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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阜敏
有意思的是，范曾现象文化涵义的丰富，其独特性不仅在于其书画创作的笔墨风骨，还在于范曾以“文化行者”的姿态，以画会友，在与不同领域学人学子的对话交谈中构建有不同的精神坐标系。如从与科学家杨振宁论治学真谛，到与哲学家杜维明辩天人之道；从与文学家叶嘉莹谈诗教传承，到与草根学者杨青云话范仲淹精神等。这些神交并非简单的思想碰撞，而是一场以生命契入文化的深度实践。正如真正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书斋里的闭门造车，而是在人与人的精神对话中，让文明火种获得温度与力量的飞升。范曾的这些对话，恰是当代文化人以生命践行传统的生动注脚。
一、与杨振宁论道科学与人文共通的“真情妙悟”
科学与人文常被视作人类认知世界的两极，而范曾与杨振宁的对话，却突破了这道人为的壁垒，揭示出这二者共通的精神内核。
这场对话的缘起，可追溯到范曾为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创作的画作，画中杨振宁与陈省身的对话场景，配以“真情妙悟著文章”的题诗，亦成为两位大家探讨治学本质的契机。杨振宁对此七字尤为推崇，直言题诗精准概括了科学研究的“三部曲”：“真情”是对未知的浓厚兴趣，“妙悟”是突破困局的灵光乍现，“著文章”则是成果的凝练呈现。这一解读绝非牵强附会，而是对人类创造活动本质的深刻洞见。
在范曾看来，科学与人文的共通点都在于“发现而非发明”，无论是科学家探索自然规律，还是文人墨客书写生命体验，都需以“真情”为根基。他曾追问杨振宁“科学家的风格体现在何处”，得到的回应恰恰印证了这一认知：同为量子力学奠基人，狄拉克的文章“秋水不染尘”，逻辑清晰如行云流水；海森堡的论述则混沌交织，对错交织中藏着突破的可能。这种风格差异，本质上其实是生命特质在学术中的自然流露，与艺术家笔墨中藏不住的个性同理。范曾的书画讲究“以笔为骨，以墨为韵”，杨振宁的物理研究追求“对称与和谐”，看似领域迥异，却都遵循着“真情驱动、妙悟引领”的创造逻辑。
值得深思的是，二人对“妙悟”的阐释，超越了单纯的方法论层面。范曾认为，“妙悟不是凭空而来的灵感，而是厚积薄发后的生命觉醒”；杨振宁则以自身研究经历佐证，“重大的科学突破，往往不是逻辑推演的终点，而是直觉与经验碰撞出的火花”。这种共识打破了“科学重理性、人文重感性”的刻板认知。在笔者的文化视野中，理性与感性的割裂是现代文明的深层病症，而范曾与杨振宁的对话，正是以具体的治学体验，为弥合这种割裂提供了可能。当科学研究注入“真情”的温度，当人文创作兼具“妙悟”的智性，人类的精神创造才能真正抵达深刻与辽阔。
二、与杜维明辩识天人之际的“良知觉醒”
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与范曾的对话，则聚焦于“天与人——儒学走向世界的前瞻”，这场辩理并非书斋式的概念推演，而是直面现代社会困境的思想回应。
范曾开篇即对“天”作出通透阐释：“天者，宇宙也，宇为无界之空间，宙为无尽之时间”，这种解读跳出了传统儒学的伦理框架，将“天人关系”置于更宏大的宇宙视野中。而杜维明则以中西方文化对比为切入点，点出中国文化“天生人成”的核心特质，与西方“诺亚方舟”的逃避不同，中国“大禹治水”的传说彰显了人作为天道参与者的主动担当。
二人的共鸣在于对“良知”与“和谐”的共同坚守。范曾指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力量的膨胀伴随了心灵的迷失，“天上的问题，根源往往在地上”，唯有唤醒内心的良知，才能化解现代社会的危机。杜维明则从王阳明心学中汲取资源，认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智慧，能将良知从人际推及草木万物，为解决生态与社会矛盾提供思路。这种对心学的推崇，与范曾“呵护良知即养浩然之气”的主张形成呼应。他们都意识到，现代性的困境本质上是精神的困境，当功利判断取代良知判断，当“同”的追求消解“异”的价值，文化便会失去生命力。正如杜维明所言，“和而不同的‘和’，是‘和五味’‘和六律’的包容，没有差异的‘同’只会导致文明的停滞”。
这场辩理对话的深层价值在于将传统儒学转化为应对现代性问题的思想资源。范曾以画家的敏锐感知到“人心失序则万物失序”，杜维明以哲学家的思辨提出“儒学的全球化需扎根本土良知”，二者的对话印证了文艺理论家谢有顺的判断：“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能回应时代问题的活的智慧”。在天人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他们倡导的“良知觉醒”与“主动担当”，为文化重建提供了珍贵的精神坐标。
三、与叶嘉莹明理诗教传承中的“兴发感动”
范曾与叶嘉莹的诗缘早已超越了普通的文人交游，作为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的同事，二人在诗词传承的困境与出路问题上有着深刻的共识。叶嘉莹曾痛心于当代诗教的失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大学生诗词根底浅薄，与八十年代初“满堂兮美人，与余兮目成”的热切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落差背后是“绵延千年的诗教传统的断裂”。而范曾对此有着切身体会，他的书画创作能传承诗性，常以诗词为魂，深知“笔墨的韵味，终究源于诗词的涵养”。
二人的对话聚焦于诗教的本质与路径。叶嘉莹坚决反对“儿童需先懂诗再学诗”的误区，提出“诗教的核心是记忆先行、兴发后至”，如同学语无需先懂语法，儿童背诵古诗是“智力储存”，长大后自会豁然开朗。范曾对此深表认同，他以自身童年背诵《诗经》《楚辞》的经历生动佐证：“那些当时不解的诗句，后来都成了笔墨中最鲜活的养分”。这种对诗教的理解，打破了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叶嘉莹明确指出，诗教的目的不是培养诗人，而是“陶冶情操、教人之为人”，是培养“直觉的联想式思维”，这种思维即便对理科学习者也大有裨益。
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强调诗词的“兴发感动”之力。范曾认为“好的诗词能唤醒人心中最本真的情感，好的书画则是这种情感的视觉呈现”；叶嘉莹则说，“诗词的力量在于它能让人心与千古诗人共鸣，在‘兴发感动’中获得精神的滋养”。这种共识，恰恰击中了当代诗教的要害，当诗词沦为知识点的背诵，当格律成为僵化的教条，其“兴发感动”的本质便被遮蔽了。谢有顺教授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打通生命与传统的通道”，范曾与叶嘉莹的谈诗，正是各自以亲身艺术实践诠释了这一点：诗教不是知识的传递，而是生命的传承，是让古典诗词的精神基因在当代人心中生根发芽。
四、与杨青云探谈范学“先忧后乐”的精神传承
如果说与杨振宁、杜维明、叶嘉莹大家的对话是精英阶层的精神共鸣，那么范曾与草根学者杨青云谈“范学”，则体现了文化精神跨越阶层的穿透力。
这里的“范学”核心，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传统。杨青云作为深耕民间范学的基层研究者，从草根视角解读了范仲淹精神的当代价值；而范曾作为范仲淹的后裔，对这份精神遗产有着更切身的体悟。二者的对话，让“先忧后乐”的理念从历史深处走向当下现实。
范曾对杨青云的研究给予高度认同，范曾指出，“范公精神不是庙堂里的空洞口号，而是扎根在民间的精神根系”。这种精神也在范曾的创作中有着鲜明体现：他画《岳阳楼记》意，笔墨间不仅有湖山胜景，更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担当；其题诗咏史，常以范公为典范，彰显“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杨青云则从草根视角补充，“普通百姓或许不懂儒学典籍，但‘先忧后乐’的道理早已融入生活，危难时的挺身而出，平凡中的坚守担当，都是范公精神的当代延续”。
范曾与杨青云跨阶层对话的意义，在于逾越了某些精英垄断文化解释权后的一些偏见。范曾以精英身份守护文化优秀传统，杨青云以草根立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二者形成了区位的互补。确实，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某些精英的个体阐释有多精湛，而在于它能否走进普通人的生命，成为行动准则下意识的不二选择。范仲淹精神之所以能穿越千年，正因为它回答了“人为何而活”的根本问题：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是为群体之公；不是为眼前之乐，而是为长远之忧。范曾与杨青云的对话，正是推广这种精神，让它在当代找到新的生长点，成为滋养社会的精神养分。
五、以文化交游显道，以生命立心
读范曾与四位学人学子的对话，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思想的碰撞，也是一种“以文会友、以道立心”的文化交流实践。与杨振宁论道，打通了科学与人文的壁垒，彰显了“真情妙悟”的创造本质；与杜维明辩理，激活了儒学的当代价值，坚守了“良知和谐”的精神内核；与叶嘉莹谈诗，守护了诗教的传承脉络，凸显了“兴发感动”的生命力量；与杨青云谈范学，延续了士人的担当传统，夯实了“先忧后乐”的精神根基。这些对话看似分散，实则围绕着一个核心，如何以优秀传统滋养当代，以有为生命践行先进文化。
真正的文化人，既要做传统的守护者，更要做优秀传统的激活者。范曾无疑做到了这一点。他的文化交游不是为了彰显学识的渊博，而是为了在对话中探讨传统的生命力；他的实践不是为了构建个人的学术体系，而是为了让文化精神落地生根。从精英到草根，从科学到人文，范曾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的思想，却始终坚守着文化的核心价值，对真的追求，对善的坚守，对美的向往。
结束语
在这个文化多元却又精神众声喧哗的时代，范曾的文化交游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文化传承不止依赖宏大叙事，也可在具体的人际对话中实现；精神坚守不必脱离现实的土壤，亦可在日常的生命践行中彰显。当“真情妙悟”成为治学的准则，当“良知和谐”成为处世的根基，当“兴发感动”成为教育的核心，当“先忧后乐”成为行动的指南，优秀传统便不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融入当下的活的力量。正是：以生命契入文化，让文化照亮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