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照九州”文学作品大奖赛作品大展:

人才流动因果论

 杨法宝

一

当感到社会处于险象环生时，人才就会转移到异国他乡或安全地带。荀子云：“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荀子.王制》）

当一个国家、社会政局不稳、动乱，必然会引起人才流动。东德和西德的柏林墙推倒后，东德约有50万人才涌向西德。苏联政局骤变，1990年至1991年，前苏联约有30万高级知识分子到国外定居。

战争则更会引起大量的人才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成千上万的高级人才流向战胜国，美国的原子弹之父、阿波罗计划者、火箭的设计师……都是那时从德国流过去的。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乌大批科学家流向国外。

另外，民族矛盾激化、民族之间互相歧视和排挤，而引起人才转移也是不言而喻的。

二

当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落后时，人才就会转移到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从国际上看，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大批人才规律性地向发达国家转移。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物质生活水平差距，造成不同国家间同一层次人才收入水平差距惊人。而且，发展中国家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出路狭窄，由于本国研究设备落后，经费困难、研究项目无法同产品开发衔接等原因，使他们的知识和才能的价值难以充分实现，也容易使急于有所作为的人才外流。而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较之贫穷国家或贫穷地区能够提供较为完善和先进的实验设备，具有较充足的科研经费和较优厚的物质待遇，使人才“留得住，用得好”。

在当今世界人才由“贫”到“富”的定向流动中，越来越多的“穷国”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发展中国家由此而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数千亿美元，这是一项多么惊人的资源和价值流失！

中国国内的人才流动也是类同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大批人才从相对落后的地区流向一二线城市或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城市和地区，由于环境优越、经济又高速发展，吸收了大量优秀人才。

三

当“报效祖国”或“小草恋山”的念头占了上风时，人才也会放弃优裕的条件，投奔到贫穷的祖国、落后的地区或人才稀缺的单位。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绝对的，人才流动也并非只是以经济为唯一标准尺度，它还会受到历史传统、人生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制约。不少学业大成的高级人才，从发达国家回到了祖国，虽然两地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差悬殊，但这些知识分子具有“儿不嫌母丑”的伦理道德和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我国飞行事业的创始人飞行家冯如，在科学上获得成就后，国外有人以重金聘请他，可是，他却说：“我是中国人，我衷心希望把自己的才能献给祖国。”1911年，他将自己在美国创办的飞行器公司迁回中国，继续致力于祖国的航空事业，直至为祖国的飞行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国著名数学家苏步青，1919年秋，他怀着“学勾践卧薪尝胆，为中华富强而奋发”的爱国壮志，东渡日本留学，学成后放弃优厚待遇，又几经周折而回国。

新中国诞生后，百废待兴，急需各类人才，尤其是顶级科技人才，李四光、钱学森、华罗庚、何杰、姚桐斌、李德仁、刘明侦、徐颖、毛微等众多著名科学家为了报效祖国，舍弃国外的优越条件，历尽沧桑，冒着巨大风险才返回故土为国出力！

在当前国内的人才流动中，也存有“小草恋山”的现象。据报载，有一位硕士生在北京一家科研所工作，他“人往低处走”，主动辞别京城到县城；后又从县城到“小山村”，当了一名“硕士村官”。此后，他不仅带领村民们走上了富庶之路，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四

当人才主体的才识受到人为压制时，就会流向能够施展自己才华的地区和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人才想通过竞争打开成才的大门，而不利于成才的外部环境却将其紧紧锁定。单位“困才”，老将“压阵”，嫉贤妒能，任人唯亲；还有一些单位人才积压，人滿为患，使人才无法发挥知识和才华，实现理想和抱负。古人云：“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这时，真正的人才为了摆脱困境，会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流向那些人才稀少，且能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地方。

因而当一个人在工作中，被外部环境、人际关系等因素紧紧锁住时，绝不会磋砣岁月，而必会审时度势，把握时机，明智的办法是流动。《孙子兵法》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良鸟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同一人，往往此人视之为“草”，彼人却视之为“宝”，在A单位“黯然失色”，而在B单位却“光彩照人”！

五

当数字经济来临，产业结构发生巨变时，使人才流向高科技产业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的部门。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全球信息总量呈爆炸性增长，知识“创造周期”、“物化周期”、“更新周期”日益缩小，新学科、新工业、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等层出不穷，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影响，导致产业的更新及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变化所表现出来的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的比重急剧缩小；第二产业的比重在逐渐增长后停滞或减少；而第三产业的比重持续性增长。伴随着产业结构变化而来的是人才流动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形成了人才的新流向：即人才由传统工业部门流向新兴工业部门，如信息产业、人工智能；人才由劳动生产率提高较慢的部门流向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的部门，等等。

综而论之，人在一生中经过一次或数次流动，是人之个体随着社会发展和客观条件下的一种主体性体现。因而，对学有所成的人才，就国家和社会来说，应对人才流动的流向、流量、流速和路径进行引导和宏观调控，创造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外部环境；就人才个体而言，适度的、合理的、恰当的空间位置的变迁和流动，则有利于增多成功机遇，多出创造成果，既利国利民，又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何乐而不为！

作者简介:

杨法宝，1953年生，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人，中国人才研究会会员，副研究员。长期从事人文历史研究，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党史研究室前主任，余杭区地方志办公室前主任、党组书记。先后在北京、上海、重庆、广东、浙江、江苏、河南、河北、宁夏、辽宁、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十余省市区报刊杂志和网络平台发表论文、杂文、散文、随笔、诗词等600多篇，十余篇文章被《高教文摘》《读者》等转载。百余作品被百度、中图网、搜狐网、当当网、中国文学档案馆等收录（藏）。出版著作《伟人章太炎》《沈括》《成才艺术》《领导艺术》《章太炎研究》《沈括研究》《良渚文化研究》《余杭历代名人》等八部。主编出版《余杭通志》《中国共产党余杭历史》《余杭著名人文自然》《良渚文化简志》《余杭年鉴》等二十余部。获省以上奖十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