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元镐    中国作协会员  一级作家

又是阳春三月，又是莺飞草长，又是樱花灿烂，又是梦牵魂萦，我回到了珞珈山！

    1985年的春天，我作为一个青年作者，到省里参加一个会议，住在武汉大学旁边俗称“曹家花园”的武汉军区第四招待所，和后来成为我老师的於可训老师同住一个房间，英俊飘逸的於可训老师当时是武汉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著名的青年文学评论家，就因为这个会议，我一生的命运被改变了。

    一天，张祖慰来访。当时祖慰因发表《啊!父老乡亲》、《刘道玉晶核》等报告文学闻名全国。祖慰和可训老师在一起，自然要眉飞色舞地谈刘道玉校长，谈武汉大学的改革。突然，他们都一起转向了我：“武汉大学准备招收插班生，你可以来。”

    我对可训老师提了过分的要求：“只要你对我免考，我就来。”

    可训老师笑得很坦诚：“你来考吧。”事情似乎就这样定了……

因为我只是个初中毕业生，在当农民，当搬运工、砖瓦工的那些苦涩的日子里，完全是靠自学走过来的，所以为了报考武汉大学，我认认真真地复习了三个月的功课。六月份，我们在武汉大学教三楼参加了考试，监考的是肖爱琼老师，作文考试题目是西方一位哲学家的名句“在圆周上，终点就是起点”。坦白讲，我认为我考得还可以，但没有把握，因为我不了解神圣的武汉大学对我们这批半路出家的俗家弟子到底有什么要求。值得庆幸的是，一个月后，录取通知书收到了，我给可训老师拨了个电话：“谢谢你，我收到了武汉大学录取通知书。”於可训老师在那头笑：“祝贺你，来吧!”

    当时我并不知道武汉大学招收插班生的厉害，以后才听说刘道玉校长率先在教育界改革，面向全国在有成就的社会青年中招收插班生，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全国当年报考武汉大学插班生的考生有1万多人，但首届只录取了90多名。其中中文系最多，招了两个班，共38名。一个班由中国作家协会推荐，俗称大作家班，一个由湖北省作家协会推荐，俗称小作家班，插入中文系83级，分别编为8303班、8304班。8303班的学员主要来自湖北，觉得“小作家班”听得刺耳，但也无可奈何。以后还是校方通情达理，把两个班的“作家”都去掉了，称为大班和小班。大班的班长是袁厚春，来自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我是小班班长，即那个8303班。当时我们全班都笑得尴尬，二三十岁的人了，还什么小班啊，幼儿园了，还要回家吃奶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心态，大学原来对我们是神秘的，我们现在居然考进来了，自然高兴和骄傲得有点眩晕，但年龄偏大，饱经风霜的我们和那些朝气勃勃的本科生小弟弟、小妹妹相比，我们算是老了啊!

    刘道玉校长及时了解到了我们这样微妙心态，在开学不久的全校插班生大会上，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刘道玉校长的讲话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句，一句是武汉大学要“集天下英才而教之”；第二句话是勉励我们的，刘道玉校长充满感情地说：“同学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这批半路出家的、有实践经验的天之骄子。你们现在是堂堂正正的武汉大学的本科生了!”

    在两年的插班生生活中，刘道玉校长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和爱护我们，同时严格要求我们，许多事情我至今历历在目。

    武汉大学学生会，这年因我们的到来，刘道玉校长亲自建议大班的严亭亭和法律系的插班生魏同斌担任武汉大学学生会副主席。严亭亭是来自云南的一位白族作家，毕业后还与我通过信，听说后来去了美国。魏同斌来自湖北省军区，毕业后不久调进中央军委办公厅，后又调入广州军区，现任惠州军分区政委。在我们90名首届插班生中，只有严亭亭和晓剑是夫妻同学，刘道玉校长不仅指示学校后勤部门给他们夫妻在湖滨单独安排了一间宿舍，还给他们单独配了一台彩电。我们戏称严亭亭和晓剑是我们插班生中的留学生，因为当时在武汉大学，只有外国留学生才能享受这个待遇。

    我们两个班的英语老师是毛峰老师，我们毕业后的一年，毛峰老师时任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办公室主任，我还和他通过电话，后来听说他竟英年早逝，病故了，这让我伤心不已。我清楚地记得，毛峰老师给我们上英语课时那份潇洒和耐心，但的确由于我们年龄偏大，学习英语有一定的难度，当时大班的刘亚洲都48岁了，他入校前是西北某省的省文联副主席，虽然听课时专门配了一台收录机，以便复习和背诵，但记忆起来仍有困难。我们班上的学生党支部书记龚绍东在房间的墙壁上，包括天花板上都贴满了英语单词以帮助强记，我时常窥见他背诵英语单词时顽强的痛苦表情……毛峰老师后来把我们两个班的特殊情况向刘道玉校长作了汇报，刘道玉校长关心地指示，实在跟不上的同学可以放弃。期终考试前，我代表两个班去给毛峰老师送一本挂历，毛峰老师再一次谈到了刘道玉校长对我们的关心，连他都艳羡不已。

    还有几件事不得不谈，因为这些事涉及我、我们班和我们班上的同学。这些事的发生，我们愧对了武汉大学和刘道玉校长，我的心至今仍有隐隐的疼痛!

    开学后不久，湖北省文联特意宴请了我们两个班。宴会后，省文联派了部大交通送我们返校。当时的学校大门没有现在气派，安有两扇铁栅门，门卫看见大交通要进校门，不知何故却要把门关上，我和几名同学下车后和门卫发生了冲突，但的确没有打架。后来保卫处向学校汇报说作家班打了门卫，刘道玉校长也知道了。我不知道刘道玉校长当时的心情，但我当时是第一个跳下车去推铁栅门并和门卫发生冲突的，因此我的心情就有几分沉重，并且持续了许久。

    第二个学期，由我提议，并征得班上大多数同学的同意，党支部书记龚绍东也表示支持，我们班与英文系的女孩子共同组织了两次活动，一次是去湖北省歌舞团学习跳交谊舞，跳舞之后又组织去东湖搞了一次郊游和野炊。

    我们班上凡参与者都掏了30元钱，主要用来支付省歌舞团两位老师的劳务费，余款请英文系的小妹妹们吃了一次饭。在此之前，我们班成立了武汉大学白校徽文学社，文学社之所以以白校徽命名，是因为大班的同学都戴红校徽，而我们班和普通本科生一样，只能佩戴白校徽，心里多少有些酸葡萄味。另外，白校徽这个名字极具大学校园的特色，用来给文学社命名的确也显得亲切和自然。当时在文学社成立大会上省文联和省作家协会的领导吉学沛和刘富道老师就很欣赏白校徽这个名字，说这个名字大巧若拙。但成立白校徽文学社，在职务的分配和人员组成等若干问题上不能让每一个人都满意。我们班从此埋下了隐患。果然，学舞和郊游两次活动后，我们班有人到中文系告了状，我第一个受到了批评。中文系党总支何书记找我谈了话，让我们不要辜负武汉大学和刘道玉校长的期望，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多学点东西。何书记还是给我留了点面子，觉得话说重了些，最后开玩笑说，周班长，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不多，等你们毕业后，跳舞和郊游的机会多得很啊!

    武汉大学的首届插班生是85年进校的，插入83级，87年本科毕业，也就是说，我们在珞珈山上只有非常紧张的4个学期，可在第3学期和第4学期，我们班连续出了两件事，虽然这两件事无损插班生制度的辉煌和光荣，但它的确在我们的心头蒙上了耻辱和阴影，让我们面对珞珈山只能垂下沉重的头颅。

    这年秋天，我和班上的另外两名同学接到湖北省作家协会通知，去长沙参加湖北湖南青年作家联谊会，半月后，等我们从湘西返回学校时，才知道我们班出事了。我们班一个姓肖的同学犯案自杀未遂，经学校抢救过来后，已被遣送原籍。肖后被学校开除党籍和学籍，被原单位开除公职。过几天，省、市的报刊分别以“一个堕落的准作家”和“一个准作家的堕落”为题披露了这件事的真相。原来，肖不住学校却在外面租了房子勾引邻校的女学生，事败后逃往外地又冒充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继续行骗，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再后，我们学校保卫处接到公安机关通知，千里迢迢将其押回来了……一天晚上，系党总支的刘俊昌副书记悄悄来到我们班，让我和彭兴国一起去清查肖在外面的租住屋。让我去，因我是班长，让彭去，因彭与肖是老乡。刘书记和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在肖那间低矮狭小的出租屋里，只有一张钢丝折叠床，枕头下面，我们发现了避孕套和肖给女孩子们写的情书……第二天，肖的妻子来到了学校，我们把那张钢丝折叠床还给了这个不幸的苦命女人，因为这张床竟是她当初不远千里从鄂西北的大山里为肖送来学校的，肖对她说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学习，而一个安静的环境需要一张床……

    毕业前夕，珞珈山的天气渐渐热了，又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发生了。这天中文系办公室来了一位满面泪痕的美丽少妇，她卷起了衣袖和裤腿，哭哭啼啼地让党总支书记看她身上的累累伤痕，哭哭啼啼地揭发控诉了我们班上一位张姓同学犯下的罪行。她是张的妻子，但她有前夫，她的前夫离异后去了美国。  

    张动手打妻子的原因很简单，妻子虽然和前夫分手了，但前夫留下了一个女儿在她身边，后来妻子的前夫在国外发展了，几经辗转又和妻子联系上，并提出要接女儿去国外，还表示要和妻子复婚，妻子的心也就动了……关键是，张不动手则已，动手就凶恶至极!妻子还控诉说，张变态，折磨起人来变本加厉，骇人听闻!让党总支书记震惊的是，张的妻子揭发了张另外两件与武汉大学有关的犯罪事实：

    1．张根本不够资格报考武汉大学中文系插班生，他没有创作成果。他报考武大中文系插班生的成果是发表在上海文汇的一部小说的复印件，小说的名字叫《啊，兰手绢》。但小说的作者并不是张，张用橡皮擦掉了原作者的名字，然后从印刷厂找来了三个铅字，他在别人的作品下面盖上他的名字，经过反复复印加工，他就这样欺世盗名，混进了武汉大学。

    2．张混进了武大，还想混进党内，但他的档案里不干净，于是他私刻了他原工作单位人事部门的公章，又在武昌小东门花500元钱请了两个算命先生(不是瞎子)冒充他原工作单位的人事干部，拿着伪造的介绍信，轻松地从武大拿回了他的人事档案。张从他的档案里抽回、销毁了那些不利于他的材料，塞进了他伪造的有利于他入党的材料，还是辛苦那两个双目炯炯的算命先生，把他改头换面的个人档案顺利地还给了武汉大学……

    这事非同小可，张自然被武汉大学坚决地从插班生中清除了，他也得到了开除学籍和原单位开除公职的惩罚，但两件事都发生在我们班，我怎么去向刘道玉校长交代啊!

    我想起了头年的寒假前，我去刘道玉校长的家里汇报工作的情景。我知道，刘道玉校长和他的夫人都是化学教授，但我真不相信，他的家里竟是如此的清贫，不知是两居室还是三居室的普通楼房，我当时的确没留心。但我看到了房间里光线很暗，没有任何装修，只有简单的几件桌椅。刘道玉校长和他夫人都在家，是中午时分，午饭时间早过了，看来他们还没吃饭，客厅中间有个烤火的煤炉，煤炉上一只小型的钢精锅里热着半锅牛肉萝卜汤，所以我闻到了牛肉萝卜汤的香味。见我进了房间，刘道玉校长端开了牛肉萝卜汤，边烤馒头边和我说话，这样房间也显得暖和。

    刘道玉校长详细问了我们班的情况，部分涉及大班，然后刘道玉校长让我转告同学们，一定要珍惜和爱护插班生的荣誉，严格要求自己，加强道德修养。刘道玉校长还要求我们要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不要想当大官，赚大钱，但要做大事。作为武大的学子，在社会上怎样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不是一个好的工作地位、政治地位、学术地位就行了，刘道玉校长没有正面评判这种标准，但他强调，一个顶天立地的武大学子，不仅要学问好，还要人品好，走向社会后要为民族为人民立德、立功、立言!他虽是化学教授，但对文学也有他的见解，他这样和我平等地讨论，如果巴尔扎克是他那个时代的书记员，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是不是也要像史官一样地忠实于历史，直抒胸臆。他的谈话还涉及美学，他认为真的就是美的，假的就是丑的，仅对文学而言，他认为，粉饰太平不好，这样只能麻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有害无益。他断言，文学的轰动效应时代即将过去，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庸俗化，所以文学反“媚俗”的使命异常重大和艰巨!他说这番话时，目光深邃而又悠远。

    刘道玉校长的教诲，我从武大毕业至今快20年了，一直没有忘记，也不敢忘记。我从事的工作是文学创作，作家的名字绝对是和作品连在一起的，写什么和怎么写一直是困惑我的问题，我认为稍有不慎和稍有私念就对不起我的母校和我的恩师刘道玉校长。

    文章这东西，从来没听说过它能安邦济世。虽然古人有“千古的霸业，万古的文章”之说，但我从来不以为然。在我初涉文坛时，多次听徐迟、姚雪垠等前辈讲课，他们告诉我文学无非有批判和审美两种功能，而现实中，它的功能还包括鲁迅先生所悲哀的，敲门砖的作用。既然文章只是一块砖头了，拿它来敲什么呢?一些装模作样、心术不正的文坛伙计们，不外乎只搞两件事，一是软了骨头，带了媚笑，扭曲了灵魂去钻营拍马，混个一官半职或者一级二级职称什么的；二是哄骗勾引那些涉世不深，什么事也不懂，朦朦胧胧只听说过爱情和金钱的无知少女们。

    古往今来的文人里，除了硬骨头的鲁迅外，毛泽东说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我还怀念“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仙李白，余光中赞他道：“酒人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可惜今天找不到鲁迅，更难找到李白了。只听说有些个毫无才气、义气、勇气却浑身都是流气、痞气、酸气的旧贵和新宠们，无病呻吟地不知弄了些什么不痛不痒、古树衰草禽兽之类的东西，终日在那里自命清高和得意。不说要他们去为民请命，去为弱势群体鼓呼，这似乎太崇高了!古人说，为了朋友两肋插刀，这是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只要他们为了女人、权力和金钱，背后不去捅朋友两刀，我辈就得喊阿弥陀佛、谢天谢地了。

    我从武汉大学毕业后，虽然为生计所迫，经常变换角色，做过报社记者、编辑，当过报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干过公司副总经理，但我一直没有放弃文学。1994年，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中短篇小集《无字的花圈》；2002年震惊海内外的刘晓庆税案引爆，我奉命进京，在法律系首届插班生刘少雄的帮助和安排下，撰写、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我们为刘晓庆辩护》；2005年，由我执笔的长篇小说《天下》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35万字的小说花了我7年的时间和心血。不久，湖北省作家协会组织召开了《天下》作品研讨会，省市有关领导、评论家、作家、记者共4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对《天下》作了高度的评价，一致认为这是一部湖北文坛近年来少见的长篇创新之作，并对该书的忧患意识和批判锋芒给予了充分肯定。

    2006年4月，《文艺新观察》发表了《天下》作品研讨会的会议纪要。《天下》问世前，我说过一句狂话：“一部《天下》，足慰平生!”但我想到母校武汉大学，想到我的恩师刘道玉校长，我立即汗颜和羞惭，不得不冷静下来反省自己，是不是还要做些什么再回报恩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