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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郝家的大酱好吃，在长发屯是出了名的。那酱味儿，怎么说呢，打开酱缸帽，一股子浓郁醇厚的香气就直往鼻子里钻，勾得人肚里的馋虫蠢蠢欲动。颜色是顶好的焦黄，油亮亮的，看着就踏实。
生产队里那几个从城里来的知青，尤其是粉坊漏粉熬到后半夜，肚子里那点油水早就刮干净了的时候，就格外念着这一口。每回，都推举出巧嘴如簧的胥大斌，拿着个大蓝边碗，颠颠地往老郝家院里去。
郝家大嫂听见门外脚步声，总是披着外衣匆匆出来，揭开酱缸上蒙着的白布罩，用那酱杷子，“唰、唰”，不多不少就舀两下，刚好半碗，决不再多。盖上那蓆子编的缸帽盖就转身回屋了。胥大斌手里端着那半碗酱，觉得轻飘飘的，嘴里没说，心里嫌少。郝大嫂却已转身回了屋，留给他一个沉默的背影。“真抠门。”无奈，也只好讪讪地回去。后来，每次漏粉都派胥大斌去，次数多了，郝大嫂给的酱越发少了，从半碗减到一碟子，再到后来，胥大斌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再进那个院了。
月黑风高夜，俩知青人影，陪着队里的保管员和夜里喂马官，深一脚浅一脚地去三里地外的后屯看露天电影《地道战》。
胥大斌和另一个青年，则主动地留下替班。待万籁俱寂，胥大斌与另外的知青拿起“顺”来的钥匙，打开了生产队仓库，瞅准“绿杠”黄豆麻袋，足有一百八十斤的黄豆，趁着夜色，挪到了郝大嫂家的院门口。
郝大嫂看着那袋豆子，又看看眼前两个青年带着点惶惑的眼睛，她嘴唇动了动，终究没问什么，只叹了口气，默默地把袋子拖进了屋。
保管员回来发现少了一袋黄豆，心里跟明镜似的。肯定中了知青调虎离山计。但他也很无奈，一来，心里对这些离家很远的知青确有几分不忍，队长也曾含糊地交代过，生活上可以适当“照顾”；二来，他也怵头，怕真把几个愣头青逼急了，干出什么更不计后果的事来；更怕的是队里追究他擅离职守、私交钥匙的责任。
他揣着明白装糊涂，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先是大张旗鼓在知青点里外翻了个底朝天，连柴火垛都拿棍子捅了又捅，自然是一无所获。然后背地暗查，到底让他在老郝家的仓房里，瞥见了那个熟悉的“绿杠”麻袋。
保管员知道郝大嫂也迫于无奈，于是把她拉到一边，低声商量了半晌。末了，也只能一跺脚，采用了个“狸猫换太子”的法子。他们悄悄从老郝家粮堆里灌了一袋差不多分量的高粱，顶了那袋黄豆的缺。反正队里账目粗放，新粮刚入库，只记袋数，品种和精确斤两都是一笔糊涂账。
这一年的四月初八，老郝家下了两大缸酱，酱块子发的那个透彻，下缸后经过一个多月日头晒、晚风吹，雷打不动地打杷、撇沫，那酱发酵得愈发醇厚。酱成了，郝家夫妇二话不说，直接抬了沉甸甸的一大缸，给青年点送了过去。
时光荏苒，知青大返城，各奔东西。胥大斌也进了省城，在时代的浪潮里扑腾，渐渐与长发屯、县城青友、与那段岁月失了联系。
多年以后，又是春暖花开。县城里，几个下了岗、闲赋在家的“老知青”，凑在一块儿喝点小酒，不知不觉，就又怀念起那勾魂摄魄的酱香味来。那“粉耗子拌大酱”的滑韧，“小葱沾大酱”的辛辣爽脆，“婆婆丁蘸酱”的清苦回甘，那股子香气，仿佛还在鼻端萦绕，勾得胃里像有猫爪在轻轻地、固执地挠。
尽管如今城里超市的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酱，什么油炸的、牛肉的、葱油的、海鲜的，琳琅满目，还是他们魂牵梦萦的、独一无二的味道无可替代。
三个老头儿知青一合计，回到了他们奉献过青春的长发屯去寻找。三十多年过去，屯子早已物是人非，熟悉的土路变成了水泥道，当年的草房多半翻盖成了砖瓦房，认识的老户也基本找不到了，真是曲终人散，酱香难觅。几经打听，才从一个老人口中得知，郝大嫂夫妇，十多年前就被他们在省城的那个“干儿子”胥大斌接去养老了。
起初是习惯性的咀嚼，随即，三人的动作都慢了下来，眼神里透出惊异，互相交换着目光。那酱入口咸香恰到好处，细细品来这味道，恍恍惚惚，竟与记忆深处郝大嫂那大酱的风味，那么相似！
他们急忙招呼老板，追问这酱的来历。老板指着桌上那个不起眼的弃袋小小商标。三人凑近了看，那商标三个字——“郝胥大酱”。
“喂，哪位？”
“是胥大斌吗？”这边声音带着不敢置信的颤抖。
短暂的沉默后，那边笑了起来，带着一种踏实的暖意：“是老哥们儿啊！是我，大斌！”
当那酱香萦绕在梦里时，胥大斌早已将那份感念化为了行动。他悄悄接走了年迈孤单的郝家夫妇，白他俩为师，为他们养老。他也将郝大嫂那手秘而不传的制酱手艺，一点一滴地、完整地继承了下来。他用现代的商业头脑，包裹着那份传统，创办了“郝胥大酱”。那“郝”与“胥”的联结，不仅是商标，更是一段岁月、一份恩情、一种传承的见证。
今天探讨分析龙江古驿站这个课题，追溯困难很多。但是，在慢慢的历史路上，特别在嫩西元代古道上，史书确实记载了一个吉塔驿站。这个记载对我们查询核实龙江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历程，增添了许多信心，我们仿佛透视出当年“长鞭快马吉塔驿，一路风尘贯东西”，官差南进北出，西去东来，迎来送往的那种氛围，“吉塔”是龙江元时的名称，也有的称之谓“吉答”。
“守先辈之遗范，留史实于后生”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尽的义务。史海茫茫，查找元代典辑中1300多个有记录的驿站中，老地名、新地名，从蒙元到明 ，从明到清，从清到民国，近800年时代更迭，族权变化中许多称谓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对此要进行比对和厘清，确实是一件难事。
一部二十四史，剪不断，理还乱，史册中对这一角荒原，留下的文字少之又少，尤其是辽金蒙元时期，多变交织的历史乱局，查找一个非府非县的分支站赤，犹如大海捞针，好在《东北历史》的作者，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重要信息“吉塔驿站”说明。
“冥搜民间传说，翻尽杂上全书”我们心思没有少费，总算有所收获。
被800年时光尘封，迷茫的历史及更迭变化中被人们慢慢淡忘，这就是查询龙江古驿的现实，我们都想只要历史曾经存在过，就会留下它的蛛丝马迹，历史书上留下的只言片语，通过我们的探索和潜心研究，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就是这个道理。
龙江古驿是元代驿站的说法，到目前学术仍争论不休。他们大都认为龙江在清初设过驿站，为南来科尔沁的官差通往黑龙江城（瑷珲古城）设立的兵站。而在清代历史史册有明确记载“卜魁草原道”。使臣从北京出来到黑龙江边所走的驿站，每一站的站名、距离、驿丁、马匹、车辆等都有祥实的记载。
而吉塔驿站在明清驿站及交通邮差历史记难见，由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龙江这个“吉塔驿站”是元代驿站而非清代驿站，明清时期或许嫩西去雅鲁河谷的一个打尖点，大车店之类客栈，已经是非官营的机构了。
就连许多齐齐哈尔市本地的学者也大都认为龙江（朱家坎）只有不到两百年的历史，过去是空旷的河谷，人烟稀少，设制驿站的主要条件不够。而且越往西去，进入大兴安岭，山穷水复已无路，更无重要官府、集镇，不可能有一个官办的驿站，就连清雍正时设的“龙海驿路”也从卜奎—甘南—音河—扎兰屯—博客图—海拉尔—绕过了龙江。
龙江这块历史上，不是象那些学者们说的那样“荒无人烟”过去这里在辽金时期曾是边壕修筑的重要通道，契丹人活跃的马场，在这个区域内辽金古城就有十几个，从雅鲁河两岸发现的多个契墓葬我们可以推测出当时的人口疏密程度，雅鲁河谷，在唐代就有室韦人朝贡的记载，在金代以婆卢火为都统的屯田延伸至边壕附近。
这里到了元末清初至上世纪初，为什么人变少了，变得冷清了呢？人都哪里去了？要从忽必烈平叛开始到大明燕王讨伐兀良哈为止，他们对反抗元明朝廷的反叛者大开杀戮，坚壁清野，把大批的兀良哈地区蒙古贵族、契丹人，驱赶到了黑龙江精奇里江以北一带。这就是历史上说的忽必烈为争皇帝宝座大灭亲王和明朝燕王扫北，实际上忽必烈比燕王朱棣更凶残，更血腥，使人闻风丧胆，望风而逃，他们惯用的手段之一便是屠城，年轻力壮的男人一个也不放过，全部成为刀下之鬼，留下妇女儿童做奴隶。
绰尔河流域、罕河及雅鲁河流域、音河流域、渃敏河流域的原著民契丹、索伦、乃颜后辈等，人丁四散，有一大部望风向北而逃，至今北极圈内及白令海峡两岸仍生存着大量的契丹、蒙古后裔。这就是契丹人向达斡尔人蜕变的重要成因。他们元明时期北去，直到明末被沙俄挤压驱赶才回到故土，离家出走近300年，回来后已成为不识祖先故地的达呼力了。契丹人忘却了曾风光了200年的大辽王朝，蒙古贵族忘却了曾占领多半个欧亚大路的英雄历史。
龙江古驿在元代与其他驿站一样应具备四个要素，一是有通道；既有容易人、马、车、行走的道路。二是近水源；距江河、泉、井很近，便于人、畜饮水。三是临要所；即距官府人群聚集多的部落较近。四是连边关；就是达到“通达边情，布施号令”的目标，只有具备这四条才成为驿站设置的条件。
元朝有最完善的驿站法规制度，元世祖忽必烈时就责成契丹人耶律楚材制定了《站赤条划》明确了驿官职责，驿站设置及站户的赋税征收等基本内容有10多项。关于马匹派出，进厩验收，检验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
龙江做为元代古驿站的条件是具备的。西去可通过雅鲁河谷，过岭到海拉尔河谷进入蒙古腹地及黄金家族发祥地。往北可进入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地区，往东可进入女真人肇兴的老地界，而往南可顺着边壕进入蒙古兀良哈及进入元上都，进而进入大都，交通条件和道路条件都是具备的。1202年成吉思汗和王罕大战札木合，在海拉尔之野激战，札木合失败向东逃来，过兴安大岭。人马坠入山涧大部，少数逃往雅鲁河谷，音河河谷，从此留下了袅袅炊烟。这也成为岭西岭东民族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也就是蒙古东渐的初期，也是金界边缘逐步失去作用的开始时期。
从龙江进北京之路古已有之，在辽金时期修筑边壕时，去松漠过长城的人都顺着边壕走就可到达。而且这是一条进入中原腹地的捷径。蒙古大军进入中原就是从洮尔河流域，金泰州地区（洮南四家子古城）进入到赤峰、元上都（正蓝旗）、过长城、走张家口一直到攻占大都，金元大的战争都在边壕南段，东北路段并未发生蒙金大的战役。
成吉思汗在1214年带领蒙古大进占大兴安岭以东地区，他的幼弟铁木哥·翰赤斤就在龙江这里开辟了一条驿站，设置了“吉答递铺”既“站赤”，驿站内设有：大堂、客房、庖厅、马厩。驿令和提，（驿官）为邮驿人、官吏、使臣、贡民，提供必要的马递、车递、步递。
元代驿站设置分为三等。一等就是主干道，既帖里干道，蒙古语意思为车道，就象现代的京广线、京沪线、京哈线、京包线一样是交通主动脉。二等就是木怜道，蒙古语的意思为马道，就向现在的齐白线、胶济线一样非主干线。三等纳怜道，蒙语的意思为小道或步行道，就相当于现在的乡间公路。龙江古驿道在元时或许说算二等驿站。
不同等级的驿站有不同的待遇，主干道上的驿站享有马100多匹，车10辆，站丁数十人。比如在东北设置的辽阳中书行省，有南北两条驿路干线，向北延伸奴尔干城，南低高丽开城，设135驿站，管理驿马6515匹，驿车2621辆，驿牛5259头，驿狗3000只，平均站丁30人。吉塔这样的驿站，大约有5—10人，5—10匹马，一两个车辆。
元初最早设置的主干驿道是1220年左右，设置吉塔递辅时，忽必烈刚4岁，55年后，忽必烈1271年在上都至大都的驿道上建了 40多个驿站。有的驿站十分豪华，在马可.波罗笔下介绍的非常详细，这些驿站邮所，建筑宏伟壮丽，有陈设华丽的房间，挂着绸做的窗帘，朝廷对这些驿站给予了丰富的物资供应。其中最有名的龙门驿站，就是处在上都和大都之间的一个站。
现在我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龙门客栈和新龙门客栈，讲述的是明朝中晚期的故事了，这些驿站早在200多年前大元倒台后就不享受“国家补贴”了，从国营转向民营，体制也有了变化，“站”和“栈”同音字出现了不同的意义，“站”在过去有兵站、情报站的意思，是官办接来送往宦官，邮差的机构。而“栈”确实是过客住宿、吃饭、打尖、存货的地方，与现代的旅馆功能差不多，过客住店要花钱的，而驿站一切都是免费的，服务对象和目的都是不同的。
元代的驿站主要职责从理论上说是“通达边情，布施号令”，其普遍职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迎送使臣、差官，提供食宿与交通工具，为下站传递讯息。二是平时运送贡品、行李及零星药品，珍贵货物，有邮政的功能。三是战时承担后勤给养运输和物资兵器储备供应的中转任务，是国家派出机构，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
吉塔驿站与主干道上的驿站有所不同，他们承担着自我生存，自给自足的任务，每一个站都有一块土地叫驿地，就是当时的官地、站民们还要向官府缴粮、纳税，成吉思汗儿子窝阔台即位后，下令整顿驿辅，命令称：“诸牛马站每百户设置汉车一具，各站俱置米仓，站户每年纳米一石”。
吉塔驿站在史书典辑，是由中央民族学院毕业的米大伟同志撰著的《东北历史》一书中出现的，元代在全国设驿站1393处，驿站分陆站、水站两种，通称为站赤，他在《东北历史》第102页“元代东北驿站”中做好了如下说明，“设在黑龙江的驿站以祥州（吉林农安北）为起点，有三条路既北路、东路、东南路，其中北路经肇州（今肇东县四站乡、八里城）至吉塔（今龙江县）再东北行至失宝赤万户府”（今黑河瑷珲古城附近），说得十分明确，而且来有地点，去有方向。虽然细节未说，我们顺着他的思路去追踪历史轨迹并不困难。
这条驿道是事实存在的，学生时代上元史课时候，老师把蒙初元朝之前分封方式讲过，对铁木真哥斡赤斤的封地区域大至画了图示，他们虽然分封地在了兀良哈及兴安岭东南一带，但是他们不断地东浙南扩、北拓，其家族势力在东北最大，他的后裔们把其分封的地区向东逐渐发展，东界已扩松花江一带，这就是史称“蒙古东渐”。在东渐的路上设一些驿站便于来回传递信息，供应东渐部队军需，这个驿站建立应该是在这段时间。
成吉思汗的兄弟后人东渐设置的吉塔驿站，完全附和我们的推测，但是这样的驿站绝不可能称之谓是“国有国营”，顶多算得上“地方国营”而已。这样的驿站主要是为斡赤斤子孙东渐服务，或者为后来加入东渐的木华黎后裔们服务。偶而也为之镇戍东北防范女真人的蒙古军、大元军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援。当然很少，这样驿站只能说是“半国有”的驿站。因元代《经世大典·天下站名》的记录，已是1271年之后了，比东渐时晚了50多年。
蒙古在建立元之前，铁木真就为兄弟和皇亲分封了地域，这也为后来大元政权的分裂埋下了祸根。后来的乃颜，哈丹之乱就是实例。乃颜是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的玄孙，1287年与哈丹先后发动叛乱，反对中央，哈丹是成吉思汗二弟哈赤温之孙，忽必列对此皇权之争的叛乱十分重视，亲自参加平叛，通过恶战，在绰儿河北部捉住乃颜“用两毡裹之使人力振”处死乃颜，处死乃颜的地方就是现在的龙江境边，景星西南部一带。
乃颜哈丹从分封地区叛乱，乃颜逃亡中死于绰尔河边，哈丹逃至明安伦城的逃跑路线，大体是从淖尔河向北逃窜，必然路经雅鲁河谷，顺着现在的奇克奈河北岸东逃，所以龙江是他的必经之路，忽必烈平叛必然下狠手出重拳，乃颜哈丹的整个家族都会受到牵连，“树倒猢狲散”，家族人带着大量财物，从现在的音德尔向北流窜避祸。
逃亡的路线，从历史上看是正确的，因为《元朝》一书中邓书杰先生已有描述，叛军逃至失列门林（绰尔河中下流一带）正是龙江县杏山乡、东华乡一代，他们丢弃大量财物是非常正常的，轻装逃走是远离追兵的最好办法，快马跑到嫩江边，至明安伦城也未能甩下追兵，只得向东南逃亡一路从呼兰过江涉水，进入第二松花江，到处没有落脚之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哈丹在龙江这个古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