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的郭尔罗斯后旗，草原像一块被天神揉皱的绿绸子，风一吹就泛起层层涟漪。十三岁的马大孩子骑在那匹老青马背上，两条长腿几乎垂到马肚子下，远远看去活像草原上突然长出的白桦树。他正用蒙古语唱着不成调的歌，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却惊起了草丛里一对百灵鸟。

"马大孩子！你又把阿爸的毡靴穿坏了！"十六岁的乌兰从蒙古包后面转出来，手里攥着把羊毛剪子。她比马大孩子还高出半指，辫梢上银铃铛叮当作响，阳光照在她晒成蜜色的脸颊上，能看见细细的绒毛。

马大孩子咧嘴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他弯腰抄起乌兰转了个圈，女孩袍子上的珊瑚扣子刮过他锁骨，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再长两年我就能把你举过头顶。"他的热气喷在她耳后，像去年冬天他们偷喝的那碗马奶酒。

乌兰突然安静下来。她摸着马大孩子突突跳动的颈动脉，那里有道新鲜的伤痕——昨天日本人来登记"满洲国良民"时，给每个超过一米七的男孩用粉笔划的记号。她阿爸说，那是给草原雄鹰套的绞索。

八月初三那天，日本人的卡车碾过开满野韭花的山坡。藤田少佐的皮靴踩在俄式马扎上时，马大孩子正在教乌兰用套马索。麻绳甩出的圆环刚套住她手腕，机枪的哒哒声就震碎了草原的宁静。乌兰看见马大孩子的瞳孔骤然收缩，倒映着三个穿黄军装的影子，像三把插进鲜奶酥油的刀子。

"巨人计划需要新鲜样本。"穿白大褂的军医用镊子掀起马大孩子的眼皮，冰凉的金属器械在他虹膜上投下蚂蚁大小的光斑。乌兰被拦在十步外，看着他们把马大孩子按在折叠担架上，她辫梢的银铃铛突然断了线，铃铛滚进军医的靴底，发出最后一声呜咽。

当夜暴雨冲塌了羊圈。乌兰揣着萨满给的毒蘑菇，在日军营房外学了三声布谷鸟叫。马大孩子从通气窗爬出来时，月光正照在他青筋暴起的手腕上——那里有个三厘米长的针眼，周围皮肤泛着不正常的青紫。"他们给我吃了糖，"他牙齿打着颤，"说能让骨头继续长的糖。"

乌兰把毒蘑菇嚼成浆糊涂在伤口上。她想起去年冬天，马大孩子用同一只手替她暖过冻伤的脚趾。现在这手正不受控制地抽搐，指甲缝里嵌着军营操场上的红砂，像被剥了皮的野山楂。

第三天清晨，草原突然开满了白花。乌兰跪在塌陷的坟坑边，看着日军把"尸体"扔进卡车时，马大孩子左脚的靴子掉了——那是她阿妈用三十张旱獭皮换的俄式马靴，靴筒里还塞着她偷偷绣的鸳鸯手帕。卡车启动的刹那，她看见马大孩子的睫毛动了动，像去年他们一起看过的，被风吹颤的芦苇。

五年后，当乌兰把三八步枪的准星对准藤田少佐太阳穴时，她闻到了熟悉的马奶酒味。地牢铁门后，那个被迫观看解剖演示的"巨人"突然挣脱手铐时，她看见他左耳缺了半块——那是十三岁夏天，为她摘悬崖上的山丹花时摔的。子弹穿过藤田的太阳穴时，乌兰终于看清了：马大孩子被铁链拴住的脚踝上，还系着当年她亲手编的，开败了的蓝色哈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