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灰里的留白

郭文德

“前天伊（杨二嫂）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

鲁迅的小说《故乡》中有这么一段描述，百年后仍无定论。

发现者杨二嫂的嫌疑很大。她之前顺走过母亲的一副手套，而发现碗碟这次，“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飞也似的跑了”。但闰土，也未必完全清白。因没吃过午饭，母亲“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至少是去过现场。

《故乡》发表，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了。我读这部作品，也已经四十年有余。但近日重读，忽然有一种感慨，鲁迅为啥没给自己的好友闰土，还一个清白？

从感性上说，鲁迅是不喜欢杨二嫂的。文章前后，对其尖酸刻薄都写得很生动。“圆规”一样的姿势，处处招人厌的讲话方式让鲁迅反感——“亏伊装着这么高低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字词里无不透着否定。在“爱憎分明”的情况下，读者很容易认为，是杨二嫂在给老实厚道的闰土栽赃。因为她对灰堆的“侦察”显得刻意，仿佛是知道里边有东西才去掏的。而因为草灰意外要被运走，当然得贼喊捉贼，嫁祸闰土。虽然带不走碗碟，但因为揭发有功，理直气壮顺走了一个狗气杀。

而反观闰土，性格老实隐忍，且对主家有旧时情谊，不太可能偷窃。“下午，他捡好了几件东西：两条长桌，四个椅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抬称。他又要所有的草灰（我们这里煮饭是烧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待我们启程的时候，他用船来载去。”如果是想要碗碟，那么来船时一块拉着好了。因为“母亲对我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在这样的情势下，老实巴交的闰土还选择去偷吗？再加进几个碗碟又何妨？且九天后主人才搬走，这个时候碗碟正用着呢，不好埋藏的。此处作者明显给出了暗示：闰土没有“作案”的动机。

原本活泼健壮的闰土，变得沉默木讷，这种转变是鲁迅最为深刻的“意难平”。而“闰土”这个人物，曾被郁达夫先生评价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典型的农民形象之一。日本汉学家竹内好先生评价说，《故乡》是鲁迅文学中“绝望与希望”的典型体现。小说结尾“路”的哲理性收束，正是这种坎坷长路中微弱希望的隐喻。包括“我”鼓励侄子宏儿与闰土的儿子水生结伴，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澄清：“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

然而，有关草木灰里这段公案，以了无定论的形式匆匆了结，也许是一种有意的留白。

比如让人生厌的杨二嫂，是不是也会被无端猜忌而导致“蒙冤”呢？作为老街坊，帮着防范一下外人，也不算过分，况且杨二嫂又是一个好事之人。所以，这段底层人之间的提防，恰恰展现了旧社会乡土中国的凋敝，更揭示了人性的异化，人与人之间不该有的隔膜。

《故乡》对于这个细节的阐述，揭露市侩者的自私，以及底层民众信任的崩塌。鲁迅并没有揭露谜底，却暗暗地展现了群体心理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相反，如果真的揭晓答案，就剪掉了小说飞翔的翅膀，也太便宜了始终想着刨根问底的读者。朦胧是一种美感，留白是一种空间。到底谁偷走了碗碟，鲁迅先生只负责出题，答案自己选，他只在天堂笑。

当代著名作家毕飞宇先生曾在演讲《什么是故乡》中谈到这段设计，大家非常期待他能给出一个确切答案。没想到，如此一位大家给出的却是“不好说”——“那十几个碗碟究竟是被谁埋起来的？是‘圆规’干的还是闰土干的？那就不好说了。我只想说，一个短篇，如此圆满，还能留下这样一个悬念，实在是回味无穷的。”果然是贵人言少，沉默是金。

其实，在鲁迅的笔下，关于“偷”的段子不少。如《孔乙己》中读书人的“窃书不算偷”，《社戏》中孩子们偷六一公公的罗汉豆。这些行为的情景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在这个草灰中的留白里，鲁迅先生却用一种有意的“退让”，留下了关于人性是非的悬念。所谓经典，在于读之有味，似乎可以随地复活。如同人的体温，不感觉凉，也不至于发烧，一直具备生命的温度。或许，草灰之中只有“留白”而无真正的“清白”，恰恰就是真相。

（原载《齐鲁晚报》2025年8月27日）

       作者简介：郭文德，笔名末文，山东莱芜人。山东省作协会员。山东省作家高研班学员。著有长篇小说《哭泣的枣树》（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多次在《山东文学》《时代文学》《当代小说》《青岛文学》《胶东文学》《大众日报》《齐鲁晚报》《济南日报》等媒体发表散文、小说。曾获首届全国吴伯箫散文奖、山东省作协剧本创作奖。