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五回
土坯房里画蓝图 大泡子边养白鸭
作者：刘连成
1974年的秋风里，越野车从省城长春碾着沙土路来到双辽农场。哈拉巴山像块青褐色的玉嵌在天边，山脚下的大泡子泛着粼粼波光，几只野鸭子正贴着水面飞。省委副书记张士英下车站在哈拉巴山下。山坡上的风把他的中山装吹得猎猎响，他指着泡子笑：“就是这儿了！水活，地肥，养出的鸭准能飞上天！”
消息传到双辽农场，五大队的革委会主任吴宝堂正蹲在田埂上啃玉米饼，听说要建养鸭场，嘴里的饼渣差点喷出来。没过几天，筹建小组的牌子就挂在了五大队的土坯房门口，吴宝堂当组长，带着杨中兴、于文化、刘福祥三个 “干将”，每天揣着图纸往大泡子跑。杨中兴是老畜牧，蹲在地上扒拉着土块念叨：“这土得掺点沙子，不然鸭舍潮得很；于文化拿着算盘噼里啪啦算：“盖鸭舍得多少砖，买种蛋得多少钱，一笔都不能错；刘福祥，骑着自行车跑遍周边村子，问谁家养过鸭，哪怕只养过三只五只，也得拉着人家聊半天。
1975 年春节刚过，鸭场场长邹大志带着考察队就往河南、辽宁跑。在河南一家鸭场，他盯着人家的育雏箱看了俩钟头，连人家给小鸭喂的小米粥里加了多少葡萄糖都问得明明白白；到了辽宁大洼农场，正好赶上填鸭，他撸起袖子跟着学，手指被鸭喙啄了好几下，也没舍得放下手里的填鸭漏斗。回来的时候，他的帆布包里塞满了笔记、鸭饲料样品，还有好几根用来搭鸭舍的细竹竿 —— 说是 “取真经” 带回来的 “信物”。
四月的风还带着凉，河南来的种鸭蛋装在铺着棉絮的木箱里，运到了鸭场。吴宝堂领着人把蛋小心翼翼放进孵化箱，二十多双眼睛盯着温度计，生怕温度差了半度。可没经验就是没经验，第一批小鸭出壳时，有的毛没长齐就被冻着了，有的抢食时被踩伤了，看着夭折的小鸭子，杨中兴蹲在地上叹气：“咱这是摸着石头过河，可惜了这些小家伙。”
好不容易把剩下的小鸭养大，大家又傻了眼 —— 说好的白色北京鸭，怎么长出了麻的、灰的、甚至带斑点的毛？于文化哭笑不得：“这哪是北京鸭，倒像是一群‘杂牌军’！” 后来才知道，是种鸭蛋混了别的品种。没办法，这群 “杂牌鸭” 还是下了蛋，虽然蛋不大，但每天捡蛋的时候，职工们还是乐呵呵的，把鸭蛋小心放进竹篮，像捧着宝贝。
饲料也是个大难题。鸭子越养越多，光靠买饲料根本不够。朱瑞平厅长听说后，专门来了趟鸭场，指着五大队猪林队的三十公顷样板田说：“把这儿划给鸭场，种玉米、种高粱，咱自己给鸭子当‘粮官’！” 没多久，样板田里插上了 “鸭场饲料基地” 的牌子，职工们扛着锄头下地，都说：“咱这是给鸭子种‘口粮’，得比种自己家的地还上心！”
1976 年，鸭场终于定了调：只养北京填鸭。省财政厅的投资一笔笔下来，1975 年 82 万，1976 年 85 万，1977 年 91 万，钱花在刀刃上 —— 种鸭舍、填鸭舍、育雏舍盖起来了，孵化室里的灯泡亮起来了，屠宰车间的机器转起来了，冷冻库的门一打开，寒气直冒。到 1977 年，鸭场里的北京填鸭存栏量超过了十万只，哈拉巴山下的大泡子上，每天清晨都能看见白花花的鸭群跟着放鸭人走，像一片移动的云。
最风光的时候，鸭场的北京填鸭卖到了全国各地，还装上轮船运到香港、日本。职工们听说自己养的鸭漂洋过海了，都跑到码头去看，指着集装箱里的鸭笼，跟路过的人说：“瞧见没？这是咱哈拉巴山下养的鸭，外国人都爱吃！” 可风光背后也有难处，鸭子病死率高，粮食双轨制让饲料成本居高不下，账本上的亏损数字像块石头压在大家心上。
1980 年春天，双辽农场的会议室里，省农垦局、四平地区农场局、双辽农场党委领导，围着桌子讨论了一整天，最后决定：鸭场单设。当吉林省革委会的批复下来时，邹大志、吴宝堂他们站在鸭场门口，看着 “双辽农场鸭场” 的牌子，又看了看远处的哈拉巴山，风里带着鸭子的叫声，还有新抽芽的芦苇香。他们知道，这不是结束，是另一段鸭事的开始 —— 那些在泡子边捡过的蛋、在育雏室熬过的夜、在饲料田里流的汗，都成了哈拉巴山下最鲜活的故事，跟着鸭子的嘎嘎声，留在了岁月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