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峰解放后的诗歌创作，上了省级刊物的，张泽洲是第一人。

《长江文艺》是我工作的单位，而1975年这个刊物叫作《湖北文艺》时，我正在编辑部做诗歌编辑，无疑张泽洲的第二首诗是我编发的，他是我所编诗作的作者，但在1992年7月鹤峰民族文学笔会的日子里，我没去点明这点，我只是默默地观察着他。

我们到鹤峰的时间是7月19日晚上10点钟后，刚在宾馆房间住下来，作为县委书记的张泽洲立即到每个房间里看望参加笔会的作者和编辑。到我房间时，鄂西州文联的同志介绍说：“这是诗人刘益善。”他马上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欢迎欢迎，久闻大名。”

那时我还没看到县志，我只知他是县委书记，心想：客气罢了，一个县委书记哪里会知道一个写诗的名字。

到后来，我觉得他不是客气了，他可能真的知道我，因为他现在还写诗，我从笔会上带回的一批选用稿中，有他的一首诗。

张泽洲在笔会期间，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儒雅的对所有同志都很温和的中年男子，说话不急不缓，有条不紊，脸上总有微笑。在宾馆的大厅饭堂，在参观土家山寨及茶园时，他是参观队伍中的一员，完全看不出他是这一片土地的领导者。我们到达的每一个地方，他都了如指掌，他向我们介绍着这每一处地方的人口土地，历史掌故，生产情况，收入情况，发展前景，那些数字从他口里一串串地说出来。我们在鹤峰大山中奔跑了三天，张泽洲陪了我们三天，他坐在车队里最差的车上，每到一个地方，他没有命令那些干部如何如何，一切任由下面同志安排，包括吃饭休息，以及插进来的助兴活动。

有天晚上10点，我们从八峰山农工商公司访问归来，车在山腰公路上与一辆卡车对了面。那段路又窄又险，要错车必须让一辆车倒退近半公里。我们车上有县委书记，那卡车是一个乡化工厂的，当然让卡车后退，但卡车司机言他的车是重载，坚决不退。有人亮出张泽洲的牌子，那司机也不退。张泽洲下车问清了情况，就亲自指挥我们的交通车后退。他很平静，微笑着一步一步地指挥交通车退到安全地方，让卡车先过去了。那一刹那，我们交通车上的人停止了说笑，都没作声，我不知大家在想什么？

我当时想，张泽洲是县委书记，也是个诗人。我们的领导干部，如果诗人气质多一点，不知是好还是不好。

我只知道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有诗人气质的人有许多，最典型的当推毛泽东和陈毅。我在张泽洲的办公室里采访了他。

张泽洲1942年生，土家族，鹤峰走马镇人，世代务农，家有兄弟姐妹8人。1962年高中毕业后当了一年教师，1963年调到县文化馆，不久即下乡搞“社教”，搞“四清”。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调团县委工作，1969年调县广播站做编辑，1975年调县委办公室当秘书，1979年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1980年在县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副县长，1983年进省委党校党政干部培训班学习两年，1985年7月任鹤峰县委书记至1992年11月，后调任恩施州委常委、政法委员会书记。张泽洲在鹤峰工作过的单位不少，但不论在哪个单位，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搞农村工作。他走遍了鹤峰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

张泽洲对鹤峰的过去、现在、未来，都有自己的见解、主见和设想。他谈起鹤峰的粮食基地、茶叶基地、烟叶基地、药材基地和畜牧业基地，以及工业六大骨干产业的建设，眉飞色舞，如数家珍。按照张泽洲的设想，要不了几年，鹤峰就会展翅腾飞，成为鄂西的一颗明珠的。

张泽洲连任过三届县委书记，在他之前，鹤峰县委书记连任三届的不多，这是不是说明他干得好，鹤峰人民要他干下去呢！

 我问张泽洲业余时间干些什么？

他回答说他没有什么业余时间，白天干工作，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每天晚上，他都是12点后才能睡觉。下班后，人还没到家，来访者已在家门口等着了，人家找你县委书记，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你在任上，你就有责任接待，听他反映问题。山里的老百姓无理取闹的少，他反映的无非是工作问题，家庭问题，以及历史遗留问题。张泽洲从不将人拒之门外，你反映的有道理就解决，没道理的就做工作，自己是从基层上来的，要多体谅基层同志的难处，多为群众谋福利。

“当然，如果还有业余时间的话，我还是喜欢写点诗与文章的。”他说他写的一篇《我们怎样吃葡萄》文章，还在《湖北日报》得了个二等奖呢。

 

此文原载 1994年4月《长江日报》《湖北农民报》，作者刘益善，著名诗人、作家，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江文艺》杂志社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