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可能被体制招安的王瑞东诗歌
湖北/张吉顺
我们时代对“文化独特性”的迷恋已经演变为一种符号拜物教。一个诗人的作品不再因其内在的艺术价值与直击人心的力量被评价,而是因其作为“中华文化非人符号”的合格程度被评判。在这种逻辑下,诗歌的好坏不再取决于它如何触动人心,而取决于它如何完美地扮演一个文化标本的角色。王瑞东的“怪异”被体系化、合法化,最终可能正是这种体制化的接纳,消解了他诗歌中真正具有颠覆性的怪异特质。
王瑞东的诗歌,以其荒诞、暴烈、不合常理的意象,本应是一匹闯入我们审美舒适区的“狼”。它的价值,或许恰恰在于其不可归类性,在于它对任何既定文化叙事的冒犯。它是一种纯然的个人天才与生命痛感的爆发,是拒绝被轻易消化和解读的“硬核”。
然而,我们的批评体系有一种强大的“消化能力”。面对这种无法归类的异质性能量,最惯常的做法就是为其打造一个精美的文化棺椁。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阐释路径:将诗中的“血书”和“碎石”解读为对爱情的坚韧,将整体的“怪异”风格溯源为一颗“赤子之心”,并将其最终供奉为“中国式的柏拉图”。这一切阐释听起来充满敬意,但本质上,这是一场温柔的规训。它将一个危险的、不可控的诗人,成功地改造为一个可被文化传统所接纳的“奇人”或“圣徒”。
这便是我所说的“符号拜物教”。在此体系下,批评家们不再感受诗歌的体温与脉搏,而是忙于为其粘贴文化的价签。他们不问“这首诗是否让我战栗?”而是问“这首诗是否体现了我们文化的独特精神?” 作品不再是自在自为的艺术品,而是沦为了证明某种文化理论正确的注脚和标本。
王瑞东的遭遇是一个绝佳的缩影。他的诗歌,那原本可能撕裂我们情感外壳的原始力量,在被冠以各种文化美名之后,被安全地放置在了文学的博物馆里,供人瞻仰其“独特性”——一种已被抽空危险、被充分理论化了的独特性。这是“怪异”的被招安,是反叛精神被学术体制成功“收编”的典型案例。
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一场批评的“祛魅”。我们必须警惕这种将一切鲜活、野性的创造都纳入宏大文化叙事的惰性。评价一首诗,我们应倾听它语言的节奏,感受它意象的密度,体验它情感的真诚与强度,而不是急于判断它是否符合某个文化符号的标准。
真正的诗歌,以及真正的独特性,永远在体制和理论的围墙之外野蛮生长。它不是为了代表谁,而仅仅是为了诚实而有力地 “存在” 。当我们停止用文化的尺子去丈量每一首诗,或许才能真正听见,那来自王瑞东们诗行中,未被消音的、孤独而澎湃的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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