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荒煤老师
烛光里的两座高峰
——写在第四十一个教师节致陈荒煤、曹谷溪先生
文/王侠
每年九月，总有一阵看不见的风，把日历吹回到一九八四年的那个清晨，四十多年前。我夹着一叠粗劣的手稿，站在北京东城一条幽深的胡同口，阳光像刚被编辑删去的废话，稀薄而迟疑。门开了，一位鬓发如银的老人探出身来，声音带着旧书页摩擦的脆响：“是小路吧？进来，外面风大。”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将被重新命名——从“文学青年”变成“学生”。那位老人是陈荒煤。曾在陕北延安一个尘土飞扬的打麦场上，另一位老师用同样的姿势拍去我们北京知青肩头的黄土，说：“写字就像打场，得先让麦子落草，再让风把草吹走。”他是曹谷溪。
荒煤先生常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涤卡中山装，风纪扣系得严丝合缝，像一篇经他手删改后无懈可击的散文。他走路极轻，仿佛怕惊动地板下潜伏的比喻；说话也轻，却能在最柔软的尾音里给你下一个结论。
1986年夏，青岛，海军基地司令部，我交给他一万二千字的剧本，他让我先读一遍。我红着脸朗诵，他在藤椅里闭目摇扇。读罢，他问：“你听见自己咳嗽了吗？”我愣住。他说：“文字里多余的形容词，就是作者的咳嗽，传染给读者。”三天后，稿纸被退回，只剩七千字。我数了数，他用铅笔轻轻划去的部分，正好是我当时最得意的“华美段落”。翌日清晨，我把那七千字重读一遍，忽然听见故事自己开口说话——原来咳嗽停止后，人物的心跳才能被听见。然后他用四十多分钟，讲解了《有感而发》，我一下子悟到了：写作真谛！他在我递过去的照片背后，写下我人生历史上的一行字，一九八六，七，三，陈荒煤。这，永远的耀眼的留存下来。
一九八七年，我的中篇《指尖》被某刊物退稿，理由是“灰暗”。我气急败坏，想撕掉。荒煤先生却把它留下，用玻璃板压在他书桌正当中。两年后，我出版第一本集子，他才把那张泛黄的稿纸还给我，边角写着一行小字：“灰暗不是罪，假装光明才是。”我抚摸那些褪色的笔画，像摸到一条被岁月晒暖的警戒线。
荒煤先生晚年，他让我读《史记·屈原列传》给他听。读到“众人皆醉我独醒”时，他忽然伸手在空中一抓，像要握住什么，最终只握住我的手腕：“别学屈原投江，要学司马迁忍辱。写字的人，得先活下来。”出病房，我靠在墙上哭得像被抽掉脊梁。后来我遇到多少次想辍笔的时刻，那只瘦骨嶙峋的手都会在我腕上重新收紧。
还有谷溪先生，经常站在陕北的峁梁上，像一棵歪脖子老槐，风越大，他笑得越开。他嗓门亮，一开口就把天边的云朵震碎，浓重的陕北乡音里滚烫的文化艺术与底蕴扑面而来。
他经常的走村串户，搜集民歌，搜集素材。黄昏，在一位瞎眼老艺人面前蹲着。老人拨响三弦，唱“走西口”。曲终，谷溪先生突然单膝跪地，双手捧给老人一张皱巴巴的十元钞。回途上，他说：“我跪着，是聆听。黄土高坡可它比脑袋要高！”
他站在山峁上，面对沟沟壑壑，把刚写下的诗大声读出来，让山河先听一听，然后再修改，再拿出。
谷溪先生七十岁时仍步行三十里山路，有时只为看一株开花的山丹丹。我幻想着陪他走，脚底起泡，喘成破风箱。他回头，把一根枣木棍子递给我：“写字的人，得先让脚比笔头硬。”后来我的散文里出现大量“走”字——走黄河、走沙漠、走风雪，每一步都在完成未竟的旅程。
我和曹老师还未曾见过面，但他却在我体内留下互为镜像的刻度，经常给我发短信过来。
荒煤先生教我“减法”，谷溪先生教我“加法”；
一个让我学会在书房里守住孤灯，一个让我学会在旷野里迎向狂风；
一个把“人”字写得端正，一个把“人”字喊得嘹亮。
像两根暗藏在乐谱里的旋律，看似平行，却在某一天同时抵达我的胸腔，轰然合奏成一句无声的教诲：
“写字先立人，立人先立心，立心先立天地。”
谷溪先生十年前，给我寄过来他写的一箱子书，每本书上都是有他的签名！我珍贵的保存着，也经常阅读着，从中找到生动与生活的深彻的描绘，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
荒煤先生走后，在他常坐的藤椅下发现一张未寄出的信笺，只有七个字：“勿忘灯下初心动。”他把我的手按在桌上，用炭条在废报纸上写：“我还能听见地脉在响。”我把这两张纸夹在同一本笔记本里，像夹住两根仍在燃烧的烛芯。它们不耀目，却在我每一次提笔的深夜，悄悄把光晕推向远处，让我不至于被黑暗合围。
如今我也站在了讲台上，面对一群把“忧伤”写成“45度角仰望天空”的孩子。我学荒煤先生、谷溪先生，先让他们读，再让他们听自己咳嗽。当一位女生哭啼啼地问我为何删去她描写“睫毛上沾着清晨第一颗露珠”的句子时，我把她带到窗边，让阳光直射她的睫毛——没有露珠，只有汗珠。她破涕为笑，第二天交来新稿，题目改为《我听见睫毛在流汗》。
我带他们去黄河滩，让他们把刚写的诗对着水流喊出来。一个口吃男孩憋得满脸通红，我学谷溪先生，一脚踹在他屁股上——不是真踹，是轻轻一脚爱心。他一个趔趄，声音像决堤的黄河，把憋了十五年的自卑冲得七零八落。回校后，他第一次主动报名朗诵比赛，得奖那天，他把奖状折成纸飞机，从教学楼四楼放飞，飞机头上写着：“送给让我喊出来的老师。”
今夜，我在书房点亮两盏灯：一盏台灯，一盏煤油灯。台灯给稿纸，煤油灯给记忆。灯芯“噼啪”一声，像谁在遥远处掰断一根干枯的笔。我抬头，仿佛看见两条背影：一条在北京胡同的晨雾里，一条在陕北山峁的夕阳中。他们并不回头，却同时抬起手，像当年一样，轻轻挥别。
我把这两千字的散文折成一只纸鹤，打开窗。九月的风正从北方陆续而来，带着粉笔末、谷穗和黄河潮腥的味道。纸鹤颤了颤，顺着风势，向夜空里两座巍峨的高峰飞去。
恩师永远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