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朴叙事中的亲情表达与伦理觉醒

       —— 评王满院散文《我把我的父亲耽误了》

                       史飞翔

       在当代散文创作中，亲情书写常陷入两种困境：要么过度依赖意象堆砌与抒情渲染，凌空高蹈，使情感沦为“精致的空洞”；要么局限于私人化的琐碎记录，尺水风波，难以触及普遍的人性共鸣。而王满院的散文《我把我的父亲耽误了》，却以一种“反精致”的质朴姿态，挣脱了这些束缚。

       作为一篇以个人记忆为底色的散文，它没有华丽的辞藻、复杂的结构，甚至没有刻意的文学技巧，以一种近乎“大白话”式的叙述，将作者对父亲的愧疚、思念与反思娓娓道来。在看似平淡的叙事中，不仅饱含着沉甸甸的亲情重量，更通过对“孝顺”本质的追问，完成了一次深刻的伦理觉醒，为当代散文亲情书写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文本范例。

       一、“反精致”的叙事：质朴语言中的情感本真

       当代散文创作中，“语言美化”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创作惯性—— 作者们热衷于锤炼字句、营造意象、设计抒情段落，试图以语言的 “精致度”彰显文本的文学性。但王满院却主动放弃了这种“技巧加持”，选择以最朴素、最直白的语言构建文本。这种“反精致”的叙事选择，并非作者能力所限，而是对亲情本质的精准把握：亲情作为最原始、最本真的情感联结，其力量恰恰在于不加修饰的真实，而非刻意雕琢的“美感”。

      文本的语言风格贯穿始终的是“生活化”与“口语化”。文章开篇先交代父亲的身份与离世信息，“父亲王德才，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一辈子没上过学，也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是一个实打实的文盲”，没有任何形容词的堆砌，仅用“普普通通”“实打实”等口语化词汇，就勾勒出一位底层农民的基本形象；描述父亲丧事筹备的场景，“总管就执事安排着，明天谁去联系打墓的，谁去联系乐人，谁去联系服务队等等”，完全采用乡村生活中的日常表述，仿佛读者就置身于那个忙乱而有序的农家院落；回忆早年家庭困境时，“每年春荒时节，家里就揭不开锅了”“父亲经常夹着口袋外出借粮”，“揭不开锅”“夹着口袋”等极具生活质感的短语，瞬间将读者拉回到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些语言没有文学性的“包装”，却如同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生活的本貌与情感的原貌。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中的情感表达始终与叙事融为一体，拒绝 “脱离叙事的抒情”。当作者向母亲隐瞒父亲死讯，在饭馆试探着说 “我大这次病的比较重，医生说，可能还要做手术”时，没有直接描写“我”的紧张与痛苦，却通过母亲“有了警觉和质疑”的反应，以及“我”刻意延长吃饭时间的举动，将内心的挣扎含蓄传递；当车子驶到村口，母亲看到白帐子瞬间明白真相时，“我急忙抓住她的胳膊，说：‘妈，我大已经不在了。你要挺住，这时候你要给儿长精神啊’”，简短的对话与动作描写，比任何抒情都更能体现“我”的崩溃与强撑。这种 “以叙事代抒情” 的方式，让情感始终扎根于具体的生活场景，避免了空泛的煽情，反而更具穿透力—— 读者不是被“说服”着感动，而是被“带入”着共情。

       在“精致化”成为文学创作主流追求的当下，《我把我的父亲耽误了》的质朴叙事恰恰彰显了另一种文学可能性：语言的力量不在于华丽，而在于真诚；情感的传递不在于渲染，而在于真实。这种“反精致”的选择，让文本回归了散文的本质——“我手写我心”，也让亲情在不加修饰的叙述中，展现出最本真的重量。

       二、愧疚与追悔：私人记忆中的普遍情感共鸣

      散文写作的核心在于“真实性”，但“真实”并不等同于“有价值”——只有当私人记忆能够触及普遍的人性命题时，文本才能超越个人经验，获得更广泛的共鸣。《我把我的父亲耽误了》以“我把父亲耽误了”作为核心情感线索，将个人的愧疚与追悔，延伸为当代人普遍面临的亲情困境，从而让私人记忆具备了公共价值。

       作者的愧疚感贯穿全文，且呈现出多层次的内涵。最直接的愧疚源于父亲离世当天“我”的选择：作为市政府副秘书长，“我”因陪同领导视察交通项目，未能第一时间赶到医院，错过了可能的救治机会。“我为什么当时把工作看的那么重”“如果我当时立即离开视察现场去医院”，一连串的自我追问，道出了当代人普遍面临的“工作与亲情的冲突”。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忙于工作而忽略家人” 几乎是无数人的共同经历，作者的追悔，恰恰击中了这一集体痛点——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这种“来不及” 的遗憾，是跨越身份、阶层的共同情感。

       更深层的愧疚则源于“日常的疏忽”。作者作为长子，坦言自己 “很少坐下来和父亲聊聊天，拉拉家常”，每次回家都是“买些吃的、用的，把药带回去，留些零花钱”，便匆匆离去；甚至多年来都没给父亲照过一张单独的照片，连遗像都要从合影中剪辑。这种“物质尽孝而精神缺位”的状态，更是当代亲情关系的典型写照：我们习惯以 “物质回报”弥补对家人的亏欠，却忽略了老人最需要的是陪伴与倾听。作者对“最后一顿饭”的回忆尤为动人：父亲多次念叨“很长时间没见你了”，“我”才抽空接他来家里吃了一顿饭，却没想到这竟是永诀。“这顿饭竟成了我和父亲最后的午餐”，一句平淡的感慨，蕴含着无尽的悔恨——这种“忽略日常”的愧疚，比“错过最后一面” 的遗憾更令人揪心，因为它折射出我们对亲情的普遍“轻慢”：我们总以为家人会永远在原地等待，却忘了时光的残酷。

      文本中还有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细节：给父亲办丧事时，才发现这么多年竟然没给父亲照过相，想找一张像样的照片作为遗像都找不到。最后，只好从父母外出旅游的合影中，剪辑了一张照片作为遗像。这一细节不仅是“疏忽”的证明，更隐喻着父亲在家庭记忆中的“缺席”——作为家庭的支柱，父亲一生为家人操劳，却从未成为家人“刻意记录”的对象。这种“缺席”并非个例，而是传统家庭中父亲形象的普遍写照：他们沉默寡言，默默付出，却常常被家人视为“理所当然”，直到失去后才发现，他们的身影早已刻入生命的每一个角落。作者对照片的追寻，本质上是对“被忽略的父亲”的追寻，这种追寻中的愧疚，让无数读者想起自己的父母——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陪伴，其实都是不可复制的珍贵。

       私人记忆的价值，在于它能成为一面镜子，让读者照见自己。《我把我的父亲耽误了》中的愧疚与追悔，虽然源于作者的个人经历，却精准地触及了当代人普遍的亲情困境：工作与亲情的失衡、物质与精神的错位、日常与永恒的矛盾。正是这种“私人痛”与“公共痛”的重叠，让文本超越了个人回忆录的范畴，成为一部能引发广泛共鸣的 “当代亲情启示录”。

       三、“孝顺即顺”：个体反思中的伦理觉醒

       优秀的散文作品不仅要“呈现”现实，更要“反思”现实。《我把我的父亲耽误了》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没有仅停留在愧疚与追悔的情感层面，而是通过对父亲生前经历与离世原因的回溯，完成了对 “孝顺”本质的重新认知，实现了个体的伦理觉醒。

       文本中，作者与弟弟的“好心”最终都酿成了遗憾，这成为触发伦理反思的关键。弟弟因担心父亲独自种地可能摔倒，便“骗”父亲来自己身边帮忙，实则是想让他脱离农活、避免危险。但他忽略了父亲“忙惯了”的生活习惯——父亲一生勤劳，“是村上每天第一个开头门的人”，闲下来反而“心里不痛快，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这种“以爱为名”的干预，打破了父亲的生活节律，最终间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作者自己也曾因“担心安全”，拒绝了父亲去甘肃武威走亲戚的请求，直到后来通过报旅行团的方式才弥补遗憾。这两件事共同指向一个问题：我们眼中的“为老人好”，真的是老人想要的 “好”吗？

      正是基于对这些“好心办坏事”的反思，作者提出了“孝顺，顺才是根本”的核心观点：“对老人孝顺，首先要顺，顺着他的心愿，让他高高兴兴地生活，心情舒畅地做事。不能把你的意志强加给他，打破了他原来的生活规律，他反而不适应。”这一观点看似简单，却直击当代孝顺伦理的核心误区——我们常常以“子女”的视角定义 “孝顺”，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老人，却忽略了老人作为独立个体的需求与尊严。父亲想去武威，不仅仅是“走亲戚”，更是想在“儿女都长大成人、大儿有出息”后，找回曾经因贫穷而失去的“面子”；父亲坚持种地，也不仅仅是“勤劳”，更是想通过劳动证明自己的价值，保持与生活的联结。弟弟和“我”的“干预”，本质上是剥夺了父亲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这种“爱”的背后，隐藏着对老人需求的漠视。

      “孝顺即顺”的伦理觉醒，还体现在作者对父亲“精神世界”的重新发现。作者回忆起父亲房间里常年贴着毛主席像，“每次进房间，一抬头就能看见”，每年扫房都要亲自糊好破损的边缘；在北京参观毛主席纪念堂时，父亲“突然放声大哭”。这些细节让作者（也让读者）意识到，这位不识字的农民父亲，有着自己的精神信仰与情感寄托——毛主席在他心中，是“大恩人”，是改变家庭命运的象征。而过去的“我”，却从未真正关注过这些精神层面的需求，只停留在物质层面的“尽孝”。这种“重新发现”，让“孝顺即顺”的内涵更加丰富：“顺”不仅是顺应老人的生活习惯，更是尊重老人的精神世界，理解他们的情感需求。

       在传统孝道观念逐渐被现代生活解构的当下，“孝顺”的定义变得模糊而多元。《我把我的父亲耽误了》通过个体的惨痛教训，提出 “孝顺即顺”的观点，不仅是对传统孝道的现代诠释，更是对当代亲情伦理的重要补充。它提醒我们：孝顺不是单向度的“给予”，而是双向的“尊重”；不是以“爱”为名的“控制”，而是以“顺”为核心的“理解”。这种从个体反思中提炼出的伦理智慧，让文本的价值超越了文学本身，成为对所有当代人的亲情警示。

      《我把我的父亲耽误了》没有复杂的结构、华丽的语言，也没有宏大的主题、深刻的哲理，它只是一篇“说真话、抒真情”的非虚构散文。但正是这种“简单”，让它在当代亲情书写中脱颖而出：它以质朴的叙事回归情感本真，以私人的记忆触及普遍共鸣，以个体的反思完成伦理觉醒。在文学创作越来越追求“技巧”与“深度”的今天，这篇作品提醒我们：散文的力量终究源于“真诚”——对生活的真诚、对情感的真诚、对自我的真诚。当作者敢于直面自己的疏忽与遗憾，敢于将最脆弱的内心暴露在读者面前时，文本便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当私人记忆能够与普遍的人性命题相连，当个体反思能够触及公共的伦理困境时，散文写作便有了超越个人经验的价值。

《我把我的父亲耽误了》刊发于《延河》上半月刊2025年第8期

       史飞翔，著名文化学者、作家、文艺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陕西省首批重点扶持的一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陕西省“百青人才”、陕西省“百优人才”、陕西省“双百人才”。曾获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作家协会、陕西西部网联合颁发的“陕西省十佳优秀散文作家”称号。陕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吴宓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市高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出版《陕西作家研究》《陕西当代作家研究》等著作23部，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