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中贾政的人物塑造

《红楼梦》通过贾政这一人物形象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伦理困境与制度性矛盾。作为荣国府的当家人，贾政既是封建正统思想的忠实践行者，又是家族衰败的见证者与推动者。贾政对科举制度的推崇贯穿全书。他自幼酷爱读书，祖父贾代善曾评价其"大有祖父遗风"，并因"皇上怜念先臣"获赐官职。然而，贾政始终将科举视为家族延续的唯一途径，要求子孙必须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这种教育理念在大观园题咏事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宝玉展现诗才时，贾政虽暗自欣喜，却仍以"无益于科举"为由斥责其"不务正业"。这种矛盾心理折射出封建家长在文化传承与现实功利间的挣扎。

贾政的治家方式严格遵循儒家伦理规范。他要求子弟"晨昏定省"，对迎春、探春等庶出女儿亦一视同仁，体现"嫡庶同律"的礼教原则。然而，这种刻板的管理模式导致家族事务陷入僵化。例如，王熙凤病倒后，贾政虽接管家务，却因"不谙世情"而无法解决经济危机，最终导致家族管理混乱。这种"礼教有余而治术不足"的矛盾，暴露了封建家长制的结构性缺陷。贾政在用人方面恪守"德才兼备"的儒家准则。他推荐贾雨村补授金陵应天府时，强调其"学问渊博，人品端方"，却未能察觉其趋炎附势的本质。当贾雨村徇私枉法处理薛蟠案时，贾政虽内心不满，却因"四大家族一荣俱荣"的利益纽带选择妥协。这种"道德理想"与"现实利益"的冲突，揭示了封建官场中儒家伦理的虚伪性。

贾政与宝玉的矛盾本质是封建正统思想与个性解放思潮的对抗。贾政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人生信条，而宝玉则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对科举功名深恶痛绝。这种分歧在"宝玉挨打"事件中达到顶点：当宝玉因结交琪官、逼死金钏等事触怒贾政时，后者怒斥其"不肖种种不堪"，实则是对宝玉背离封建价值观的终极审判。

贾政的教育方式充满专制色彩。他采用"打骂式"教育，如宝玉抓周时因选取脂粉钗环便被断言"将来不过酒色之徒"，这种标签化评价严重伤害了父子关系。相比之下，贾母通过"隔代亲"的庇护为宝玉提供情感缓冲，而贾政却始终无法理解这种教育智慧。元春省亲时，贾政含泪告诫宝玉"朝乾夕惕，忠于厥职"，而宝玉却以"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暗讽父亲，这种代际沟通的失败预示着封建家族教育的必然崩溃。

贾政与宝玉的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从制度层面看，封建礼教要求父子间必须维持绝对权威，而宝玉的叛逆行为挑战了这种等级秩序。从文化层面看，贾政代表的儒家伦理与宝玉崇尚的道家自然观存在根本冲突。即便在贾府败落之际，贾政仍试图通过让宝玉娶宝钗完成"金玉良缘"，延续家族血脉，而宝玉则以"悬崖撒手"的出家行为彻底否定这种安排。这种"父权压制"与"个体觉醒"的对抗，构成了《红楼梦》最深刻的悲剧主题。

贾政的形象突破了传统文学中"严父"的单一刻画。他既有"端方正直"的正面特质，如拒绝薛蟠送来的古扇，又有"迂腐守旧"的负面特征，如对赵姨娘的偏爱暴露出其情感世界的空虚。这种复杂性在"大观园题咏"场景中尤为突出：当宝玉提出"泻玉"匾额时，贾政虽"拈髯点头不语"，却仍以"粗鄙"为由否定，既展现其文人雅趣，又凸显其权威心态。

贾政的悲剧具有制度必然性。作为家族当家人，他必须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却因此陷入"忠孝不能两全"的困境：对贾母的孝顺使其无法严惩宝玉，对家族的责任又迫使他采取极端手段。这种矛盾在抄家事件中达到顶点：当贾政得知家族罪产被查封时，既痛心于"白白的衣租食税"，又无力阻止子弟们的违法行为，最终只能发出"我贾家何至一败如此"的悲叹。

贾政的形象已成为封建家长的文化符号。他象征着儒家伦理的僵化形态：既渴望通过科举维系家族荣耀，又无法适应商品经济冲击下的社会变革；既强调"男女大防"的礼教规范，又对赵姨娘的粗俗行为听之任之。这种"礼教表层"与"人性深层"的分裂，使其成为封建制度"吃人"本质的具象化呈现。正如鲁迅所言："贾政式的家长，正是封建礼教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选自史传统书稿：《红楼梦》细读——100个话题深度解读。本书稿寻找合作出版商）

作者介绍：史传统，盘锦市作家协会会员，《诗人》杂志签约作家，著有《鹤的鸣叫：论周瑟瑟的诗歌》《再评唐诗三百首》《三十部文学名著最新解读》《我所知道的中国皇帝》《九州风物吟》《心湖涟语》等专著。作品散见《河南文学》《诗人》《岳阳文学》《燕州文学》以及人民网等各大网络媒体，先后发表文艺评论、诗歌、散文作品2000多篇（首），累计500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