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澜书画班听课随笔——中国画的由来

文/周中金/退役军人、湖北省武穴市住建局退休人员

诵/云中鹤

 

2025年10月17日下午2点，武穴市老年大学行澜书画班首课，我带着期待试听，收获的不仅是画理，更有一份对家国与艺术的双重感悟。

 

杨行澜老师开篇就从“中国画”的名称讲起，语气里满是生动的趣谈：“咱这‘中国画’的名儿，还有段说法呢。听说早先想叫‘中国国画研究院’，但考虑到台湾还没回归，哪能有两个‘国’字呀？是周总理提议就用一个‘国’字，既明了这画的根在中华，也藏着对家国一统的盼头。”说着，他又聊起另一段传闻：“还有人说，周总理给中国税务题字时，‘國’字的草书写法特意留了一个口没封上，是在提醒咱——中国还没完全统一，同志仍需努力啊！”

 

课后我特意上网查证，才知晓更详实的历史脉络。原来早在1957年北京中国画院筹备时，周总理就对命名有过深远考量，他直言“国画”的叫法易有“唯我独尊”的局限，毕竟除了国画还有西洋画、印度画等艺术形式，便提议改为“北京中国画院”。而后来中国画研究院的成立，最初源于“文革”中后期总理为保护受冲击的艺术家，邀请他们集中创作，后经中央领导提议保留队伍组建而成，虽命名细节与杨老师的趣谈不尽相同，但总理对中国画发展的关怀与包容视野确是史实。

 

那些未经考证的趣谈或许并非正史，但杨老师由此延伸的联想，反倒让我们更真切地触摸到艺术与家国的联结。正如总理当年定名时既坚守文化根脉又秉持开放心态，中国画的厚重，本就藏在对传统的传承、对时代的呼应里。这些趣谈与正史交织，非但没冲淡理解，反而让我们更懂：笔墨里的“重任”，既是传承艺术薪火，也是寄托家国情怀。这堂试听课，听得入心，想得更远。

主播：云中鹤，男，1956年生，大连市人。1977年应征入伍，在海军部队历任排长、连长、军务参谋。团职军官转业至地方后，先后从事过政法、纪检监察、宣传等项工作。热爱体育运动和文学艺术，是大连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