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对科举制度的批判

科举制度自隋唐确立，至清代形成以八股为核心的僵化体系。第八十四回详述贾政检查宝玉八股习作，从“破题”“承题”到“起股”“束股”的章法要求，暴露八股文“代圣贤立言”的虚假性。贾政批评宝玉“本性非学者志气”，实则暗讽科举教育对个体创造力的扼杀。这种制度性压迫在贾雨村身上具象化呈现：他由“玉在椟中求善价”的才俊蜕变为“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的贪官，其人格裂变印证科举“以爵禄诱天下士人”的异化本质。

贾宝玉对科举的抗拒具双重意义：其一称热衷功名者为“禄蠹”，否定“学而优则仕”的价值链条；其二通过焚毁《四书》批注、撕毁科举范文等行为艺术，解构儒家知识体系。这种叛逆与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魏晋风度形成跨时空呼应，更具现实批判性——身处“鲜花着锦之盛”的贵族家庭，其反抗直接指向科举与封建统治的共生关系。

贾府作为“诗礼簪缨之族”，其衰败轨迹与科举失效形成镜像。贾敬中进士后“一味好道”，将宁国府变为“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的淫窟；贾政严守礼法却无法遏制家族腐败，其“训子有方”的表象下是科举教育对现实问题的无力。嫡庶之争中，贾环“烫伤宝玉”的极端行为本质是对科举资源垄断的反抗。赵姨娘通过马道婆魇镇宝玉，暴露妾室群体对嫡子科举特权的恐惧。贾母“掰谎记”中“我们家的男孩女孩”的平等表述，恰与科举制造的等级森严形成讽刺性对照，预示封建宗法体系必将崩溃。

“太虚幻境”的哲学框架将科举置于“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虚无语境。甄宝玉“走仕途经济道路”与贾宝玉“于国于家无望”的对比，揭示科举成功者的精神空洞——甄宝玉中举后“竟换了个人”，印证科举对人性本真的异化。这种虚无感在贾雨村身上达到极致：他两次起复的仕途轨迹构成“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环形叙事，其“身后有余忘缩手”的贪婪恰是科举制造的价值迷失症状。曹雪芹通过“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的谶语系统，将科举与女性悲剧关联。林黛玉“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死亡、薛宝钗“金簪雪里埋”的结局、史湘云“湘江水逝楚云飞”的离散，均指向科举制度下女性沦为政治联姻工具的宿命，其批判比《儒林外史》周进撞号板的个体悲剧更具普遍性。

曹雪芹的批判超越同时代文人的道德谴责层面。他通过贾宝玉“赤子之心”的塑造，提出“人欲即天理”的早期启蒙思想，在“晴雯撕扇”“龄官画蔷”等情节中具象化，与李贽“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童心说形成呼应。更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将批判矛头指向科举的哲学基础——程朱理学。贾宝玉质疑“朱熹、程氏兄弟杜撰孔孟之道”的言论，与戴震“以理杀人”的批判异曲同工，显示出对儒家知识体系的根本性质疑。

这种思想超越性在叙事结构中得以强化。全书以“大荒山无稽崖”开篇，用“假语村言”消解历史真实性，本质是对科举制造的“历史必然性”的解构。当贾宝玉最终“悬崖撒手”遁入空门时，完成的不仅是个体救赎，更是对科举所代表世俗价值体系的彻底否定。这种否定与西方启蒙运动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形成跨文化共鸣，彰显出《红楼梦》思想的现代性特质。

《红楼梦》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本质是对封建社会价值体系的系统性解构。曹雪芹通过贾宝玉的叛逆、贾雨村的堕落、贾府的衰败三重叙事，揭示科举从人才选拔机制异化为精神控制工具的历史过程。这种批判具有文学价值，蕴含早期启蒙思想的光辉，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批判科举制度的巅峰之作。（选自史传统书稿：《红楼梦》细读——100个话题深度解读。本书稿寻找合作出版商）

作者介绍：史传统，盘锦市作家协会会员，《诗人》杂志签约作家，著有《鹤的鸣叫：论周瑟瑟的诗歌》《再评唐诗三百首》《三十部文学名著最新解读》《我所知道的中国皇帝》《九州风物吟》《心湖涟语》等专著。作品散见《河南文学》《诗人》《岳阳文学》《燕州文学》以及人民网等各大网络媒体，先后发表文艺评论、诗歌、散文作品2000多篇（首），累计500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