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编审：芦苇

乡土叙事中的“乖”与“野”

——杨建印长篇小说《乖男人》 序   

       作者：史飞翔

        在当代乡土小说创作领域，如何在现实主义底色中挖掘地域文化肌理，在人物命运书写里折射时代精神图谱，始终是作家们探索的核心命题。农民作家杨建印以其深厚的关中生活积淀为创作土壤，在长篇小说《乖男人》中，通过黄鑫、韦强、王俊三位关中农村八零后青年的人生轨迹，构建起一部裹挟着乡土气息与时代阵痛的成长史诗。作为一位扎根基层数十年的写作者，杨建印将自身对农村生活的细腻观察与对人性的深刻体悟熔铸于文本，既延续了柳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传统，又以独特的叙事视角与人物塑造，为乡土叙事开辟了新的审美空间。

      《乖男人》的核心主题，在于探讨物欲横流的经济社会中，乡土青年如何在生存困境与道德坚守之间寻找平衡，揭示“潮水退了方知是谁在裸泳”的人性真相。小说以二十世纪关中农村为背景，聚焦黄村三位发小离开校园后的人生选择：黄鑫从“乖孩子”成长为坚守责任的军人，韦强在物欲诱惑中迷失自我，王俊凭借知识改变命运却陷入新的生存焦虑。三条人生轨迹交织，构成了八零后乡土青年在时代转型期的生存群像，其主题深度体现在三个维度。

       其一，对“善良与异化”的辩证思考。小说开篇便将人物置于“我本善良，奈何人心不古”的现实困境中：黄鑫在古汉台挺身而出救助杜紫诺，却因军人身份与情感责任陷入两难；韦强从豪爽仗义的少年，沦为在工程争夺中暴力斗殴的“混世魔王”；白依文因原生家庭创伤与物质诱惑，在情感与欲望中摇摆。作者并未简单地对人物进行道德评判，而是深入挖掘人性异化背后的社会根源——市场经济对乡土伦理的冲击、城乡差距带来的身份焦虑、传统价值观与现代生活方式的碰撞。如韦强的堕落，既与其自身性格缺陷相关，更与村庄土地被征收后“挣大钱就是爷”的畸形价值观紧密相连，其腿被砍致残、家庭支离破碎的结局，既是个人选择的必然，更是时代转型期乡土秩序崩塌的缩影。

       其二，对“乖”的多重解构与重构。“乖”是小说的核心意象，贯穿黄鑫的成长历程。幼时的黄鑫是“听话的乖孩子”，为让家人省心压抑自我；入伍后，他在部队纪律与个人情感间做“乖军人”，却因杜紫诺的深情、何若琳的怀孕陷入道德困境；成家后，他在“乖丈夫”“乖儿子”“乖父亲”的角色中周旋，既要偿还家庭债务，又要平衡妻子与父母的关系。杨建印突破了“乖 = 顺从”的单一认知，揭示出“乖”的复杂性：它既是乡土社会对个体的道德规训，也是人物在生存压力下的无奈选择，更是一种隐性的反抗——黄鑫对何若琳的坚守、对杜紫诺的愧疚、对家庭的责任，本质上是对“乖”的重构，即在传统道德框架内，守护人性中的善意与担当。这种解构，让“乖男人”的形象超越了简单的性格标签，成为乡土青年在时代洪流中坚守自我的精神符号。

        其三，对乡土命运的深情关切。作为土生土长的关中农民，杨建印在小说中融入了对乡土变迁的复杂情感。一方面，他描绘了乡土的诗意与温暖：爷爷的骡驹子、奶奶的臊子面、村庄的古会、田野的烤红薯，这些充满关中地域特色的意象，承载着乡土社会的温情与记忆；另一方面，他也直面乡土的困境与失落：土地被征收后农民的身份焦虑、传统伦理的瓦解、青壮年外出务工带来的家庭离散。如小说中黄村土地被国家空天城征收后，村民虽获得征地款，却陷入“钱有了，根没了”的迷茫，韦强等人争抢工程的乱象，正是乡土失去传统生计后集体焦虑的爆发。这种书写，既不是对乡土的怀旧式美化，也不是对现实的批判式否定，而是以“在场者”的视角，呈现乡土在时代转型中的阵痛与希望，体现出作者对乡土命运的深切关怀。

      《乖男人》在表现形式上，实现了地域叙事与时代叙事的有机统一，既扎根关中乡土的文化土壤，又折射出整个时代的精神特征，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 

        从地域叙事来看，小说充满浓郁的关中文化气息，成为一部“活的关中乡土志”。语言上，作者大量运用关中方言，如 “喔些事”“谝闲传”“瞀乱”“没麻哒”等，既贴合人物的身份与生活场景，又让文本充满地域辨识度；习俗描写上，古会、满月礼、回门、祭灶等关中传统习俗贯穿始终，如黄鑫出生时，舅妈因“女人生娃娃时娘家人不能在跟前”的习俗提前离开，曾奶奶让黄鑫扛“引魂幡”的细节，既展现了关中农村的民俗文化，又推动了情节发展，暗示人物的命运；地域意象上，骊山、古汉台、华清池等关中地标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文化符号——骊山的传说、烽火戏诸侯的典故，既丰富了文本的文化内涵，又与人物命运形成互文，如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暗喻黄鑫与杜紫诺的错过，古汉台的“英雄救美”则成为黄鑫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这种地域叙事，让小说具有鲜明的“在地性”，读者能通过文本感受到关中乡土的独特魅力，同时，地域文化也成为人物性格与命运的重要底色，黄鑫的坚韧、韦强的豪爽、何若琳的泼辣，都与关中文化的特质高度契合。

       从时代叙事来看，小说以小见大，通过黄村青年的人生轨迹，折射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时代变迁。改革开放后土地包产到户、市场经济兴起、城市化进程加速、汶川地震等重大时代事件，都在小说中留下印记。如黄鑫家办砖厂失败，反映了市场经济初期农民创业的艰难；王俊通过高考走出农村，体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潮流；汶川地震中黄鑫的救援经历，展现了军人的责任与担当，也让杜紫诺失去孩子的情节更具悲剧性。作者并未刻意堆砌时代事件，而是将其融入人物的日常生活与命运选择中，如土地征收后，黄鑫家人的债务压力、韦强的投机取巧、王俊的都市困境，都是时代变迁在个体身上的具体体现。这种叙事方式，让小说超越了个人成长史的范畴，成为一部反映时代变迁的“微观史诗”，读者能通过人物的命运，感知到整个时代的脉搏跳动。

       此外，小说的叙事结构采用“线性叙事 + 插叙”的方式，以黄鑫的成长为主线，穿插韦强、王俊的人生经历，以及杜紫诺、何若琳等女性角色的故事，形成多线索交织的叙事网络。这种结构既保证了故事的连贯性，又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如通过插叙韦强与白依文的情感纠葛、王俊的都市生活困境，展现出不同人物在时代中的不同选择与命运，使小说的主题更加多元、立体。

       杨建印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底色，运用细腻的细节书写与立体的人物塑造手法，让《乖男人》具有强烈的真实感与感染力，体现出当代乡土小说创作中“贴着人物写”的理论追求。

       细节书写是小说的一大亮点，作者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精准捕捉，让乡土生活场景与人物情感更加真实可感。在生活细节上，小说对关中农村的饮食、劳作、民俗等描写细致入微：奶奶做的臊子面 “油汪汪的臊子浇在面条上，撒上葱花，香味能飘出半条街”，黄鑫与妹妹烤红薯“把红薯埋在柴火堆里，等烤得冒油了，扒出来吹吹灰就啃，吃得满脸黑灰”，这些细节不仅充满生活气息，更承载着人物的情感 ——臊子面是家人的温情，烤红薯是童年的快乐。在情感细节上，作者善于通过细微的动作、神态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杜紫诺在黄鑫结婚时送来红包却不愿露面，“红包上写着‘新婚快乐’，字迹娟秀，却有点颤抖”，一个细节便写出杜紫诺的深情与失落；何若琳怀孕后，“夜里偷偷摸自己的肚子，嘴角带着笑，眼里却有泪光”，既表现出初为人母的喜悦，又暗含对未来生活的担忧。这些细节摒弃了宏大的抒情与议论，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人物的情感更加真实、动人。

       在人物塑造上，作者打破了“好人 = 完美”“坏人 = 彻底堕落” 的二元对立模式，塑造出一批立体、复杂的圆形人物。黄鑫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英雄”，他有“乖”的一面——听从家人安排入伍、对家庭负责，也有“不乖”的一面——逃课、打架、在情感中犹豫；他有善良的一面——救助杜紫诺、坚守对何若琳的承诺，也有懦弱的一面——面对杜紫诺的深情不敢直面、面对家庭债务感到无力。这种复杂性，让黄鑫成为一个真实的“人”，而非一个抽象的道德符号。韦强的形象同样具有层次感，他并非天生的 “坏人”，幼时的他 “大方地拿出零食与伙伴分享”，对白依文也曾有过真心，只是在时代诱惑与个人性格缺陷的双重作用下逐渐堕落，他腿被砍后“看着自己的残疾腿，突然哭了，像个孩子”的细节，展现出人物内心深处的脆弱与悔恨。即便是次要人物，作者也赋予其复杂性：杜紫诺善良却执着，何若琳泼辣却深情，王俊勤奋却焦虑，这些人物既具有八零后青年的共性特征，又有各自的个性色彩，共同构成了丰富的人物群像。

       另外，小说还运用了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增强文本的文学性与思想深度。“骡驹子”象征着乡土的生命力与希望，爷爷对骡驹子的珍爱，暗含着对乡土传统的坚守；“烤红薯”象征着童年的纯真与温暖，黄鑫与妹妹、与杜紫诺烤红薯的场景，成为人物情感中最柔软的部分；“骊山”“古汉台”等历史文化符号，既隐喻着历史的厚重与沧桑，又暗示着人物命运与历史的呼应。这些手法的运用，让小说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具有了一定的诗意与哲思，避免了对现实的平面化描摹。

       结合杨建印的生平与创作来看，《乖男人》的价值不仅在于文本本身，更在于其体现出的农民作家的“在场”书写立场与文学担当。作为一位1960年出生、长期担任村会计的农民党员，杨建印始终扎根关中乡土，他的创作不是对乡土的“猎奇式”书写，而是“在场者” 的亲身经历与深切体悟。这种“在场”性，让小说具有强烈的真实感与代入感——无论是对农村生活细节的精准把握，还是对农民心理的深刻洞察，都源于作者数十年的乡土生活积累。如小说中对农村债务、婆媳关系、土地征收等问题的描写，没有空洞的议论，而是通过人物的对话、动作、心理活动自然呈现，让读者感受到农民在时代变迁中的真实困境与诉求。杨建印作为陕西散文学会、西安市作协会等多个文学团体的会员，其创作既继承了陕西文学“关注现实、扎根乡土” 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当代文学的创作技巧，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的作品不追求华丽的辞藻与复杂的叙事结构，而是以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细腻的描写，讲述乡土故事，传递人性温暖。这种创作立场，体现了农民作家的文学担当——在城市化进程加速、乡土文化逐渐失落的当下，杨建印用文字记录乡土的变迁、守护乡土的记忆、关注农民的命运，为当代乡土文学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力量。

       从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来看，《乖男人》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乡土叙事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先锋文学”“都市文学”占据主流的当下，杨建印坚持以乡土为创作底色，既不迎合市场的猎奇需求，也不盲目追求理论的先锋性，而是扎根乡土、关注人性、反映时代，为当代乡土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路径——即从地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现实生活中挖掘素材，从人性深处探寻主题，让乡土小说既具有地域特色，又具有时代精神，既贴近读者，又具有文学高度。

       总之，《乖男人》是一部充满诚意与力量的乡土小说，杨建印以其深厚的关中生活积淀、细腻的细节书写、立体的人物塑造，为读者呈现了一部八零后乡土青年的成长史诗。小说在思想主题上，深入探讨了物欲浪潮下的生存坚守与人性勘探；在表现形式上，实现了地域叙事与时代叙事的双重融合；在艺术手法上，以现实主义为底色，展现出强烈的真实感与感染力。作为农民作家的“在场”书写，《乖男人》不仅记录了乡土的变迁与记忆，更传递了人性的温暖与希望，为当代乡土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当下文学创作多元化的背景下，这样扎根现实、关注民生、传递正能量的作品，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

       是为序。

作 家 风 采

史飞翔，著名文化学者、作家、文艺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西安市社科院老子文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西北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陕西省首批重点扶持的一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陕西省“百青人才”、陕西省“百优人才”、陕西省“双百人才”。曾获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作家协会、陕西西部网联合颁发的“陕西省十佳优秀散文作家”称号。陕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吴宓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市高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陕西终南学社秘书长、《陕西终南文化研究》杂志编辑。

袁秀苇，笔名芦苇，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人。一个安坐于文字中的女子，喜欢穿行在文字里，尤喜古韵。愿在错落的文字里活出自己的淡定与优雅，作品散见于众多纸刊及微刊平台。亦有戏剧作品获奖、被搬上文艺演出舞台。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四川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地方作家协会会员，夹江县诗词学会副会长。《雅风小筑》《醉墨流芳》《时代精英文学》微刊总编，《都市头条》认证编辑，《青年文学家》杂志社理事会理事，《夹江县老年诗词选刊》编委，会刊《古泾口诗词》编委。望岳雅集公益诗词学校第二期高研班毕业，现任望岳诗校西岳书院副总院长。九州文学会•经典文坛网•四川网总裁，中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副会长，会刊《百花园地》总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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