统计考试成绩时计算错误,要么是憨人憨福,瞎猫子撞了个死老鼠罢了。
5
第一志愿
转眼之间就是1979年高考。这年高考是在7月7日、8日、9日三天举行。
本县考场设在县城,县一中却隐藏在郊外一个山谷里,因此,考前一天,我们就在老师带领下,步行三里路,翻过一座山,一路都是屏息静气默默无语,如同上战场一般,然后在县城找家廉价旅馆住下来,紧紧张张参加高考。
我记得,住宿费是由县政府和学校承担的。为了节约经费,我们每人带了一张竹席,铺在地上就睡觉了,并不占用旅馆的床铺。也可能是怕我们这些连每月六元生活费都难以筹措的山区考生,不讲卫生弄脏了旅馆的床单吧。
高考在县城半山腰一间年久失修的平房教室里举行。我们住在山下,每次考试之前,都需要攀爬数十级陡峭台阶,然后气喘吁吁走进考场。教室里别说空调,电扇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家长陪考。因为从家乡到县城多半路途遥远,即使父母有心陪考,也买不起车票,旅社更是住不起,哪怕是最便宜的。
考前,老师要求大家戴手表考试,以便掌握时间,可是我没有,于是慌慌张张找亲友去借,恳求他们临时摘下心爱的手表借用三天;甚至两天也可以,因为最后一门考英语,我恐怕要交白卷,有没手表实在是无所谓的。
你猜怎么着?没有一个人愿意借我,并且都有婉拒的理由。什么正巧坏了呀,明天要出差赶火车呀,等等,其实我明白,不过是怕你弄坏了、或者弄丢了,你一个学生赔不起,而又不好意思找你家里索赔罢了。
第二天,我的所有课本和复习资料被盗了。谁叫你是统考状元呢?都盯着哪!老师闻讯后大发雷霆,要我去公安局“报案”,我说算了,有没复习资料我无所谓,反正明天就要考试,有人偷去我的资料“临时抱佛脚”,也来不及了。
对于我这个打小喜欢写点“五句子”、享有“全县最小业余作者”外号、到了县一中才突击学习初中理科课程的人来说,语文、政治算是强项,数、理、化,则是无法逾越的三道难关。
然而事有凑巧。那天考数学,这是我的最大弱项,可是一拿到考卷我就兴奋起来、庆幸起来,因为这些题目似曾相识,感觉太亲切了,在海量复习时我几乎都见过、都做过!
考试顺顺当当、一气呵成,提前半小时就交卷了。出了考场,我一题一题核对贴在墙上的“标准答案”,竟然发现全都做对了——是的,连我自己都惊讶不已,根本不敢相信——不但各个答案别无二致,就是解题步骤,也一环一环丝毫不差!
帮我核对答案的数学老师根本不相信。他亲热地拍拍我的脸蛋,笑着说,如果是真的,——当然我希望是真的哟,你就凭着这一个单科满分,上个北大清华都没问题!
然后又拿食指点着我的鼻子:你那点数学底子……我还不清楚?
总之就是不相信我这个“状元”的真实实力,特别是数理化,毕竟基础太差,因此对我高考也没多少期待。
“如果考文科,估计孩子还行;但考理科,能考个一般本科就该烧高香了!”
考前几天,在回答我父亲咨询时,老师曾经如此预测。而现在,我却不知天高地厚,声称数学题全都做对了,如此高难度题目,及格都困难,竟敢大言不惭,自吹自擂,这和他考前公开进行的数学名次预测,可是出入太大了!
我父亲也不相信我的数学几乎考了满分。他认为我提前交卷是因为没有手表,急急慌慌就溜掉了,怪罪我当时没让他把手表从镇上送到县城考场;“估分”一定有错,水分太大,不但数学不可能得满分,其它科目——物理化学仅仅学了一年——也自以为是自我膨胀估高了!
那年高考后实行所谓“估分填志愿”。你可以填写五个志愿,包括重点大学、普通院校、专科,直到省中专、地市中专,楼梯似地排列下来,你可以在每个梯阶选一个;甚至还有县师范——我们县一中跟它只隔着一个操场——每当老师谆谆教诲我们好好学习不要偷懒时,便说,再不努力,我看你们被窝也不必搬回家,直接拎那边去就是了。
“估分填志愿”那天,我们被学校集中在一间教室里,比高考还要戒备森严。首先,你要正确预估各科分数,要估计得一分不差很罕见,估高估定却常见,有时竟有几十分、上百分之差;而且你也不知道某所学校的录取线,而同一批次,事实上也有高低之分。
第一志愿自然是“武汉大学”。老师不是经常号召我们要考就考武大吗?《湖北日报》在刊登招生院校名单时把它排在第一位,又是省内唯一一所叫作“大学”的大学,而我正是高考前“全县统考第一名”……武大再厉害,它连第一名也不要吗?不免有点虚荣心,于是就稀里糊涂给填了。
不用说,五个志愿我全填了。即使录到第五个,读个中专,我也会老老实实风风光光去上学——不管怎么着,总归有书可读,总是可以“跳农门”,从此就拥有国家干部身份了,戴手表、穿皮鞋,一切都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谁也不能笑话你。
然而,当我磨磨蹭蹭最后一个交上“志愿表”时,老师才看一眼,就对我的“第一志愿”大摇其头,不由分说断然否决。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指点我看上面的数字:晓得今年武大招多少人吗?本科生935人,研究生113人。这可是面向全国招生。全国有一千六百个县,一个县还轮不到一个。这就是我不主张你报武大的理由。根据我的经验,像我们这样的山区小县,“剃光头”属正常,考个一个两个就是奇迹,就是祖坟冒青烟了!
我不服气。心想,没填北大清华就算我谦虚了。后来我知道,七七、七八、七九这三届,武大和北大清华以及南开等几所名校是联合招生的,起分线完全一样。只不过当时我不知道,不能拿它增加自信罢了。
他建议我立即改填“华中工学院”。
“都是重点大学,同在武汉,‘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稳健最重要,你干嘛选个最难的?”
我不敢不同意老师的建议,更不能当面顶撞,只能另找说辞:老师,“志愿表”是钢笔填的,都填好了,怎么改呀?
见我忽然放软语气,老师高兴了,顿时满面笑容。只见他抓起我的“志愿表”往旁边一丢,同时啪地打开提包,拿出一张新的“志愿表”。
咱们另起炉灶,他笑眯眯地说。华工在湖北省内招生多,不像武大那么“物以稀为贵”;你填华工,不敢说百发百中,但录取机会大多了。
可我还是不愿放弃武大。我说,华工我也喜欢,可是……
可是什么?
光是我们班,就有七八个同学已经填了华工,他们平常的成绩都很优秀,“估分”也蛮高的……
老师脸色陡变,冷冷地说:哪个有你高啊?你不是吹嘘数学几乎考了满分吗?
我早已习惯老师对待我的这种冷嘲热讽,那种漠视、轻视乃至鄙夷,因此并不计较他的态度:我真是不想和他们争啊抢的,老师!都是同学,都是好伙计,闹出矛盾不好;再说,华工也不可能在我们县录取那么多人吧?顶多录个一两个,本来僧多粥少,再加上我,那不是要打世界大战啦?
见我固执己见,根本不听劝阻,甚至有点顽固不化,老师发火了,他拿一支铅笔敲打着“志愿表”,神色特别严峻,口气特别急促,吐出的每个字都像子弹呼呼飞来:
你要挖个坑往里面跳,自作主张自以为是,当然我没意见,那是你自毁前途自找苦吃;但我跟你父亲熟悉,他那么辛辛苦苦供你读一中,他一个月就三十几块钱工资,还要养活一大家子,容易吗?你征求了他的意见吗?我们是同行,我要对他负责!
我低眉顺眼,怯怯地说,我父亲不管这些,他也没读过大学,我考任何大学他都满意,只要我不复读就行。
是啊是啊,不能复读,供养不起!再说一中也不准备招复读生了,你到哪里复读?在你爸爸当校长的那个学校,那行吗?他们的老师自己都考不取大学,你想想,能教出什么大学生来?成绩最好的考个专科,到顶。我说过多次,想考大学,你就到县一中,这是本县唯一一个专门出产大学生的地方!你在这里读了一年高二,进步很大,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只有两个学期,但是考个一般院校,应该没问题吧?但是你也不能好高骛远,狂妄自负,以为武大,以为武大也能手到擒来了……
话不投机,不欢而散。无论老师怎么强硬,怎么严厉,我还是坚持填武大,定了,我不改变!万一落榜,我也心甘情愿,决不后悔,也是我罪有应得,自作自受,保证决不怪罪老师,或者家长。
武大,我的青春之火、生命之光……我的“第一志愿”!
是的,你是我的“第一志愿”,武大!
不是父母之命,也非老师之言,百分之百是我的自作主张,是我16岁那年独立作出的第一个人生选择。
6
在绿皮车上
至今记得,1979年9月8日,我从天池口出发,第四天凌晨,我们的火车终于抵达武昌南站。随着人流走出车站,眼前是彩旗飘飘热气腾腾的“武汉大学迎新站”,几个生物系的高年级同学迎上前来,接着登上一辆装满人和行李的大卡车,在武昌城区行驶不一会儿,就在街道口看见了“国立武汉大学”的高大牌坊,接着就是珞珈山——到了武大,也就等于我又到家了。
对于我来说,武大,是我入籍武汉市的第一步,就是我的大武汉之门!
如今回想起从天池口出发那天早晨,我跟在爷爷身后跋山涉水,先是赤足走过天池河,接着又在一个叫淋湘溪的地方坐渡船过清江,总共花了半天时间才走到桃山镇上;但是镇上每天只有一趟班车发往县城,而且是清晨五点发车,因此要在镇上住一晚。
我在镇政府(当时叫公社)有个叔伯大叔,可以免费吃睡,但多数搭车的并没有落脚之地,也没钱住旅社,男男女女就在公路边或坐或卧,寒冬腊月也是如此;盼星星盼月亮,好容易盼到全镇唯一的客车司机大咧咧地走过来。车门一开,有票没票的一拥而上,哭的喊的响成一片。我虽然通过熟人关系买了票,可是实在人太多,无法对号入座。直到汽车爬上1700米海拔的火烧坪高荒,司机便停车到路边,要到一户农家吃羊肉火锅,而把我们一车人丢在车上,车门也不打开,大家也没什么意见,眼睁睁看着他边吃还边喝苞谷酒,没有人在乎他喝没喝多,只是希望他吃饱喝足快点开车。直到这时候,我才挤到我的座位旁边,但是也没忍心赶开一个没有票却带着大小两个小孩的农家妇女。她正在敞胸露怀喂小的。后来她非让我挤着她勉强坐下,实际上要帮他抱着那个大的,等到黄昏时分抵达县城,这孩子已在我怀里打鼾几个钟头了。
第三天,继续坐长途汽车去宜昌市,又是凌晨五点发车,又是大呼小叫人满为患。沿着山间公路曲曲弯弯爬行,颠颠簸簸缓慢行驶,不过几十里路程,却耗去一个上午。等到终于在长江边一个叫猪市街的地方停下,我才知道,我们地处江南,我从小向往的无与伦比的宜昌市,还隔着一条几公里宽的浩荡长江,远在江北那一岸呢!
汽车只能开到江南,所有人都需要坐轮渡过江。我的行李较多,除了一只木箱还有捆扎在一起的两床棉被,无论如何都要两个人才能扛到趸船上。这时走出来一个中年男子,正是他帮我从车顶上把我的行李一件一件递下来的,他说把我送到火车站去,扛起更沉的木箱子就走在前头。到了轮渡甲板上,他告诉我脚下就是长江,就是打三峡流出来的长江,就是刘白羽笔下《长江三日》那条长江……他说他和我都来自清江,清江是我们土家人的母亲河,但它只是长江的一条支流,但这个支流不简单,它是长江冲出三峡后第一条支流!
这个家乡人在宜昌市某个政府部门工作,但我当时没弄懂他自我介绍的那个什么局、什么委,隐约记得是管工业的,即使今天我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在什么机关工作。当然,他也仅仅知道我的一点简单情况:刚满16岁,只身一人外出求学,县一中毕业,是从长阳大山里考到武大的生物系学生,他知道我是第一次到宜昌,第一次见到长江,第一次去坐火车……
我永远记得,那天是他自告奋勇,主动伸手,帮我把行李扛起来,高高地扛在肩膀上,带我坐船、上岸、爬坡,带我穿过整个车水马龙的宜昌城,穿过迷宫式难辨方向的大街小巷。我跟在他身后亦步亦趋,看不清他的面孔,只能看到他高大的背影,有时候甚至要小跑才没跟丢。我不会想到——这个陌生人要是个坏人把我行李拐跑怎么办?我在那个时候不会这么想,几十年之后仍然不会——绝对不会!到达宜昌火车站时,这个陌生人还帮我办好行李托运,又教我一些出门在外的旅行知识,最后才挥手告别。我虽然不曾记住他的单位和姓名,但几十年没有忘记他,我只要想起宜昌,想起长江,就必然想起那个帮我上趸船、在甲板上看长江、扛着木箱穿过整个宜昌城的情形,便心里暖意融融,永远感恩不尽。
大约是晚上十点一刻,我随熙熙攘攘的旅客排队登车了。第一次乘坐火车,我啥也不懂,就知道跟着别人行动,小小的车票捏在手里,动不动还要你掏出口袋里的入学通知书。好容易到了我的车厢、我的座位,却发现一个膀大腰圆的黑皮汉子已经把我的座位占领了。我没有勇气驱离占座者,只能半倚高高的座位靠背,迷迷糊糊地打瞌睡,心里巴望着他早点下车。一直等到乘务员来查票,我才知道他和我一样,也是在武昌南站下车。
“查票,查票,把车票拿出来!”
乘务员从过道缓缓走来,我立刻递上车票和入学通知书。因为我购买的是半票,也就是学生票,递上通知书才算手续齐全。我至今记得当时宜昌到武汉的火车票是六元四角钱。
乘务员接过车票,但她更感兴趣的似乎是通知书。小心翼翼地从信封里抽出来,仔仔细细地看了,并不还给我,而是对那个占座汉子说,“你起来,这个座位是人家大学生的。”
那人显然不当回事,说,“我也是出钱买票,但是你们没有座位卖,我买的全票,他是个半票,难不成要我踮起脚一直站到武汉啊?”
这个汉子说的是武汉话,乘务员也改说武汉话了。“我不想和你‘滴多’(啰嗦),买的站票你就是站票,冇得么事好说的,他的半票是国家规定的,你有意见去找国家!莫欺负别个小伢,人家都让你坐几个钟头了,现在你就站起来!”
虽然口气温和,但是柔中带刚。
那个黑皮汉子说,“你还蛮像回事呢!可得,我可以让他坐,但你要给我找个座位,加点钱也可以!”
“咦吔嚯,有钱是吧?你还蛮大方呢!”乘务员伸出手就去拉人,“你起来,我把乘务室给你坐!”
那个汉子立即露怯了,满脸堆笑。“莫拽我莫拽我,我的好姐姐,哪敢去你的乘务室,隔壁就是乘警室,你莫害我……我让还不行吗?”
就这样,乘务员笑盈盈地把通知书和车票还给我,我终于在车票标明的座位上坐下了。那个汉子瞪我一眼,拿起自己的行李,也不知道到哪个卫生间门口去找一块安身的位置了。
这还没说完。那个乘务员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她端来一个茶杯,原来是一杯热茶!这可是用她自己的水杯为我泡的茶呀!因为我初次乘车,没有经验,全部行李托运之后就只剩下一个“光人”,哪里还想到什么茶杯?过道锅炉里本来有开水供应,但那时候还不时兴纸杯之类,整整一个晚上,我便只能靠羡慕别人的茶杯止渴了。
现在乘务员送来茶水,对于我,这就是几十年不曾忘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滴水之恩”啊!
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给予我“滴水之恩”的乘务员是谁,但我一直记得这件事,一点一滴都记得,到校报到后写过一篇表扬稿,投给校报没投中。
后来我多次给我家人、给亲戚朋友讲述这件小事,大家不约而同地感叹:这样的事,只可能发生在你们那个年代!
我问:我们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
答:学雷锋的年代!
四十年过去了,1979年发生在宜昌至武昌的这件小事终于有了一个“续篇”:四年前某天,我从宜昌坐动车到汉口,由于行李箱装满书籍,拎起来有点重,下车时就把一个电脑包遗忘在行李架上了。直到回到家,吃饭洗澡都忙过了,准备动手完成“作业”,才想起电脑包还遗落在动车上!我立即赶到车站,问了有关方面,发现遗失处根本没有电脑,而且告诉我这趟车早已开往成都去了!
我只好向一个铁路管理部门的朋友求助,说我这个电脑可不是普通的电脑,它装着我的大大小小几十部没有完成的作品,加起来几百万字,可以说它是我几十年日积月累的心血呀!
朋友感动了,说:这么重要的东西一定要找到,也一定能够找到!我向你保证!
我说你要叫他们快点找,越快越好,一台电脑不打紧,要是有人把我的稿子一键删除,我就完蛋了!
他说,你放心吧,删除了也能恢复如初!
我彻夜难眠。没有电脑的作家就像丢了魂一般。第二天早晨9点,我遵照朋友的指示到火车站去。本来说好让我在站前广场的麦当劳坐一会儿,吃了早餐就有人送来,然而当我刚刚走到麦当劳门口,就有一个身穿铁路制服的美女迎面走来,拎着一个我熟悉的鼓鼓囊囊的电脑包,笑盈盈问我:您家是田老师吗?
我说是啊是啊,迫不及待接过电脑包。动作之快,几乎可以用上一个“抢”字了。
“您检查一下,少什么东西冇(没)?”
我说冇、冇,你们连包都没打开嘛。
我拿出手机,“能不能加个微信?我要在长江日报上表扬你们拾金不昧!”
“莫客气莫客气,物归原主是我们铁路的责任!”
没等我道谢,没等我加微信,留下她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个送还电脑的“活雷锋”已经走出好远,留给我一个身穿铁路制服的新时代的美丽背影。
抬头远望这个美丽背影,觉得她与1979年遇见的那个送我茶水的列车乘务员,何其相似乃尔!
【写于2019年,为武大生物系7962班入学四十周年聚会而作】
作者简介
田天,本名田贞见,1963年生,湖北长阳人,土家族。文创一级、专技二级。现任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协十届全委会委员、武汉作协副主席。曾任湖北省作协六、七届副主席。
曾先后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两次)、中国传记文学奖、湖北省青年文艺“金凤奖”、屈原文艺奖(两次)等。系省、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武汉市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