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婆

              文｜江林红

小时候，我有一个颇为不雅的绰号，村里人都叫我“地主婆”，其实名副其实的地主婆倒真有一个。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反正大家都叫她地主婆。她就住在我家背后，是当时村中唯一的最好的房子，灰墙黑瓦，黑色油亮的两扇大门上有两个古铜色的圆环，记忆中有一扇门白天总是开着的，有一个身穿蓝色斜襟衣服，脚穿黑色绣着梅花的鞋，盘发，个子高高清瘦的小老太太经常摇摇摆摆地从这扇门走进走出，样子实在有点好笑，她就是我要说的“地主婆”。她们家的人从来都是独来独往，与村里人是井水不犯河水。

我们那时候住的都是草房子，墙是用泥和沙搅拌而成的，屋顶是用稻草铺成的，当然这个稻草必须先做成一片片长方形的草扇子，至于草扇子是怎么做的，我记不得了，但至今还记得父亲在太阳底下做草扇子的情景，我们这些小孩子快乐地在草扇子边追来追去，有时候会故意跌倒在草扇子上，这时父亲会骂我们不懂事，但我们依然笑着，追着。这种房子冬冷夏热，最怕强台风，每次台风过后，屋顶全部被台风无情地带走了，又要重新编草扇子。又怕来洪水，我们是杭嘉湖平原，地势低，村子又靠河，发洪水的日子，家家户户几乎都要进水，我们坐在床上都能洗脚了。等雨停了，水有点退了，孩子大人们都忙着拿着脸盆、脚盆把家里的水倒出去，否则进水时间过长，泥墙会倒塌的。

可地主婆家从来都不进水，可能是我们那些草房子把它挡住了，再者她家的地势确实也比较高。那些日子，地主婆家的两扇大门没有开过。

从小父母和村里的人都对我们这些小孩子说地主婆是世上最坏的人，是要吃人的，绝不允许我们去她家，连门口都不能去的。当然村里的人也从不与她有任何接触的。父母去地里干农活的时候，我经常好奇地从屋后的小窗户看，她永远是一身蓝衣黑裤，干干净净的，就是她的鞋子太怪了，方不方，圆不圆的，后来才知道原来她是大户人家的小姐，爷爷做过地方官，父亲是做烟土生意的，家庭相当殷实。那个年代，流行裹小脚，美其名曰三寸金莲，女人出嫁那天花轿抬到男方时，男方先要掀开花轿看新娘的脚是否小脚，越小越金贵。那地主婆裹过小脚，但由于忍不住疼痛，中途把裹脚布剪了，所以才变成了这样不伦不类的脚了，当然也只能穿畸形的鞋子了。

她从门中进进出出，一会儿端着个盆摇摇晃晃地出来，嘴巴里“咕咕咕”地呼着，于是大大小小的一群鸡争先恐后地从四面八方跑过来争食吃，而这时，她用手抓一大把食洒向鸡群，看鸡们吃得差不多了，又是一大把，不同的是换了一个方向，只见那些吃得正欢的鸡们又争着抢食吃，而此时，地主婆把剩下的食全部倒在地面上，然后静静地坐在门口的小竹椅上，看着鸡们吃食，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我忽然觉得她笑起来很好看，一点也没有大人们说的要吃人的样子。

不过我还是不愿接进她，因为我从来没有与她说过话。有一次放学，我们几个说好去搞“破坏”，我那时候八九岁光景，刚上学，胆子小，跟在那些大小孩屁股后面，地主婆家后面有一块竹园，她家的后窗户刚好对着竹园，我们说好每个人扔一块石头进去，我是最后一个扔的，也不知道有没有扔进去，只觉得当时心惊肉跳。说真的，我是不愿意去的，但如果不去，会被他们骂成“小地主婆”的，而我最不愿别人这样叫我了，因为我知道地主婆是最坏最坏的人了。

后来，读师范的时候我才知道那天我们打碎的是她家挂着祖宗的镜框和一对花瓶，那对花瓶是她的嫁妆，很值钱的。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财主，这对花瓶是她们家祖传的宝贝，她的曾孙女和我同岁又是小学同班同学，她讲给我听的。她还说，地主婆的老公与国民党有复杂的关系，确切地说是国民党的一名军官，后来怕受到牵连，抛下她们母子俩逃到台湾去了。

六七十年代的农村用“穷”字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和现在的生活相比，正是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那时最明显的就是吃不饱，经常要饿肚皮。

我们全家有六口人，我上面有二个哥哥，一个姐姐，姐姐最大，她最可怜，为了照顾我们，尤其是我，连学校的门都没有进，经常是背着我干活。我从小特别懂事，八岁就开始帮助家里干家务，烧饭、洗衣、喂猪……九岁已经帮助母亲和姐姐种田，拔秧。放学后，割兔草，剪马兰头，一篮马兰头可以卖五角钱，五角钱在当时肉价只有六角七分的年代对于贫穷的家庭来说多少也是一份收入，家里养了八只长毛兔，每天吃的青草我都要和哥哥在吃夜饭前割好。作业基本上在吃过晚饭后在昏暗的灯光下做的，而我当时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也是数一数二的，非常勤奋，根本不用父母操心，当然他们也根本不会来操心的，他们干农活都来不及。现在的孩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读点书还不好好读，让家长操碎了心。

小时候的生活真的是苦，印象最深的经常要饿肚子，最想吃的是饭，可如果每天能吃到一餐粥已经是梦想了，吃什么，吃土豆，记得家里断粮的时候吃了一个星期的马铃薯，那时候我一放学看到马铃薯就恶心，就哭，没办法，不吃就要饿死，是哭着硬吃的。无独有偶，后来听老公说，他们小时候夜饭总是满满一锅蕃薯，他一看见蕃薯就头痛，因吃下去泛胃酸，我深有同感，非常理解与认同，因为自己深有体会。

天下的父母没有一个不爱自己的儿女。有一天，母亲出乎意料地从同村陶老师家借来了他女儿的衣服给我穿，说是去亲戚家吃饭，听说能吃一顿饱饭，我可高兴了，穿上那件借来的衣服高高兴兴地跟着父亲去了，记得那户人家有一艘大轮船，里面很讲穷的，吃住都在里面。中饭是船里吃的，很客气，准备了好多菜，我狼吞虎咽地吃了好几碗白米饭，还有红烧肉呀，鱼呀，反正吃得肚子鼓鼓的。姐姐也去的，可是她坐在那里像木头一样，吃也不吃，难道她不饿吗？

我要感谢我的姐姐，如果没有她，我就被送到一个陌生的家庭了。吃过饭，父亲说要和姐姐上岸买点东西，让我在船舱里等。这时姐姐拉着我，急切地告诉我，如果我再不上去，就要把我送给他们了，永远也见不到姐姐们了，我顿时吓得魂都没了，哭着抱着姐姐的腿，姐姐紧紧地拽着我的手，顺着长长的梯子爬上了岸，总算回了家。

那个时候，不光是我们这家，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得很艰难。早晨虽说是喝粥，但几乎是看不到米的，喝的时候肚子很胀了，但一节课不到，肚子就饿得咕咕叫，真的难受。中午回到家，又是看不到米的汤，同样一个下午都被饥饿折磨着。越是没得吃，越会吃，越想吃。晚餐是父亲从粮站里弄来的六谷粉，烧成六谷糊让我们吃，六谷糊比粥汤好些，但半夜边也常常会饿醒。

我记得当时村里有二户人家是不用饿肚子的，一家是我舅舅家，另一家是地主婆家。舅舅是村干部，话不多，阴阳怪气的，他家顿顿吃白米饭，还有麦饼吃。舅舅很私利，从来不给点我们好吃的。我经常从墙根看到他们吃东西，口水往肚里咽，但我从来不去讨的。另一户就是地主婆家，她家跟村子里的人是绝缘的，大家都不去关心她家的，但每次吃饭的时候，我都能闻到从她们家窗户里飘出来的香气，真诱人！

有一次，父亲和哥哥姐姐们都去田地干活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阿红，快过来！”听到声音，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地主婆站在我家门口，我吓了一跳，呆呆地在家里站着，“快过来，快过来！”我犹豫了一下，装着胆怯生生地走了出来，只见她警觉地朝四周看了一下，颤巍巍地从那件蓝色斜襟衣服里拿出用布包着的东西，递给我，说“快拿着，夜头叫你姆妈烧点饭吃吃！”说完头也不回地一摇一摆地回去了，我捧着那包东西，回家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小袋米。那晚，我终于吃到了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真的香！真的好吃！

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她那双粽子似的小脚走起来竟然也那么快。

从那以后，我改变了对她的看法。

后来，我去古镇西塘读初中，后来又去外地读平湖师范，期间很少回家，但每次回家，我都要去看看她，与她拉拉家常，虽然，行动有点不太方便，但她气色红润，面容慈祥。

有了家庭后，我很少回去，但家里人告诉我她经常问起我的境况，还有她的两个孙子都是有名的大老板。看来，好人有好报，心地善良的她得到了好的回报。说来，人的资质基因在的，不得不信。

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想去看看她，姐姐说，去吧，她一直惦记着你呢，老太太活了整整100岁，整整一个世纪。

【作者简介】：

江林红，曾在西塘古镇读初中，毕业于平湖师范、绍兴文理学院文化艺术专业，热爱音乐、旅游与运动，业余写散文，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作品若干，获全国及省市级文学奖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