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居正
当今社会，丛林法则、零和游戏、精致利己大行其道，俨然成为主流规则的误导。这些观念鼓吹弱肉强食，非此即彼，使人沉湎于一己私利的精妙算计，实则偏离了“取财有道、用财有功、守财有度”的教训。此种风气不仅未能遏制人性的幽暗面，反而纵容了自私的人性、贪婪惯性及权力的任性，使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浮躁而短视的追逐之中。
在此背景下，科研虽为人类进步的重要推力，然其重要性远不及树德育人。科研探索自然之奥秘，发明创造，固然能带来物质生活的丰裕与便利，然若无人文精神与道德根基为依托，则技术可能沦为毁灭之具，知识或化作傲慢之阶。历史殷鉴不远，多少科技精英因德行有亏而贻害社会，多少学术巨擘因私欲膨胀而身败名裂？故知，科研大厦须筑于道德基石之上，方不致倾颓。
回望历史，钱镠王家训列入非遗，绝非偶然。钱氏家族两千年来人才辈出，俊采星驰，其关键端在《钱氏家训》所蕴含的树德育人智慧。这家训不只讲求学有所成，更重在培养心性品德，强调“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胸怀。正因有此家训为精神指南，钱氏一族方走出中国科学巨匠“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他们不仅学术成就卓著，更是以德立身的典范，其爱国奉献、淡泊名利的精神，恰是树德育人结出的硕果。
在这里，我们对比一下范仲淹与吕蒙正两位宰相。由于吕蒙正年少于寺院长大，熟读各部经书，唯他试卷与众不同，没有长篇大论却抓住佛学悟“空”受“苦”的道理，看淡名利。他在试卷中写道：“能为天子谋事者不奇，奇者乃能为天下人谋事者，天子如不能谋则需能谋者而助天子也。”他大胆的言论受到主考的赏识，果然金榜题名。按理说，在寺院长大的吕蒙正应该比他人更加深谙佛理、因果法则，然而，他本人更多是停留在理论之上，而非实实在在地践行“慈悲喜舍”。不像范仲淹，不仅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袒露心声与明志，而且，一生都在身体力行地践行“慈悲喜舍”。
我们知道，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当时梅尧臣力劝范仲淹要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而范仲淹则强调“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而且，范仲淹特别善于识人，当狄青还是个下级军官时，范仲淹就对他很器重，授之以《左氏春秋》，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从此折节读书，精通兵法，后以武官任枢密使，成为一代名将。张载少年时，喜欢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21岁时谒见范仲淹，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作为将领实在屈才，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他读《中庸》。后来张载遍观释老，无所得反而求六经，后成为“北宋五子”之一、宋明理学关学的创始人、一代大儒。富弼少年时，好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奇之，说：“王佐才也。”并把他的文章给王曾、晏殊看。晏殊把女儿嫁给富弼。后来，宋仁宗复制科，范仲淹告诉富弼说：“子当以是进。”举茂材异等，从此进入官场，后成为一代名相。
尽管，在知人善任上，与吕蒙正不分伯仲。正如吕蒙正自己所说的：“我诚然无能，但却有一能，就是善于用人。”这才是做宰相的最大能事。然而，仔细推敲，范仲淹则比吕蒙正更胜一筹。范仲淹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
事实上，范仲淹成就千年望族的根本，在于他一生不遗余力践行“慈悲喜舍”：范仲淹听说自家宅基地能出状元，让出盖学校是为舍，最终他得到大福报叫作舍得。范仲淹被贬至越州时，他在州府所在地创办州学——稽山书院，让一些穷苦清寒家庭的子弟有天赋能读上书。而这种首创，纷纷引得江南士大夫们的效仿，纷纷建立自己家族的义庄、义田、义学体系。义学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义务教育的角色。这相当于是宗族、乡村自治体系，得到了朝廷的肯定。
这些先贤之所以令人景仰，非独因其科研建树，更因其人格光辉。他们以道德力量运用知识，以人文情怀驾驭技术，真正实现了“取财有道、用财有功、守财有度”。反之，若社会仅以科研成果论英雄，而不问道德品行，则可能造就一批高学历的野蛮人，其危害更甚于无知之辈。
因此，树德育人实乃教育之本、社会之基。科研固然要推进，然必以培养完整的人为前提。我们需重塑价值观，从追逐表面的成功转向关注内在的成长，使“做人先于做事”成为普遍共识。唯有如此，方能在物欲横流中守持精神家园，在技术狂飙中不失人性温度，最终实现个人与社会的真正进步。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以及其他无数科研活动与发明创造，无不是我们智慧勤劳勇敢的先民，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教育之下，自然而然地发明与创造。
树德育人的终极使命，是培育多少明德至善之才，培养人才以科技能够“以武止戈”。树德育人重要性远高于科研，并非贬低知识追求和对科研的重视，而是重申一个古老而永恒的真理：人之为人，在其德行而非技能；文明之存续，在其价值而非技术。“道法与术器”之本末之辨，关乎个体生命之意义，更关系着人类生死存亡之未来命运。
作者简介：
林居正，现任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凤凰网湾区观察专栏作者。业余喜欢散文写作，散文集《文心跋涉》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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