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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海内三宝”传奇之二
国宝大盂鼎的前世今生
作者 任宗儒
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时期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为康王时一位姓盂的大臣，始称“盂鼎”。此后不久，在它出土的同一地方又出土了一尊稍小的盂鼎，故又称它“大盂鼎”。小盂鼎因战乱遗失，至今不知所在，只有铭文拓片传世。
大盂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关于大盂鼎的出土地点，现存两种说法：一说是清道光初年（1849年）出土于岐山县京当礼村。一说是出土于眉县礼村。
主张岐山礼村的学者指出：岐山县京当镇确有礼村，且地处周原遗址核心区。周原是周室的发祥之地，自汉朝起，便陆续有西周青铜器出土，被公认为“青铜器之乡”，大盂鼎出土于此合乎情理。此外，岐山地区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周人在此繁衍生息，不断发展，建立了早期的国家政权，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迹与文物。再者，在岐山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中，不乏与大盂鼎时代相近、风格相似的器物，这又为大盂鼎出土于岐山礼村提供了一定的文化背景支持。
持大盂鼎出自眉县礼村的学者认为：眉县无礼村，“礼村”为“李村”之误。大盂鼎应出自眉县李村。1955年眉县李村曾经出土了蠡驹尊、蠡方彝等青铜器，这表明眉县李村亦是西周青铜器出土的重要地点。眉县地区在西周时期同样具有重要地位，其地理位置毗邻周原，周边的考古发现也显示这里存在丰富的西周文化遗存。尽管眉县并无礼村，但李村出土的青铜器证实了该地区在西周文物出土方面的重要性，这使得大盂鼎出土于眉县李村的说法也具备一定的可信度。
目前，关于大盂鼎出土地点的争议尚未完全解决。由于大盂鼎出土时间较为久远，且出土后经历了多次转手交易，相关的原始记录并不完备，这给确定其准确的出土地点造成了困难。然而，无论是岐山礼村还是眉县李村，均处在周原范围之内。
大盂鼎的出土为研究周文化以及西周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大盂鼎造型雄浑，工艺精湛。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器厚立耳，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下垂，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以带状饕餮纹，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西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样式。
大盂鼎内壁铸有铭文19行，291字。内容大意为：周康王册命并训诰盂：殷王朝因酗酒而亡，周代要以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辅佐他，敬承文王与武王的德政。大盂鼎铭文详细记录了周康王对臣子盂的册命过程，包括册命时间（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地点（宗周）、受命者（贵族盂）以及相关历史事件。这些文字成为研究西周册命制度的重要依据。大盂鼎铭文所反映的以“禁酒”为核心的礼制改革，是西周统治者以史为鉴，治国理政的重要举措。通过对饮酒行为的规范和法律约束，西周统治者有效地遏制了酗酒之风，维护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这一礼制改革也为后世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统治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治理和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
大盂鼎的传世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出土后为本县首富宋金鉴出巨资买下，岐山县知县周庚盛前来拜访，要求一睹宝鼎，宋金鉴虽不情愿，但又不敢违抗。周庚盛见到大鼎，顿生占有之欲，劝说宋金鉴转让于他，遭到宋金鉴拒绝后便威胁宋说，私藏宝鼎是“对抗朝廷，蔑视圣上”。宋金被迫无奈，只得忍痛割爱。周庚盛得到宝鼎后，又转手倒卖给北京的古董商人，发了一笔横财。大盂鼎因此从陕西辗转到了京城。宋金鉴考取翰林后，一个偶然机会，在北京琉璃厂发现了自家的宝物，即以3000两白银回购。宋金鉴去世后，家道中落，后代以700两白银，卖给陕甘总督左宗棠幕僚袁保恒。一说袁保恒旋即将大盂鼎献给左宗棠，以表忠心。左宗棠为感谢潘祖荫当年的救命之恩，又将大盂鼎赠送给潘祖荫。潘祖荫对左宗棠有什么救命之恩？这里插说一个小故事。左宗棠发迹前为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僚，理湘省军务。虽非显贵，也颇为春风得意。加之自恃清高，恃才傲物，不免为人所嫉。咸丰九年（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谗言所伤，被朝廷议为死罪，幸得侍读学士潘祖荫援手，三次上奏咸丰皇帝，才得以保全性命。左宗棠因此对潘祖荫感恩戴德，赠送宝物谢恩也在情理之中。还有一说是大约在1872年，袁保恒（袁世凯堂叔1826---1878）得到大盂鼎，1873年，在陕甘总督左宗棠居中联络下，袁保恒同意将大盂鼎转售给潘祖荫。本文取前一种传统说法。
1875年1月，潘祖荫将大盂鼎运回亰城潘家府第，采取对外开放态度，因此常有人前来潘府观赏研玩此宝物，大盂鼎一时间在京城影响很大。潘祖荫在收藏界颇有声望，他的收藏不仅丰富多样，而且具有极高的品质。大盂鼎的到来，更为他的收藏增添了光彩。他视大盂鼎为传家之宝，倍加珍视，将其放置于自己的书房案头，时常把玩，研究。还撰写了相关的笔记和心得，对大盂鼎的研究和宣传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890年，潘祖荫病逝，没过几年，他的夫人也去世了。因潘祖荫无子嗣，家产由其弟潘祖年继承。潘祖年预感乱世将至，将包括大盂鼎和潘祖荫刚得到的大克鼎在内的潘氏藏品运回苏州老家珍藏，并订立家规：谨守护持，绝不示人。即便是慕名来访的名人雅士，达官贵人，也会被他拒之门外。当时，文物收藏之风兴起，许多人对大盂鼎觊觎不已，其中不乏权贵和外国商人。金石大家、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嗜古成癖，之前已从陈介祺后人手中购得毛公鼎，此时又试图收购潘家的大盂鼎和大克鼎。他多次前往潘家，起初以高价求购，遭拒后，又借名观赏，说是仅看一眼，潘祖年断然拒绝。20世纪20年代，一位美国商人远渡重洋，专程来到潘家，愿以600两黄金再加一栋洋房换取大盂鼎，同样被潘家拒绝。潘祖年的威武不能屈和不为金钱所动，使得大盂鼎避免了流失海外的命运。潘祖年亦无子女，于是过继了一个孙子。1923年，18岁的丁达于嫁入苏州潘府，成为潘祖年的孙媳。丁达于婚后3月，丈夫病逝，她便改姓潘，以寡妇之身执掌门户。潘达于严守潘家祖训，谨慎守护潘家宝物。
1937年，日寇大举侵犯中华，8月 13日淞沪会战爆发，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逼近苏州。潘达于（时年32岁），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将大盂鼎和大克鼎等珍贵宝物埋入地下。她与姐夫盘博山、两名老木匠先做了一个结实的木箱，然后在潘府后院深夜挖坑，将两宝鼎等物装木箱放入坑内，覆土填埋，再铺方砖伪装，全家避难到上海。日军曾7次到潘家搜括，终无所获。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二鼎免遭劫难。三年内战期间，久埋地下的木箱腐朽散架，造成地面塌陷。潘达于取出二鼎等物，专门腾出一间房子，将宝鼎藏于房内，用旧家具和杂物覆盖，再将整间房子封死，既不住人也不让人走进。虽是战火连天，当时局势动荡，但宝鼎安然无恙。
上海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秩序逐步稳定。潘达于深切认识到，只有将大盂鼎交由国家，才能使其获得更为妥善的保护和深入的研究。1951年，潘达于毅然决然地将大盂鼎和大克鼎无偿捐赠给国家。这一捐赠壮举，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潘达于的无私奉献，不仅彰显了她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挚爱，也为大盂鼎找到了最为理想的归宿。
大盂鼎和大克鼎获赠之后 ，最初收藏于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有专业的文物保护专家与研究团队，两宝鼎获赠后，专家们对其进行了精心地保护和深入地研究，使大盂鼎和大克鼎得到了更为有效地展示和更好地宣传，让更多人有机会领略其独特风采与重要历史价值。
1959年，为丰富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大盂鼎及上海博物馆的125件文物随调北上，大盂鼎 成了国家博物馆的重要藏品之一，并被列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从此，大盂鼎作为国家的珍贵文物，在国家博物馆向世人展示着西周时期的辉煌历史与灿烂文化。大盂鼎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象征。
2021年6月18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联合举办“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器特别展”，潘达于捐赠的大盂鼎和大克鼎在上海重聚，共同亮相于上海博物馆。此次重聚展现了商周青铜文明的全貌，吸引了大量观众参观，一睹国宝风采。
这真是：大盂鼎奇珍瑰宝弥足珍贵
潘达于无偿捐赠功德无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