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丁再献
引言:
据新华网2011年05月28日报道：有着东夷文化基础的丁再献研究骨刻文发现，汉字不仅依据动物、飞禽及物体形象而创造了象形文字，就连炎、黄、蚩、颉、昊、颛、彭翦和大禹等东夷人文始祖的形象也成为汉字的原型，甚至还发现了一些半象形、半会意字。
根据史料记载，生活在山东以及附近土地上的古人类，最早被称作东夷人。在距今约有近5000年历史的东夷骨刻文字中，相继又破译出了“文”“字”“冶”“国”“家”“城”“邦”“宗”“信”等与文明有关的文字近百个。这些与文明具有重要关联的东夷骨刻文字，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第一章 骨刻文字现世证文明
骨刻千年藏史迹，荣光五秩证文明。
古文字在世界上有许多种。具代表性的有：古埃及文字，形成于距今5000多年前，遗留到公元前52年，实际使用了1500多年，后改用官语阿拉伯语。玛雅文字遗留的铭文最早的相当于公元前328 年，一直应用到16世纪，使用了1500年左右，后改用官语印第安语。最根本的区别是:这些象形字是高度具象，例如：人就画个人，牛就画头牛，羊就画只羊。而东夷骨刻文字高度抽象化，例如：人字由弯曲的人体形加一撇，两划完成，与现代的人字差别不大；牛字用牛角向里弯表示，三划完成，一直到小篆都没有变化；羊字用向外弯的羊角表达，四划完成一直到小篆也没有显著变化；这同一字的写法理念变化至少相差2000年。而骨刻文从5000年前后创造，一直被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隶书等传承使用到今天从未断流。
中国的古文字也多种，传承至今的有：距今3300～3700年的甲骨文、3100年的金文、2300年左右的小篆和隶书。后来的纳西族东巴文、藏文和蒙文都是1000多年的历史。西夏文字存在了只200多年。
但是，东夷骨刻文字的发现，打破了这一百年定论。研究发现，骨刻文字是从5000年前后东夷人创造，后被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隶书所传承，直至今天连续使用的文字。
东夷骨刻文字的破译，为探寻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关键实物佐证。20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山东、山西、河南、内蒙等地大汶口文化时期遗址中，陆续发现了刻有符号的兽骨、甲骨等遗存，经过十几年研究，学者们成功辨识出“文”“字”“冶”“国”“家”“城”“邦”“宗”“信”等与文明有关的近百个文字。这些文字并非零散的符号，而是具备表意功能、结构稳定的文字体系，其形制虽简，却已承载记录信息、传递观念的核心作用，与后世甲骨文存在明显的传承脉络。
从年代考证来看，这些骨刻文字出土于大汶口文化中后期地层，经碳十四测年，其年代集中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即距今5000年前后。这一时期，东夷地区的原始聚落已发展至较高水平，骨刻文字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社会生产力提升、精神文化需求增长的必然结果。此前，学界对东夷地区文明起源的认知多依赖器物遗存，骨刻文字的破译则填补了文字记载的空白，使该地区文明演进的证据链更为完整，也为重新审视中华文明多元起源格局提供了新视角。
第二章 文字体系构文明根基
一字一形承脉络，千符千义奠文明。
在2019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从东夷聚落到文明古国》中有论述，主要观点是：东夷人首先进行一系列发明创造，5000年前东夷人创造了文字、冶炼、国家(城邦)、宗教(信仰)符合国际衡量文明通用标准。
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文字是文明时代的首要必备条件，它标志着人类从“结绳记事”的原始阶段，迈入能够系统记录知识、传承经验的文明阶段。东夷骨刻文字中的“文”“字”二字，直接印证了该地区已形成明确的文字认知与使用体系——“文”字构型似人胸前刻绘纹样，象征纹饰与符号的起源，后延伸为文化之文；“字”字则如屋内孕育和教育孩童，寓意符号组合衍生新义，二者共同指向东夷人对文字功能的清晰认知。
从文字功能来看，这些骨刻文字已覆盖多个领域：记录聚落事务的“国”“家”“城”“邦”，反映社会组织形态；表达精神信仰的“宗”，体现宗教祭祀活动；传递人际承诺的“信”，彰显道德观念。文字的系统性使用，使东夷社会的生产经验、祭祀礼仪、管理制度得以跨越时间传递，避免了因口耳相传导致的信息流失，为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奠定了根基。与同时期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相比，东夷骨刻文字虽形制不同，却同样具备“记录文明”的核心功能，证明人类早期文明在文字起源上存在共通规律。
第三章 冶炼技术促文明进阶
烈火熔金生利器，兴邦冶炼促文明。
从大汶口文化遗迹出土的棺材分析，6000多年前的棺材，形态与现代的棺材差不多，都是用锯分解开的板材，说明6000多年前就有了木工工具，从这一点分析，冶炼术历史还会更早一些时间。
冶炼术的出现，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重大突破，也是雅斯贝斯文明定义中的核心条件之一。大汶口文化中后期，东夷地区的冶炼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骨刻文字中的“冶”字便是直接证据——其构型似火塘旁放置金属器物，左方象征炭火，清晰再现了冶炼场景。考古发现进一步印证，该时期东夷遗址中出土了铜制小刀、锥子等器物，经检测，这些铜器为红铜铸造，部分器物还采用了简单的锻打技术，表明东夷人已掌握从矿石开采、冶炼到器物制作的完整流程。
从山东一些地名可以分析，山东当时是冶炼发达地，如济南的唐冶，潍坊的冶源等都是冶炼的发源地，都有很久的冶炼历史。冶炼技术的普及，对东夷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生产领域，铜制工具的使用大幅提升了农业耕作效率，使粮食产量增加，为人口增长与聚落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在社会组织领域，冶炼所需的矿石资源、劳动力调配，推动了部落联盟的形成，促进了“邦”“国”等政治实体的发展；在文化领域，铜器的稀缺性使其成为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催生了等级分化，进一步推动社会从原始部落向早期国家形态过渡。可以说，冶炼术的兴起，不仅是东夷地区生产力进步的标志，更是文明从“原始”向“成熟”进阶的关键动力。
第四章 城邦形态显文明格局
城市立邦疆界守，聚民建国定文明。
国家（城邦）的形成，是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它意味着人类社会已从分散的部落联盟，发展为拥有固定疆域、管理机构、等级制度的政治实体。东夷骨刻文字中的“国”字，右边是戈口，左边∪形表示河流，象征着5000年多前的国家是以河为界；“家”“城”“邦”三字，生动展现了该地区的城邦形态——“城”字似四周有围墙的聚落，象征防御设施的完善；“邦”字如两城相依，体现部落联盟的联合；“国”字则在“城”的基础上增加“戈”形，寓意武力守卫疆域；“家”字为屋内有狗和猪，代表个体家庭与农业定居生活。
考古发现与文字记载相互印证：大汶口文化中后期，东夷地区出现了多处大型城址，其中山东滕州西康留遗址、江苏连云港藤花落遗址最为典型。这些城址均有明确的城墙、壕沟等防御设施，城内布局规整，分为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祭祀区与墓葬区，部分大型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礼器，反映出明显的等级分化。城址的兴起，不仅为东夷人提供了安全保障，更成为政治权力的中心，推动了管理机构的产生——如负责统筹农业生产的官员、主持祭祀活动的祭司、管理手工业生产的工官等，这些机构的出现，标志着东夷地区已进入早期国家形态，符合雅斯贝斯对“文明时代”的政治维度定义。
第五章 信仰体系塑文明内核
祀祖敬宗传信仰，崇仁尚礼铸文明。
雅斯贝斯认为，信仰（宗教）是文明的精神内核，它为人类提供了对世界的解释、对道德的规范，是社会凝聚的精神纽带。东夷骨刻文字中的“宗”字，构型似宗庙建筑，屋顶高耸，屋内供奉祖先牌位，直接指向东夷人的祖先崇拜信仰。此外，遗址中出土的陶鼓、玉璋等祭祀器物，以及墓葬中常见的“俯身葬”“二次葬”等葬俗，进一步印证了东夷人存在系统的祭祀活动——祭祀对象包括祖先、天地、山川神灵，祭祀仪式则涵盖祈福、禳灾、庆典等多个场景。
东夷人的信仰体系，对文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在精神层面，祖先崇拜强化了血缘纽带，使分散的个体家庭凝聚为部落共同体，形成“尊祖敬宗”的共同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祭祀活动需专人主持，催生了祭司阶层，他们既是精神领袖，也承担着记录历史、传播知识的职责，成为早期文明的“文化传承者”；在道德层面，信仰中的“敬畏神灵”“恪守祖训”观念，逐渐演化为“信”等道德准则，规范了人际行为，维护了社会秩序。与古埃及对太阳神的崇拜、两河流域对苏美尔诸神的信仰相比，东夷人的信仰虽以祖先崇拜为核心，却同样具备“凝聚社会、规范行为”的文明功能，成为该地区文明延续的精神内核。
结语
东夷骨刻文字的破译，结合大汶口文化中后期的考古遗存，清晰证明：距今5000年前后，东夷地区已完整具备雅斯贝斯文明定义中的四大条件——系统的文字体系、成熟的冶炼技术、规整的城邦形态、稳定的信仰体系。这一结论不仅将东夷地区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向前推进，更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东夷板块”的关键空白，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多源共生”的发展格局。
从骨刻文字中的“文”“字”到商周甲骨文，从大汶口铜器到商周青铜文明，从东夷城邦到秦汉统一国家，东夷文明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中原文明、良渚文明等相互交流、融合，共同汇入中华文明的长河。深入研究东夷骨刻文字与大汶口文明，不仅有助于理清早期文明的演进脉络，更能为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包容性提供重要启示，让我们在追溯文明起源的过程中，更好地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作者简介：
丁再献先生1952年出生于沂南县，字章甫，号北海。著名文化学者、作家、诗人、国家一级书法家。研究员，同时受聘兼任数家院校客座教授和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原古东夷文化与骨刻文字研究中心主任，个人专著5部，最具代表性的是《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释读》。先生首先和家兄丁再斌系统破译出东夷骨刻文字，比甲骨文早了 1300 多年。然后又始创了骨刻文字书法艺术、从而改变了中国文字发展历史。2013年通过了省级重大课题立项并结项。丁再献骨刻文书法艺术馆、文化广场等一批东夷骨刻文文旅项目相继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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