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灯下的文字（散文）
文/草根
岁月淌得真快，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可1976年那个深秋的黄昏，就像刻在骨头里似的，怎么也抹不掉。打谷场上夕阳斜照，稻谷香混着人声，在风里飘。那会儿我正年轻，尽管日子艰难，心里却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悄悄松动。
虽然自己被人们称作“知识青年”，可我心里清楚，那十年里，正儿八经学到的知识实在不多。但人想读书写字，就像石头缝里长出的草，越是身处贫瘠之地，越要顽强地探出头来。记得我用母亲卖鸡蛋攒的钱，在镇上买了几本牛皮纸本子。母亲一边说“又乱花钱”，一边悄悄塞给我半斤煤油票，低声说：“别熬太晚，白天还要下地挣工分呢。”我捏着带着母亲体温的半斤煤油票，重重地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煤油灯就成了我个人的夜晚。火苗一跳一跳，整个墙壁也似乎跟着动。我贪婪地读着所有能借到的书，在本子上工工整整地写心得——鲁迅骂人真狠，看得痛快；朱自清的《背影》读得鼻子发酸；《红楼梦》里那些人的悲欢离合，哭啊笑啊，让我心里五味杂陈……在田地里干活时，老农讲的乡间轶事，那些沾着泥土味、露水气的生活，后来都成了我文学创作血脉中最结实的筋骨。
夏天蚊子多，我把脚泡在水桶里，就着那盏昏黄的灯一字一句地写。灯芯有时“噼啪”一响，炸出一朵灯花，那股煤油味，到现在好像还闻得见。
冬天，手冻得握不住笔，我就把胶皮热水袋焐在胸口，写几行字，暖一下手。现在想起，那时候真像庙里的和尚，守着孤灯，捧着旧书，全凭一股傻劲撑着。
真正让我尝到写作各种滋味的，要数那篇《刘主任下乡》的小说。我写的是真人真事——公社有个主任，下乡总背着手，说话拿腔拿调，明明不懂庄稼，还爱指手画脚。我照着他写了篇小说，心怦怦跳着寄给了县里文艺刊物。
没过多久，收到了回信。编辑说小说很有现实意义，就是人物单薄，矛盾冲突铺垫不够，故事有点散。那晚，我在煤油灯下把信纸摩挲了一遍又一遍，字字烫眼——这可是头一回有编辑给我写信啊。
后来我按编辑的修改意见再加上自己的见解改了三遍再寄去，稿子却被退回来了。这回话说得重，说不符合当下宣传主流，让我多学学“样板戏”的创作方法。我把两封信并排放着，字迹完全不一样。看来这篇是没戏了。那个夏夜，我揣着退稿信在村头转悠，心里沉得像坠了块石头。满天的星星亮得晃眼，却离我那么远。
最后我把稿子寄给了报社，一半是残存的希望，一半是为它举行最后的葬礼。谁知这个莽撞的决定，竟成了转机——小说不但登了，还寄来四块钱稿费。那时候，这四块钱抵得上一个壮劳力干十天的工分。我买了两斤肉，让全家开了个荤，剩下的扯了段布，给母亲做了件短袖衬衫。母亲穿着新衬衫在塘边洗衣时，那些媳妇赞她穿得漂亮，她就自豪地说：“我儿子写字挣的。”
后来县刊还转载了这篇小说。一夜之间，我成了村里的“名人”。其实只有煤油灯知道，在这之前，我投过多少稿子石沉大海。那年我又发了两篇习作后，年底还被评上县模范创作员，得了一支英雄牌钢笔和一个红塑皮本子。
最让我忘不了的，是县里文艺界领导对基层作者的关心。记得1977年夏天，县文化局领导、文化馆馆长和编辑居然一块来到我们大队。我穿着件沾着泥点的旧汗衫、打着赤脚跑到大队部，领导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亲切地笑道：“我们的农民作家，可以嘛，写得活，没被框框捆住。”接下来他们说地区要办文艺创作学习班，全县三个名额，组织上分了我一个名额。
我呆在那里，喉咙发紧，只会咧嘴傻笑。那次黄冈地区创作笔会使我认识了不少作家诗人，我们新洲的周西中老师也在其中，他正在创作小说《雪梅迎春》。后来发表在《赤壁文艺》上小说《冷凌的泪珠》就是《雪梅迎春》的节选。如今他白发苍苍，仍乐此不疲地为文学新人搭桥铺路。
还有一回，我正在水田插秧，队长带着公社通讯员来到田边，说县委宣传部点名要我去刘集公社改稿。后来我才懂，哪是真改稿，是领导特意为我创造条件，要拉我这个农村娃一把。这些点点滴滴，像春雨，悄悄润着一棵刚冒头的幼苗。
几十年眨眼过去了，如今我头发都白了，还是喜欢深夜与文字倾心对话。台灯早换了煤油灯，再也不怕油尽，不怕冬冷夏热。可每次拿起笔，总会想起劳动歇工时坐在田埂上看书的时候，想起和老农聊天的黄昏，想起煤油灯下抄写的深夜。从退稿信到英雄钢笔，从一个人摸索到有人引路，我想，写字这事，既要熬得住冷清，也不能忘了自己是从哪里走出来的。
如今虽皱纹爬满了脸，可那段文学路上学步的岁月，那盏煤油灯，始终珍藏在我心里。它照亮的不仅是那些发黄的纸页，还有一个年代，怎样在文学里慢慢睁开了眼睛。
作者简介：
喻大发，网名“草根”，1952 年出生，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农民。年轻时，热爱文艺创作，曾被评为县模范创作者和文艺评论员。近几年，重拾笔墨，在自娱自乐中陶冶情操，在地方文艺杂志及各公众号发表200多篇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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