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编辑轶事(下)
作者:王安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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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二为黄立本
副总编辑姓黄名立本,笔名叫楚云飞,籍贯是哪里一目了然。电视剧《亮剑》若早些播出,定然会有人将他与剧中的楚云飞划等号。
他从老聂手里接过革命的接力棒时,有人戏称,还是湖南人的“天下”。可此湖南人非彼湖南人,来报社前这个长沙人经历颇丰。在团场宣教股当过助理员,在师政治部做过新闻助理员,还分别在学校和教育局干过。以他教导主任的资历,领导十几个人的报社绰绰有余。
他中等身材,一口长沙普通话。标准的文化人脸型,肤色白里透红,一双很有神的眼睛镶嵌在眉宇下。开朗、健谈、风趣,兴头上吆喝一嗓子湖南小调还真是像模像样的。不带打草稿的,一气呵成材料、报告、新闻稿件什么的,小菜一碟。除新闻外,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他样样拿得起,发表过不少作品。另外,他当过多年老师,许多学生已成气候,他有强大的人脉。在这些近乎传奇的色彩中,黄老师走上了新闻舞台。
不愧在宣传部呆过,天生就是做新闻单位领导的料。他快进入角色,干得极其投入。社论他撰写,而且又快又好。编前会他激情四射,一个个选题讲的头头是道。不仅讲,还身先士卒写。一时间,报社的工作被他干的风生水起。
一位资深报人说:“总编辑首先是名记者!”这话颇有道理,不然,怎么服众?以黄老师的才干做报社的头儿是合格的,不然,上级怎么会将他派来?但他与老聂风格不一样,老聂非常民主,他非常自信。岂不知,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水很深。
有传言,说黄老师在一次追悼会上昏了过去,醒过来第一句话是:“不要管我,开追悼会要紧……”这极易使人联想到《列宁在一九一八》里卫队长的台词:“不要管我,赶快去救列宁!”既然黄老师像是念“台词”,就有作秀的嫌疑。还有,一次兵团创作会议回来,领导握着黄老师的手说:“二师就交给你了!”其实,领导指的是文学创作。传的过程省略了关键字眼,黄老师的“狼子野心”就昭然若揭了。

问题是,这些他浑然不知,依旧由着自己的性子干。一个学习日,他组织大家学习《雷锋日记》,本意是重温雷锋精神,相互之间给予春天般的温暖。可有人站起来说:“黄总编,我们不是少先队员,这样的学习有必要吗?”他很恼火,自己的好心居然被曲解了!他没有理睬,继续读《雷锋日记》……
往日的和谐消失了,没有人再建言献策,直到一场不可避免的矛盾爆发。最终,他被调回宣传部任副部长,新的报社领导随即上任。
黄老师的工作兢兢业业,改稿、把关、签大样,一点也不含糊。问题出在哪里?太自信又自负。一个人就算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呢?更何况报社本身就是藏龙卧虎之处。面对这次挫折,黄老师坦然面对,暗暗积聚崛起的能量。
组建文联时,他成为不二人选,被任命为第一任师文联主席。
在这个岗位上他如鱼得水。文学、影视、美术、书法、摄影……不仅建起了各个协会,将一大批文学艺术骨干聚集到文联的旗帜下,还策划了一批叫得响的作品。他主编或参与编辑的图书就有8种,部分作品被收入27种选集。从总编到主席,他实现了人生的飞跃。
诗集《云之恋》,在梨花盛开的五月“横空出世”;
散文集《含笑回眸》,在文友们的喝彩声中开机印刷;
报告文学集《平凡的人》,在文联工作如火如荼的日子与广大读者见面。
凭借着沉甸甸的创作成果,中国作家协会向他张开了双臂。这是1998年,他成为当地绝无仅有的国家级会员。
成功,只垂青努力耕耘的人。
散文《故园情》获兵团首届优秀文学创作成果奖鼓励奖;
电视专题片解说词《银海探秘人》获新疆科技兴新电视展播一等奖、兵团第二届优秀创作成果三等奖及电视评奖一等奖。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位1959年就参加工作的“楚人”,在文学艺术的道路上始终锲而不舍。然而,他奋进的路一直坎坷不平。临近花甲之年,他不幸昏倒在家中的浴室里。甲醛中毒,他被紧急送进就近的解放军某医院抢救。在高压氧舱,受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无人知晓。一天、十天……倔强的性格和顽强的毅力助他重新站起。
站起,就是一次凤凰涅槃;
站起,就是新征程的开始。
与“劫后重生”的黄老师见面时,他依旧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这不免让我想起报告文学集《沙海击浪》首发式。
那年出版伊始,他忙前忙后张罗着我这本书。骄阳似火,他穿梭于库尔勒各大商场挑选红绸做腰封,那样细致又周详。不仅他忙得不亦乐乎,文联的小辜、宣传部的小陈也忙前忙后的,让我特别感动。这两位是机关公认的大才女,前者写诗歌散文后者画油画,且年轻漂亮,稳重大方,不是什么人都睬的。我们常在黄主席办公室一起探讨创作,有人便酸溜溜起来:“谁叫人家几个有才呢?”小辜先接黄主席的班后当了宣传部长,小陈则做了宣传部办公室主任,这是后话。

新书首发式那天,应邀而来的朋友将会场挤得满满当当,兵团地方文化融合发展盛况空前。黄主席的号召力和我平时的为人,由此可见一斑。夫人和儿子也来了,但非常低调,坐在后排未露面。祝词、掌声、闪光灯……按照议程,小辜和小陈分别献上了鲜花以示祝贺。下来一位仁兄问我:“献花的哪位是弟妹呀?”我顿时明白了他的“不怀好意”,便告诉他:“哪位都不是!人家是……”
新书首发式圆满成功,一个为文学艺术工作者尽心尽责服务的文联主席形象灿然立起。
在兵团第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中,《沙海击浪》脱颖而出,跻身获奖图书行列,为第二师争得了荣誉。黄主席比谁都高兴,鼓励我继续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无愧于时代的文学作品。那一刻,我心头热浪翻滚,暗暗发誓:“一定不负众望!”
黄老师退休后,去内地颐养天年了,但对他的思念一直都在。有信息传来,黄老师读书看报写作的习性依旧,这让我感动不已。
由此我便想到一个故事。当年,清代理学大家太常寺卿唐鉴将自己所著《畿辅水利备览》赠与曾国藩时,还有楷书条幅,上写道:“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曾国藩自然很喜欢,不仅将楷书条幅挂于居室以自勉,还收入了自己的日记,使这一绝对流传至今。
其实,这是一种理事处世态度,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种地,是再普通不过的农事了。于农民而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经地义。对文学创作者,收获之前的耕耘远比收获重要得多。因为耕耘本身就是一种人生经验的积累,不管收获多少有没有收获,耕耘过程都是一笔精神财富。
“丢掉功利之心,就会享受到人生追求的乐趣。”文学创作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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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二为高名铮,左三为高敦禄
经济版编辑姓高名铮,都叫他“小高”。
他五官周正,眼睛炯炯有神,鼻梁很挺,若不是小儿麻痹症影响了他的整体布局,说他是美男子也不为过。
一个腿部有残疾的上海阿拉,千里迢迢投身于西部建设洪流,就这点,常人就比不了!据说与父母在香港会面那年,他仅仅接受了一架照相机,其余的什么都没要。就这架照相机,恐怕还是出于职业的需要考虑的。不善言辞的他这样做,立马让人与《牧马人》里的许灵均联系起来。许灵均被打成“右派”后到西北牧场劳动,得到当地牧民的关怀照料,并与农村姑娘李秀芝结成连理,还毅然放弃了到美国生活的机会。小高与许灵均情况不是完全相同,但有海外关系是一样的,这在当时是致命的短腿。小高的政治前途不会被看好,谨小慎微大概源于此。
在农场劳动时,他邋遢、落魄,但脑瓜子极其灵光。一位风风火火的农场姑娘慧眼识珠,毅然决然嫁给了他,还生了两个虎头虎脑的儿子。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他被调入刚刚刚恢复的师报做了编辑。一家四口告别连队进城那天,农场姑娘的眼里溢出泪水,丈夫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秀才了!
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的,处理稿子再正常不过。
通讯员的稿子上密密麻麻,全是他修改的字迹。
有的稿子有新闻价值,但文理不通,改着改着,他干脆给人家重写一遍,好像这是他的文章。他编的经济版非常“经济”,没有一点“死角”,每篇稿件都恰到好处。连报缝都被他处理的妥妥的,很难再插进一字一句。更绝的是组版,在严格计算了稿件字数和标题位置后,他先在划版纸上一瞄,也就几分钟吧。然后用一支铅笔“噌噌噌”打草稿,之后用尺子一篇一篇细划,像是在画一幅画,极其讲究。末了,还不忘用橡皮擦去多余处。“噗!”一口气吹过,他如释重负地会心一笑,就组好了。

在印刷厂,划版纸就是“图纸”,排字师傅据此从木架上一个字一个字拣,等铅字盛满油腻斑斑的盘子,再端到模板前细细排。删除一句话或几个字,现在只需轻点鼠标就可抹去,没有任何麻烦。“铅与火”的时代,删除一字,就得用镊子拔去一个小铅块。删除一行,需要忙活好半天。小高的版已经非常好了,可他还嫌不够,挽起袖子去架上取来字,再拿镊子在模板前精益求精,仿佛在创作一件工艺品。此时他判若两人,有说有笑,完全融入车间,一下子像年轻了十岁。我便问他是否读过谌容的小说《减去十岁》?他幽幽道:“知道!要是真能那样,该多好哇……”一起工作这么久,还是头回见他多愁善感。
第一天上班,处理完稿子,面对尺子和划版纸我颇不以为然。本以为“唰唰唰”很快就好,哪知道,操作起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百字的小方块,呲牙咧嘴望着我,从哪里下手?我拿着计算机一边算一边划,直到夜幕降临办公室。这天是八一建军节,刻骨铭心。
这期社会版,撇开内容,版面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岂止是难看,还让排字师傅费了老鼻子劲了!不光我划版差,其他三个年轻编辑也不行。既没有小高快,更达不到人家的精准,只能甘拜下风。可尺有所长!他们三人相继离开报社后,个个成了气候,一个当了宣传部长,一个做了纪委书记,一个跨界做了行政干部,唯有我坚守在党报编辑岗位上尽职尽责。这是后话。
那天,见我如此沮丧,小高便安慰我:“不要灰心,熟能生巧,划多了就好了!”说罢,俯下身子一丝不苟地改稿子了。从此,我便恭恭敬敬地拜他为师。版,组的越来越好,还不时受到排版师傅们的夸奖。当我越来越得心应手时,报纸印刷跨上了“光与电”,电脑时代到来了。
小高做编辑部主任后,依旧兼着会计,算账编版两不误。他管着报社的采访本和稿纸,谁来都照章办事。
一次,一名记者不知道怎么就与小高吵了起来。记者领完稿纸刚要离开,被小高叫住,将稿纸顿了顿又数了一遍,果然多了,他便硬生生抽回。记者脸涨的通红,冲小高发了火:“高主任,你咋这么抠呢?我这是工作!”小高嘿嘿一笑,也不生气:“都是为了工作!咱报社底子薄,不抠不行啊……”记者死活想不通,不就是几张破稿纸嘛,何必那么认真?几个老同志一开导,他汗颜了,原来小高对事不对人,没有任何恶意。在勤俭节约问题上,报社一直都在大力倡导,数小高做的最好。
小高的字很特别,笔画清晰有力度,特别是阿拉伯数字,写的跟印刷体似地。平时,他见缝插针写些新闻稿件,在电脑尚未普及的那些年里,他这笔字可是如虎添翼!年初,师宣传部要对优秀通讯员进行表彰奖励,小高的名字赫然在目。因为没有太多时间下去采访,他便与通讯员合作,在事实基础上加以完善或重组,有时候通过电话进一步充实内容。就这样年复一年,他乐此不疲,几乎年年都是新疆人民广播电台优秀通讯员。其敬业精神和顽强毅力,可以窥斑见豹。
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我从印刷厂看版回来,恰巧碰上小高,他推着自行车,后面是个背着书包的半大小子,一头汗水。不用猜,他儿子。儿子高大壮实,将父亲衬托得愈加精巧。无论体量、个头,还是颜值,儿子都远胜一筹。可能是贪玩忘了回家吃饭,小高只好去找。顶着烈日,拖着条病腿走在滚烫的街上,能没有恶气?可转眼间气全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疼爱,这让我感触良多。血缘这个东西挺奇怪的,它浓于水呀。但愿这个臭小子不要忘记父亲汗流浃背找他的这个中午。
小高退休后,我曾代表报社去上海看几位老同志。他还是那个样,惜字如金,尊口难开,依然如故地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报人的敏感性和责任感丝毫没有衰减,这让我着实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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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润(左一)与编辑部的同志合影
编辑部主任姓高名敦禄,戴副宽边眼镜,声若洪钟,很是威严。倒是一口山东腔,拉近了与通讯员间的距离。
他学识渊博,特别是遣词造句的功夫好生了得。主谓宾、定状补、的地得……他运用自如,颇有心得。一篇新闻稿件,只需粗粗浏览一遍,他心里就有数了,然后“唰唰唰”几笔,废话就没了,真是快刀斩乱麻。
他对我们这些新手高标准严要求,该说就说,丝毫不留情面。不仅是我们,四个版面他一一审定,不合适的,毫不客气地打回重来!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0年大庆前,报社走进一位业界大腕儿——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此时老高已经荣升副总编辑。
那天,他俩亲切握手,寒暄了好一会儿。艾丰走后,老高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发黄的合影照片,让我找找他俩。尽管我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可毕竟年头太久,加之照片上密密麻麻,没有找到!老高拿过照片,指着第二排中间的两个人,很自豪地说:“看看,这是谁?”天哪,年轻时的老高和艾丰还真帅气!用意气风发形容恰如其分。他们读的是令人羡慕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地地道道的科班出身。以前都传,老高的同学如何如何,这天我们眼见为实了。至于照片上那些人,随便说一个名字都如雷贯耳。那届学生,最差都是省报的头头脑脑了,唯有老高,屈居一个师报,有点大材小用了。
老高的主要精力是把关,把政治关和业务关。在他主管编务的日子里,报纸从未出过什么大问题。
有一回,通讯员发来的稿件上,“省略”了一位副团长的副字,这下可好,正职不干了!打电话质问报社:“……师里什么时候免得我的职?”报社赶紧给人家道歉,还出了更正,把责任全揽了下来,毕竟没有核实嘛。那位通讯员受到严厉批评,他感到很委屈,平时不都是省掉那个“副”字叫的嘛,何必如此较真!老高以此为戒,不仅在编前会上讲,在通讯员培训班上讲,还在一篇新闻论文里引用了这个例子。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老高的较真和警钟长鸣是有理论依据的。

老高主要写社评或编者按之类带导向性的文章,这类文章政策性强,语言极其凝练,非常难把握,可老高写的得心应手。还有,顶多署个“本报评论员”,读者根本不知道作者是谁,若没有点奉献精神是难以为继的。十多年来,老高默默地写着社评、把着报纸关,偶尔也写那么一两篇新闻稿件。他虽然写的少,可标题新颖,导语精炼,主体部分紧凑,我们暗暗佩服。
这时,副刊编辑到位了。他精力旺盛,积极性高涨,编好版之余跑了不少单位采访,写出一批副刊稿件。副刊稿件嘛,自然文采飞扬,激情四射,这得花费很大的心血。一次,一篇洋洋洒洒的稿子被老高“唰唰唰”删去一两千字,他心疼的直哆嗦。那是多少个夜晚熬灯费蜡的结晶啊!回到宿舍,越想越委屈,就摸出酒来喝了一口。敲门声就是这时响起的。拉开门一看,居然是老高!原来老高也感到不是个滋味,可能自己有点过激。便买了两份热腾腾的饺子提着来了。编辑非常感动,赶紧给老高让座,老高说:“饺子就酒,越喝越有……”两人就聊开了。
老高开门见山:“你是不是觉得,我老高不会写副刊稿子,凭什么改你的稿子?”
编辑连忙解释:“哪敢哪!我一个小编辑……”
老高不高兴了,罚了他一杯说他不实在。编辑就实在起来:“是,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老高端起酒杯与他走了一个,说:“这就对喽!我老高是山东人,心直口快。咱这样说啊,评论家不写甚至不会写文学作品,可并不代表他们没有鉴赏力呀。还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说啊,自己的东西自己是很难看到缺点的,但旁观者清呀……”
编辑的心胸豁然开朗起来。老高见火候已到,便细细讲了为什么删,还谈了怎样以最简练的笔墨表现最丰富的内容等等。“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老高说完郑板桥的诗句就走了。

这件事后,编辑进步很快,不时有新作品见报,还获得了报纸副刊奖项。几年后,当地区一家文学刊物色编辑时,老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经过老高推荐和组织考察,调令发到了报社。编辑很快到岗,扎扎实实“为他人做嫁衣”,每每回味“饺子就酒”那个夜晚便心潮起伏。
别看老高平时谈笑风生,一旦遇到原则性问题,那是一点都不会含糊的。
有一年,一家当地报纸刊登了一篇关于砖铺路烧砖砍树的稿子,严重失实。老高拍案而起,为了避免混淆视听,他挥笔写下了《忆昔烧砖铺路时》迅速刊出。
原来,老高就是当年砖铺路的建设者和亲历者。1966年8月,218国道修至若羌境内距离库尔勒245公里处,遇到了最大的“拦路虎”——流沙!此时,动力、原材料极端困难,但工程绝对不能搁浅。老高所在的新疆兵团工二师工程支队就发动群众攻坚克难。夜晚,在蚊虫纷飞的篝火前大家集思广益。随着头脑风暴的推进,一个制服流沙的法子脱颖而出——就地挖土、取水,以枯死倒地的胡杨树枝干为燃料烧砖!
经过无数次试验,第一批红砖烧成了!那砖很讲究,每块长22厘米、宽12.5厘米、厚5.5厘米。在技术人员的指挥下,红砖被紧凑地摆成人字形,再铺展开来,用细沙填充砖缝,使整体牢固耐用。一公里、两公里……粗略地算了一下,每公里用砖达60多万块。整整五个春秋,全长102公里、宽7米、用砖6200万块、时速达80公里的红砖公路诞生了。
《忆昔烧砖铺路时》首次以亲历者的视角还原砖铺路诞生过程,公信力不言而喻。特别是建设者不向流沙屈服的精神尤为动人,也彰显了一位报人的职业道德。
2000年,干了大半辈子的老高光荣退休。红砖路作为世界上最长的砖砌公路,赢得了“大世界吉尼斯世界之最”称号,还被命名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老高喜不自禁,走在大街上,把腰板挺得直直的,格外骄傲!
成为师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后,他一如既往地恪守“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原则,活真实的自己,倒也其乐融融。
……
2021年记者节前夕,一枚“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年荣誉证章”别在了我胸前,这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特殊荣誉。那一刻,我想做两件事:一是再抚摸一下35年前《新疆军垦》报那张墨绿色的获奖证书,二是将“编辑部的故事”原汁原味地写出来与朋友们分享。
我做到了。
2025年9月26日


作者简介:
王安润,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新疆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国家一级编剧。石河子大学客座教授,自治区艺术学院、塔里木大学硕士生导师。
兵团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原副主席兼秘书长;兵团广播电视台原党委委员、副台长。
出版个人专著19部,其中,《沙海击浪》《在六分之一国土上》分获兵团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担任主创的电影、纪录片、广播剧多次获得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电视星光奖,及天山文艺奖、新疆电视文艺一等奖、新疆广播文艺一等奖、兵团“五个一工程”奖、绿洲文艺奖等。其中,《无罪》获第50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白金雷米奖”,《杰米拉》获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大奖,《我的阿恰》被中国电影资料馆收藏,《守护者》获电影频道收视率第三、市场占有率第四佳绩。《小白杨》、《血缘》分获第三届、第八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金海棠”奖最佳作品奖和优秀编剧奖,《一路有你》获第三届戛纳微电影国际电影节大奖。
长篇报告文学《太阳迟落的高原》获2023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