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干爹

                            文/王国宏

我的干爹就是“干”，一米七八的个子，体重却只有四十九公斤。我们相识，缘于我和他儿子是同事。那时他家的电器出了问题，总是给我打电话。电视不出人了，电话没声了，电脑黑屏了，只要干爹一个电话，我总放下手头的事赶过去。就这样，我们爷俩的情分慢慢结下了。

干爹退休前是单位的办公室主任。虽说职务不算高，可单位上下都叫他“大拿”一一不是恭维，是真心佩服。他办事利索，说话条理清楚，一根烟夹在指间，能把最复杂的事给你捋得明明白白。对上不卑不亢，对下从不摆架子，就那么清清亮亮的一个人。

他喜好抽烟，却滴酒不沾。逢年过节，儿女们送的好酒，他转手就塞给我：“给你爹拿去。”我说您留着招待客人，他摆摆手，幽默地说：“都过期了，让你爹喝吧。”

干爹原来住的是三间平房，出门就是体育场。傍晚他喜欢溜达出去，看年轻人打球，瞧老头们下棋。那条街上早点摊、书店、杂货铺什么都有，烟火气十足。后来县城改造，平房拆了，便住进了电梯楼。搬家那天，他站在阳台上望了半天，轻轻说了句：“楼房不接地气。”

住进楼房后，他明显话少了。有时我去看他，他就指着楼下那几个蚂蚁大小的人影说：“以前在平房，谁路过都能说上两句话。现在倒好，对门住的是谁都不知道。”

我们爷俩偶尔一起出去吃饭、洗澡。碰到熟人问起我，他总是笑呵呵地说：“这是我干儿子。”有人问我这位老爷子是谁，我也毫不犹豫：“我干爹。”一来二去，假的倒成了真的。

干爹有个原则：从不占人便宜。谁对他好一点，他总要加倍还回去。六十年代最困难的时候，同村人送过他半袋玉米。这事他记了一辈子。退休后，他特意找到那个人，硬塞给人家一万块钱。回来后，他长长舒了口气：“这桩心事总算了了。”那时他一个月退休金才两千多块。

每年大年初一，我都是在干爹家吃饺子。圆白菜猪肉馅的，说是有小时候的味道。这么一吃，就是十五年。

说起国际国内的事，平时沉默的干爹就像换了个人。那些拗口的外国领导人名字，他张口就来。哪里发生什么事，他都能说出前因后果。有一次我问他怎么记得住，他指着满桌的报纸说：“天天看，就像见面打招呼的老朋友，还能不认识？”

干爹命苦，十九岁丧父，二十岁丧母，也许正因为这样，他特别珍惜一切。一年四季总穿一身洗得几乎变色的旧式工作服，脚上一双老式布鞋，但永远干干净净。衣柜里堆满了儿女买的新衣服，他都叠得整整齐齐，却很少穿。“这些挺好，穿着自在。”他说。

他的生活极有规律：早晨晨练，晚上泡脚，下午骑自行车绕城达十公里。路上看见下棋的，就支上车子看一会儿；经过彩票站，总要买上一两注。我问他是不是想中大奖，他笑了：“哪能呢？就是每天给自己留个念想，也给国家福利事业做点贡献。再说了，动动脑子，不得老年痴呆。”

干爹卧室的钟表，永远比北京时间快十分钟。我问为什么，他慢悠悠地说：“人这一辈子，最骗不得的就是时间。六十岁以后是按年活着，七十岁按月活，八十岁就得按天活了。快十分钟，时刻提醒自己要珍惜时间。”他把每一天都安排得满满的，读书看报、骑车散步、写写画画，从不虚度。

最后那段日子，干爹得了肺癌，是晚期。我们瞒了他八个月。他瘦得更厉害了，躺在床上，轻得像一片叶子。我常去陪他，给他揉揉肚子，拍拍背，或者用手机给他放段小说，用收音机听“中国之声”。他闭着眼睛听，偶尔点点头。

他走得很安静。临终前交代了两件事：一是后事从简，不要铺张浪费；二是让女儿替他交齐全年的党费。

在他的床头桌上，始终端端正正地摆放着一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那枚纪念章很朴素，红色的缎带已经有些褪色，章体却擦得亮亮的。

整理遗物时，我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牛皮纸笔记本。翻开一看，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这些年来他帮助过的人、捐过的款——给灾区捐两百，给希望工程捐三百，社区修路他出了一千……每一笔后面都写着日期，却从没对任何人提起过。

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干爹用略显颤抖的笔迹写着：“我这一辈子，受党的恩情太多，能有今天的好日子，知足了。”

这就是我的干爹，一个普通的老共产党员。他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只是老老实实地按照自己遵循的道理活了一辈子：不占别人便宜，记得别人的好，对得起自己的心。他常说的那句话，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了：“人活着，就是要活个明白，活个踏实。”

那枚“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现在由干娘珍藏着。每次去看她，她总要拿出来给我看看，然后用干爹一样的语气说：“你干爹这辈子，值了。

作者简介：王国宏，张家口市万全人，供职于万全区交通运输局。喜欢读书，爱好文学，有多篇新闻作品和散文诗歌等，见于报刊杂志和网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