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石继丽，苗族，1968年出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南民族大学英国语言文学学士，现为张家界市政协一级调研员，市文联副主席（兼）。两次进入鲁迅文学院学习，第49届贝尔格莱德世界作家聚会代表兼翻译。出版了小说集《庸城笔迹》《狗尾巴草上的青春》、诗歌集《我和我曾路过的青春》（上下）、旅游文学《品读张家界》《翻开那一页山水》《王家坪密码》《戒不掉的天门山》《脚尖上的大湘西》《庸城简读》《张家界人文纵横》等九部曲；与邓奕琳合作出版中英文对照《在张家界老去》《下一站就到湘西》;精心编纂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张家界》等总计22本书700多万字。她的推介张家界风景的长篇散文《一封没有邮戳的信》、诗歌《蚂蚁，我的妹妹》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日文和塞尔维亚文。痴迷音乐，创作歌词120多首，推出歌曲40多首。其中《土家儿郎》 获中央电视台举办的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感动中国好歌曲歌词创作先锋奖”。《天山雪莲》网上点击量突破87万。

       民俗专家陈自文老先生说“她爱张家界是爱到骨髓里去了。”吉首大学美术学院院长舒湘汉多次在市美协会上说：“画湘西，读沈从文；画张家界，读石继丽。” 著名杂志主编刘照进说：“她是被张家界旅游文学耽误了的小说家”。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白描评价她：“笔歌花雨，为张家界旅游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作家”。

       2024年12月6日，她以个人力量举办了个人原创音乐会——写给张家界的情书，市电视台同步直播，点击量达15.7万人次。          

我用一生来等你

——一个台湾老兵的坎坷回家路

石继丽

从1948到1950年，140万人从大陆涌向了台湾。从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也是最漫长的一场分别。  

刘禄校，一个老实忠厚的湖南永顺籍老兵， 1947年5月28日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转战广东、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1949年5月24日跟随69军从上海吴淞口登船去往台湾，从此开始了遥遥无期的隔海思念。 陈全梅，一个坚强善良的永定区温塘镇温塘村的普通女人，1944年9月初八嫁给刘禄校，从丈夫离家那天起，无怨无悔肩负起抚养丈夫家5个人的艰难生活，岳父多病，大弟15岁，妹妹7岁，最小的弟弟还不满1岁，女儿才187天，期间含辛茹苦，痴心不改。一个历经41年的等待未娶，一个历经41年的苦守未嫁。1988年12月6日，刘禄校重返故土与妻子团聚，彼此苦苦等了整整41年！2012年，刘禄校老人在台湾正式办理了相关手续，回到张家界城区西门溪22号定居，和妻子度过70年的铂金婚，四世同堂，安享晚年。

刘禄校，原住台湾桃园县龙潭乡九龙村联合新村中兴路393巷159号，身份证号HI02507902。由于已届89岁高龄，因此，老人的耳朵已听不太清了，但读过四年私塾的刘禄校老人依旧是思维清晰，记忆力超人。他给我们讲述了自己坎坷而极富传奇的一生。天子山老总许异星是台湾人，听到这个故事后非常感动，专门从台湾带回了三本书：《眷村》《你不知道的台湾》《台湾老兵的真实故事》，它们从大的历史线索帮助我理清思路。这期间，我又不断地去和刘禄校老人核实，理出了他曲折一生的大致脉络，并根据他的讲述，试图还原那段60万老兵因战争而在台岛颠沛流离、寂寞孤苦的生活。 

突然就被抓了壮丁

 我是1926年9月27日出生，命硬，娘生我的时候用了整整一天一夜。老家在永顺县瑞垭乡柯溪村，是个典型的小山村，落后，山水十分漂亮。打仗去了那么多地方，又到台湾东西南北住了个遍，但可能是家乡的原因吧，总觉得就我柯溪村漂亮，有山有水，有树有云，还有各种各样的鸟。民国时候湘西和很多地方一样闹土匪，但我们那里却很安生，当时有个叫彭春云的“叫米子”，势力很大，拖得有1000多号兄弟，外边的土匪都不敢侵扰我们。他虽是土匪，但却仗义，是个“义匪”，有三不抢：本土不抢，穷人不抢，女人不抢。还有一个规矩叫“春不赶牛、冬不剥衣”。听说1934年11月贺龙在大庸建湘鄂川黔苏维埃政权时，彭春云还托人捎信，面见过贺龙和任弼时，准备接受改编扩充进红军的。他胆子大啊，大概是1935年的1月，带着他的人马到沅陵抢过国民党的弹药库，得了几百支枪。那个高兴啊，一路上欢喜得又喊又叫的，可就在半夜回到柯溪时，由于山高雾大，柯溪的人以为是外乡土匪进村，一阵乱枪，结果彭春云被打死了。

但我却没有躲过抓壮丁。从1945年开始，国民党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即按照保甲制度调查户籍、人口，然后对将年满18岁至45岁的男子登记造册。每年由保长采用抽签的办法，决定谁去当兵。抽签的原则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但其实哪个去当兵都由乡、保长和军队征兵官员说了算。有钱的人就找到乡、保、甲长，给他们每人一些银元，抓壮丁时就把有钱人家的子弟不列入名册，很多人都花钱去贿赂乡、保、甲长。背地里大家对乡、保长恨得要死，当地有种说法：“过去有灭门县知事，现在有灭门乡保长”，“生了儿子是老蒋的，有了银子是保长的”。 抓壮丁的方法是五花八门，有设局抓捕的，有晚上强抢的，有到大路上直接抓的，很多人不愿意当壮丁，还闹出了人命案。当时一个黑市的壮丁可以卖五万至十万法币，相当于买五袋白米或是三头猪的价格。到后来，只要是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子，逢人便拉，不管你是做生意的，还是学生、农民、挑担担的，财货衣物一概全部没收，人则充作壮丁。如果有人敢于反抗，便有在夜间被杀害灭口的可能。

我父亲是老实人，三弟兄，他是老大。1947年5月28日，乡里保长带了五个兵来村里抓壮丁。按照当时的政策，族里五男抓2个，三男抓1个，长子不抽，有钱的人家就拿五十担谷交给保长和当兵的，抵任务，我们村很多人家交不起，有的父母就要装病，有的就自己剁掉手指自残，有的装癫，但还是被国民党的兵抓去抵数。我家有一个壮丁指标，按说可以是叔叔，但由于父亲老实巴交，族里开会决定由我顶任务。当时我还不满21岁，和陈全梅结婚3年3个月，第1个女孩1岁多时染风寒走了，第二个是个丫头，叫刘翠莲，还只有六个多月。母亲死得早，父亲多病，大弟15岁，妹妹7岁，最小的弟弟还不满1岁，全靠我和全梅带养。陈全梅刚来时，她还抱着我弟弟到处讨奶吃。其实一大家都需要我拼命干活养活。但叔叔非要指定我当壮丁，我心里一万个不愿意，这一去就是有去无回啊！那天听到抓我的消息后，连忙赶往家里，带着全梅和女儿就躲到了屋后的高架山，那里有一个洞，可以住人。全梅很能干，将红薯、米和野菜洗了炖成一锅，我们就这样吃了三天，躲在洞里不敢出来。可最终还是没能躲过，当第四天天麻麻亮，我远远发现垭上跑来了一队人马，领头的是我两个叔叔。我知道自己逃不脱了，转身到洞里跟全梅做最后交待：如果柯溪这地方你能住就住，不能住就回你老家温塘，族上力量也大。但无论如何，你要帮助父亲养大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还有女儿，等仗打完了只要我还活着有一口气，我爬也要爬回来，和你埋在一起！

当时是5月份，天下着小雨，全梅听完我的交待后抱住我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女儿也就在她母亲怀里吓得大哭，仿佛我马上就会死掉一样，我也止不住抱着母女哭得死去活来。这一行人一到，当兵的拿枪抵着我的背，轻吼：“走！你这个死不老实的，竟躲到这个旮旯里来了！害得我们走得腰酸背疼！”另一个兵则用脚狠踹了我一脚，叫我快点拿件衣服上路。我放开妻女，去洞里取来一双全梅给做的布鞋，站起来跟他们走了。当我回头望全梅时，看见她正抱着女儿给我下跪，我忍不住喊了一声“全梅！”土兵又骂了我一句，用枪戳了我一下，“我会回来的，你要等我啊！”只听全梅哭着的声音远处山谷里飞来：“我一定等你！一定等着你！”

后来在台湾的几十年里，我脑海里差不多每隔几天就会回想起这一幕。那时全梅长得很漂亮，白白的，苗苗条条的，眼晴又黑又亮，一双辫子又粗又长。后来我偶尔看电影，觉得女演员没几个有我媳妇好看呢！关键是全梅贤惠能干，砍柴、做饭、扯猪草、照顾弟弟妹妹还有女儿、父亲，肩上担子太重了，心里有愧啊！每到半夜，我就会流泪，三十多年前我眼睛就不好使了，那时哭多了。

从永顺走到沅陵，走了两天两夜，一天至少要走60里，每天得到2角钱，全梅给我做的那双布鞋也走穿底了。一同去的有100多人，柯溪的有10多个，一路上，都看到村子很多女人跪在那里，部队经过，她们就开始求啊！求求放过丈夫，有的说我刚结婚，有的说我怀孕了，男人抓走我生计就断了，都没有用。有的求放过儿子，说家里就一个独子，有的说儿子有肺病，哪个听？我们当时最小的还只有14岁，一路上都还在哭，被押我们的兵打了几次。到了沅陵，我们就就被关进壮丁招待所，虽然是土墙，但墙都好高。没有衣服穿，就打赤膊。吃的是长霉的粗米，一股刺鼻的气味，吃进去快吐，但为了活下来职能又咽下去。从进来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失去了自由，整天待在里面，戒备森严，不许与外界接触，白天大小便由持枪的兵跟着，晚间紧闭门窗防止逃跑。有2个来自凤凰的壮丁翻墙逃跑，其中一个被打死丢进坑里，另一个被两个兵打得屁股烂成肉块了，我们吓得再不敢心存逃跑的念头。那时人的性命不如一只鸡，鸡逢年过节才杀，人却是随时有可能掉性命的。后来听说上级政府的规定是官员不得在壮丁食米中掺杂砂粒，不得掠夺壮丁带来的衣着、被服，或私人用件，不得对壮丁私刑拷打或夜晚禁闭牢房等，并且不得向壮丁家属勒索壮丁制服费或给养费。但当时当官的和当兵的都太腐败了，把政策吃了。后来有人说我们的壮丁营就和纳粹集中营差不多。

两个月后，我们被押往长沙。

迫不得已的战斗

从到长沙那刻起，我成了69师99旅51团第2营第4连一员，是步兵。属于原陈诚中央军。这个人不是很会打仗，但他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算是作风过硬的人，还是抗日那阵，杀敌也勇猛，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鄂西会战，官一直做到国民党副总裁。

我的连长叫李志敬，看我年纪小，就给发了挺轻机枪，其他有的发的是重机枪，有的是手枪，还有的是手雷。接着是老兵带我们军训，练习站立、稍习、打靶。短短一个月之后，我们部队便开往广东。那时生活很艰苦，伙食由连队事务长掌管，克扣之风遍及各部。我们根本吃不饱，也穿不暖。个个黄皮寡瘦，冬天两人共盖一条军毯，垫些稻草，冷得很多人感冒咳嗽，但大家敢怒而不敢言。有的新兵离家人伍时，随身带了几块银元及便服，也都被连队长收存变卖侵吞。部队开拔时，每连编成三路纵队行进，连、排、班长持枪在前后左右监视，如解犯人。若发现新兵潜逃，便抓回来用绳索捆住双手，吊在梁上，连番鞭打，拷问其逃跑原因。有的受刑不过，自缢身死。我看得胆战心惊的，于是便断了逃跑的念头。

经历抗日战争后，当时国民党部队里厌倦战争的人不少，但对共产党军队打胜仗有信心的却更多。大家普遍认为“共军不是对手”，所以那时大家以为战争不会拖得太久，共军只有八十万部队，而国军却有三百万装备精良的部队，结局一定会像蒋介石召见司徒雷登时所说：“相信能够在六个月内粉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可是，谁都没想到，此后会打一仗败一仗。

我说了我这人命硬，那打仗的两年时间里，我到过河南，镇守郑州；后又转战武汉，保卫长江和南京；又到过安徽，最后兵败后又转战上海，很多人都战死，我却没有挨过一颗枪子儿，到现在为止，除了1994年因患胃癌在台湾做了一次胃切除手术留下疤痕外，一个小印记都没有。

我们是1949年5月24日那天下午从吴淞口登客轮前往台湾的。那天也是下的雨，和离家那天的雨相比，简直是瓢盆大雨。在客轮上，很多士兵都默不作声，甚至有些士兵很悲观，心里一片茫然。只有一少部分坚信我们还会打回来的，等仗打完以后，会封官加爵，把妻儿老少接到身边。当时我们连还顺路抓了很多壮丁，军队已经上了大型的登陆舰了，那时有很多人涌进来，差不多都是妇女。她们就在码头上叫啊，喊啊，哭啊。她们从各地跑来，而且人数之多没办法形容，家里边一个男的被抓，他母亲、妻子、兄弟姐妹通通跑到码头上来，黑漆漆的一大片，哭喊一片。已经傍晚了，骨肉诀别的那一刻，那哭声不是一般的撕心裂肺啊！我也想起了我的妻子、弟弟妹妹、我的女儿，还有多病的老父亲。我也眼泪止不住地流啊。但我没有退路，只能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被赶上船。在船上过了三天两夜，海浪很大，很多人晕船。上船的时候每个人发一袋斜背的米包，饿了就咬生米。最后在高雄登陆。在基隆登陆的部队比我们幸运，一些大官的夫人都在码头上欢迎他们，蒋夫人宋美龄还拿一个白手帕在那里摇，一些当官的还跟她们握了手。我们下船的时候，两边有学生在发慰劳品，有学生看见我们那么小，打心眼里崇拜，有的还说：“这么小就投笔从戎了，好伟大！”她们哪里知道，我是被抓壮丁来的。

与我们同来的还有一些当官的、学术专家、学生及军公教人员及其家眷。这些人来自大陆各省，其中又以福建、浙江、江苏、广东、山东等五省最多，后来听说从大陆一共来了160多万人，我们那次来的人占迁台人数的大半了。基隆、高雄两港是绝大多数人踏上台湾的第一站。我们集中住在台北县市、桃园县、高雄县市、台中县市及各军事基地附近。

当晚，我军被分配住在沿海边的一个叫花莲的村子。都说“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望着茫茫的海水，内心一片茫然。何时能回到老家？在这个荒凉的小岛上将发生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是，贫苦的生活、孤独的思念、绝望的等待才刚刚开始。

我在台湾的真实生活

到台湾后，我仍在第69军。部队重新改编后，我在17师296团第2营第三连。我们的师长叫邹鹏奇，安徽人，对我们很好。军长是胡长青，我现在手里的士官证上都是他的签名，1948年9月发的。各部队轮流驻防金门、马祖等“前沿阵地”。部队两年一换岗，我先后几次随部队到金门守卫，坐的老爷飞机，要一个半小时。我们军先后驻守过桃园、台北、基隆、宜章、花莲、屏东、高雄、台南、嘉义、宜兰等16个县市，歌曲《外婆的澎湖湾》唱到的澎湖也到过，《绿岛小夜曲》里面唱的绿岛我也到过，其实那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不过很漂亮。当时军队上的口号是“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我们等待着反攻、扫荡、最后能回家的那一天。

到台湾后我才知道，这个岛本来是和大陆连在一起的，后来相连接的部分沉入海中，形成海峡，就出现了现在的台湾。和大陆其他省不同，主要是由台湾岛及兰屿、绿岛、钓鱼岛等21个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64个人岛屿组成的，沿海风光十分漂亮。我们连长经常给我们上课，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三国就开始了，吴王孙权派一万多将士和30多艘船队到达台湾，那时这里叫“夷洲”。隋炀帝3次派人到台湾，福建、广东的汉人开始移居澎湖地区，之后这里一直归属福建管。尤其是明朝时候，这里很富裕，盛产稻米、黄金和樟脑，关键这里是太平洋航道的中心，所有太平洋沿线的国家输出和输入货物或人，基本上都得走这条水道。历史上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必经台湾。这个地方也曾被荷兰、西班牙占领过，但都被郑成功赶走。可是到清朝后期，这个地方就穷趴了。1895年，李鸿章被迫和日本人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台湾就被日本占了，他们对台湾人实行非常不平等的六十三法，盘剥本地人，田赋所得税、营业税、家屋税、物品税，还有纳妾税、畜犬税，各种苛捐杂税只有你想不到的，这样层层榨取，台湾老百姓吃饭都是大问题。还有台湾人的大公司、大工厂、大企业都被日本人侵吞，盐、樟脑、茶、煤、金、硫磺、砂糖等专卖权也被剥夺。台湾人受歧视，中年人找不到工作，孩子们读不了书，老人生病了也没钱医治，只能等死。日本人还强迫台湾人在穿衣吃饭、婚丧嫁娶以及一切衣食住行上一律改为日式，推行男子辫头发女子缠脚。到最后，还在台湾发展军工业，把台湾当成军事补给地，太可恨！所以那50年里，台湾造反的很多，民不聊生啊！只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才光复台湾。简单地说，我们到台湾时，当地的老百姓比当时我老家的普通百姓要穷多了。

刚开始时，我们连营房都没有，睡的床是竹子做的，房子上面盖的是茅草。这里常遇台风，经常是睡一觉醒来茅草顶就被吹得不见了去向。粮食供应严重不足，一天两顿饭，早上是稀饭，下午四五点钟才是硬饭，5、6个人一个盘菜，只有一点点汤,菜漂在水里，看不见油珠子。都说蒋介石带了70吨黄金和1亿美元的外汇过来，折成人民币是400多个亿，我们却没有感受到。后来听当官的说是因为撤过来的军队有60多万部队，还有家属七七八八近200万，开支很大，还要用其中的钱沿着港口修建军事基地。最难忘的是通货膨胀，新台币发行，“四万元换一元”，没办法，大家只能默默地忍受着。同来的还有很多受伤的兵，他们中很多人因受不了恶劣的气候，陆续死去。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打摆子，那半年里我几乎是三天打两次摆子，时冷时烧，团部要医生每天给每个士兵发一种叫“奎龄丸”的药，命令我们吃。但很多体弱年老的士兵因为水土不服，很快死去。可怜哪，那么多场打仗都死里逃生活下来了，却没有抗过这一关。那年我23岁，靠着年轻力壮硬是挺过了这一关。但每当退烧后，我就会想起家里的一家老小，会害怕得哭出声来。那时部队还出台政策，限制士兵结婚，对士兵实行严格管束，待遇低，士兵升迁机会非常少。总之，处境让人不乐观。有些人以为台湾很富裕，还有美国的援助，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即便支持些钱，也被拿来花在军事上的。到70年代末，美国还将一些过期没用的导弹卖给台湾赚钱，老兵的生活十分清苦。这是后来听当官的人说的。

1951年，蒋介石颁布《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凡当兵满两年者都获颁“战士授田凭证”，等“反攻”成功后，凭这个去领土地，按照你年资定多少。譬如说你当兵十年一个级数，十五年两个，二十年三个级数，若你负过伤，加一个级数，或者你参加过什么战役、获得过什么奖，加一个级数，最高是八个级数。那些年轻或年长的军人都愿意相信这一切，有个邵阳的战友跟我说：“到那时我就回去种地，种上水稻、荞、玉米、黄豆和芝麻，剩个几分地再种点儿菜。”到九十年代末，这个像泡沫一样的许诺破灭了，“荣民”们才这张“战时授田证”换成了二十几万元的台币，补贴生活。

1952年，国民党实行“精兵政策”，重新征用当地18岁的青年入伍。12万多老弱残兵从军中退下来。其中低级士官8万人是没有待遇的。不论他在军队服务多少年，在战场上受多少苦，都以官阶为标准，只发给三个月的工资及主副食代金卷约四、五百元，另有蚊帐一顶、席子一条、衣服二件。我当时年轻，26岁，升任下士，就留了下来。然而一些老兵被裁减下来后，在台湾没有亲人，自己也身无长技，很难找工作。台湾也讲究连带关系啊，即便连工厂亦多由家族经营，老兵既无人际关系，又加之人生路不熟，到当地人的工厂应聘一讲话就知道你是外省人，就不要。于是那些老兵就开始跑啊！到处流浪啊！哪边有工作就哪里做，那时候做工一天几十块台币啊！人家不做的事情就他们去做，能吃饭，活下去是唯一的目标。后来造成了老兵多次聚集性事件，政府这才感到了危机，专门成立了一个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给这些老兵赋予新的称呼：“荣民”即“荣誉国民”。既区别于本省人，又显示对老兵的尊重，这些怨气才渐渐平息了。

蒋经国对大陆去的老兵还是很有感情的。1954年11月专门设立了“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简称“退辅会”，主要任务是安置和辅导退伍士兵转业。不到半年，建立了屏东隘寮农场、嘉义大埔农场、宜兰三星农场、花莲寿丰农场、彰化二水农场等，让退下来的老兵在农厂里种植水果和其他一些农产品，能够自食其力。后来又在屏东、花莲、台南、新竹等地修建了“荣民之家”，安置那些年老的“荣民”。 1956年，还在台北建了“荣民总医院”，“荣民”有了自己看病的地方。蒋经国启用老兵做的最突出的一件事是修建了著名的中横公路。它是台湾第一条打通中央山脉串联起东西部的公路，有1万名退伍兵投入此工程。特别是太鲁阁一段，悬崖峭壁，又是大理石岩层，在几乎没有机械的条件下，退伍兵们在用生命筑路，死了212人，平均一公里就有一条人命啊。现在你们到台湾旅游，必到太鲁阁，其中一个景点叫长春祠，就是为纪念殉职的筑路者所建的。第一批上山的退伍老兵留了下来，在这一带培植了台湾以前没有的温带水果和高寒地带蔬菜，改写了台湾的农业史。另外还有桃园机场、中山高速公路、台中港、大造船厂等等这些工程仍被今人享用。清境农场、武陵农场也是他们建的。现在很受欢迎的牛肉面、各种做法的包子、水饺、馒头、药炖羊肉等等，都是经那个时候的退伍老兵之手发展为台湾的名小吃。但这些退伍下来的老兵生活还是艰苦得不得了。虽然从1956年开始，政府陆陆续续建了800多个眷村38100栋平房以解决部队的居住问题，但直到1959年我们部队才正式建了营房，也就是那年蒋经国制定了《志愿士兵服役条例》，里面规定，青壮士兵无论当年在大陆是志愿或被迫从军，都被晋升为“士官”，服务年限也相应延长，士兵须年满40岁、士官50岁、士官长则要58岁才能退役，退役后才能结婚。那时二等兵是7.5元/月，一等兵是9元/月，我是上士，18元/月。

1961年，蒋经国再次出台《陆海空军军官及士官服役条例》，明确士官的退役相关事项。在此之前，只有军官才享受退役后福利和权益，低阶士官兵被排斥在外。也就是从那以后，所有的老兵开始正式进入“终生俸制度”，可以一次领取，也可每月领取。一次性领完的人还可以每月领取“生活费”。比如我，可以每月拿到2千多台币，折合人民币500多元。这时所有的老兵生活才真正有了根本性的保障。这个期间，我还参加了两次培训，一次是1956年7月20日-9月8日野战架设队培训，还有一次是1957年6月-9月步兵通信培训，这样我就成了一名专业的步兵通信士官。由于工作踏实努力，我一共获得过五块陆军奖章，颁发时间分别是1952年6月30日、1954年7月30日、1956年10月、1960年4月和1963年12月，这个奖章不仅是种政治荣誉，还有经济待遇，每个奖章4万台币，大概合计1万人民币，可以一次性领取，也可以存在邮电局分年支取。我有5个，每年支取7000元左右的利息，过春节用，这样缓解生活困难。蒋经国从心里一直牵挂着我们老兵，还会经常下到连队来，有一次一个班长在清点人数时，发现多了一个人，连忙报告连长。连长以为队伍里混进了坏人，结果一看是蒋经国，大为惊喜，大家好高兴啊，都涌上去和他握手。如今蒋经国先生已经去世多年，依然有老荣民见到蒋经国的儿媳还流泪下跪，怀念他当年给予我们的尊重与照顾。

经济上困难，对我们来说都还能忍受，关键是想家是最苦的。这种苦还说不出来，也不能说。老兵从大陆各地来到台湾后，时时刻刻都在思念着家乡的亲人，可由于海峡两岸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想回家那是天方夜谭。刚开始那三年里，军队里面管得很严，白天出操、上课、训练，没有时间也不允许想家。但是到了傍晚就不一样了，那个想啊，像饿了要吃饭一样，不想不行！于是几个彼此信得过的战士就跑到操场的一个角落，大家抱在一起哭，哭完以后大家也互相安慰，没关系，没关系，明年可以回去了，后年可以回去了，大后年可以回去了。大家就这样互相安慰，一年又一年。兵有几等，又来自不同的地方，因此你不敢讲家里的事情，你甚至不敢讲我是被抓来的，你也不敢讲我现在好想家，只讲会回去看望亲人的。因为在那个年代，逃兵叫“开小差”，给政府抓住了回来是要枪毙的。想家是思想有问题，也是罪名之一。1963年，有个老兵，是台湾对岸厦门的，本来是渔民，被抓壮丁的那天早上正给偏瘫的母亲抓药去，结果被抓住强征押来了台湾。多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生病的母亲，然而隔海相望却不能相见。终于他偷了一个汽车轮胎，趁人不注意时从金门下海，游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他到岸了，结果发现被海流漂回，又游回了金门。结果被金门的部队抓住了，最后负责审理此案的高秉涵是满含热泪宣判了他的死罪，仅仅一个星期后，这个因“回家”而获罪的士兵就被处以极刑。临刑前，该士兵将一包早已受潮成粉的药片托付给高秉涵，恳请其转交给厦门的母亲；听说两岸开放后，高秉涵曾赴厦门代为寻亲，没有找到老兵的母亲。可能早死了吧。

人同此心啊，哪个不想回家啊！那时当官的也想家，为了让大家摆脱这种思乡情绪，叫你今天把这个石头从这边挑到那边去，明天又从那边挑到这边来。你疲劳了，一睡就睡着了，也不会胡思乱想了。时间一长，有的士兵为了忘记思乡的烦闷，学会了打牌、赌博、抽烟、喝酒。我一样不会，只是到周末时和战友一起开车到处转转。我到得最多的地方是庙，因为在庙里我可以烧香，跟菩萨说说我的心里话，更重要的是可以请求菩萨保佑我远在大陆的亲人身体好，有饭吃有衣穿。过年过节就格外想念亲人啊，怎么办？我们就三三两两聚集到海边，一瓶酒一叠花生米喝的酩酊大醉，有些文化的兵还会朗诵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的一首《望大陆》，我现在还能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每当这时，大家会抱头痛哭，激动时，甚至有人想举枪自杀。那时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70年代末，老兵中开始有一些人经过香港转信。国民党成立一个叫作唐光华的信箱，可以转信给大陆家人，但当时大多是给当官的人转。还有一个叫范巽绿的女人，后来当了陈水扁的教育部次长，她是上海人，她有一个姐姐在香港，她用她姐姐的地址开始替老兵转信，先用包裹一次寄到香港去，大信封套小信封，然后她代为转交。我前前后后写了二十多封信，每封信里好小心，都是写着我很平安，我在台湾很好啊，连“当兵”两个字都不敢写。中途还得通过台湾红十字会转她姐姐收，但都是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音。看到别的战友接到家信欢天喜地，又蹦又跳，我也受到感染，也跟着别人高兴，但回到营房后却是茶饭不思、十分苦闷，不知父亲还在人世吗？弟弟、妹妹现在如何？女儿长成人了吗？全梅嫁他人没有？这些疑问积压在内心，像一块块石头，压得我在梦里都像背着很重的东西，好累，常常做噩梦。

但不管怎样，写信成为我们传递感情、寄托思念的方式之一，很多人就是那时候练习毛笔字的。有的老兵亲戚也通过香港转信，在台湾的报纸上找人，大部分是寻人启事，父亲找儿子，儿子找父亲，特别是丈夫找妻子的很多，但很谨慎，也不过寥寥几句话：某某某妻，我已来台，见报到某某地方相见。结果常不如人愿，但那种方式让我们很多兵心里有了希望，内心也变得活泛起来。

老兵最难忍受的是不能结婚的孤独。由于台湾省不大，面积才3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海南，但在1950年人口却有了 900万之多，政府的财政负担很重。于是政府想办法抑制眷属人数的增加，制定了《戡乱时期陆海空军军人婚姻条例》和《军人户口查记办法》。简单地说，一个低阶的士兵50岁之前不能结婚。开始，有个别士兵不能忍受，就去附近村里欺负女人甚至凌辱小女孩，在地方和部队间引发了很大的矛盾。后来为解决这个实际问题，国民党专门在军里设有公娼，便于老兵找女人。很多老兵结婚成家的事情也就搁下了。从70年代起，台北市西门町汉口街、西宁南路一带，出现了一些专唱老歌的歌厅，上台演唱的歌手歌女大多很老，嗓子也并不好，穿着很露的礼服，在台上唱《南屏晚钟》或《东山飘雨西山晴》等数十年前流行在大陆的歌曲。老兵出50元可以听一天，这就成了不能结婚的老兵最好的享受，听歌后也有些老兵与女歌手私会或者交易，很便宜。像我们这些上士以下的，到50岁以后退休可以自由结婚。但能遇见的对象多是寡妇，带子女的较多，一般只有当官的养得起。有个广西的老兵，50多岁了，娶了个34岁的广西的女人。有的干脆3000元左右买了小丫头做媳妇，有的娶高山族姑娘，只要1500元左右，成本还少些。我家里有女人，有孩子，因此当几个战友给我介绍年轻女人，甚至有个邵阳的三十多岁女人上门找我，都被我拒绝了。我总相信我和全梅还能在一起的，这个念头在心里从未动摇过。我们是1943年九月初八那天结的婚，族上用了三台轿去接到家的。丈母娘丈人都很开明，没要上头礼，不设拦门，一去就用轿子将全梅和他的伯伯伯母抬起，将一些男客女客接到家里，拜堂成亲。那天我还戴了银花，两朵，插在一个帽子上的，是我姑姑送给我的(老人第一次裂开嘴笑了,重复说了五次他是戴的银花，是真银，有两朵，是姑姑为他专门打制的)。我和全梅拜了堂，用我们那里的话叫“响堂夫妻”。全梅很勤快，到家第二天就煮饭、洗衣、喂猪，对父亲、弟弟妹妹都很关心，我打心眼里喜欢她，更是忘不了她。

退休后，我和老战友祖籍湘西吉首的杨光国、河南的何帮祥合伙买了一栋房子，总共花了31万台币。说是一栋，其实每个人只有16平米，上下两层，下面做饭，上面睡觉。但是这个小房子很温暖，可以说是我们在台湾真正意义上属于老兵的“地盘”。大家还可以经常在一起聊聊天，说说老家的事，彼此有个照应。有次我做梦，梦见回到老家柯溪，那里的屋啊、桥啊、溪啊什么都在，就是找不到全梅和我的一大家人，我急得在梦里大喊大叫。叫声惊醒了隔壁的杨光国，他赶快跑到我屋外使劲敲门将我喊醒，问我怎么了？我醒来时一身汗，浑身发冷，冷到骨头里去了，还觉得骨头都疼得快要碎了，浑身不能动，想死的念头都有，想到他们若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后来还是这两个战友陪我散步、安慰、劝解我，让我从绝望中走了出来。

生活艰苦，内心孤独，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那时，为了摆脱这种孤独，也为了挣钱给以后养老，甚至怀抱有朝一日重回老家养家糊口的愿望，我和绝大部分退下来的老兵一样，走上了打工之路。那时我们大多都已年过半百，并且基本没有结婚，身无长技，出来找工作只能找体力活，当警卫、搞清洁、送报、安装水电等。当地老百姓开始有钱了，他们不干这些下等工作，送报早上三点钟就要起来，做馒头都需要山东人，也要四点起床。我不会别的，去了杨梅镇上田鸡厂，和8个老战友一起养鸡，每个月2万多台币，并且一做就是19年。我还养了两只黄狗，名字也取得简单，叫大黄二黄，但它们很懂感情，常常跟我围着鸡场转圈喂食。我也很想念孩子，在梦里梦见她的时候样子很模糊，不知她到底长成什么样子了。想得不行了，有一天我认了湘潭战友王冬生的儿子王湘麟为干儿子。从此每年给他给红包，有时候还送他上学。他如今已是中学外语老师，很孝顺，像真儿子一样，结婚后还带着孩子媳妇来拜年，从未间断过。我2012年回大陆定居时他还痛哭流涕，舍不得啊，我当时刚好有相机，本来是留张合影，却刚好记录了他还在抹眼泪的瞬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老兵断绝了回大陆的念想，干脆花钱及时行乐，热衷于找临时性的女人陪伴，喝酒，赌博，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有没有明天。也有幸运的，被台湾当地的女人看上结婚生子，但这种人是少之又少。有个战友叫吴家龙的，很节俭，因为家里有媳妇和孩子啊，所有的钱用布包着，一分也舍不得用；好吃的也用纸裹着藏起来，结果家里来了很多老鼠。等到死后几天被发现时，他的两只耳朵早被老鼠咬没了。他大陆妻子和女儿来台领取他的遗产，仅钱就达400多万台币。这样节俭的老兵很多，都在内心深处守着一个回家的梦，都是为将来有朝一日回家后养家尽孝做准备的。

随着年岁的增加，我经常梦见死，也会看见死去的爷爷奶奶、母亲以前的样子，醒来后想到自己也有那么一天，十分害怕。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却被剥夺了和亲人朝夕相处的权利，内心不甘啊。这个过程中，我想到过全梅是否改嫁？人生有些事，错过一时就错过一世了。可是我又心里希望她过得好些，希望有人关心她，可是内心马上有另外一个我站出来坚决反对。难受得很的时候，我会走到安静的地方，悄悄念一念全梅的名字，想一想她的样子。最后内心总算安定下来，以我对全梅的了解，她是一个很有品行的女人。靠着这种信念，维系着我有些绝望的生活。

生和死，走和留，都由不得人选择啊。

退伍以后，我们可以收听收音机了。1979年元旦，我第一次听到大陆广播，内容是《告台湾同胞书》。广播里说即日起停止炮轰金门，并呼吁两岸尽快实现通邮通行；大陆欢迎台湾同胞回家；现在回家很方便了，有火车，还报了北京到很多大城市的铁路线名字。当时我激动得啊，跑到外面就去买了1973年10月出版的地图，就是这张，我一直带在身边快30年了。一看地图，果真那时大陆很多地方通了火车。蒙古当时都还在中国版图境内。回到家我又让战友在地图上找他们的老家，大家那个兴奋哦，喝酒啊，摔碗啊，回家的念头又死灰复燃了。

从此之后，每到夜晚，我们就在地图上画一个圈，而这些圆圈连在一起，就是一副副我们回家的路线图。

大家抑制不住高兴，将这消息悄悄奔走相告。

对于我们这些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兵来说，回家，就是天大的事。

终于回到了阔别41年的故士

我们老兵一直感谢一个叫姜思章的人，他是舟山人，13岁那年，也就是1950年，汤恩伯从浙江舟山撤离大陆的时候，被做壮丁抓来台湾，后来是老兵促进会的负责人。1987年5月10日母亲节，他带领促进会的老兵集体上街游行、请愿，要求当局开放回大陆探亲。他们穿着“想家”的衣服上台去唱上世纪30年代的《母亲你在何方》：雁阵儿飞来飞去，白云里经过那万里。可曾看仔细雁儿呀我想问你，我的母亲可有消息？秋风哪吹得枫叶乱飘荡，嘘寒呀问暖缺少那亲娘？母亲呀我要问你天涯茫茫你在何方？明知那黄泉难归，我们仍在痴心等带温暖永远难忘记……母亲呀我真想你……恨不能够时光倒移 ……会上还散发了传单，一张是《我们已经沉默四十年了》，上面写道“我们已经沉默了40年，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不得而知，我们要求，如果是生,让我们回去献上一杯茶，如果是死,让我们回去献上一柱香……”还有一份传单是《条条大路通故乡》，上面印有回各省的路线。这次游行得到了很多社会人士和团体的支持，也引发了高层的关注。台湾红十字会为“少小离家老大回”活动准备了10万份表格，在半个月内就被“荣民”们抢领一空。在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通过了《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并于当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激动得几个通夜睡不着，互相邀约喝酒，又唱又跳，通宵达旦。只有很少的人不愿回家，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无颜见江东父老；或者家里没有了亲人，就断了回家念头。至此，返乡的台湾老兵如同开闸后的洪水，开始大潮般涌向大陆。

我则回到那间16平米的家，跪在床上一连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永顺的弟弟刘禄茂，一封给我岳父陈子林。我在信里汇报了我在台湾的生活情况，并表达了对他们的想念之情。我大脑里自始至终记得那两个地址：永顺县瑞垭乡柯溪村，大庸县温塘乡温塘村。为防信落不到亲人手里，我在写给永顺的信封上，将父亲、叔叔、婶婶、姑姑、侄子、外甥名字全写上，就怕老一辈都不在了，这样写，总会还有人看得到。我托一个叙浦的战友肖守俭带回大陆。我还留了我在台湾的地址和电话号码：002-86-744-8220150。一个月后，那天是1988年3月1日，我终于接到弟弟托我战友带来的一封信，其中里面有句话至今记得：“你可想到嫂嫂守节真心哺育一家人的辛苦吗？……嫂嫂至今未见风吹草动……”当我看到这几行字时，眼泪喷薄而出！“未见风吹草动”，说明全梅一直等着我的，还是我的人！我的家还在！那晚，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喝醉了酒，一觉睡到大天亮。

没多久，政府批准我回大陆探亲。根据战友的引导，我到京都旅行社找一个叫黄仁贤的老总办了回乡证。1988年12月1日，我终于踏上回大陆的旅途：先坐飞机至香港，住一晚办回头签证；第二天坐火车到广州，再住一晚；第四天到怀化，再住一晚；这时给女儿女婿拍了电报，告诉他们我回大庸的时间和消息。12月6日下午6点左右，天都有点黑了，我坐火车抵达大庸北站（原张家界火车站）。那几天我内心又焦急又害怕，焦急是路途太远，老到不了终点站，恨不能马上见到全梅和女儿；害怕的也是见到她们后，情况会是怎么样？内心七上八下的，晚上觉都睡不着。饭也没心思吃，五天只吃6个馒头，兴奋、不安，又浮想连翩。

我是最后一个走下火车的。远远地看到人群都往车站外走，唯独一对年轻人站在火车站出口不动。这时见那个漂亮的女子上前来喊了一声“爸爸！爸爸！”我不敢相信这是我女儿！她上来帮我拎包时，我没有给她，因为我实在转不过弯来，当初那个只有六个月大的女孩子竟长成了这么大的人了？！当时我背一包提一包，都是从台湾给家人买的衣服、鞋子、手表等。我所在地方花莲盛产黄金，200多年前被西班牙人发现，一直在开采，金子很便宜。八十年代初我就攒钱，悄悄给全梅买了手镯、耳环、项链、戒指，给女儿买了手镯和项链，这次也带了回来。这时旁边一个年轻男子（后来我知道是我女婿黎祖鑫）拿出我写给我岳父的信和我寄给我弟弟的照片时，我才确信，眼前这对年轻人就是我朝思暮想的亲人，是我的女儿女婿，我扔下包，紧紧地抱着女儿痛哭失声。我埋藏了41的思念和39年的绝望终于化作幸福的泪水打湿了我的衣襟……

当晚，女儿和女婿将我用车接到永定区三家馆乡议事坡。我离家越近心里越紧张。当走进屋看到全梅的那一刻，我一眼就认出了，还是当年的样子，只是老多了，那根粗粗的大辫子换成了稀稀落落的白发贴在头上。看得出她也很激动，眼泪水在眼里打转，手不停抖动，嘴巴哆哆嗦嗦，想要说却说不出口。最后我们都冲过去抱着对方嚎啕大哭，把40多年的朝思暮想、心酸委屈都哭出来了。 

女婿很孝顺，给我杀了只鸡用土罐炖着。一尝，这才是家乡的味道！那刻，眼泪就像断线似的往下掉。当晚全梅给我烧水洗澡，给我换上了她做的棉鞋，棉鞋里面还垫了双绣有凤凰的鞋垫。熟悉的稻草，熟悉的人，熟悉的气息，真好！我告诉你一件事啊！我离开家几十年，常常睡觉做梦都在想着回家的场景，各种回家的方式都梦过，有时候梦啊梦啊，梦到回到家什么都没变，就是看不见一个亲人，就在梦里面喊着哭出来。我几十年一直在做这样的梦。那晚我又开始做那个梦了，又哭啊！全梅把我喊醒了，一看，原来我就睡在全梅的身边，说也奇怪，自从那一次，我就再也没做过回家的梦。 

第二天我就和全梅去看她两个弟弟。在我不在家的日子，是他们帮助我撑起了这个家。我离家不久，全梅就带着一大家回娘家住，直到后来弟弟妹妹成家立业。听全梅说，在文革期间，由于我这个“海外”关系，女儿虽然有文化，被推荐两次也没能当成民办教师；女婿本可以年轻有为，但也因我这个海外关系被组织知道不启用他。而全梅自己，她母亲要算命先生给她算了10多次命，每个先生给我拆字时都说我“命起不起四柱”，不在人世了，全梅可以再嫁个好男子，但都被她拒绝了。她性子刚烈，父母拗不过她。60年代初，国家困难，队里将细糠分给成份好的，而全梅却只分得粗糠。她将粗糠背回家用锅背焦再用碓码碓碎，扯来山上的木瓜籽和在一起揉成面，结果一家人吃了大便都拉不出来。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全梅为我养大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个女儿，为我父亲尽孝送终，我一辈子都亏欠她啊！

接着去了我自己在柯溪的老家。那条在我当年看起来很宽的村路原来是那么窄，我家的祖屋如今虽然还长着椿树，但树干都快枯了，树丫上的鸟窝也已是“人去楼空”。好在这次我见到了很多家人，弟弟妹妹弟媳妹夫，还有了几个侄儿侄女，他们高兴得又哭又跳。当年送我当壮丁的叔叔以及父亲都不在人世了。我被抓壮丁后，父亲一直为没能挣钱为我买免抓壮丁而愧疚，因此常被噩梦惊醒，60多岁就去世了。我带一家人去祭奠父母亲，在一个山坡上看到两个小土堆，那里面就埋着我朝思暮想的亲人哪！如今是我在地上，父母却在天上啊！我这个不孝的儿子，我整整迟了四十一年才返乡啊，迟了四十一年呐！人生有几个四十一年！因为战争，多少人不能尽孝道！古话说“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我不是不懂孝道，而是没办法啊！除了愧疚还是愧疚，那天我在坟前跪了很久，也与父母讲了很久的话，天黑才回家。

附近的乡亲都跑来看我。儿时一起长大玩抓鸟的伙伴已经没剩几个人，大都行走不便。有些人拄着拐杖来看我，面容已认不出，名字也喊不出来，真正体会到什么是“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有的托子女来看我，他们好奇地围着我说台湾同胞回来了真不容易。我哪是什么台湾人，我是本地人啊！

那两个月我吃着家乡饭菜，穿着全梅做的布鞋，村里到处转转，非常幸福，那感觉，是我一生之中最宝贵的时光。但是台湾政府有规定，在大陆的签证两个月到期，如果在大陆定居或办有大陆户籍，所有的月退金都要取消。到期后，我不得不依依不舍地返回台湾。

回台后，我发现很多老兵带回了家乡的泥土，有的达四五公斤。他们把这些泥土用来在窗台种花，以纪念他们的老家，而更多的是带了“大陆新娘”回来。他们和新娘子之间的年龄相距也非常之大，有的差30岁，有的甚至相差50岁。我居住的退舍曾经最多的时候住过几百位大陆新娘，后来索性被人称为是“大陆新娘村”。虽然知道她们大多是为了钱，但相比孤独冷清，老兵们还是愿意相信这是福分。也有老兵回家探亲遇到心寒的事，四川达县有个老兵，参加过抗日，得过五个勋章，回趟老家后便再也不回了，原因是他所有亲人都死了，只剩一个侄儿。他将自己几十年存下来的积蓄都拿出来给他订婚娶媳妇，结果侄儿在钱到手后，不准他抽烟喝酒，当没钱再给他时还被侄儿痛打了一顿。我在黄花机场碰到他时，他给我讲得眼泪都出来了，发誓不回家了。还有桑植的三个老兵，我们一起返台时在长沙黄花机场遇见，其中两个有后人送别，行李中有很多亲人送的礼物。但有一个战友因为回家时没钱，家里人不欢迎他，更没人送他，行李还是干瘪瘪地去干瘪瘪地回，胸前还孤零零地挂着一个水壶。这些都是令探亲老兵们最伤心的事，钱成了衡量亲情的一个法码。如今这些老兵大都八九十岁，生病无人问无人管，处境十分凄凉。有个河南遂平的老兵叫李玉川，没有回家，但在80岁时与一个台湾的女人结了婚，那女人也是冲着他的养老金去的。根据相关规定，和老兵结婚达到6年的女人，可以享受到其夫的一半退休金待遇。这女人在李玉川有病时偶尔来看看，甜言蜜语的，最后骗尽他300多万台币后就跑了。想当年李玉川也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如今落到被人欺骗被人抛弃的境地，他感到羞辱啊，就上吊自杀了。这种情况现在还不少，老兵大概还剩近2000人，需要有个女人帮忙洗衣、做饭、住院打点滴提瓶子，她们被称为“收尸队”，年龄30-40，专门只等老兵死，有的甚至同时和三、四个老兵相好，为的就是好得到老兵的所有积蓄和财产。还有些老兵户籍卡上写上同乡的名字作为紧急联络人，便于弥留之际交代后事，有些要求进军人公墓，有些则要求等自己死后一定将骨灰送回老家，找谁谁谁，葬在哪里，好叶落归根，魂归故里。有个台湾老兵，过世后骨灰被存在台湾，但是他生前曾求助多人将自己的骨灰带回上海老家，但是没有结果。后来有个叫冯冯的帮忙查询，才终于找到他在上海的亲属，那个儿子听到后好高兴啊，可一听父亲已亡，便打消了去台湾的念头，如今都不知道这位老兵的骨灰是否得以返回老家。

从1988年开始，我每年会回家住两个月，除了1994年我胃癌回台湾开刀中间间断过一年，其他是按计划进行，雷打不动。我愧欠他们41年，再不能浪费时间。我和全梅很珍惜这些日子，常回永顺老家。那时大陆交通便捷，农村也实行土地责任制了，不搞阶级斗争了，富裕了太平了，但我家里还住在乡下，不是很富裕。于是我回台湾后又继续给别人打工，重操旧业养鸡，加上每月4000多元退休金，这样先后为家人攒了100多万元，给全梅和女儿在城里修了3次房子，给三个甥买了三套房子、三部车子，以弥补多年来对他们的亏欠。

我很留念这样的生活。现在在大庸（现改名张家界）的西门溪街上修了五层楼房。2008年，家乡亲人送来一只鸡。我给鸡喂白菜叶子时，因蹲的时间太久，结果站起来时晕倒了，腿受了伤。我原来每个月领取的生活费约5000元人民币，现在我腿脚不方便了，2012年就委托京都旅行社那个姓黄的老总代替我办了一切手续，退还了台胞证、身份证、护照等一切证件，一次性领了两年的工资，从2014年开始就不再去台湾，也就没有任何待遇了。

我打仗打怕了，现在喜欢清静，住在这儿很悠闲自在。跟老伴以及女儿女婿外甥住在一起，四世同堂。晚辈们都很孝顺，这些衣服鞋子都是他们买的。我腿脚不方便，他们常推我到澧水河堤上晒太阳。三个外甥都有好工作、好生活。城市也建得很漂亮，很干净，是全国的卫生城市，治安也很好，有很多外国人来这里旅游。当地政府知道情况后也很关心我，领导还来看望我。

我这一生又苦又幸，苦的是被抓壮丁，妻离子散，在台湾饱受孤独绝望；幸的是，和其他老兵相比，我从战场上活了下来，还能从台湾回家探亲，还能见到等我41年的妻子，尤其是现在还能在家乡安享晚年，我很知足。还是那句古话讲得好：“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

我终于明白“时来运转”“福从天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什么意思。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老伴上个月初二走了（陈全梅于2014年12月21日去世。老人落下了泪水）。

这是我和全梅1988年在黄狮寨照的合影；这是2011年照的全家福；这张照片，是全梅在给我做鞋垫。她没事时就喜欢做这个，从我离开家的1947年开始，每一年给我纳一双布鞋和一双鞋垫。这鞋底纳得很细密、干净、整齐，鞋面样子也好看，还有棉布鞋呢。鞋垫绣花也和一般女人不一样，总共有41双，放在箱子里的，前几年发现有10多双被虫吃了就丢了，现在还剩20多双。她还会纺棉花，为我做了衣服。如果当初在台湾时能收到这些多好啊！

这些是我给她买的手链、戒指、手镯和项链，她走时我要给她带走，可她执意要留给我做个念想。咦，她走了还是用这些小东西缠着我，怕是想套住我的。

我把她送回了永顺的柯溪祖坟。我老后，就可以和她永远在一起了。

结语：这是一个台湾老兵与祖国大陆隔海相望，与亲人生离死别将近半个世纪的隐隐作痛的回忆。一百六十万人，就有数倍于一百六十万个悲欢离合的悲凉故事。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战争史，一曲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沉浮悲歌。他们经历了战火硝烟，经历了战后作为“外省人”在台湾的艰难谋生，经历了骨肉分离的生命悲剧。如今六十五年过去了，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们怀着深深的遗憾饱经沧桑地老去，有的依然瘫躺在床上被疾病和孤独折磨，而这巨大的家国之痛，却随着他们的血脉，还将在子孙身上无尽地传承下去。

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从来没有好的战争，也不存在坏的和平。硝烟散尽于历史的天空后，世人方知，活着，原来为的就是相聚，为的是骨肉不再分离。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悲伤可以忘记，爱恨可以放下，无论怎样的沧桑与悲凉，都会在春天到来时终结。

愿时光不老，愿人间安好。

                    2014年11月25日初稿

                    2018年8月22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