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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大武汉之门
◎田天 (田贞见)
想必你早已看出来了，天池口的地理格局，竟和长江汉江两江交汇的武汉市一模一样！
是的，天池口，汉口，地名都带一个“口”字；一个是天池河注入清江之口，一个是汉江注入长江之口；都是两江交汇之地，只不过一个是默默无名小山村，一个是闻名遐迩大都市，有个大小之别罢了。
四十年以后，我在汉口居室里想起1979年夏天我在天池口收到武大通知书的往事。时值正午，那是八月中下旬一个火烧火燎的日子。在满天满地的蝉鸣声中，在一片热烘烘的阴凉里，我正蹲在我家老屋的宽大屋檐下，赤脚赤膊、弯腰曲背，只穿一条打满补疤的短裤衩，脑袋埋在两腿之间，手拿一个名叫“剐子”的小玩意儿，一边大汗淋漓“剐”洋芋，一边哄赶那些像芝麻一样落在腿上的“沙蚊子”。
我说的“剐洋芋”，你们叫“削土豆”。你们削三五个土豆，不过是做一盘“酸辣土豆丝”或“土豆烧牛肉”而已；我剐的洋芋，则是我们土家人的“当家主食”，一年里要吃几个月（另外几个月吃红苕、苞谷）——或蒸或煮，或烧或炕，有时也切片切块晒干之后再吃——那时我们家四代同堂，全体到齐时总共九口人，一日三餐都吃，天天都吃，你算算，这一天我要剐多少斤洋芋？
当时，恰逢我爷爷积劳成疾卧病在床，一个多月不能下地走动了——早晨谁去“揹水”？奶奶和母亲每天要起早贪黑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迟到早退要“扣工分”——谁去“刮洋芋”，准备一家人一日三餐的饭食？
自然就是我了。我在县城参加高考后就揹着铺盖卷打道回府，一边“等通知”，一边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生产队里暂时没通知我参加集体劳动，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全县统考“状元”，可能就要“吃商品粮”当个干部了，似乎得罪不起。我在高考前的全县统考中考了理科第一名，有一部喷上大红“奖品”二字的收音机为证，确实是县长亲自颁发的。
每天天一亮，我就揹起一只背篓形状的大木桶去揹水。揹水要到山下，那里有口水井，清清亮亮的山泉水，你拿一把葫芦瓢舀水起来，将木桶装满，再将水瓢反扣水桶面上，以此减少晃荡——不过，因山路实在陡峭，都是“杵鼻子”的上坡，我的个子又太矮，难以掌握平衡，每走一步都会晃荡一下，荡出的水立刻灌进脖子里——因此，每每到家时，满满一桶水便只剩下半桶或者小半桶了。一家人的吃喝用水都指望它了。虽然清江和天池河绕村而行，村子却高耸在陡峭的山崖上，祖祖辈辈就是这么吃水的。什么自来水，从来没听说过。有个外地嫁来的新媳妇学揹水，哪知道路上晃晃荡荡，满桶水变成半桶水，泼出的都在你背上、身上，可是到了家门口又摔一跤，连人带桶滚下山去……她上吊自杀了。我们不叫“自杀”，叫“寻短路”了。好在我生于斯长于斯，打小训练揹水，已是行家，尽管那时候你的个子还没水桶高……
这天，我从大清早忙到中午，先是沿着小路陡下陡上去揹水，再是“刮洋芋”，现在你看，面前的大木盆已经盛满我一上午的劳动成果，少说也有十几斤吧，一个个滚圆溜滑，泡在搪瓷盆的清水里，格外晶莹可爱……
就在这时，我被一声“送恭贺”的喊叫声惊醒，一抬头,看见一个男人爬上我家道场坎，他揹着竹背篓、背篓上耸起一个大邮包……嗨嗨，那不是邮递员吗？
于是我一跃而起，一步跳下家门口那一丈多高的五级石阶，像只猴子似的，几步飞窜到邮递员面前，恨不得抢夺他的大邮包！
“武汉大学？”
他笑而不答。
“那就是第二志愿华中师范学院？”
当年实行“估分填志愿”，大大小小五个志愿，所以并不知道哪所学校录取你，不知道它是大学、大专甚或中专——甚至可能就是我们县一中隔壁的县师范哪！
我迫不及待，他却含糊其辞卖个关子，也不放下背篓，而是穿过青石板铺成的道场，直接走进了我家堂屋；我奶奶笑脸相迎，帮他接下背篓，接着拿身上的围裙擦擦椅子让座，又奉上热茶和两匹尺把长的旱烟叶子。
我眼睁睁看着邮递员喝了几口茶，不是从邮包里而是从他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高声大气地恭维着：天池口这回真的出天子啦！
这是天池口的一个古老传说：这里原本叫“天子口”，据说历史上出过“土天子”（土司），但被朝廷视为大忌，于是就改称“天池口”了。因此我奶奶也不谦虚：天子我们不敢当，当个状元也就差不多了！
这时，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爷爷的卧室里有了动静……
我举着通知书冲进卧室，不禁大惊，只见爷爷挣扎着病体正在起床，要知道他一病不起辗转病榻已经一个多月了！每天疼痛难熬、呻吟不止，数次病危、奄奄一息……最后连医术高明的村医也束手无策了，说，不行了，准备后事吧！于是，家人便瞒着爷爷，把他的装殓寿衣洗净晒干、给他的柏木棺材重新刷漆、购买各种丧事用品，甚至把“跳山鼓”（又称撒叶儿嗬，土家族祭祀舞蹈）的“响匠班子”（民间乐队）也约请好了……
我说，爷爷，通知书来了！
他猛地睁开双眼：哪个学校？
我朗声大喊：武汉大学！赶紧打开这个印有毛体“武汉大学”封缄的牛皮纸信封，手和声音同时打哆嗦：是武汉大学，爷爷！
其实根本不用你打开，而是早就被人拆开了，信封和内囊都皱巴巴的，从镇上到村里，也不知被多少双好奇的粗手抚摸过、被多少双羡慕的眼睛传阅过、欣赏过。
爷爷戴上老花镜，先是默念通知书——“你已被录取到武汉大学生物系植物遗传学专业学习……学制四年……”，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好哇，这就是第一志愿录取了！他的表情复杂，一方面喜不自胜，同时也有点忧心忡忡。
我说，我怕爹在学校收不到通知耽误了，就填了天池口爷爷收。
爷爷说，我心里有数，学校里人多眼杂，有的人说不定“使畜卡”（暗中使坏）把通知书贪污了，那就“出拐”（出事）了！
在我们家，由于父亲常年工作在外，山高路远难以顾家，甚至难得回家一趟，因此爷爷成为家中唯一的“男劳力”，一直担当着“一家之主”的重任。
在这一个多月提心吊胆“等通知”的日子，堪称度日如年！对于我究竟能不能考取大学，特别是能不能录取“第一志愿”，爷爷和父亲看法不一，时有争论。我父亲那时在镇上中学当校长，他的学生也参加高考，但他知道几乎要“剃光头”——他麾下老师的最高学历顶多是师专，还能指望学生考上大学啊？他自己的学历只是高中肄业，谁能保证他的儿子考中“第一志愿”？高考之后，他几乎每天都到镇邮政所去查询，开始几次还笑眯眯的，开开玩笑掩饰自己的焦急，后来再不敢笑了。首先是怪罪邮路不畅，因为县城到镇上相距一百多公里，所有邮件都要搭乘长途班车翻山越岭，先要弯弯绕绕爬上火烧坪，还要蜿蜿蜒蜒攀登天柱山，是不是什么人工作失职，把那个装着录取通知书的宝贝邮包给弄丢了呢？要是滚到万丈悬崖那就“搞拐”（出事）了！接着就是责怪我胆大包天好高骛远，可能把“第一志愿”填高了；甚至打算安排我“复读”了——他的条件是如果县师范都不要我才能复读，因为复读费昂贵，他每月三十四块五角的微薄工资承担不起。
好在爷爷对我一直信心满满。他说，看到我带回家的那个奖品收音机他就心里有底了，听着收音机他就更踏实了，第一名也许考成第二、第三名，但绝对不可能考成落榜生。因此他始终有个信念，就是坚信我一定考上了，而且考了全县第一名！
他之所以不被病魔击倒，强撑着、坚持着，日里夜里还不敢轻易睡着了，是因为担心阎王爷趁机“拿魂”，总之要千方百计留住那一缕游丝般的生命，就为了看一眼孙子的入学通知书，哪怕是此生最后一眼……
他对我说，只要你的通知书来了，我看一眼再死不迟！他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精神不倒，你就不会死！重病卧床的日子里，他以一台写有“奖品”红字的收音机作伴——那是我获得全县统考第一名时，县政府颁发的奖品（当时算奢侈品）——可是又舍不得收听（节约电池），只有在痛苦难耐万不得已时，才让奶奶帮他打开，而且随便哪个台都一样……
不管你是否相信，一张武大通知书，确实在我爷爷身上创造了一个生命奇迹。通知书进门，爷爷竟然转眼之间起死回生了，可谓无药病除、不治而愈：不但当场爬起床来，摇摇晃晃走到堂屋里，还坐在一把椅子上迎来送往，谈笑风生；日落时分，他拿出早就准备的火纸鞭炮之类，带我到屋后竹园里给众多祖坟挨个烧纸祭奠，他完全是靠自己的微弱力量，一步一停、一步一喘地摸到祖宗面前的；而且要在几天之后，他要亲自送我去武汉市，去上武汉大学！
生命奥秘神奇莫测，我这个学过两年生物学的人，至今也没想个明白。
2
送恭贺
一张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轰动了整个山村，百十户人家仿佛一下子迎来了共同的节日。不必任何人发出通知，整个村子（生产大队）的几乎所有父老乡亲都到我家“送恭贺”来了。有的送来一只鸡、一条鱼、一块腊肉、一只猪蹄，有的送来一斤白糖、一包红糖、一斤挂面、5个鸡蛋……我奶奶自然热情笑纳来者不拒，然后好酒好饭盛情招待，临走再给客人以同等价值甚至远远超过的“打发”（礼物），比如几斤橘子、几个大柚子，比如把这家送的白糖，“打发”给另一家送来红糖的。
也有“送人”来的：一个家住高山的远方亲戚，把他辍学在家的15岁女儿送来了，穿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的，恳求我把她带到城里去找一个好工作，万一找不到工作，就给我未来的孩子当保姆吧。
也有“告状”的：某个亲戚曾经是国家干部，但是因为“贪污”10块钱人民币被粗暴开除了，他要求平反昭雪，要求恢复工作并补发二十年工资。他把数万字的申诉材料交给我，让我方便时转交省委书记或省长，最好是直接交给小平同志或者先念同志。
别看一张邹巴巴的入学通知书，但对于我家，对于这个藏匿在大山深处的土家山村，都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武汉？武汉大学？大家纷纷传看我的通知书，揣测武汉大学是位于武汉市的随便一所大学呢，还是某所大学的专称；揣测遗传学专业是干嘛的，是不是专门研究媳妇们生男生女的科学秘诀……
不过，在一片喜气洋洋的道贺声中，我也遇到了麻烦：根据通知书的要求，我到村里一个负责人家里“转户口”，他只瞟一眼通知书就一口拒绝了，厉声说，大队党支部不同意你去读大学！
为什么呢？因为你家出身不好！我说我家成分是中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什么不好？他说，你爷爷是国民党，有历史问题！我说，你为什么不说我父亲是共产党呢？不但是共产党员，而且是省劳模！而且从一个民办老师“转正”，提拔为小学校长、中学校长！再说，我爷爷当过几天国民党员不假，那是因为他在路上看见一个书生背不起自己的行李，就主动帮忙背，哪知道书生就是新上任的县长，当即给他赏了一个党员呢？我爷爷当过几天副保长，抗战时期要求他抓兵抓兵拉夫，他不愿抓别人，倒是自己主动要求当兵打日本鬼子，这些历史解放后早就调查清楚了，为什么现在拿这个说事？
然而，无论你怎样恳求、怎样辩驳，通知在手理直气壮，他就是不同意，坚决不在户口迁移表上盖上村里的大印。出师不利，我只得噙着眼泪灰溜溜地回家了。我父亲一听“转户口”受阻，便气不打一处来，连骂三声“愚昧”，拿过通知书就要自己去办。但被我爷爷阻止了。他说你去只能吵架，说不定要打起来，还是我去靠得住。他找出一斤白糖、一瓶包谷酒，想了想又加上一盒饼干、一斤茶叶，装在背篓里就匆匆出门了。前几天他还病得直不起腰，此刻却昂首挺胸，扬眉吐气。不到一个钟头，他就满面春风回来了，不但盖了章，主人还留他吃了一碗面，面里还埋着两个荷包蛋……
爷爷说，我们不怪人家，还要感谢人家帮忙，人家的孩子连镇上的高中都没读过，你却读了县一中，还要去武汉读大学，还要迁到大城市，哪能没意见？放在你身上，你也可能不愿盖那个章啊！
我说，爷爷，您说得对，放在我身上，我可能也需要您送我一瓶酒才给办。
爷爷笑了：人是你好我好，走到哪里都要记住！
3
武汉牌手表
天池口是个弹丸之地，在我收到这个来自武汉的入学通知书之前，全村没一个人读过大学，更没一个人去武汉读大学，也没一个人在“一桥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上照过相！
比如我父亲。他17岁开始当教师，算是当地见多识广的，可他也没到过武汉。更没能站在长江大桥上，斜背挎包照个相——这是他向往多年、也唠叨多年的一个梦想。他一辈子只坐过一次火车——某一年上级组织优秀教师到河南省林县参观“红旗渠”，却是从宜昌经襄樊直接入豫，省城武汉竟被绕开了。真是懊悔不已。
我爷爷？他也没去过武汉。抗战时期他在长江中上游当过几年“国军”，主要驻扎在陪都重庆，虽然作为文书，曾随部队到过宜昌一两次，但没到过武汉——他说，武汉早在1938年10月25日就沦陷了。
对于他们，对于天池口，无论武大与武汉，“武汉的大学”与武汉大学，其实都是一码事，都是一个远在天边的梦幻，是一个做梦也不会梦到的大地方！
现在我要去那个做梦也不会梦到的大地方！
第一天，你从天池口出发，首先蹚水过天池河，然后坐渡船过清江，再翻山越岭走到镇上，半天时间足够了；第二天坐长途班车，继续翻山越岭到县城，既要翻越海拔1700多米的火烧坪，又要攀登海拔1400多米的天柱山；第三天，先坐汽车到宜昌市的长江南岸，人和行李同时扔下车，然后坐轮渡到北岸，你揹上行李穿过整个城市就看见山坡上的火车站了；如果买票顺利，晚上十点多就能坐上火车，先去鄂北的襄樊，再走汉丹线，天一亮就抵达梦幻般的大武汉了。
这个路线图，是我父亲拿块木火炭画在我家墙上的。白墙黑字，一目了然。
现在，行李已经搬出来，奶奶和母亲忙乎一夜制作的各种“吃货”也摆满一桌子，我就要去武汉了，可是谁送我？
爷爷送我。
临行之前，爷爷看我还穿着父亲的旧衣服，手腕上也没有一块光闪闪的手表，他打量我一眼，又生气地瞪父亲一眼，背过脸去不再吭声。
高考前不久，父亲曾经半开玩笑地对我“悬赏”：如果我考取大学，他就买一件新衬衣给我。结果我考取了，他没有兑现。父亲也曾答应给我买一块手表，那是他听说我高考前四处找人借手表，满县城跑遍却没有一个人舍得借我时，气冲冲地拍着桌子发誓许诺的。
我不抱怨父亲。他每个月仅有三十四元五角工资，这点钱要养活全家老小，哪够？据说这回为了给我筹集六十元路费、书本费，还找他同事借了十元。
所以，当父亲撸下他的手表要给我时，我拒绝了，我说你一个校长，每天要按时打铃上课下课，没个手表哪成？
不过，当他脱掉身上那件他最体面的咔叽布上衣时，我要了，而且当场穿上，一直穿到武汉，穿到武大的阶梯型教室里，多天之后似乎还带着他的体温和汗味。
告别父母和奶奶，告别哭哭啼啼的三个弟弟，并一一请叫过所有为我送行的乡亲们之后，我和爷爷从天池口出发了。大病初愈的爷爷揹着背篓，揹着行李——包括一口装满各种“吃货”的沉甸甸的木箱和两床棉被窝，大约七、八十斤重，他一耸一耸走在前头；我则拎着一个黑皮包，也是鼓鼓囊囊的，亦步亦趋跟在他身后。
爷爷的这个形象——揹着背篓弯腰驼背永远负重永远前行——其实从我们出生不久就开始了，就映入心底、刻进记忆。
对背篓，家乡有支山歌曾这样唱道：父母把我揹成人，我把父母揹下土！
意思是说，你是在父母的背篓里长大的，你也应该感恩回报，直至父母告别这个世界。
可我们家有点特殊，这个歌词应该将父母改为祖父母。因为父亲长年工作在外地，山高路远难以顾家，一般每到周末才回家一次，加上一辈子兢兢业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甚至一个月也难得回家一趟；实际上，我们兄弟四个，主要是在爷爷奶奶的背篓里长大的。
我七岁发蒙，村小五年；初中两年，到一个离家五里路的小集镇寄读，常常是爷爷揹起满满一背篓“吃货”走在前面，我跟在他身后拎着书包；高中也是两年，也是寄读，但是分为两半——高一在公社中学就读，高二却到了全县“最高学府”县一中，一年之后，就走进了1979年高考考场。
1977年我在家乡一所“公社中学”读高一。中学实际上是两栋土墙瓦屋，孤零零地矗立在一座海拔千米以上的大山上，一到阴天就云遮雾绕，一到深秋就是冰天雪地，而且压根儿无火可烤，且不说手上脚跟长满冻疮，单是那个铺着高粱梗子（玉米秸）的大通铺——几十个人就那样横七竖八睡在地上“抱团取暖”——也让人不寒而栗，至今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名为读书，其实根本无书可读，每天天不亮就揹起背篓，不是揹土揹石头砌墙盖教室，就是到山下一个煤窑揹炭——煤窑与学校相距十多里，都是所谓“杵鼻子的”陡峭山路，而且规定你的每趟定量不少于五十斤；而那时候你的体重甚至还不满五十斤！
实际上，我们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一，都是在“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五七道路”上走过来的：种过“试验田”，办过“学农农场”，到三山五岭的生产队里帮贫下中农割麦子、挖红苕、栽种柑橘树……只是从来就没有真正落实过“以学为主”这四个字罢了。
到了高二，在国家恢复高考的背景下，县里也要恢复县一中，让每个乡镇推荐几个“表现好、成绩好的”，于是我便成为全县两个“高考预备班”的100名学生之一。到了县一中，才真正是“以学为主”，而且决不“兼学别样”了。
跟着爷爷的背篓亦步亦趋，我不禁想起高考前半年那个寒假。春节之后我要回到县一中去上学，也是爷爷送我，祖孙俩也是这样，他揹着背篓走在前头，我尾随在后亦步亦趋，也是沿着这条路一步一步、跋山涉水走到县城的。
当时恰逢大雪封山，汽车不通，又不能误了我的开学日期，爷爷便陪着我天不亮就从家里出发，他揹着我半个学期的酱菜炒面之类，走在前头探路，我拎着一捆复习资料，沿着他的脚印紧紧跟随，一路风雪，一路泥泞，我的脚都走肿了、几次走哭了，他却不叫一声苦，而是一路鼓励我、呵护我！整个行程大约八十公里，又是爬山又是过渡，我们不到二十个小时走到了；就是汽车，也要走个大半天哪！
不过，祖孙俩这回不必徒步走到县城了。到了镇上如果购票顺利，次日凌晨就有班车可坐。
我记得那天到了镇上，爷爷带我先去一个叔伯大叔家，请他帮忙“开后门”买车票——不认识司机你是买不到座位票的，只有“站票”打发你。哪知道大叔正好第二天要去县城开会，顺路可以带我，我爷爷不禁大喜过望，他立刻改变主意，说他不必送我去武汉了：一可以节省一笔路费花销，二可以早日给我买一块手表——“武汉牌”的。他说，我父亲工资不高，又家大口阔，没有能力给我买手表，但一个大学生说什么也需要一块手表，他要想方设法实现孙子的愿望，争取在我放寒假期间就可以戴上自己的手表。
“我算了一下，我不去武汉就可以节约三十元，一去一回就是六十元，那不就是半块手表了？”
听爷爷计算手表账，大叔很感动，但是也担心：您到哪里弄那么多钱啊？
爷爷说，到五峰县城卖梨子、卖橘子，卖的钱换点茶叶，积少成多……
而且说干就干，当晚他就回天池口了，次日他就下地摘橘子。三天后，他就揹着橘子上路了。这是爷爷说话算数、雷厉风行的老脾气。
当时的“武汉牌”手表120元一块，相当于一般干部近四个月工资总额，但爷爷就是凭着每天贩卖橘子，一个橘子一个橘子地给我买到了。每天天没亮，他就揹着一百多斤橘子从天池口出发，沿着通往五峰县城的天池河两岸，这会儿下河，那会儿爬坡，跋山涉水一百多里山路，来来回回上十次赤脚过河，终于赶在中午时分抵达天池河畔的五峰县城。上馆子那是绝对舍不得，就吃几个自带的冷洋芋冷红苕或者苞谷粑粑就对付了；然后就在街边蹲下，在严酷的太阳底下守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麻布袋子，点头哈腰兜售自产的蜜橘——除开被有关管理部门“揩油”（通常就是拿走几个橘子不给钱吧），一天总有5元多人民币的收入！5元！等到卖完橘子回家，常常都是披星戴月夜半三更了。
村人问，您吃了什么药病就好了？他笑呵呵地回答：我也不大明白，反正是老大的通知书一到，我就浑身轻松，浑身来劲，我看是“武汉大学”把我的病给治愈了！
半年之后，爷爷寄钱给我，我在武汉商场买了一块手表，“武汉牌”的；戴了五年，转赠二弟，这年他考取了大学；他戴了三年，再转赠三弟，三弟又转赠四弟。他们都相继考取大学。虽然在不同的大学校园，但兄弟四个都曾经戴过同一块手表——爷爷用一个一个橘子、一个一个梨子换来的“武汉牌”手表。四弟还写了一篇文章，题名《手表的故事》，发表在一本著名文学刊物上以志纪念。
2006年，到了我的孩子考上大学时，我爷爷已经不在了，手表也被时代淘汰了，可是我对儿子说，手表可以不要，但是手表的故事还是要讲给你听！而且你也要讲给你未来的孩子！
4
县一中
1979年考取武汉大学之前，我没到过武汉市，也没见过任何一个冠以“市”字地名的大小城市。最远只到过家乡县城，在县一中读过一年高二。
我不知道县城算不算城市。尤其是我们这样的山区小县城。即使勉强算得上，可县一中也不真在县城——我们的学校距县城三里路，所以又称“三里店中学”——校园其实是两山之间的一道山谷，以及它的两面山坡，山坡上几间漏雨透风的土坯瓦屋便是教室，山脚下一块“梯田”，砍掉苞谷林子便是操场；要去县城，你得沿着一条潜伏在荆棘草丛中的陡峭山路，气喘吁吁翻越一座大山。
这就是县一中。
就是我在这里起早贪黑苦读一年，最终考取武汉大学——“武大”的地方。
武大？是的，开学第一节课，我们就将武汉大学简称为“武大”了。只说武大、武大，从来不说什么武汉大学。这是昵称、美称，就像你总以小名称呼童年伙伴，总以省掉尊长亲友的姓氏表达亲近；其实也是一个心灵暗号，就像你向最亲爱的人撒娇！
县一中第一节课，上来一个满口汉腔的老师。上来就问，听说你们都是各个乡镇中学推荐选拔来的“尖子”呀，有没有想考武大的？如果有，把你的手举起来！
大家初来乍到，破衣烂衫的战战兢兢，关键是听不懂他把读书念成“斗嘘”、把数学叫作“瘦学”，也不懂武大是个什么学校，只有面面相觑，或者垂下眼帘，总之无人举手。
于是他只好自个把手举起来，举得高高的。他说：我算一个，我想考武大！
他说得一脸认真。
他告诉我们，他是武汉人，祖籍汉口，是个标准“武汉伢”，大学毕业时一腔热血，主动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从此就告别都市、扎根山区，带着一口他的家乡话，在我们的穷山恶水的家乡安家落户了。
他说，所有武汉孩子都有一个“武大梦”。还在读幼儿园时，就被父母和老师带往武大校园参观游览，回家还要写作文、记日记；你以为那些父母大人真是带你春游、看樱花呀？他严肃地说，不，那是在教育你从小树立远大志向，从小就有伟大理想——读书就要上武大，有本事你就考武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然后，他摇晃着脑袋，夸张地长叹道：高中毕业考武大，可是武大不要我，遗憾终生啊！接着，他在教室走道里缓缓踱步，拍拍这个肩膀、摸摸那个脑袋：同学们！今天我仍然想考武大，我的梦想没有破灭，本想明年七月和你们一起考，再考一次，可惜年龄大了，比不得你们青春年少，武大还是不得要我哟！
他告诉你，“武大”就是武汉大学。也许早在1928年，当它被正式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时，就开始使用“武大”这个简称了。其它学校也有自己的简称，比如，“华工”就是华中工学院、“华师”就是华中师范学院、“武师”就是武汉师范学院，还有武水、武测、武体、武音、华农、中南民院等等，大的小的应有尽有，高的低的一应俱全……
记得他还多次说，在我们武汉——在“武汉”之前，他一定要加上“我们”二字——可是什么大学都有，你们放心，绝对能满足咱们班五十个同学的升学愿望！你们最好每个人独霸一所，然后等我退休了回汉口老家养老，随便逛到哪所大学，都能讨一碗饭吃！
我们在县一中只读一年高二，只有短短两个学期，可是只要轮到他上课，“武大”就一定挂在嘴边。
比如，有一天教室漏雨，屋里屋外稀泥烂浆，同学们抱怨不迭，他却笑声朗朗，显得十分开心。
他说，今天你们坐在这里，嫌弃这个破烂教室，不能遮风挡雨，是的，条件是艰苦一点儿；可是昨天你们在哪里呀？在农村，在农村学校的教室，那里不是更加歪歪倒倒、破破烂烂吗？我常说，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在我眼里，你们这些磨难的山里娃，个个都是未来的雄才啊！吃点苦是有回报的。我希望明天，也就是明年这个时候，你们都给我坐在武大的阶梯教室里！听一流的教授上课！大家有信心吗？
没有谁回答。我们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到了高二才开始正经读书，谁敢大喊大叫我要考武大？对于我们，武大不过是被老师高高举起的一只画饼罢了，几乎没人当真。
但我是当真的。只是偷偷埋在心里，不敢大声说出来罢了。有时和同学们聊天谈论理想，我也只说我的理想是能像父亲一样，做个乡村教师就心满意足了。同学安慰我，不能自暴自弃，还是要奋斗一把，无论如何得到镇上教初中，甚至高中，山沟沟里的小学老师太苦了。
记得，第一次入学测试，我的各科综合成绩是全年级“倒数第一”——因为我没学过物理，五分；只学过一点化学，零分；就连一贯自以为是的语文，竟然也没考及格——在镇上中学我是校学生会学习委员，到了这里，就只能担任主管教室扫地的班级生活委员了；而且按照“班规”，你的成绩只能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上，饱受老师冷眼和女同学歧视，你在每堂课的主要任务，便是反复欣赏那些个女同学那么曲线那么优美的后背。
不过我在暗暗努力。我比别人起得早，我比任何同学都睡得晚。甚至脸也不洗，我几个星期不动一下漱口杯，它在窗台上积满厚厚的灰尘。三个月之后，我已偷偷自学了所有初中和高一的课程，并从最后一排前进到前五排；半年后期末考试，我终于坐到第二排，可以看清老师脸上的皱纹或者下巴上的短髭，当然有时也免不了溅来一点唾沫——那也是幸福的；第二学期开学，老师终于发现我除了会扫地之外，也能写点诗歌散文啥的，于是升任“团支书”，一些没入团的同学也得求我“开后门”了；高考之前一个月，县教育局举办全县毕业生统考，实际上就是一次模拟高考，我考了第一名，比第二名高出二三十分，县政府隆重召开颁奖大会，奖励我一台收音机。
可是，可是当我从县长手里领取奖品，高一脚低一脚回到座位上时，一个老师忽然凑过来，不冷不热地悄声对我说，收音机固然不错，只能说明你这家伙运气好哇！
当然，当然我知道，他们心目中的“状元”早就另有其人，早就在举全校之力“开小灶”精心培养；而我，要么是工作人员统计考试成绩时计算错误，要么是憨人憨福，瞎猫子撞了个死老鼠罢了。
5
第一志愿
转眼之间就是1979年高考。这年高考是在7月7日、8日、9日三天举行。
本县考场设在县城，县一中却隐藏在郊外一个山谷里，因此，考前一天，我们就在老师带领下，步行三里路，翻过一座山，一路都是屏息静气默默无语，如同上战场一般，然后在县城找家廉价旅馆住下来，紧紧张张参加高考。
我记得，住宿费是由县政府和学校承担的。为了节约经费，我们每人带了一张竹席，铺在地上就睡觉了，并不占用旅馆的床铺。也可能是怕我们这些连每月六元生活费都难以筹措的山区考生，不讲卫生弄脏了旅馆的床单吧。
高考在县城半山腰一间年久失修的平房教室里举行。我们住在山下，每次考试之前，都需要攀爬数十级陡峭台阶，然后气喘吁吁走进考场。教室里别说空调，电扇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家长陪考。因为从家乡到县城多半路途遥远，即使父母有心陪考，也买不起车票，旅社更是住不起，哪怕是最便宜的。
考前，老师要求大家戴手表考试，以便掌握时间，可是我没有，于是慌慌张张找亲友去借，恳求他们临时摘下心爱的手表借用三天；甚至两天也可以，因为最后一门考英语，我恐怕要交白卷，有没手表实在是无所谓的。
你猜怎么着？没有一个人愿意借我，并且都有婉拒的理由。什么正巧坏了呀，明天要出差赶火车呀，等等，其实我明白，不过是怕你弄坏了、或者弄丢了，你一个学生赔不起，而又不好意思找你家里索赔罢了。
第二天，我的所有课本和复习资料被盗了。谁叫你是统考状元呢？都盯着哪！老师闻讯后大发雷霆，要我去公安局“报案”，我说算了，有没复习资料我无所谓，反正明天就要考试，有人偷去我的资料“临时抱佛脚”，也来不及了。
对于我这个打小喜欢写点“五句子”、享有“全县最小业余作者”外号、到了县一中才突击学习初中理科课程的人来说，语文、政治算是强项，数、理、化，则是无法逾越的三道难关。
然而事有凑巧。那天考数学，这是我的最大弱项，可是一拿到考卷我就兴奋起来、庆幸起来，因为这些题目似曾相识，感觉太亲切了，在海量复习时我几乎都见过、都做过！
考试顺顺当当、一气呵成，提前半小时就交卷了。出了考场，我一题一题核对贴在墙上的“标准答案”，竟然发现全都做对了——是的，连我自己都惊讶不已，根本不敢相信——不但各个答案别无二致，就是解题步骤，也一环一环丝毫不差！
帮我核对答案的数学老师根本不相信。他亲热地拍拍我的脸蛋，笑着说，如果是真的，——当然我希望是真的哟，你就凭着这一个单科满分，上个北大清华都没问题！
然后又拿食指点着我的鼻子：你那点数学底子……我还不清楚？
总之就是不相信我这个“状元”的真实实力，特别是数理化，毕竟基础太差，因此对我高考也没多少期待。
“如果考文科，估计孩子还行；但考理科，能考个一般本科就该烧高香了！”
考前几天，在回答我父亲咨询时，老师曾经如此预测。而现在，我却不知天高地厚，声称数学题全都做对了，如此高难度题目，及格都困难，竟敢大言不惭，自吹自擂，这和他考前公开进行的数学名次预测，可是出入太大了！
我父亲也不相信我的数学几乎考了满分。他认为我提前交卷是因为没有手表，急急慌慌就溜掉了，怪罪我当时没让他把手表从镇上送到县城考场；“估分”一定有错，水分太大，不但数学不可能得满分，其它科目——物理化学仅仅学了一年——也自以为是自我膨胀估高了！
那年高考后实行所谓“估分填志愿”。你可以填写五个志愿，包括重点大学、普通院校、专科，直到省中专、地市中专，楼梯似地排列下来，你可以在每个梯阶选一个；甚至还有县师范——我们县一中跟它只隔着一个操场——每当老师谆谆教诲我们好好学习不要偷懒时，便说，再不努力，我看你们被窝也不必搬回家，直接拎那边去就是了。
“估分填志愿”那天，我们被学校集中在一间教室里，比高考还要戒备森严。首先，你要正确预估各科分数，要估计得一分不差很罕见，估高估定却常见，有时竟有几十分、上百分之差；而且你也不知道某所学校的录取线，而同一批次，事实上也有高低之分。
第一志愿自然是“武汉大学”。老师不是经常号召我们要考就考武大吗？《湖北日报》在刊登招生院校名单时把它排在第一位，又是省内唯一一所叫作“大学”的大学，而我正是高考前“全县统考第一名”……武大再厉害，它连第一名也不要吗？不免有点虚荣心，于是就稀里糊涂给填了。
不用说，五个志愿我全填了。即使录到第五个，读个中专，我也会老老实实风风光光去上学——不管怎么着，总归有书可读，总是可以“跳农门”，从此就拥有国家干部身份了，戴手表、穿皮鞋，一切都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谁也不能笑话你。
然而，当我磨磨蹭蹭最后一个交上“志愿表”时，老师才看一眼，就对我的“第一志愿”大摇其头，不由分说断然否决。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指点我看上面的数字：晓得今年武大招多少人吗？本科生935人，研究生113人。这可是面向全国招生。全国有一千六百个县，一个县还轮不到一个。这就是我不主张你报武大的理由。根据我的经验，像我们这样的山区小县，“剃光头”属正常，考个一个两个就是奇迹，就是祖坟冒青烟了！
我不服气。心想，没填北大清华就算我谦虚了。后来我知道，七七、七八、七九这三届，武大和北大清华以及南开等几所名校是联合招生的，起分线完全一样。只不过当时我不知道，不能拿它增加自信罢了。
他建议我立即改填“华中工学院”。
“都是重点大学，同在武汉，‘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稳健最重要，你干嘛选个最难的？”
我不敢不同意老师的建议，更不能当面顶撞，只能另找说辞：老师，“志愿表”是钢笔填的，都填好了，怎么改呀？
见我忽然放软语气，老师高兴了，顿时满面笑容。只见他抓起我的“志愿表”往旁边一丢，同时啪地打开提包，拿出一张新的“志愿表”。
咱们另起炉灶，他笑眯眯地说。华工在湖北省内招生多，不像武大那么“物以稀为贵”；你填华工，不敢说百发百中，但录取机会大多了。
可我还是不愿放弃武大。我说，华工我也喜欢，可是……
可是什么？
光是我们班，就有七八个同学已经填了华工，他们平常的成绩都很优秀，“估分”也蛮高的……
老师脸色陡变，冷冷地说：哪个有你高啊？你不是吹嘘数学几乎考了满分吗？
我早已习惯老师对待我的这种冷嘲热讽，那种漠视、轻视乃至鄙夷，因此并不计较他的态度：我真是不想和他们争啊抢的，老师！都是同学，都是好伙计，闹出矛盾不好；再说，华工也不可能在我们县录取那么多人吧？顶多录个一两个，本来僧多粥少，再加上我，那不是要打世界大战啦？
见我固执己见，根本不听劝阻，甚至有点顽固不化，老师发火了，他拿一支铅笔敲打着“志愿表”，神色特别严峻，口气特别急促，吐出的每个字都像子弹呼呼飞来：
你要挖个坑往里面跳，自作主张自以为是，当然我没意见，那是你自毁前途自找苦吃；但我跟你父亲熟悉，他那么辛辛苦苦供你读一中，他一个月就三十几块钱工资，还要养活一大家子，容易吗？你征求了他的意见吗？我们是同行，我要对他负责！
我低眉顺眼，怯怯地说，我父亲不管这些，他也没读过大学，我考任何大学他都满意，只要我不复读就行。
是啊是啊，不能复读，供养不起！再说一中也不准备招复读生了，你到哪里复读？在你爸爸当校长的那个学校，那行吗？他们的老师自己都考不取大学，你想想，能教出什么大学生来？成绩最好的考个专科，到顶。我说过多次，想考大学，你就到县一中，这是本县唯一一个专门出产大学生的地方！你在这里读了一年高二，进步很大，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只有两个学期，但是考个一般院校，应该没问题吧？但是你也不能好高骛远，狂妄自负，以为武大，以为武大也能手到擒来了……
话不投机，不欢而散。无论老师怎么强硬，怎么严厉，我还是坚持填武大，定了，我不改变！万一落榜，我也心甘情愿，决不后悔，也是我罪有应得，自作自受，保证决不怪罪老师，或者家长。
武大，我的青春之火、生命之光……我的“第一志愿”！
是的，你是我的“第一志愿”，武大！
不是父母之命，也非老师之言，百分之百是我的自作主张，是我16岁那年独立作出的第一个人生选择。
6
在绿皮车上
至今记得，1979年9月8日，我从天池口出发，第四天凌晨，我们的火车终于抵达武昌南站。随着人流走出车站，眼前是彩旗飘飘热气腾腾的“武汉大学迎新站”，几个生物系的高年级同学迎上前来，接着登上一辆装满人和行李的大卡车，在武昌城区行驶不一会儿，就在街道口看见了“国立武汉大学”的高大牌坊，接着就是珞珈山——到了武大，也就等于我又到家了。
对于我来说，武大，是我入籍武汉市的第一步，就是我的大武汉之门！
如今回想起从天池口出发那天早晨，我跟在爷爷身后跋山涉水，先是赤足走过天池河，接着又在一个叫淋湘溪的地方坐渡船过清江，总共花了半天时间才走到桃山镇上；但是镇上每天只有一趟班车发往县城，而且是清晨五点发车，因此要在镇上住一晚。
我在镇政府（当时叫公社）有个叔伯大叔，可以免费吃睡，但多数搭车的并没有落脚之地，也没钱住旅社，男男女女就在公路边或坐或卧，寒冬腊月也是如此；盼星星盼月亮，好容易盼到全镇唯一的客车司机大咧咧地走过来。车门一开，有票没票的一拥而上，哭的喊的响成一片。我虽然通过熟人关系买了票，可是实在人太多，无法对号入座。直到汽车爬上1700米海拔的火烧坪高荒，司机便停车到路边，要到一户农家吃羊肉火锅，而把我们一车人丢在车上，车门也不打开，大家也没什么意见，眼睁睁看着他边吃还边喝苞谷酒，没有人在乎他喝没喝多，只是希望他吃饱喝足快点开车。直到这时候，我才挤到我的座位旁边，但是也没忍心赶开一个没有票却带着大小两个小孩的农家妇女。她正在敞胸露怀喂小的。后来她非让我挤着她勉强坐下，实际上要帮他抱着那个大的，等到黄昏时分抵达县城，这孩子已在我怀里打鼾几个钟头了。
第三天，继续坐长途汽车去宜昌市，又是凌晨五点发车，又是大呼小叫人满为患。沿着山间公路曲曲弯弯爬行，颠颠簸簸缓慢行驶，不过几十里路程，却耗去一个上午。等到终于在长江边一个叫猪市街的地方停下，我才知道，我们地处江南，我从小向往的无与伦比的宜昌市，还隔着一条几公里宽的浩荡长江，远在江北那一岸呢！
汽车只能开到江南，所有人都需要坐轮渡过江。我的行李较多，除了一只木箱还有捆扎在一起的两床棉被，无论如何都要两个人才能扛到趸船上。这时走出来一个中年男子，正是他帮我从车顶上把我的行李一件一件递下来的，他说把我送到火车站去，扛起更沉的木箱子就走在前头。到了轮渡甲板上，他告诉我脚下就是长江，就是打三峡流出来的长江，就是刘白羽笔下《长江三日》那条长江……他说他和我都来自清江，清江是我们土家人的母亲河，但它只是长江的一条支流，但这个支流不简单，它是长江冲出三峡后第一条支流！
这个家乡人在宜昌市某个政府部门工作，但我当时没弄懂他自我介绍的那个什么局、什么委，隐约记得是管工业的，即使今天我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在什么机关工作。当然，他也仅仅知道我的一点简单情况：刚满16岁，只身一人外出求学，县一中毕业，是从长阳大山里考到武大的生物系学生，他知道我是第一次到宜昌，第一次见到长江，第一次去坐火车……
我永远记得，那天是他自告奋勇，主动伸手，帮我把行李扛起来，高高地扛在肩膀上，带我坐船、上岸、爬坡，带我穿过整个车水马龙的宜昌城，穿过迷宫式难辨方向的大街小巷。我跟在他身后亦步亦趋，看不清他的面孔，只能看到他高大的背影，有时候甚至要小跑才没跟丢。我不会想到——这个陌生人要是个坏人把我行李拐跑怎么办？我在那个时候不会这么想，几十年之后仍然不会——绝对不会！到达宜昌火车站时，这个陌生人还帮我办好行李托运，又教我一些出门在外的旅行知识，最后才挥手告别。我虽然不曾记住他的单位和姓名，但几十年没有忘记他，我只要想起宜昌，想起长江，就必然想起那个帮我上趸船、在甲板上看长江、扛着木箱穿过整个宜昌城的情形，便心里暖意融融，永远感恩不尽。
大约是晚上十点一刻，我随熙熙攘攘的旅客排队登车了。第一次乘坐火车，我啥也不懂，就知道跟着别人行动，小小的车票捏在手里，动不动还要你掏出口袋里的入学通知书。好容易到了我的车厢、我的座位，却发现一个膀大腰圆的黑皮汉子已经把我的座位占领了。我没有勇气驱离占座者，只能半倚高高的座位靠背，迷迷糊糊地打瞌睡，心里巴望着他早点下车。一直等到乘务员来查票，我才知道他和我一样，也是在武昌南站下车。
“查票，查票，把车票拿出来！”
乘务员从过道缓缓走来，我立刻递上车票和入学通知书。因为我购买的是半票，也就是学生票，递上通知书才算手续齐全。我至今记得当时宜昌到武汉的火车票是六元四角钱。
乘务员接过车票，但她更感兴趣的似乎是通知书。小心翼翼地从信封里抽出来，仔仔细细地看了，并不还给我，而是对那个占座汉子说，“你起来，这个座位是人家大学生的。”
那人显然不当回事，说，“我也是出钱买票，但是你们没有座位卖，我买的全票，他是个半票，难不成要我踮起脚一直站到武汉啊？”
这个汉子说的是武汉话，乘务员也改说武汉话了。“我不想和你‘滴多’（啰嗦），买的站票你就是站票，冇得么事好说的，他的半票是国家规定的，你有意见去找国家！莫欺负别个小伢，人家都让你坐几个钟头了，现在你就站起来！”
虽然口气温和，但是柔中带刚。
那个黑皮汉子说，“你还蛮像回事呢！可得，我可以让他坐，但你要给我找个座位，加点钱也可以！”
“咦吔嚯，有钱是吧？你还蛮大方呢！”乘务员伸出手就去拉人，“你起来，我把乘务室给你坐！”
那个汉子立即露怯了，满脸堆笑。“莫拽我莫拽我，我的好姐姐，哪敢去你的乘务室，隔壁就是乘警室，你莫害我……我让还不行吗？”
就这样，乘务员笑盈盈地把通知书和车票还给我，我终于在车票标明的座位上坐下了。那个汉子瞪我一眼，拿起自己的行李，也不知道到哪个卫生间门口去找一块安身的位置了。
这还没说完。那个乘务员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她端来一个茶杯，原来是一杯热茶！这可是用她自己的水杯为我泡的茶呀！因为我初次乘车，没有经验，全部行李托运之后就只剩下一个“光人”，哪里还想到什么茶杯？过道锅炉里本来有开水供应，但那时候还不时兴纸杯之类，整整一个晚上，我便只能靠羡慕别人的茶杯止渴了。
现在乘务员送来茶水，对于我，这就是几十年不曾忘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滴水之恩”啊！
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给予我“滴水之恩”的乘务员是谁，但我一直记得这件事，一点一滴都记得，到校报到后写过一篇表扬稿，投给校报没投中。
后来我多次给我家人、给亲戚朋友讲述这件小事，大家不约而同地感叹：这样的事，只可能发生在你们那个年代！
我问：我们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
答：学雷锋的年代！
四十年过去了，1979年发生在宜昌至武昌的这件小事终于有了一个“续篇”：四年前某天，我从宜昌坐动车到汉口，由于行李箱装满书籍，拎起来有点重，下车时就把一个电脑包遗忘在行李架上了。直到回到家，吃饭洗澡都忙过了，准备动手完成“作业”，才想起电脑包还遗落在动车上！我立即赶到车站，问了有关方面，发现遗失处根本没有电脑，而且告诉我这趟车早已开往成都去了！
我只好向一个铁路管理部门的朋友求助，说我这个电脑可不是普通的电脑，它装着我的大大小小几十部没有完成的作品，加起来几百万字，可以说它是我几十年日积月累的心血呀！
朋友感动了，说：这么重要的东西一定要找到，也一定能够找到！我向你保证！
我说你要叫他们快点找，越快越好，一台电脑不打紧，要是有人把我的稿子一键删除，我就完蛋了！
他说，你放心吧，删除了也能恢复如初！
我彻夜难眠。没有电脑的作家就像丢了魂一般。第二天早晨9点，我遵照朋友的指示到火车站去。本来说好让我在站前广场的麦当劳坐一会儿，吃了早餐就有人送来，然而当我刚刚走到麦当劳门口，就有一个身穿铁路制服的美女迎面走来，拎着一个我熟悉的鼓鼓囊囊的电脑包，笑盈盈问我：您家是田老师吗？
我说是啊是啊，迫不及待接过电脑包。动作之快，几乎可以用上一个“抢”字了。
“您检查一下，少什么东西冇（没）？”
我说冇、冇，你们连包都没打开嘛。
我拿出手机，“能不能加个微信？我要在长江日报上表扬你们拾金不昧！”
“莫客气莫客气，物归原主是我们铁路的责任！”
没等我道谢，没等我加微信，留下她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个送还电脑的“活雷锋”已经走出好远，留给我一个身穿铁路制服的新时代的美丽背影。
抬头远望这个美丽背影，觉得她与1979年遇见的那个送我茶水的列车乘务员，何其相似乃尔！
【写于2019年，为武大生物系7962班入学四十周年聚会而作】
作者简介
田天，本名田贞见，1963年生，湖北长阳人，土家族。文创一级、专技二级。现任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协十届全委会委员、武汉作协副主席。曾任湖北省作协六、七届副主席。
曾先后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两次）、中国传记文学奖、湖北省青年文艺“金凤奖”、屈原文艺奖（两次）等。系省、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武汉市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