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被体制招安的王瑞东诗歌

湖北/张吉顺

        我们时代对“文化独特性”的迷恋已经演变为一种符号拜物教。一个诗人的作品不再因其内在的艺术价值与直击人心的力量被评价，而是因其作为“中华文化非人符号”的合格程度被评判。在这种逻辑下，诗歌的好坏不再取决于它如何触动人心，而取决于它如何完美地扮演一个文化标本的角色。王瑞东的“怪异”被体系化、合法化，最终可能正是这种体制化的接纳，消解了他诗歌中真正具有颠覆性的怪异特质。

        王瑞东的诗歌，以其荒诞、暴烈、不合常理的意象，本应是一匹闯入我们审美舒适区的“狼”。它的价值，或许恰恰在于其不可归类性，在于它对任何既定文化叙事的冒犯。它是一种纯然的个人天才与生命痛感的爆发，是拒绝被轻易消化和解读的“硬核”。

        然而，我们的批评体系有一种强大的“消化能力”。面对这种无法归类的异质性能量，最惯常的做法就是为其打造一个精美的文化棺椁。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阐释路径：将诗中的“血书”和“碎石”解读为对爱情的坚韧，将整体的“怪异”风格溯源为一颗“赤子之心”，并将其最终供奉为“中国式的柏拉图”。这一切阐释听起来充满敬意，但本质上，这是一场温柔的规训。它将一个危险的、不可控的诗人，成功地改造为一个可被文化传统所接纳的“奇人”或“圣徒”。

        这便是我所说的“符号拜物教”。在此体系下，批评家们不再感受诗歌的体温与脉搏，而是忙于为其粘贴文化的价签。他们不问“这首诗是否让我战栗？”而是问“这首诗是否体现了我们文化的独特精神？” 作品不再是自在自为的艺术品，而是沦为了证明某种文化理论正确的注脚和标本。

        王瑞东的遭遇是一个绝佳的缩影。他的诗歌，那原本可能撕裂我们情感外壳的原始力量，在被冠以各种文化美名之后，被安全地放置在了文学的博物馆里，供人瞻仰其“独特性”——一种已被抽空危险、被充分理论化了的独特性。这是“怪异”的被招安，是反叛精神被学术体制成功“收编”的典型案例。

       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一场批评的“祛魅”。我们必须警惕这种将一切鲜活、野性的创造都纳入宏大文化叙事的惰性。评价一首诗，我们应倾听它语言的节奏，感受它意象的密度，体验它情感的真诚与强度，而不是急于判断它是否符合某个文化符号的标准。

        真正的诗歌，以及真正的独特性，永远在体制和理论的围墙之外野蛮生长。它不是为了代表谁，而仅仅是为了诚实而有力地 “存在” 。当我们停止用文化的尺子去丈量每一首诗，或许才能真正听见，那来自王瑞东们诗行中，未被消音的、孤独而澎湃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