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女儿行》

唐·王维

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颜容十五余。

良人玉勒乘骢马，侍女金盘脍鲤鱼。

画阁珠楼尽相望 ，红桃绿柳垂檐向。

罗帷送上七香车，宝扇迎归九华帐。

狂夫富贵在青春，意气骄奢剧季伦。

自怜碧玉亲教舞，不惜珊瑚持与人。

春窗曙灭九微火，九微片片飞花琐。

戏罢曾无理曲时，妆成只是熏香坐。 

城中相识尽繁华，日夜经过赵李家。

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 

王维《洛阳女儿行》，以洛阳贵族女子为核心意象，通过华丽的物质铺陈与精神空虚的对照，构建了一个盛唐社会阶层的隐喻空间。这首七言乐府延续了南朝贵游文学的传统，在盛唐气象的表层下，暗含对权力、财富与人性关系的深刻反思。诗中"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的诘问，犹如一柄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盛世浮华下的社会病灶，使这首作品成为解读唐代社会矛盾与文人精神困境的重要文本。

诗的前十二句以近乎炫技的笔法，勾勒出一幅物质过剩的贵族生活画卷。"玉勒""金盘""七香车""九华帐"等意象的密集堆砌，形成了一种视觉与感官的压迫感。这种铺排并非单纯的审美展示，而是通过物质符号的累积，暗示财富积累的非理性本质。例如"良人玉勒乘骢马"中，"玉勒"作为马具的装饰，本无实用价值，却成为身份的象征；"侍女金盘脍鲤鱼"则通过饮食器具的奢华，折射出贵族对日常生活的过度精致化追求。这种对物质细节的执着描绘，实则是对财富异化人性的批判。当物质成为目的而非手段时，人的主体性便被物所遮蔽。

与物质铺陈形成尖锐对比的是精神层面的空洞。"戏罢曾无理曲时，妆成只是熏香坐"两句，以白描手法刻画了贵族女子生活的荒诞性：整日沉溺于歌舞宴饮，却无暇整理曲谱；精心妆扮后仅以熏香为伴，无所事事。这种"无目的性"的存在状态，暴露了贵族阶层精神世界的贫瘠。王维通过"九微火灭飞花琐"的细节，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虚无感，通宵达旦的狂欢后，留下的仅是灯花飘落的残迹，暗示一切繁华终将归于虚无。这种物质与精神的悖论，实则是对盛唐社会"暴发户式"财富积累的隐晦批判。

"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将洛阳女儿与越女西施并置，形成强烈的命运反差。西施作为"贫贱"的象征，其美貌未被世俗认可，只能在江头浣纱；而洛阳女儿虽享尽荣华，却陷入精神空虚的困境。这种对比揭示了社会阶层固化的残酷性，暗示了人性价值的相对性，外在的富贵无法等同于内在的充实。王维通过这种悖论，表达了对"君子不遇"的同情，以及对社会价值评判标准的质疑。

诗中多次运用"表里不一"的叙事策略，揭示社会现象的虚伪性。"狂夫富贵在青春，意气骄奢剧季伦"一句，以石崇（字季伦）的典故暗讽贵族的暴发户心态，石崇虽以财富炫世，却因骄奢淫逸而败亡，暗示洛阳女儿的丈夫终将重蹈覆辙。而"自怜碧玉亲教舞"则通过"碧玉"这一典故（南朝汝南王妾名），揭示贵族对女性的物化：女子被当作玩物，其才艺仅用于取悦他人，而非自我实现。这种对表象的解构，体现了王维对人性异化的深刻洞察。

诗题取自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洛阳女儿名莫愁"，将当代贵族女子与传说中的莫愁女并置，形成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莫愁女作为理想化女性形象，象征着纯真与幸福；而洛阳女儿则成为世俗化、物质化的代表。这种对比暗示了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从重德行到重财富，从重精神到重物质。王维通过这种历史纵深感，表达了对社会道德沦丧的隐忧。

《洛阳女儿行》继承了南朝歌行体的铺排传统，但在叙事策略上有所突破。全诗以洛阳女儿的生活为线索，通过"对门居""良人""画阁""罗帷"等空间意象的转换，构建了一个立体的贵族生活场景。这种空间化的叙事方式，使诗歌具有戏剧般的场景感，增强了批判的现实性。"罗帷送上七香车，宝扇迎归九华帐"通过"送"与"迎"的动作衔接，展现了贵族生活的仪式化特征，暗示其虚伪性。

与汉代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显性讽喻不同，王维的批判更具含蓄性。他通过"剧季伦""不惜珊瑚持与人"等典故，将批判隐藏在对历史人物的引用中，避免直接指责当代贵族。这种"以古讽今"的手法，符合盛唐"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使批判更具历史纵深感。"珊瑚持与人"暗指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讽刺洛阳女儿丈夫的挥霍无度，同时暗示其终将因骄奢而败亡的命运。

诗的语言具有南朝贵游文学的华丽特质，透露出盛唐文人的冷峻批判。"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以浓墨重彩的笔触描绘贵族住宅的奢华，"春窗曙灭九微火，九微片片飞花琐"通过灯花飘落的细节，暗示繁华的短暂与虚无。这种华丽与冷峻的并存，使诗歌在感官享受与理性批判之间形成张力，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唐代文化对青春的歌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王维却通过"狂夫富贵在青春"一句，揭示了青春与骄奢的必然联系。诗中的"狂夫"年仅青春便已富贵，其"意气骄奢"实则是对青春价值的扭曲。王维通过这种解构，暗示了盛唐社会对青春的过度消费，以及这种消费背后的道德危机。

诗中多次出现对贵族生活细节的描写，如"七香车""九华帐""宝扇"等，这些意象既是贵族身份的象征，也是其文化空虚的体现。王维通过这些细节，揭示了贵族文化的表面化特征，追求物质享受而忽视精神修养。这种反思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批判形成呼应，但王维的方式更为含蓄，更符合盛唐的文化语境。

诗的结尾将洛阳女儿与越女并置，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洛阳女儿虽享尽荣华，却沦为贵族的玩物；越女虽贫贱，却保有自然的天性。王维通过这种对比，暗示了社会对女性的物化倾向，以及这种物化对女性主体性的剥夺。这种同情心在盛唐文人中较为罕见，体现了王维的人文关怀。

《洛阳女儿行》作为王维早期的代表作，展现了其在贵游文学传统中的创新与突破。通过物质铺陈与精神空虚的对照、贵贱对比与命运悖论的揭示、歌行体叙事与隐性讽喻的结合，王维构建了一个盛唐社会的隐喻空间。这首诗不仅是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更是对人性异化、社会价值扭曲的深刻反思。在当今物质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洛阳女儿行》的批判精神依然具有现实意义。真正的富贵不在于物质的堆砌，而在于精神的充实与人格的独立。（本诗评独家首发，选自史传统《再评唐诗三百首》第三辑：七言乐府。本书稿寻求合作出版商）

作者介绍：史传统，盘锦市作家协会会员，《诗人》杂志签约作家，著有《鹤的鸣叫：论周瑟瑟的诗歌》《再评唐诗三百首》《三十部文学名著最新解读》《我所知道的中国皇帝》《九州风物吟》《心湖涟语》等专著。作品散见《河南文学》《诗人》《岳阳文学》《燕州文学》以及人民网等各大网络媒体，先后发表文艺评论、诗歌、散文作品2000多篇（首），累计500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