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西夫子孙景烈：关中书院的一代儒宗

                   ——为纪念我的故乡先贤而作

                                 常智奇

     浆水面宽待钦差的清贫翰林，三秦大地的学术脊梁。

     在清代乾隆年间的陕西武功县，有一位清贫自守的学者用一生诠释了关学真谛。他便是被誉为“关西夫子”的孙景烈。这位“关中一时人才济济，尤以先生为当世无双”的大儒，虽中进士入翰林，却因言事忤旨，辞官归陕，将三十余载光阴奉献给关中书院的教育事业。

     在今日关中书院遗迹前，我们仍能感受到孙景烈那种“冬不向火，夏不挥扇”的严谨端方。作为关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他以书院为阵地，以讲学著书为手段，以移风易俗、改良社会风气为目的，为关学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三秦儒脉：关学传承与书院教育

     关学是张载创立的关中理学学派，其在思想上推崇气学、在学风上躬行礼教、在旨趣上注重践履。孙景烈作为关学传承中的重要一环，其学术思想深植于这一传统之中。

     乾隆八年（1743年），孙景烈开始主讲关中书院这一陕西最高学府。他先后三次主讲关中书院，一次主讲皋兰书院，门下弟子数以千计。

     孙景烈在关中书院的教学不仅限于知识的传授，更注重学生的人格养成。他制定了《关中书院学约》，按照“学之本末轻重”安排学习内容，并规定“功课必用册记，每日分早中晚三时，各时所读所看之书，据实填定起止，以备不时查阅”。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体现了关学“躬行礼教”的传统。

    在孙景烈的悉心栽培下，大荔李法、武威孙俌、吴堡贾天禄、雒南蒋宁廷、武功张洲和韩城王杰等“关中书院六士”皆成名。其中王杰更是成为乾隆年间的状元，官至内阁学士。

      二、学术贡献：关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孙景烈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四书学的深入研究和关学理论的丰富发展上。他一生著述甚丰，有《四书讲义》、《易经管窥》、《诗经讲义》、《性理讲义》、《关中书院课解》等著作。本人收藏有他在关中书院讲学的《四书讲义》一书。

    在经学诠释方面，孙景烈展现出独特的学术特质。他恪守朱子学说，但不盲从，而是在尊崇中进行创新性诠释。他的《四书讲义》显露出“四书一体、求仁为要、羽翼朱子、折中陆王”的诠释特质。

     在四书关系的理解上，孙景烈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大学》、《中庸》二书相为表里，《大学》言学，《中庸》言道，《中庸》之道即《大学》之根底，《大学》乃《中庸》之径途也”。他将《孟子》视为《大学》《中庸》的进一步发展，认为“《孟子》七篇根柢《大学》、《中庸》两书”。

     孙景烈还注重将关学思想与地方文化传承相结合。他应关中多地邀请纂修地方志，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主修《郃阳县全志》，乾隆四十年（1775年）纂修《鄠县新志》，并校对评注康海著《武功县志》。这些方志编纂工作不仅保存了地方文献，也促进了关学思想的传播。

        三、精神品格：文品、人品、学品的完美统一

     孙景烈被誉为“关西夫子”，其精神品格堪称文品、人品、学品相映生辉的典范。他一生清贫自守，归乡后“家贫甚，平常惟母亲膳食不缺，而自己往往日进一餐，却雍雍自如，不闻难堪”。

     在学术态度上，孙景烈展现出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王巡泰评价他“务实不务名，务真修实践，不尚标榜浮华”。他恪守朱子但不盲从，而是通过深入研读，力求把握朱子学说的精髓。

     孙景烈的人格魅力还体现在他的教育情怀上。在任商州学正期间，他“勤于课士，不受诸生一钱”，并革除“诸生丁忧递呈时各与学师送制钱”的陋规。他还倡导恢复社学，认为“以书院育英才，而以社学正蒙养，不患人文之不盛也”。

     陕西督学杨梅似对孙景烈推崇备至，称“关中一时人才济济，尤以先生为当世无双”，甚至夏日见面，“即使天气燠热，也不敢摇扇，以示尊崇”。这种尊重体现了孙景烈在当时学术界的崇高地位。

        四、当代启示：孙景烈精神的现代价值

      孙景烈的学术精神和教育理念对当代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学术研究日益专业化、技术化的今天，孙景烈那种将学术与人格修养相结合的治学态度尤为可贵。

      孙景烈注重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的教育观念也值得借鉴。他提出“在书院育英才，而以社学正蒙养”，强调教育应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种教育思想对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推进具有参考价值。

      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孙景烈对关学的发展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启示。他在恪守关学基本精神的同时，又通过注疏讲解和书院教育使其焕发新的生机。这提示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与时代发展相结合，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孙景烈一生致力于关学的研究与传播，抵制乾嘉汉学在关中地区的渗透，这种对地域学术传统的坚守与弘扬，对于今天我们保护和发展地方文化具有借鉴意义。

    孙景烈逝世时，《邰封闻见录》书稿尚未完成，但他留给后世的学术遗产和精神财富却历久弥新。在他墓地被平毁的多年后，他的思想仍在关中大地上流传。

     走在今日武功县的乡间，或许还能听到当地人讲述《孙翰林浆水面待钦差》的故事。那位用简单浆水面招待钦差、巧妙帮助邻家寡妇的孙翰林，与其学术大家的形象交织在一起，展现了一位真正儒者的人格魅力。

      先贤已逝，精神长存。孙景烈在关中书院的教育实践与学术贡献，依然提醒着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学者风范，什么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关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