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活化
第一节 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与价值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其核心内涵凝结于“精神理念、道德规范和人文精神”三大维度,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密码”:
1、精神理念层面:“天人合一”融合儒家“仁爱万物”与道家“道法自然”的哲思,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坐标;“天下为公”承载儒家“大同世界”的理想愿景,彰显胸怀人类的宏大格局;“自强不息”源自《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箴言,铸就中华民族迎难而上的精神品格,三者共同筑牢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
2、道德规范层面:“孝悌忠信”锚定家庭伦理与处世准则——“孝悌”为家庭和睦之本;“忠信”为社会信任之基;“礼义廉耻”界定社会秩序与人格底线,形成了调节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行为标尺”,历经千年仍具有现实约束力。
3、人文精神层面:“民为邦本”凸显出“以民为本”的价值导向,呼应当代“人民至上”的理念;“和而不同”倡导尊重差异与包容多样,是化解矛盾的智慧准则;“讲信修睦”强调诚信与和睦,为社会和谐注入文化底气,三者共同彰显中华文化对人的尊重与对和谐的追求。
在当代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征程中,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集中体现为“三大支撑力”:
一是文化自信构建的支撑:其蕴含的“自强不息”的理念,在脱贫攻坚中,化作“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力量,在科技创新中,化作科攻坚克难的精神动力,让民族自信有了深厚的文化依托。
二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支撑:其蕴含的“和而不同”的理念,为基层治理提供思路,“议事协商”机制借鉴传统“乡约”中“众人的事众人商量”的智慧,推动矛盾在协商中化解;“德法兼治”的传统治理观与当代法治建设相融合,实现了“硬约束”与“软引导”的协同,提升了治理效能。
三是全球文明对话的支撑:其蕴含的“天下为公”与“协和万邦”的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文化支撑,中国在为非洲援建医院学校时,特别注重“授人以渔”,明显区别于霸权主义“利益至上”的逻辑,为全球治理注入了东方智慧。
第二节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路径与创新
传统的传承路径,大多以“典籍研读、师徒传授、民俗延续”为核心,如儒家经典依托私塾“口耳相传”,非遗技艺依赖师徒“手把手教学”,虽然守住了文化的根脉,却面临“受众窄、形式旧、与现代生活脱节”的困境。要立足数字时代满足大众的需求,需要从“载体、场景、主体”三个方面进行突破创新,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
一是载体的创新:以数字技术打造“数字文化遗产”,“数字故宫”让用户指尖滑动,即可“走进”太和殿;“数字敦煌”通过高清影像还原莫高窟壁画的细节肌理,实现“文化遗产永不褪色”;短视频平台可以传承新阵地;抖音“非遗合伙人”计划让苏绣匠人通过直播展示“一根丝线分百股”的绝技;剪纸艺人用短视频解读纹样中的吉祥寓意,用年轻化的语言,让传统文化“圈粉”了年轻的群体。
二是场景的创新:推动文化元素与现代生活深度融合——将云纹与回纹等传统纹样融入到服装设计、文具与家居装饰,让“古典美学”成为日常审美;将端午包粽与中秋赏月等节日习俗与文化旅游结合,让传统文化从“书本知识”变成“可体验的生活”;学校教育打破“理论灌输”模式,开设书法临摹与京剧唱腔体验等课程,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到文化的魅力。
三是主体的创新:从“精英主导”发展到“全民参与”,激活民间力量参与传承——支持非遗传承人在景区与文创园开设工作室,以市场化手段扩大文化影响力,让普通民众成为文化的“受益者”与文化的“传承者”。
第三节 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实践与成果
文化的“活化”实践,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形式复刻”,而是“提取精神内核、对接现实需求、化为实践成果”的创造性转化,让传统文化成为服务当代的“资源”,而非停留在博物馆的“遗产”。典型实践集中在三大领域:
一是文化创作的活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注入当代精神——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以“哪吒闹海”的传统神话为蓝本,重塑“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反抗精神,充分展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二是社会治理的活化:借鉴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回应现实需求——融合传统“乡贤调解”模式,用“情理兼顾”的方式化解邻里矛盾,实现了“小事不出村与大事不出镇”;部分乡村修订“村规民约”时,将“孝老爱亲”与“邻里互助”的传统道德写入条款,用文化约束提升了基层的治理效能。
三是产业发展的活化: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产业深度融合,打造“文化+新业态”——在“非遗+文旅”方面,既保护了非遗技艺,又带动了乡村民宿与餐饮发展;在“传统文化+数字产业”方面,实现了“文化传播”与“产业盈利”的双向赋能。
本章小结:核心主线与逻辑链接
本章围绕“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活化”,构建“内涵价值—传承路径—活化实践”的逻辑脉络:明确其核心内涵是精神理念、道德规范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时代价值聚焦于文化自信、治理支撑与文明对话的三大维度;通过载体、场景与主体创新,突破传统传承局限,让文化触达更广泛的群体;以文化创作、社会治理与产业发展为抓手,推动传统文化由“历史文化遗产”转化为“当代文化资源”,为中华文化的贯通筑牢根基。
第二章 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第一节 革命文化的核心内涵与精神传承
革命文化,是中华文化脉络在近代文化史上的“精神丰碑”,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的壮阔历程,其核心内涵聚焦“理想信念、奋斗精神、人民立场”三大维度,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红色记忆与精神力量:
一是理想信念层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与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贯穿始终——井冈山精神中的“坚定信念与艰苦奋斗”,是革命先辈在物资极度匮乏与敌我悬殊的艰难环境下,对“革命必然胜利”的信仰坚守;延安精神中的“实事求是与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立足实际、扎根人民的执政初心,共同构成了革命文化的“灵魂”。
二是奋斗精神层面:“不怕牺牲与敢于斗争”是鲜明的精神特质——长征精神中的“不畏艰难与团结奋进”,体现了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的顽强意志;西柏坡精神中的“谦虚谨慎与艰苦奋斗”,是革命胜利前夕对“进京赶考”的清醒认知,铸就了中华民族面对挑战时的“精神铠甲”。
三是人民立场层面:“依靠人民与服务人民”是革命的根本宗旨——沂蒙精神中“军民水乳交融与生死与共”记录着沂蒙百姓的鱼水深情,充分体现了革命文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属性。
革命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弘扬,关键是“提取精神内核与对接现实需求”,避免陷入“重纪念与轻转化”的形式化误区,具体可通过三大路径实现:
一是教育传承:将革命文化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小学开设“红色文化课程”,通过“半条被子”的故事,讲解“什么是共产党”,用“小萝卜头”的事迹,传递“信仰的力量”;开展“红色研学”活动,走进井冈山与延安等革命老区,感受“以少胜多”的战斗智慧,在延安窑洞体验“自己动手与丰衣足食”的南泥湾精神,让红色教育从“课堂理论”变为“沉浸式体验”。
二是载体传承:加强革命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对纪念馆、烈士陵园、革命旧址进行数字化改造,如延安革命纪念馆运用AR技术还原“延安文艺座谈会”场景,参观者佩戴设备即可“置身”会场聆听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创作红色题材文艺作品,电影《长津湖》用“冰雕连”的悲壮展现“保家卫国”的牺牲精神;电视剧《觉醒年代》还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探索救国道路的历程,让红色精神引发年轻群体的共鸣。
三是实践传承:推动革命精神与当代实践相结合——在脱贫攻坚战役中,弘扬“艰苦奋斗与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扎根山区带领群众发展致富产业;在科技创新中,践行“实事求是与敢为人先”的延安精神,攻克科技领域的“卡脖子”技术;在疫情防控中,传承“不怕牺牲与服务人民”的革命精神,让革命文化变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第二节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涵特质与时代引领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文化当代的“核心主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度融合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以人民为中心、创新发展”的三大特质,彰显出当代中国的文化品格:
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引领: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锚定国家发展目标;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界定社会价值取向;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规范公民行为准则,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的“价值坐标系”。
二是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延续革命文化的“人民立场”,拓展至“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让偏远地区的群众与城市居民都能享受文化资源;努力创作反映人民生活的文艺作品,让文化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三是创新发展的时代特质:立足当代科技与社会发展,推动文化创新——大力发展“数字文化”,线上博物馆让文物“云端”展出,云剧场实现“足不出户看大戏”;探索“跨界文化”,“文化+科技”催生数字非遗与虚拟数字人等新业态;“文化+旅游”打造红色旅游与非遗旅游新模式;鼓励文化创新,网络文学、短视频、互动剧等新形式不断涌现,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内核,适应大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力集中体现为“三大引领力”。一是引领社会思潮,通过主流媒体与文艺作品传播正能量,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对革命历史的歪曲和拜金主义对价值观的侵蚀。二是引领文化自信,通过展示脱贫攻坚、科技创新、疫情防控等成就,增强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认同,让文化自信成为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三是引领全球文明交流,通过“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国际文化论坛等平台,向世界传递“和平发展与互利共赢”的中国理念,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活动,展现当代中国的文化魅力与发展成就,推动文明互鉴。
第三节 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合发展
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并非是“前后割裂”的两个阶段,而是“一脉相承与融合发展”的有机整体——革命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根基”,为先进文化提供精神滋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革命文化的“时代升华”,将革命精神转化为当代发展的动力,二者共同服务于“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的根本目标。融合发展可通过三大路径实现:
一是精神内核的贯通:将革命文化中的“理想信念、奋斗精神、人民立场”深度融入先进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强化“爱国”情怀,树立“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的理想;以“艰苦奋斗”精神诠释“敬业”内涵,激励劳动者“精益求精、追求卓越”;以“人民至上”的立场,深化“友善”理念,推动形成“邻里互助与关爱他人”的社会风尚,让先进文化扎根于革命文化的精神土壤。
二是实践场景的融合:在文化创作与社会建设中,实现二者协同——文化创作领域,推出“红色题材+现实关怀”的作品,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社会建设领域,革命老区发展兼顾“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让革命文化资源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引擎”。
三是教育传播的协同:在教育传播中,整合两类文化资源,避免“重历史与轻现实”——学校开展“红色基因传承”活动时,不仅讲述革命历史,还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与“环保志愿者活动”,将“红色基因”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活力。
本章小结:核心主线与逻辑链接
本章以“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核心,梳理“内涵传承—时代引领—融合发展”的逻辑脉络:明确革命文化的核心是理想信念、奋斗精神与人民立场,传承关键在于“对接现实需求”,避免形式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核心价值观、人民立场与创新发展为特质,发挥引领社会思潮、文化自信与全球交流的作用;二者通过精神内核贯通、实践场景融合与教育传播协同,实现“历史与当代”的文化衔接,为中华文化脉络的延展提供“近代—当代”的精神支撑。
第三章 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第一节 中华文化对外交流的历史脉络与传统智慧
中华文化历来不是“封闭的文化体系”,对外交流是其脉络延续与内涵丰富的重要动力,纵观社会发展历史,可分为“古代、近代、当代”三大阶段,形成“双向互鉴、包容共生”的交流传统:
一是古代交流:以“和平友好与互利共赢”为核心特征,构建“文明交流的典范”——汉代“丝绸之路”不仅是“商品通道”,更是“文化纽带”:儒家“仁爱”与道家“自然”的理念传播,影响了中亚与欧洲的文化观念;佛家文化与西域音乐舞蹈传入中国,与中国文化融合形成了禅宗,丰富了唐代的诗歌与绘画,展现了“双向赋能”与“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势。
二是近代交流:在国家文化互动中,开启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深度碰撞——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科学”促进思想解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这一过程是中华文化的转型探索。同时,中华文化也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东方智慧:儒家“仁政”与“民本”的理念,成为欧洲启蒙思想家批判封建专制与倡导理性治国的思想资源;道家“天人合一”智慧,为西方文明发展注入了“东方视角”,形成了“双向学习与彼此启发”的交流格局。
三是当代交流:当代中华文化对外交流以“平等对话与文明互鉴”为核心——中国主动搭建文化传播平台,全球已建成数百所孔子学院与文化中心,通过汉语教学与文化展览,让世界更直观了解中华文化;同时,以开放姿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引进国外先进科技理念助力航天与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借鉴西方现代艺术手法推动中国绘画与戏剧创新,形成“走出去引进来”的双向平等交流格局,彰显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当代胸怀。
中华文化对外交流的传统智慧形成为“三大核心原则”:
一是“和而不同”的包容原则:尊重不同文明的独特性,不搞“文明优越论”——古代丝绸之路,佛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等不同宗教共存,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和谐共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当代交流中,中国尊重各国文化习俗,避免强制输出,体现“尊重差异与包容多样”的共生智慧。
二是“互利共赢”的实践原则:将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结合——古代丝绸之路不仅传播文化,更推动丝绸、瓷器与香料、珠宝的贸易往来,让沿线国家共享商业红利;当代“一带一路”建设中,文化交流与基础设施建设及产能合作的同步推进,实现了“文化相通”与“利益相融”的“双赢”。
三是“循序渐进”的渗透原则:注重文化交流的“潜移默化”,而非“急功近利”——古代佛家文化传入中国后,历经汉魏南北朝的“适应”、隋唐的“融合”,最终与儒家、道家思想结合,形成中国的佛家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当代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不追求“短期见效”,而是通过影视作品、文学作品、民间交往等慢渗透方式,让世界逐步理解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实现“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效果。
第二节 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当代实践
立足全球化深入发展与文化多元化挑战的背景,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需要坚守“不卑不亢与以我为主”的立场,避免“文化霸权”的傲慢与“文化自卑”的怯懦,通过“文化传播、思想对话、官民联动”三大实践路径,构建起“双向赋能与共同发展”的交流格局:
一是文化符号与文化产品的交流:以“易感知与易共鸣”的文化载体,打破语言与地域壁垒——传统节日成为文化传播窗口:海外华人在纽约举办春节游行,用舞龙舞狮、汉服展示传递“团圆”喜庆”的文化内涵。巴黎中秋灯会设置“嫦娥奔月”与“玉兔捣药”等主题灯组,让法国民众感受“中秋望月思亲”的东方情怀。文化产品成果丰硕: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内核,在海外上映时引发“中国科幻崛起”的讨论,让世界在体验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二是思想理念与平等对话的交流:以“平等对话”的姿态,推动中华文化理念与世界文明交融——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全球治理:在气候治理中,中国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巴黎协定》的落实;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践行“休戚与共”的理念,为全球抗疫贡献力量。同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借鉴西方“法治”建设中的制度经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吸收现代科技理念,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用于文化遗产保护,实现“科技赋能文化传承”;学习西方现代教育理念,推动素质教育改革,实现“以我为主与为我所用”的理念融合。
三是民间活力与官方引领的交流:形成“官方引领方向、民间激活活力”的协同格局——官方层面,通过“国家形象推广”搭建高端交流平台,彰显中华文化的厚重底蕴。民间层面,鼓励社会组织、企业、个人成为文化交流的“主力军,让中华文化更贴近海外民众生活,增强交流的温度与活力。
第三节 中华文化对外交流互鉴的价值与意义
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既是中华文化“自我革新与发展壮大”的内在需求,也是推动“全球文明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在助力,其价值与意义体现在“对自身”与“对全球”的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对中华文化自身发展的核心价值。其一,丰富文化内涵,避免封闭僵化。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为中华文化注入新活力——借鉴西方现代艺术中的抽象表现手法,中国画家开创“水墨抽象画”新风格;融合西方交响乐的编曲技巧,作曲家创作《黄河大合唱》等兼具东方韵味与西方形式的经典作品;引入现代管理学理念,推动传统书院教育与现代大学制度的结合,让中华文化在“兼容并蓄”中不断创新。
其二,扩大国际影响,打破认知偏差。通过交流,让世界全面地认知中华文化——改变西方对“中医”“武术”认知的刻板印象,让国际社会理解中医“辨证施治”的科学逻辑与武术“止戈为武”的和平理念;通过展示中国脱贫攻坚与中国科技创新的成就,打破“中国威胁论”的误解,让世界看到一个“和平发展与负责任”的中国,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
其三,增强文化自信,坚定发展道路。在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中,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得到更清晰的彰显——“天人合一”的理念,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东方方案”,“和而不同”的智慧为化解文明冲突提供思路,“讲信修睦”的传统为国际交往注入诚信基因,这些价值在全球范围内的认可,让中国民众更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进而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
第二个维度:对全球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
其一,守护文化多样性,抵制文明霸权。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为“文明平等”提供实践案例——中国在海外传播文化时,不搞“文化取代”,而是推动“文明共存”,如孔子学院在教授汉语的同时,也组织学生学习当地语言与文化;在“一带一路”交流中,尊重沿线的宗教信仰与文化习俗,避免“单一文明主导”的倾向,为维护全球文化多样性,提供重要的支撑。
其二,贡献中国智慧,破解全球难题。面对气候变化、贫富差距、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中华文化理念提供“非西方视角”的解决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对单边主义,倡导各国“共商共建共享”;“天人合一”理念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生态保护提供思想指引;“互利共赢”理念推动国际合作,如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产能合作”,助力其工业化进程,为缩小全球贫富差距贡献力量。
其三,促进民心相通,推动和平发展。文化交流是“民心相通”的基础,也是“世界和平”的纽带——通过民间文化交往,中国与各国民众的理解与信任不断加深,这种“民心相通”的趋势,为国家政治互信与经济合作,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为世界和平稳定注入“文化动力”。
本章小结:核心主线与逻辑链接
本章以“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为核心,循着“历史脉络—当代实践—价值意义”的逻辑脉络展开:梳理出古代“和平互鉴”、近代“碰撞融合”、当代“平等对话”的交流历程,提炼出“和而不同”“互利共赢”“循序渐进”的传统智慧;明确当代交流以“文化符号传播、思想理念对话、官民协同联动”为核心路径,立足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背景实现双向赋能;阐述其价值既体现为丰富中华文化内涵、增强国际影响、坚定文化自信,也体现为守护全球文化多样性、破解全球难题、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最终,通过交流互鉴,中华文化实现“走出去”与“引进来”的统一,为中华文化脉络的“全球延展”提供支撑,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文化力量。


主编:吴文頗(源自大地),中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原任济南铁路分局副局长兼高级工程师。社会兼职:山东省企业经营管理学会书记兼交通运输专委会会长暨省学会智库研究院院长。现代诗集《源自大地》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时任国务院安成信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文联主席文化部周巍峙部长、全国摄影协会主席邵华将军等领导学者,分别题词签名与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