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9日，母亲离开我们八年零三个月后的早晨，久病的父亲也熬到了他90岁人生历程的最后时刻，油枯灯灭，撒手人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人世间最悲情的事莫过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母亲人逝去。父亲走后这几年，我的脑际里时常闪现着父亲在世的那些镜头。

自从2008年元旦那天，父亲突发脑血管病后，有十二年时间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大半时间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

父亲去世后，我每次回到老家，看到父亲生前住过的土炕和用过的那些物件，好像久病的父亲还睡在原来的炕上，看到我们回来，还向我们微笑呢，可是这些镜头只能从回忆中去寻找了。

人常说如山的父爱就是一部书，这部书不到一定的年龄段不会自觉地去读，不到特别的时候也读不透。父亲这辈子，经历过战乱、遭遇过灾荒、拜师学过手艺、当过兵、当过炼钢工人、种过地、放过羊，经历过几十年缺吃少穿的穷苦日子，晚年也体会了改革开放后一年比一年好的幸福生活。

的确，父亲九十年的人生，犹如一幅厚厚的长卷，写尽了他一生无穷的苦难和艰辛，也写出了父亲坚毅、执着和对人生大爱情操。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失去父母后我才有了痛彻心扉的感悟和体会。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思念的闸门就会情不自禁地打开,太多的愧疚和感念，顿时会袭上心头，让我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尤其是母亲突然离世和父亲的晚年遭受了太多的病痛折磨，这些镜头时常在我脑海里闪现着，刺疼着我的心扉。

父亲去世的前两年，就因为脑血管病卧床太久，胳膊和下肢先是出现毛细血管出血，后来胳膊腕部和小腿出现疱疹后溃烂，多方治疗才得到恢复，可是2020年8月15日，突发肺心病，呼吸急促，医生诊断说肺部感染严重，不吃不喝睡在炕上，有时候拉着我的手，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弥留之际，只能依靠吸氧辅助着微弱地呼吸。

人常说，每个人的晚年都是一场血腥风雨，父亲人生经历中，不知亲眼目睹过多少人晚年被疾病折磨的痛苦不堪，在没有生病之前不止一次的给我们说过，晚年得了重病就不要折腾，迟早有一死，可是到了最后我从父亲的眼神里读出，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好起来，还问远在新疆的四儿子啥时候能回来呢，可是病魔已经向父亲伸出了魔爪，8月19日9点7分，父亲安详长眠。

回想父母亲艰难的养育我们成长，甚至陪着我们变老，总觉得这辈子亏他们的太多太多，老年后本可以衣食无忧地安享晚年，但又遭受病痛折磨，使他们的晚年也未能安享幸福。

 父亲的身体一直都很好，年轻到中年，平时连感冒都很少有，60多岁的时候，每天还赶着羊群上山，一天最少走十多里山路。2006年夏天，查出患有膀胱结石，父亲疼痛难忍，经常捂着腹部，一直推诿着不想去医院，他知道取出膀胱里的石头就要动刀做手术，疼痛是一方面，主要担心我们兄弟拿不出高昂的手术费用，那时候还没有普及合作医疗，父亲总想拖着忍着，最后我们弟兄再三做父亲的思想工作，才到了庆阳县医院，做了手术，取出来大豆颗粒一样的几颗结石，分析父亲患结石病的原因，与生活环境和习惯有很大的关系，父亲每天早上赶羊出山之前，都要熬茶喝，浓茶属于偏碱性，喝下去后，在山里走一天，都不太渴，不能及时补水，代谢自然缓慢，尿液潴留时间长，导致结石形成。

2008年元旦那一天，父亲又突发脑溢血，经过及时抢救，脱离了危险，但落下半个身子偏瘫，就这样父亲一直与病魔抗争着。父亲患病期间，我们兄弟轮换着守候护理在身边，父亲一辈子都是粗茶淡饭，一日三餐从不挑食，黄米饭，燕麦面，洋芋萝卜咸菜都是父亲喜欢的食物。也不喜欢吃肉。床边经常放着一个小的音乐播放器，寂寞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听着秦腔戏曲打发时间。父亲去世之前视力都很好，耳朵也不失聪，躺在病床上还给我讲村里发生的事，甚至还能把他童年读过的书，给我断断续续地吟诵出来。

父亲的一生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风风雨雨90年，童年是在战乱和饥饿中度过的，青少年时候一直被贫穷和饥饿困扰着，步入青壮年的岁月里，为了抚养我们兄弟姐妹的成长，历尽了千辛万苦。

父亲去世后，我总想把父亲九十年的人生经历写出来，让我们常忆父母的养育之恩，使我们的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爷爷奶奶一辈子的经历，同时通过父母亲生活的片段对那个时代的社会现状有所了解，表达我对父亲的感恩和怀念，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生活，传承好父母给予我们的好家风好传统。但遗憾的是，作为儿子对父母亲最苦最艰难的岁月了解知道的并不多，心里乱糟糟的，纵使千言万语都不能尽如人意。

父亲去世的时候，再差49天就要过九十岁生日了，在本族和村里算得上高寿老人，九个孙子两个孙女都已经结婚成家，有6个曾孙，5个曾孙女，我们全家四世同堂41口人。

童 年 逃 荒

父亲出生于1931年8月19日，父亲上面有5个哥哥和3个姐姐，唯有父亲最小。父亲刚出生就赶上了东北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日寇入侵，国难硝烟起，烽火连三月，从此民族患难愈日加重，中华大地生灵涂炭，悲歌四起，各地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国民党为了扩充军备，更加残酷盘剥，加上天灾、杂税、兵燹和匪患使挣扎在这片贫瘠土地上的人民更加雪上加霜，民不聊生，恐慌不安。经常催粮抓兵，到处是兵荒马乱，岁荒饥馑连年，父亲的童年就是在饥饿和颠沛流离的战乱中度过的，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饱尝了饥寒交迫和战乱的恐慌。

1938年清明节刚过，黄土高原上料峭的春寒还没有完全褪去，有一天早上天不亮，七岁的父亲被爷爷奶奶从热炕上的被窝里拽起，睡眼惺忪中跟随我的爷爷奶奶和我的几位伯父就出发了，他们赶着两头牛，一头驴，驮着仅有的一口铁锅、两只挑水的木桶和一只破烂不堪的风匣，几只背篓背着破烂的被子和几升黄米，一家人一步三回头的告别了老家的穷窝窝，沿着门前沟壑顺流而下，举家逃荒，目的地是爷爷事先考察过西边山后面一个叫苦长沟大山沟。

一家人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了四五十里山路，太阳落山的时候，才奔到了这个叫苦长沟的大山沟，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了别人多年前废弃了的一处破烂庄子，把两孔破烂不堪的土窑洞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垒砌锅灶，拾柴生火。傍晚，伯父从沟底水泉里挑回两桶水，奶奶做了一锅黄米饭，黑灯瞎火中吃了一顿饭，就算安家了，一家人在异地他乡一个坍塌的土窑洞里度过了逃荒的第一个夜晚。

有关那次背井离乡逃离家园的原因，父亲老年后回忆道：“是为了躲兵才外逃的”。父亲所说的“躲兵”就是躲避马鸿逵抓兵。那时候像爷爷这样有几个儿子的家庭，都是抓丁派兵的主要对象，父亲他们兄弟六人，只要有派兵的事，保长、甲长第一个就是到我们家找爷爷要人，每次派兵不动，就上门抓人，常常是半夜里破门入户，鸡飞狗跳，不得安宁。

当时，大伯父已成家和二伯父在家耕种土地养活一家人口，三伯和四伯父上门入赘招婿，父亲和五伯父年龄尚小，那年月社会动荡不安，战乱不断，老百姓说起抓壮丁就自然谈虎色变，知道是有去无回。抓兵的一天三番五次上门，一家人被折腾的不能安稳，被逼无奈，东躲西藏，最后只有流离失所，远走他乡。

有关苦长沟的具体位置，我多次打听才知道是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寨柯乡东边的一个小山村，距离我们老家四五十里山路，我虽然没有涉足过哪里，单从这个地名理解，就能想象到是个苦甲一方的地方，山大沟深，人烟稀少，自然环境恶劣，不宜人居住，现在为了恢复生态，早已移民搬迁，田地都荒芜了。

逃出来容易，住下来难，一家大小人口要吃饭，爷爷租种了当地人家的几十亩山地，苦长沟虽然土地宽阔，但沟壑连片，山坡陡峭，土地贫瘠，一年四季山风不断，加上干旱和霜冻，种庄稼也只有三五成的收成。加之缺乏农具、畜力和种子、肥料，生产耕种十分艰难。唯一的一大一小两头耕牛，还是大伯父从杨新庄他岳丈家赊分来的，勉强可以套起来耕地。就这样爷爷一家在苦长沟和杏树湾的大山里苦打苦拼，度过了四年逃荒生活，童年的父亲跟着爷爷奶奶逃荒，在苦长沟的大山里放牛、拾柴火、剜野菜，逃荒的日子使少年的父亲经历了更多的饥寒、恐慌和孤独。

那时候苦长沟时常有狼群出没，但比狼群更可怕的是经常有从炭山、寨柯一带小股回民土匪、蟊贼沿着丁马坡河上来盗抢财物，祸害百姓。

父亲回忆，就在他们搬家半年后的一天夜里，从炭山一带上来七八个回族土匪，头戴白帽子，留着长胡须，扛着长杆子土枪携着木棒，杀气腾腾的撞入他们的土窑洞，把里里外外翻了个底朝天，除了几升黄米，再没有找到一件值钱的东西。侥幸圈在另外一个烂塌窑洞的两头耕牛躲过了一劫，但这次遭遇土匪的闯入，使全家人逃荒的生活雪上加霜，更加毛骨悚然，提心吊胆。饥饿、贫穷和恐慌就像天上的浮云，飘到哪里就把影子落到哪里，让你无法摆脱。此地不能久留，无奈只有另择地方。

第二年春天，爷爷打听到距离苦长沟不远的杏树湾是个好地方，山高遮风，土地宽阔。那时我的小姑已经许嫁给杏树湾杨家，我姑父杨庭广的家门弟兄杨庭栋是国民党固原民团带兵的团长，民团就驻扎在固原七营一带，杨家是当地大户人家，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在老家杏树湾一带置有大片的土地，爷爷就租种了杨家几十亩土地。当地土匪盗贼只要听说是杨团长的老家，就不敢骚扰。爷爷把地头搭在杨家地头上，自然安稳了几年。

爷爷带着大伯父和二伯父起早贪黑种地，由于春夏季天气干旱，只能种糜子和荞麦之类的秋粮，尽管吃了不少苦头，还是广种薄收，一年下来，除了上缴租子，留够来年的籽种，所剩不多，勉强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父亲在逃荒的日子里，经历了最恐怖的事是一次遭遇土匪入室抢劫，一次差点被野狼撕咬，几十年后父亲每当回忆起那段日子，都心有余悸。一个秋天的早晨，浓雾笼罩在山头上，二伯父赶着一对牛绕着山头耕地，父亲在地的另一头上看护着一头小牛犊，忽然发现从山坳里窜出一只灰色的“狗”直扑向小牛犊，父亲赶忙跑过去准备把“狗”赶走，这时候二伯父扶犁转过了山头，忽然看见父亲在牛犊和狼之间转圈圈，遂大声呐喊，“狼”！原来山里窜出一只饿狼拼命撕咬牛犊，父亲兄弟俩大声吆喝才把饿狼赶走，父亲被吓懵了。那时候大山里人烟稀少，经常有狼群出没，牛羊牲畜经常遭遇狼的侵袭，父亲上山放牛，整天提心吊胆。

爷爷带着全家躲在这个大山沟里，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这样的日子过了四年后，一家人思乡念故，时不时地打探着老家的消息，很想回到老家去。

父亲回忆在逃荒的日子里，一家人吃穿非常困难，爷爷奶奶一年四季都是那一套破烂的衣服，土炕上没有一片毡子，他和五伯父一直合盖一片羊毛盖毡，十月天气已经滴水成冰，父亲腿上还穿着一条粗白布单裤，春夏秋冬就一双破烂不堪的鞋子，漫长的冬天只有咬紧牙关挺立着，坚持着，企盼着春天的到来。

转眼到了1942年的冬天，打完一年的场活，缴完租子，驮着剩余的一石多糜子终于回到了道林子老家。离别故土四年后，院落长满了荒草，几孔窑洞已经破烂不堪。面对流离失所的荒芜，爷爷带着全家修缮窑洞院落，准备耕畜和农具，第二年春天，开荒种地，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三 年 私 塾

从苦长沟回来，也就是1943年春天，当时村上六户人家联合办了一所学坊，学坊设在阴台杨家沟窝，请来河南来的雷先生教书，两个土台子，两条高低不一样的板凳和一块小黑板是全部教学设施，父亲和村里邻居杨占禄、王仲文等六个年龄相当的伙伴成了学校的学生，这六户人家商量好，每个学生一年给老师上缴一斗麦子、一斗燕麦或糜子算是学费。

雷先生教他们读《三字经》、《百家姓》和算数，父亲回忆：那个雷先生说一口河南话，不但会语文算术还会画画，尤其擅长画虎，他一边画虎一边讲，画虎要画上山虎，老虎下山不吉利，下山虎是饿虎，会吃人哩，所以他一直画老虎上山岗，回头望月，爷爷请他画了一幅老虎水墨画中堂，还写了“神虎上山岗，四季保安康”“镇守财源地，年年多吉祥”的对联。贴在我们家窑洞里，使我们这个穷家第一次有了点文化的味道。

第二年春天，雷先生嫌学生太少，加上天旱歉收，有的家庭也缴不起粮食，他就离开了，村里再没有一个识字的人能担当老师，学校就这样散伙了。

不能继续念书，父亲只有在家里放牲口，爷爷为了减轻家庭生活负担，又把十二岁的父亲带到住在40多里外范小掌的二爷爷家，让父亲给二爷爷家放了一个夏天的牲口，二爷爷家有十几条驴和几头牛，那个夏天，父亲光着脚丫，穿着一件破布褂子，一条粗白布裤子，每天赶着牛驴上山，已经和大人一样干活，也就是说父亲十二岁已经出门打工混肚子了，再后来爷爷又打听到杨新庄大户人杨家办了私塾，就托人联系，让父亲半天在杨家学坊念书，半天给杨家放牲口。能重返学堂，继续念书，对于父亲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  

夏天的早晨，父亲到学坊念书，中午主人家耕地的牲口卸地后，父亲就赶着一群牛驴，到沟里饮水后，然后赶上山坡，父亲手里拿着赶牛的皮鞭，腋窝下面还夹着课本，一边赶着牲口嘴巴里不停地念叨着“人之初，性本善.....”琅琅吟诵着学过的课文。父亲这次重新回到学堂，才有了他人生三年雇身求学经历，从此父亲成了我们家世代读书第一人。

父亲回忆，给他们教书的老先生叫刘学汉，也是河南人，老先生教他们读《三字经》、《百家姓》和算数，父亲回忆：那个刘老先生说一口河南话，不但会语文算术还会画画，尤其擅长画虎，他一边画虎一边讲，画虎要画上山虎，老虎下山不吉利，下山虎是饿虎，会吃人哩，所以他一直画老虎上山岗，回头望月，爷爷请他画了一幅老虎水墨画中堂，还写了“神虎上山岗，四季保安康”“镇守财源地，年年多吉祥”的对联。贴在我们家窑洞里，使我们这个穷家第一次有了点文化的味道。父亲聪颖好学，学会了背诵、断句，还能解释典故寓意和故事。后来，终因家里太穷，爷爷再没有能力供父亲继续读书，就这样断了学业。

父亲的记忆力非常好，一直到八九十岁的时候，有一次我为了测试父亲的记忆力，我提头“人之初，性本善”父亲就连续背诵好多句，有的地方被卡住了，再一提示，又能接着背诵下去，还能把《论语》中的段子断断续续地背诵出来，由此可见，少年时代背诵后储存在大脑里的东西足可以牢记一辈子，记得我小学学算盘加减乘除运算，就是父亲给我教会的。

合作化后父亲给生产队当了第一任会计，父亲的毛笔小楷字书写得很清秀，那年我到县武装部查阅过父亲的档案材料，把部分档案材料复印后带回老家，看到上面工整的繁体毛笔小楷字，父亲笑了笑，一眼认出是他自己填写的，但一看怎么能在一张崭新的白纸上面，我给父亲简单介绍了复印的高科技技术，父亲好奇地把他写的字看了好几遍。

五十年代，村里十多户人家，就一两个识字人，父亲说，每年过年的时候村里人家都会请他写对联。

父亲一生有了三年私塾经历，算得上是识字人，他平时勤奋好学，逐渐养成了阅读的爱好，经常阅读书报，画册杂志等。他的这种嗜好对他的人生和我们家几代人的影响十分重大，我们的童年是伴随着父亲讲故事中长大的，冬天的长夜里，睡在土窑洞的热炕上，父亲一遍一遍地给我们讲过“孔融让梨，黄香温席、司马光砸缸、东郭先生和狼”。还有《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里的好多故事,父亲还经常自编故事，出谜语让我们猜。那时候我们家有几套一九五八年出版的《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连环画册，还有《三滴血》、《三世仇》、《游龟山》、《杨家将》和《赵氏孤儿》等戏剧本，父亲读过的《四言杂志》、《增广贤文》课本和一些旧线装书，一直保存到六十年代初期，在除“四旧”的年代，父亲把那些书包起来藏在套窑的窗眼里，最终还是被清理走了，现在回想起来怪可惜的。 只有一本《新华字典》和一本《同音字典》，都是五十年代出版的，七十年代我上高中还一直拿着父亲用过的字典，只是那个版本太低，老师让把字典翻到多少页，我和别的同学不能同步。当时能有这些读物和工具书是非常珍贵的，都是父亲在酒泉钢铁厂工作的时候省吃俭用购买的，这些书籍，使我们生活在偏僻农村的孩子，享受了最早的文化启蒙教育。

父亲属于心灵手巧的人，不论做什么，只要眼过一遍就会牢记在心，会吹竹笛和箫，收藏了几支竹笛，我们小时候，有了闲暇时间，父亲拿出竹笛吹几首曲子。还费了很大劲从别人手里借回来一把二胡，终因家里活多繁忙，没有功夫去学。我上初中的时候，父亲看见我的美术作业是画苹果，父亲看见后拿起铅笔，几笔就画了一个盘子中间放了两个苹果，特别逼真，还画了一幅王二小放牛的素描画，我原以为父亲一双粗大的手只能轮榔头，干粗活，谁料还这般灵巧，只是那个贫穷的年代没有条件学习，使父亲的爱好潜能没有机会发挥。

学 艺 谋 生

1949年夏天，随着全国解放的喜讯传来，穷人的春天到了，这一年父亲已经18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面对缺吃少穿的日子，父亲寻找摆脱贫困的方法和能吃饱肚子的路子，想法设法去帮助爷爷奶奶多分担一点家庭的担子。在别人的介绍下，父亲跟上在固原县三营区白淌一个姓杨的铁匠师傅学打铁手艺，父亲说，那时候偏僻乡村，没有几个有手艺的人，村子里只有一两个人会做简单的木活，像铁匠，石匠，毡匠等有一点技术含量的都是外地人流动做活，父亲知道学点手艺就能挣钱养家，对此自然充满信心，爷爷也抱着很大的期望。所以父亲遇到杨师傅，自然很热心，第一年约定，学手艺不挣工钱，跟师傅带着干活有吃有住就行。

父亲回忆，杨铁匠是河南人，不知因何原因流落到这一带，以手艺活谋生，经常在固原白淌寨柯一带做一点小铁活。赶着一头毛驴，驮着一条毛线褡裢，一头装着铁砧子、一头装一点煤和工具，走村串户，到哪里就把牲口拴在草地上，和泥砌炉子做铁活，一般都是打门栓、扫帚环和犁地钩子，也修理䦆头铁锨、打菜刀剪子之类等农村用的小件铁器活。父亲手勤眼快，聪颖好学，师傅很是喜欢，父亲学起来也很有兴趣，基本要领掌握得比较快。这样的活做了几个月，父亲已经学会了简单的操作工序，已经能抓住钳子了，父亲以最大的兴趣和爱好，投入到拜师学艺当中。实指望早一天学成手艺，能够挣钱养家糊口。

军 营 成 长

1951年7月15日，父亲跟着他的师傅正在寨柯一带做铁活，抬头一看五伯父手里牵着一头毛驴站在他的面前：“家里有一个旧欠兵，让我来接你回去当兵去。”父亲只好放下手里的活计，告别了师傅，跟着五伯父回家了，当天晚上就到了七区三乡（毛井乡）报到，武装干事张德贵做了简单的谈话和登记，就算父亲已经被同意入伍当兵了。

后来我从父亲档案材料《入伍登记表》里面看到，“何时何地因何种原因入伍”一栏里是这样填写的：“因旧欠兵，张德贵叫来的。”对这样直白的填写，让人忍俊不禁，“旧欠兵”是何意？张德贵是何人？带着这些疑惑，我回老家问过父亲，父亲说：“旧欠兵就是咱们家历年欠一个兵员名额，张德贵是乡上负责组织兵员的武装干事。”

1951年夏天，正当全国土地改革和镇反运动的深入，又赶上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政府扩大征兵，父亲的身份由一个铁匠学徒变成身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开始接受人民军队的正规培养教育成长。

父亲入伍后在环县武装部进行了短暂的入伍教育和集训，武装部一部分干部被军分区抽去参加地方土改工作，那时候武装部工作任务非常繁重，父亲回忆，给县政府机关站岗执勤、协助公安维持社会秩序、参加政府组织的地方各项保卫工作、组织集训民兵和征兵工作。

父亲是刚入伍的新兵，通过集训学习后就被安排到车道乡担任军事干事。初走向工作岗位，经验不足，难以开展工作，一系列工作都要学中干，干中学，好在父亲有一点文化基础，在老兵的带领下开始了边学边干，虚心接受组织培训，勤奋好学，很快进入角色，不长时间就能够单独完成工作任务。

解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为了巩固新政权，政府号召加强人民武装建设，每村都组织适龄青年积极参加地方民兵组织，上级给父亲安排的工作任务是到农村动员挑选适龄优秀青年参加地方民兵组织，父亲先后在车道、曲子、合道和小南沟一带组织训练民兵，在小南沟乡的燕麦掌、狗头坡村深入群众家中，动员青年参加民兵组织，有的家庭成员对党的政策理解不够，不愿意参加民兵组织，父亲就把集训的时候上级首长传授给他的基本常识和党的政策，反复讲给群众听：“参加民兵组织是年轻人的义务和职责，一人参加民兵，全家光荣。民兵带头参加镇反运动的执勤保卫工作，保卫人民群众生产劳动，是维护社会治安的先进组织，是维护社会治安的带头人。”

父亲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使群众打消了抵触情绪，年轻人开始报名参加民兵组织，父亲就对参加民兵组织的人员进行摸底调查，把出身贫苦、思想进步、劳动积极、优秀可靠的青年进行逐一审查登记，上报花名册，待武装部审查批准后，再带回区政府组织集训，父亲脚勤手快，人员登记造表准确清晰，跑遍了车道乡的每一个村子，在工作中父亲深入群众，很快掌握训练方法，在集训民兵工作中，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受到武装部嘉奖。

由于国民党的长期统治，解放初期，国民党残渣余孽还没有完全清除，隐藏在偏僻乡村的邪教、会道门等非法组织泛滥，在偏僻农村进行鬼鬼祟祟地串联、滋生发展势力，妄想颠覆政权，破坏党的政策落实，伺机对社会和群众生产进行报复破坏活动。地方武装工作的任务是要求摸清辖区的社会治安情况，查清外来流动人员，对重点人要特别加强管理。遇到政府组织的大型活动，武装部门首先要做好执勤保卫工作，父亲经常带着民兵到车道、小南沟、合道、曲子等村摸底调查，发现外来人员和可疑的事，及时报告组织，还多次参加会场执勤保卫工作，每一次都能够圆满地完成了领导交代的工作任务，得到组织的信任，不久就被提拔为军事助理员。

1952年春天，父亲被派到军分区干部轮训队参加轮训，经过半年多的军事科目和文化课补习，父亲的思想政治和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进步和提高。学习结业后，适逢抗美援朝战备紧张，父亲被抽调回庆阳军分区，部队传达上级命令，西北军区分批调动部队赴朝参战，军分区接到命令要求从严从实战训练，随时要做好赴朝鲜参战准备，部队给备战人员发了野战装备，随时准备出发，部队进入了紧张的战前教育和训练，那时候全国人民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热潮，父亲说部队随时有可能开往前线。

正当他们厉兵秣马之际，战况有了转机，前方传来停战消息，部队待命训练，停止了入朝。

1953年12月29日，父亲在西峰镇大礼堂聆听了中国人民政府第二次赴朝慰问团第二分团代表在军分区作赴朝慰问报告，父亲和战友们更进一步了解到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和前线战争的残酷，报告号召向抗美援朝英雄学习，军分区对即将赴朝参战部队指战员颁发中央人民政府抗美援朝纪念章一枚，父亲把这枚纪念章视为珍宝，一直保存了五六十年后交给了我。后来和我在部队荣立三等功军功章一起作为我们家的传家宝保存着。

1952年冬天到1953年的春天，庆阳军分区把工作重点转为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庆阳专区多次在西峰、庆阳、环县等地召开镇压反革命捕判大会，1953年春天，环县人民政府在车道三条硷万凤山庙会上召开对反革命分子执行逮捕大会，接到执勤命令，父亲和战友肩扛枪支，带上干粮和水壶，从西峰镇出发，两天徒步行军三百多里，翻山越岭，准时赶到现场执勤，执勤完成任务后返回西峰，途经庆阳县蔡家庙野狐沟已是后半夜，又累又饿，遇到大雾弥漫，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结果迷失了方向，他们一班人在山上转了半夜找不到回去的路，最后他们只好围在一起，躲在一个土窠下面取暖。一直等到天亮才辨清方向和路线。时隔六十多年后的2007年夏天，我接父亲来西峰的路上，路过庆城三十铺镇，父亲望着野狐沟两面的大山，勾起了五六十年前的往事回忆，给我讲述了他们迷路的经过，父亲指着对面的大山说，那时候山上满山遍野都是树林，密林深处还有财狼虎豹出没，每次出差最少是一班人出发，由于密林深处，白天都很难辨别方向，只有对山观望，确定路线。庆阳专区在环县有大的活动项目，他们就要经常步行到环县执行执勤任务，部队只要在环县西部几个区镇执行执勤任务，领导都指派他带路，他们每次都是从驿马、野狐沟翻山走捷路，庆阳的桐川，环县的曲子都是他们徒步的站点，父亲对那一带路线自然很熟悉。

1953年夏天，父亲被提拔为军事助理员，军分区修建营房，让父亲带着一个排的兵到老合水林区砍伐木椽，他们步行到子午岭林区伐树，然后扛着椽子步行七八十里山路返回军分区，修建了部队大礼堂和会议室。我问过父亲，具体在哪里伐树？父亲回答，他们在老合水对面的山里，每人扛着两根松木椽经过老合水，过了板桥才上西峰原，因为父亲离开部队后有五十多年再没有涉足这些地方，对那一带地形地名依然记得很清楚。

那一次父亲来西峰，我还专门带到原军分区后院子转了一圈，父亲指着院子回忆当年他们修建的大礼堂的位置说，围墙外面是麦地，西边不远的地方就是王岭，是他们训练打靶的地方。现在城市扩展，原来的地方早已面目皆非，故地重游，父亲感慨万千。

1954年春天，父亲在西峰军分区工作，接到家信，奶奶病重，父亲请假回家探望，奶奶患了“痨病”经常咳血，看到奶奶病得不轻，家里没有一片药，父亲束手无奈，还是按时回到部队。2月26日奶奶就去世了，半个月后父亲才接到家信，回到家，奶奶已经入土20多天了。几十年后父亲每当说起奶奶去世，他总遗憾地说，那时候医疗条件太差，肺结核都是无药可救的大病，奶奶刚过了60岁就被病魔夺走了生命。父亲遗憾没有能力为奶奶寻医找药，也没有最后陪在奶奶身边为奶奶送终。后来我到了新疆当兵，父亲经常给我叮嘱，男子汉走出家门就不能老想着家里的事，自古忠孝两难全。

母亲曾说，父亲对爷爷奶奶非常孝顺，每次回家给爷爷奶奶洗衣服，洗头洗脚、剪指甲，在床边轻声细语地问寒问暖。每次回来都会带回来一点好吃的食物。

1953年冬天，父亲回家探亲，路过环县，随着一股扑鼻的酒香，父亲看到街道旁边有一家酒坊，父亲想打一瓶酒带回去孝敬我的爷爷，苦于满街道找不到一个空瓶子，父亲走进政府大院，敲开县委书记陈国治的办公室，说明来意，讨要了一个空酒瓶子，父亲打了一斤散白酒带回家，父亲说那时候毛井就没有卖酒的，奶奶拿着玻璃瓶子仔细端详，好奇地说，还能看见里面装的东西。那可能是奶奶第一次见到玻璃瓶子，足可以说明那时候爷爷的家真是室若悬磬。

1955年父亲所在的部队移防兰州七里河，整编后由西北军区直属，一边驻训，一边在黄河滩上建营房，部队负责承担省政府机关的执勤保卫工作，时任省政府主席邓宝珊是旧职将军出身，一身军人气，还给他们部队上过一节政治思想教育课，父亲说他一生见过最高职务的就是省政府主席。

正当父亲在部队工作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突遇奶奶去世，几位伯父也分家过日子了，还有奶奶给我父母亲抱回了尚在襁褓的我的大姐，使家庭拖累加大，单凭母亲一人耕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爷爷多次催促父亲回来，父亲面对扶老携幼的窘迫。每次回来看到一家人没有隔夜的口粮，每次离家走的时候，当天晚上家里没有下锅的米，父亲说过，他迈出家门，心还在家里的锅台边，不知道家里老的小的今天晚上吃什么？面对这样无法解决的困境，父亲的思想动摇了，遂即向部队申请转业回乡务农。有关父亲转业离开部队档案里面的申请这样写道：“家中现有九口人，父母亲和哥哥嫂子，还有两个侄女，哥哥要分家另过，家里只有父亲和妻子还有两个小孩。没有人种地做农活，想转业回乡劳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很简短的申请理由，部队审查批准父亲的复员报告，1956年底，父亲复员回到老家。

父亲是抗美援朝特殊时期征的兵，他的人生履历自然烙上了时代的印记，一直享受政府优待到老，临去世前，庆阳市退伍军人事务管理局还几次专程到老家慰问。

父亲一生有了当兵的经历，对我们家几代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9年我高中毕业，南疆燃起自卫还击战的硝烟，父亲鼓励我参军入伍，后来我在新疆边防服役15年。2007年，七孙子入伍到昆仑山边防哨卡服役16年，期间荣立三等功一次。2010年八孙子又入伍到昆仑山中印边界线上站岗五年，期间受到营嘉奖一次，我们一家三代有14人加入党组织，4人参军,是父亲的当兵经历传承培养了我们几代人爱国爱党、从军报国的家国情怀。

三 线 建 设 工 地

1957年夏天，随着国家大三线建设运动的展开，国家征召退役转业的老兵到三线建设工地，当时玉门油田和酒泉钢铁厂属于西部三线建设上马的重点工程项目，父亲接到通知后，就到乡上报到，告别家人，背上简单的行囊就踏上西去的火车，到了酒泉钢铁基地，父亲被安排到酒泉钢铁厂采矿队，每天到镜铁山矿场采矿，然后装到火车车厢拉回冶炼厂，父亲说那时候，采矿队一百多号人，大部分是转业军人，来自五湖四海，不久，父亲就在采矿队当上了指导员，每天和队长带着一班人，扛着大铁锹到三十多里外的采石场上班，人工装车卸车，来回坐矿石车厢。

在酒泉的日子里，正好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每人每天半斤粮都不能保证，每月十几元的工资买不上粮食，饿着肚子装矿石，从事繁重超强体力劳动，身体透支消耗，很多人因为饥饿出现浮肿、患病，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戈壁滩，找不到一样能吃的东西，于是工人思想开小差，有的坚持不下去，偷偷地趴上火车跑回内地了。父亲也和几个同事，偷偷商量逃跑计划，听说上新疆能吃饱肚子，他们就合伙趴上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两昼夜只吃了几颗土豆，他们蜷缩在露天下面的车槽里，差点冻僵了。到了乌鲁木齐后连火车都没有下，就被当地工作人员遣返。回到酒泉后，由于私自离队还受到组织批评处理。那年月那个饿，几十年后，父亲只要提起饿肚子的事，就忘不了在酒泉的那段日子。

父亲有一个帆布包袱，里面包裹着父亲在酒泉的那段记忆，有炼钢工人用的皮手套，还有一件又窄又小的棉大衣，至今还放在老家的木箱子里。一双翻毛皮鞋，父亲舍不得穿，也不给我的哥哥穿，1973年，父亲卖了五元钱应急打回销粮了。还有在采矿队工作干的好，发的奖品是一支钢笔，后来父亲作为纪念品给我使用，还有三元钱给我爷爷买的一支玉石烟嘴，爷爷去世后，父亲一直保存着，后来给了我二哥，这些遗物也是那个年月的见证，已经成为我们家里的文物古董了。

一个人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在自己的人生路口，选错方向，父亲的人生本来有两次机遇，但终因有两次错误的决定，改变了方向。分析主要原因，父亲是兄弟中最小的，爷爷奶奶和我父母亲一起过日子，赡养老人的任务他不能推卸；另外，随着我们兄弟姐妹出生，家庭生活负担加重，母亲一人无能为力，1958年吃食堂，爷爷有病，不能到集体食堂吃饭，家里老的老小的小。那时候，由于整个社会都很贫穷。偏僻山村尤为严重，生活物资极为匮乏，没有一点余粮，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生活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面临饿死人的危险，1962年冬天，父亲不得不放弃工作，回家种地，扶老携幼共度难关，父亲带着遗憾离开部队，也带着遗憾离开了酒泉。

后来单位多次来信催促父亲返回单位，终因家庭拖累太大，父亲还是因为一家人生活离不开他，只好忍痛放弃了。每当提及这事，父亲叹息，人这一辈子，命运注定的改变不了，遗憾的事情多得很，往往是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

母亲曾给我讲过，那时候家里举步维艰，没有合作化的时候，种地没有牲口，缺少农具，她一人种不了地。一家人吃饭都成了问题，父亲回来后，用部队给的转业费，买了一头驴，勉强可以配对耕地，后来转了初级社到高级社时候情况有了改变。

恩 德 永 铭

作为一家之主，父亲用一生的时间，诠释了担当和责任，他为爷爷奶奶养老送终，和我母亲把尚在襁褓里丧母的外甥女和我们兄弟姐妹一样抚养长大成人，我们兄弟姐妹成家有了孩子，父亲又开始了长达20年的带孙子工作，每一个时段都浸透着他艰辛的汗水，“像牛一样劳作，像土地一样奉献”这是著名作家路遥的一句话，也是父亲一生真实的写照。

七十年代初期，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每年秋收后，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就开始了，全大队青壮年社员集合起来在一起平田整地。工地上红旗招展，社员们挥汗如雨地挖土，架子车来回穿梭拉运土方，那时候最先进的工具就是架子车、镢头铁锹。为了保证工地工具使用，大队组建综合维修厂，父亲会做铁活，会维修农具，和本村木工毛富秉，宋得祥组成三人维修组，整天修理架子车，给工地上打镢头铁锹，厂子的小院子，整天叮叮当当不停活，保证了大会战工地的工具。

在按劳分配的年月，父亲把挣工分看得非常重要，一年从不缺勤，天天出工，在维修组一年能挣三千多工分。

1974年，我们家庭9口人，父母亲、大哥二哥和我二姐都是全劳力，我们家是生产队最高工分，全队劳动日值四角二分钱。全家分了460元工资，从此彻底甩掉了“超支户”的帽子，成了全生产队最高收入家庭。年终决算后，父亲给家里买了一辆自行车，算是家里第一次添置了一件最高级的设备。

1973年大旱之年，社员吃饭依靠政府救济，返销粮还要钱去买。一般家庭只有依靠政府救济款打粮，夏天父亲带着我大哥二哥上山挖药材卖钱，如果遇到下雨天，父亲抽出时间，在家里生炉子做铁活，打一副门栓五角钱，修理一把镢头一元钱，就这样，保证每次回销粮批下来，都能按时打回来，也为家里增添一点收入，每月按时买回煤油，盐和几尺布，让母亲能够按季节给我们换上衣服。

1972年底，就开始了吃返销粮，先开始每人每天供应一斤玉米，后来每人每天供应八两红薯干，一家人生活问题亮出了危险的红线，父母亲每月打回回销粮后，就制定出一月的计划。采取先稀后干，午干晚稀，先孩子后大人的节粮措施，至今我依然清楚的记得喝玉米面糊糊的那段日子，玉米面烙的饼子，只能分给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吃，生怕饿着我们。即将断粮的那几天，父亲经常也只能吃个八九成饱，剩下分到我们碗里，千方百计保证一家人安全度过灾荒年。

吃红薯干的时候，父亲利用早上去大队维修厂做活的时间，带着我把几十斤红薯干背到碾子上，摊在碾盘上，用人工推着石头碾滚子转，把红薯干砸碎，然后交给母亲再用石磨子磨成红薯面，给我们做红薯疙瘩或红薯面糊糊。我们家人口多，有时候一个月接不上一个月，为了确保不断炊，父亲想尽了办法，村上有两个外地流落来的老鳏夫，每个月打回来的回销粮略有结余，一个黄昏，父亲带上我敲开人家的门，一斤玉米九分钱，父亲买了20斤玉米，如果让人发现，下个月会扣除回销粮指标，父亲和我趁着夜色，背篓下面放上玉米口袋，上面拾上柴火，背回家，当天晚上就用石磨子磨面，第二天一家人照常喝上了玉米面糊糊，直到四五天回销粮打回来。

那年月和父亲一样的壮年劳力，把一家人吃饱肚子，穿暖活，灶膛里有烧的柴火成了最高的奢望。

父亲为了我们一家能在饥荒年月熬过来，想尽了办法，夏天经常到野外挖野菜，红薯面糊糊里面掺和了榆钱、蒲公英、苦苦菜，该想的办法父亲都想过了，父亲听人说，给收购站缴回一头生猪任务就能给六十斤饲料玉米，我们家哪里能喂起一头猪啊，父亲和我堂大哥，打听到后山宁夏长壕一带有养猪的人家，父亲早早起来，揣上两个玉米面馍馍就和大哥出门了，串山路走上几十里，走村串户，各自买了一头猪，慢慢吆喝上翻过两座山一道沟赶了回来，母亲给猪凑活地喂一点食物，第二天大清早，父亲和堂哥吆赶着猪，到十多里外的砖城子收购站缴了，七十元买回来的猪还是卖了七十元钱，只为打回来六十斤玉米。那个冬天父亲和堂大哥去了三趟宁夏贩猪，每家得到一百多斤玉米，成了我们断炊时候的救命粮食。

1975年秋天天气接连下了十多天秋雨，社员家家都等着新粮食解困，我们家里眼看着就要断顿了，生产队里把刚割下来的糜子急急忙忙打了分给社员，预防社员断炊，父亲把刚分回来的七八十斤糜子放到人睡觉的土炕上，在山里挖回来的柴火，把炕烧得热热的，加紧烘干糜子，两天后母亲把糜子碾成黄米，一家人吃上了香喷喷的黄米饭。

父亲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都是穿了三四年的破旧衣服，外衣被太阳照晒的颜色都分不清。腰里经常系着一根腰带御寒，每当寒冷和饥饿袭来时，父亲只有紧了紧腰带。脚上的鞋子和毛线打的袜子都是补丁摞补丁，父亲担心我们受冻，早早筹划着给我们准备过冬的毛袜子和棉衣，自己的手脚经常龟裂的开口子，晚上，父亲只有在煤油灯下烧点羊油滋润在裂口上。

父亲参加生产队劳动总是不怕苦和累，表现出那么一种坚毅和忍耐，那时候实行的是包工制，不论是夏收还是冬季给地里送粪，人们都抢着挣工分，父亲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工地，记得收麦子的时候，到了一块大田，别人挑拣好收的地方下镰，可是，父亲只要一到地畔，就地收割，从来不去挑拣地块，不管有多难收，他总是一镰刀接着一镰刀，收割的的面积也是方方正正，不紧不慢地往前干。对于干农活，父亲很有持久的毅力，那种耐性，我们比不上。

1976年夏天，大哥招工了，父母亲特别高兴，家里孩子多，走出去一个就能减轻一部分负担，因为随着大哥二哥长大，面临着找对象结婚。那时候尽管彩礼少，但收入更少，何况我们兄弟五个一个接一个排队，我们住的院子只有两孔能住人的窑洞，父亲带着大哥二哥，打胡基，箍窑洞，连续三年，给院子箍了一间箍窑，三间土坯房子。为后来我们结婚准备了住的地方。

那些年，父母亲带着我二哥二姐，努力挣工分，年年都是全队工分最高家庭，尽管劳动收益很低，但基本解决了一家人吃饭穿衣问题。

1981年包产到户时候，父亲刚好50岁，母亲和我二哥二嫂成了家里种庄稼的主要劳力，父亲成了全职“羊倌”，后来一直到七十岁左右都是在放羊，几十年来，每天早上父亲挖土垫羊圈，里里外外总是忙个不停，吃饭的时候随便吃一点就赶着羊群上山，不管吹风下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硬是把东山里日头往西山里背，后来我想，父亲那个时候怎么不得病，要是得了病，说不准还能休息几年呢。

依靠父亲养羊，加上种地收入，家里年年增收，父亲一直把种粮食看得很重要，因为饿肚子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穷了几辈子人的家庭，基础特别薄弱，只有把当年养羊，卖油料的收入，第二年又投入到种地上去，1983年冬天，我从部队休假回来，看到窑洞里堆放上万斤麦子，清油用水缸盛，过年还宰杀两头大肥猪，别提父母亲多高兴，我都有些想不到，因为四年前我当兵走的时候，生产队给我们家预借了30斤荞麦，用来招待为我送行的亲戚邻居，家里再没有一点麦子。包产到户后，父亲和所有种庄稼的人一样憋足了劲，常言说，仓里有粮，心里不慌，所以千方百计多打粮。认准多打粮就是硬道理。

刚包产到户那会儿，父亲为了保护庄稼，父亲就把承包地边拍起了几十米长的防挡土墙，每当遇到下雨天，父亲扛着铁锹上山，一锹一锹的背土，直至把地头全部包围起来，防止牲畜糟蹋庄稼。前几年，整修标准化农田，把父亲当年修起来围墙推倒了，大哥每次走到地边，都会情不自禁念叨，这里每一寸挡墙都浸透着父亲的汗水。

2019年夏天我回家探望父亲，中午吃过饭，我看父亲状态很好，我就开上车把父亲拉上到庄前屋后转了转，到了山头上看了他种了一辈子的土地，还有他种的那些树，在山头上，父亲想从车上下来，再看看那一座山头上那些土地和庄稼，还有他一锹一锹打起的地埂，想把地埂上那些嫩绿的草拔下来带回去喂羊，可是腿脚是那么笨重，一点不听使唤，这段路，不知道父亲背着背篼，扛着铁锹来来回回走过多少趟，这点小活，不知道父亲做过多少次，可这一回，他喘一口气只能挪两步，他走的那么艰难，那么想走而又不能走。

还有一年的春天，我回到老家，山村还有些冷，父亲穿着棉衣，躺在房檐下晒太阳，看着我们回来，激动的列着嘴，哭不出眼泪，我扶着父亲到了院子外面走走看看，父亲看到大门外柳树已经绿了，他种的那些杏树，也已经打起了花蕾，父亲吃力地抬起头望了望树冠，挪动脚步，用颤抖的手抚摸着树干，这一切，在我们眼里在自然不过了，可是在父亲眼里，是那么新奇，又是一年春来到，久病的父亲被大自然的爱感染了，漏出了久违的笑容，不时的用拐杖指着每一颗树，叮嘱我夏天带孩子们回来吃他种的甜杏子。我知道自从母亲走后，只要弟弟两口子下地干活，这个宽敞的院子就剩下父亲一人，寂寞孤独让父亲艰难地熬着每一天，看到这一幕，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父亲一生都特别喜欢栽树，每年春天都要栽很多树，桃李杏树栽满房前屋后和两道山岭，避风暖和的阳山种山桃和杏树，壕沟地下栽杨柳树。一道壕沟两道山，都被父亲挖成条田，然后栽上树，夏天整个院子映衬在树林里，要知道干旱的山坡，栽活一棵树多费劲，下雨后，父亲提着水桶给树浇水，精心地呵护着树苗的成长。如今老家那一个长壕树荫笼罩，都是父亲数十年的劳动成果，山桃核杏核给家里增添了不少收入。

2000年，我到兰州出差，没有给父母亲买一点外地的礼物，而是返回途中路过六盘山，找熟人买了6颗云杉树苗。给父亲带回去，父亲说这比买吃的东西好的多，因为那是村里还没有人家栽这种树，父亲把树苗栽到院子外面，经常浇水、修剪，树形状像一座塔，不几年时间，树长得和房子一样高了，父亲每当看着这些树，脸上露出一种成就感。

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的教育可谓是严中有爱，爱里有严，我们兄弟姐妹人到中年，好多家务事都要请示父亲，征得父亲同意，我们也从来不擅自作主张，我们也从来不敢在父亲面前大声说话，更不敢顶撞，在父亲面前个个都显得腼腆孝顺。因为我们知道，父亲的尊严是在他几十年的大爱里形成的，在他一言一行的生活中灌输给我们的。

我小时候，衣服烂了，鞋子破了，只知道找我母亲，甚至学校里要几毛学费钱，我都不敢正面和父亲要，只知道找母亲解决。现在回想起来，父爱就在我们每天的饭碗里，父爱就在我们身上的衣衫里，父爱无言却把一切都给了我们，父爱如山，高大而深沉。父亲的教诲，是我们一生的财富，始终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我们内心最深的依靠，这种爱从未说出口，但在我们心里，无人能替代。

父亲的家，并没有高深玄妙和严格响亮的家训，父亲一生都是用他的实际行动影响着我们。面对艰难困苦，展现出非凡的毅力和决心，他从不轻言放弃，从不低头怕事，总是迎难而上，勇敢面对，他这种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优秀品质，为我们后代儿孙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父亲在子女面前，平时唠叨的话语很多，现在追思起来，大多都是要求我们做老实人，做正直人，占别人的小便宜，宁可自己吃亏，不失自己做人的尊严。多少个挨饿的日子，从不动别人地里一颗萝卜，如果我们做了一件偷摸生产队里东西的小事，父亲都会揪着不放。可以说，父亲会用他的言行举止耳濡目染地浸润着子女的道德情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行为规范。传承着我们先祖留下的良好家风。

2023年7月初一，是父亲三周年祭日，我们按时回到了老家，到了父母亲的坟前烧纸祭奠。当点燃寄托我们哀思的一堆纸火，我们的思绪就回到了三年前的今天，泪水模糊了双眼，父母双亲，您们的儿女孙子又回来看望您们了，安息吧，有您们的护佑，您们的子孙后代一切安好，我们会遵照做人做事的教导，传承好你们的精神，真诚做人，踏实做事。

                             （2025年8月19日于西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