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北京诗歌概念”的学术涵义考辨
——读杨青云《“北京诗歌概念”的谱系与重构》
温阜敏
通常，“北京诗歌概念”常被裹挟在“京派文学”的宏大叙事里，或沦为地域文化研究的附庸，其作为独立诗歌概念的学术品格始终未能得到充分彰显。而文化学者杨青云的《“北京诗歌概念”的谱系与重构》（《北京诗歌概念书系上卷自序》）一文，以其沉潜的思辨力度与具体扎实的文本考据，打破了这一研究困局。作为文艺评论家，他既不沉溺于地域文化的猎奇式书写，也不满足于诗歌现象的表层罗列，而是将“北京诗歌概念”置于中国现当代诗歌转型的历史语境中，追问其学术建构的合法性根基：当诗歌写作日益陷入个体化、碎片化的迷局时，如何通过地域诗歌概念的梳理，重获对其文学精神共性的把握？这一追问恰是杨青云诗歌学术研究最具价值的起点，也吻合了他所主张“文学研究应直抵存在根基在场的理论支撑，在论证现象中发现精神踪迹的理论性哲学奥义”的治学理念。
有意义的文学评论向来以“重体验、重精神、重问题意识”为特质，杨青云反对将文学研究异化为纯粹的技术分析或理论演绎，强调“批评应成为作家与读者之间的精神桥梁，在文本的褶皱里看见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向度”。杨青云对“北京诗歌概念”的研究，正是在这一学术主张的延伸中展开。他不回避“北京诗歌”作为地域概念的模糊性，反而将这种模糊性视为学术研究的入口，通过梳理其历史流变、界定其核心内涵、辨析其学术价值，为当代地域诗歌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范式。
一、从“京派诗群”到“北京诗歌”的概念嬗变
杨青云的研究首先着力于“北京诗歌概念”的历史谱系梳理，这并非简单的时间线铺陈，而是对概念背后精神脉络的追踪。他认为，“北京诗歌”的雏形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诗群”，彼时以废名、卞之琳、林庚为代表的诗人，依托北京（时称北平）的文化底蕴，形成了“冲淡、内敛、重智性”的诗歌风格。但作者强调此时的“京派诗群”更多是一种文学流派的自发聚合，尚未形成明确的“北京诗歌”地域概念，其核心是“流派精神”而非“地域认同”。
这种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转折。随着“朦胧诗”热潮的消退，诗歌写作进入“多元化”探索期，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金字塔尖，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聚集，形成了以海子、骆一禾、西川为代表的“北大诗群”，以及后来的“圆明园诗群”“第三条道路”“上苑诗群”等。杨青云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时期的关键变化：诗人的聚集不再仅仅是因为学术资源或创作氛围，而是开始有意识地将“北京”作为诗歌写作的精神载体，海子笔下的“昌平的孤独”，西川诗中“北京的钟鼓楼”，安琪笔下的文物诗，叶延滨的《中国》诗学，都不再是单纯的地理符号，而是与诗人的生存体验、精神焦虑深度绑定的文化意象，他将这一阶段称为“北京诗歌概念的自觉期”，其标志是“地域不再是被动的背景，而是主动参与诗歌意义生成的核心要素”。
进入21世纪，“北京诗歌”的概念得到进一步拓展。杨青云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70后”“80后”诗人的写作，如安琪、老巢、北塔、蓝蓝、李德哲、纪连祥、杨碧薇、戴潍娜、西娃、江非、诗豪天等，他们笔下的北京不再是“京派诗群”的雅致园林，也不是“北大诗群”的精神圣地，而是充满生存压力、文化碰撞的现代都市。安琪的《极地之光》，老巢的“虎喻组诗”，北塔《解域》诗集，叶延滨《中国》诗学，诗豪天《北京我的失眠症》《北京中轴线》中，“天安门”“故宫”“地铁”“租房”“雾霾”“中轴线”等意象构成了北京的新图景，诗歌的焦虑从“精神超越”转向“现实突围”。作者指出，这种变化并未消解“北京诗歌概念”的学术价值，反而使其更具时代针对性，“北京诗歌”不再是单一风格的代名词，而是涵盖了不同代际、不同审美取向的诗歌写作的集合，其核心是“以北京为坐标的精神表达”。
在梳理历史谱系的过程中，杨青云展现了“历史感与现实感统一的哲理高度”。他不满足于考据概念的“来龙”，更注重追问其“去脉”，当北京的城市形态不断变迁，诗歌写作的媒介与方式也发生深刻变化时，“北京诗歌概念”如何保持其学术生命力？作者的答案是：不固守静态的定义，而是追踪其动态的精神内核，“北京诗歌的本质，是诗人在特定地域中对‘存在之问’的回应，这种回应永远面向当下，永远与时代同频”。
二、“北京诗歌”内涵界定之核心要素
通常，“北京诗歌概念”常被裹挟在“京派文学”的宏大叙事里，或沦为地域文化研究的附庸，其作为独立诗歌概念的学术品格始终未能得到充分彰显。而文化学者杨青云的《“北京诗歌概念”的谱系与重构》（《北京诗歌概念书系上卷自序》）一文，以其沉潜的思辨力度与具体扎实的文本考据，打破了这一研究困局。作为文艺评论家，他既不沉溺于地域文化的猎奇式书写，也不满足于诗歌现象的表层罗列，而是将“北京诗歌概念”置于中国现当代诗歌转型的历史语境中，追问其学术建构的合法性根基：当诗歌写作日益陷入个体化、碎片化的迷局时，如何通过地域诗歌概念的梳理，重获对其文学精神共性的把握？这一追问恰是杨青云诗歌学术研究最具价值的起点，也吻合了他所主张“文学研究应直抵存在根基在场的理论支撑，在论证现象中发现精神踪迹的理论性哲学奥义”的治学理念。
有意义的文学评论向来以“重体验、重精神、重问题意识”为特质，杨青云反对将文学研究异化为纯粹的技术分析或理论演绎，强调“批评应成为作家与读者之间的精神桥梁，在文本的褶皱里看见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向度”。杨青云对“北京诗歌概念”的研究，正是在这一学术主张的延伸中展开。他不回避“北京诗歌”作为地域概念的模糊性，反而将这种模糊性视为学术研究的入口，通过梳理其历史流变、界定其核心内涵、辨析其学术价值，为当代地域诗歌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范式。
三、北京诗歌价值辨析：地域诗歌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杨青云对“北京诗歌”的研究并未止步于概念的梳理与界定，而是进一步辨析了“北京诗歌概念”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对北京诗歌自身的研究意义上，更在于为当代地域诗歌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这一部分的论述充分展现了杨青云作为文化学者的“问题意识”，也彰显了杨青云式“批评的建设性”。
（一）破除“地域决定论”，重估地域与诗歌的关系
长期以来地域诗歌研究存在一种“地域决定论”的误区，即认为地域文化是决定诗歌风格的唯一因素。杨青云在研究中明确反对这一观点，并指出“北京诗歌”的多样性恰恰证明，地域与诗歌的关系是“互动式”而非“决定式”，北京的地域文化为诗歌写作提供了“资源”，但诗人的个体经验、审美取向、时代语境也是决定诗歌风格的核心因素。作者以“70后”诗人江非为例，江非是福建人，但其在北京的生存体验，使其诗歌充满了浓浓的“北京印记”，这种“外来者的视角”反而为北京诗歌增添了新的审美维度。杨青云由此提出，地域诗歌研究应“超越‘本土与外来’的二元对立，多关注‘地域如何被诗人建构’，而非‘地域如何决定诗人’”。
这一观点打破了地域诗歌研究的思维定式，也呼应了杨青云对“文学主体性”强调的哲理奥义。杨青云曾说文学的核心是人，地域只是人生存背景的载体置入，不能替代人主体性的延展或跨越。”他的研究正是将“诗人的主体性跨越”置于核心位置，从而避免了地域诗歌研究沦为“文化地理学的附庸”。
（二）超越“流派化思维”，构建开放的北京诗歌概念
传统的诗歌研究多以“流派”为单位，这种研究范式往往导致“画地为牢”，不符合流派风格的诗人被排除在外，概念与范围的边界显得狭窄。杨青云对“北京诗歌概念”的界定则采取了“开放化”的态度，不将“北京诗歌”限定为某一风格、某一代际的诗人，而是将其视为“以北京为精神坐标的诗歌写作的集合”。这种开放化的概念建构，使得“北京诗歌”能够包容不同的审美取向：既有西川的“智性写作”，也有安琪的“文物诗写作”；既有对传统的继承，也有对现代的创新。
杨青云认为，这种“开放化”正是当代地域诗歌概念应有的学术品格。他认为在诗歌写作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流派化思维”已经无法涵盖诗歌的丰富性，而“地域诗歌概念”的价值正在于其“包容性”，它可以将不同流派、不同代际的诗人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从而发现其背后的精神共性。这种观点为当代地域诗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不再追求“纯粹的流派风格”，而是寻找“共通的精神坐标”。
（三）北京诗歌强化“问题意识”，让地域诗歌研究介入现实
杨青云的文学评论始终强调“问题意识的文化中心地标化”，他认为“批评不能脱离现实，不能脱离人生存困境的化地为牢”。杨青云的研究也贯彻了这一理念，他将“北京诗歌概念”的学术价值与“时代问题”紧密结合，强调地域诗歌研究应“介入现实、回应时代”。他认为，北京诗歌中对“住房问题”“雾霾问题”“文化认同问题”等的书写，不仅是诗歌内容的拓展，更是诗歌“社会功能”的回归——北京诗歌不应是“象牙塔中的自娱自乐”，而是成为“关注现实、反思现实的精神载体”。
杨青云进一步提出，地域诗歌研究应强化“问题意识”，通过对地域诗歌的梳理，揭示特定地域中的“时代困境”与“精神向度”。如通过研究叶延滨、耿占春、李瑛北京诗歌中的“都市焦虑问题”，可以把握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状态；通过研究韩作荣、林莽、郑敏、杨牧、卞之琳诗歌中的“文化碰撞”，可以反思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种“问题导向”的研究范式，使得地域诗歌研究不再是“纯学术的考据”，而是具有“现实关怀”的学术实践。
四、结束语
杨青云对“北京诗歌概念”的学术品格考辩，以其扎实的文本考据、具体的个例剖析、深刻的精神分析、鲜明的问题意识，为当代地域诗歌研究做了一个示范。
在某些当代诗歌研究日益碎片化、技术化的背景下，杨青云的研究无疑具有某种纠偏的意义。它提醒我们，诗歌研究不仅要关注“文本的技巧”，更要关注“精神的向度”；不仅要梳理“历史的谱系”，更要回应“时代的问题”。让地域诗歌研究回归文学研究的本质、对人的生存的关注、对精神价值的追寻。这正是杨青云对“北京诗歌概念”学术品格考辨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其文学研究的意义启示吧。
2025.9.8于韶关学院景行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